<h3>我的這篇《一個民辦教師的苦樂生涯》，已被四川省社會科學院當代史研究所2018年第1期入選，(原稿)</h3> <h3>(因這是作為文史資料投稿的原稿，所寫內容全是親身經歷，不加議論，文中姓名也全是真名，只是因年代久遠，可能文中涉及的個別人史實略有出入，若相關同事看后有更正或補充電話告知。另外投稿因篇幅限制，只能7千字以內，故此原稿將壓縮一半，我不舍這些細致描述，故以美篇形式留存！作者留言)</h3> <h3>據(jù)資料統(tǒng)計，1977年全國民辦教師的人數(shù)多達491萬， 1990年減少到280萬，1992年8月，國家又下發(fā)了《關于進一步改善和加強民辦教師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提出了解決民辦教師問題的“關、轉、招、辭、退”五字方針，到2000年，民辦教師已經逐漸退出了講臺。在那漫長的歷史年代，民師曾擔當了中國廣大鄉(xiāng)村基礎教育的主力軍、鋪路石，他們不應該被遺忘。有幸的是，我也曾經是他們中間的一員，愿意把民師生涯的酸甜苦辣，留給后人來品評。</h3><div><br></div> <h3>一、初識民師</h3><div> </div><div>1957年秋，我上小學一年級，因家離街上只有1華里多，就讀于當時的崇慶縣安阜小學。那是全鄉(xiāng)唯一一所公立完全小學，分初小和高小，各個年級都有兩個班，教我們的老師全是公辦教師。到上二年級時，我們的唱歌老師換成了張國平，一個十幾歲中等身材的年青小伙，聽說他是民辦教師，但我們很喜歡他教唱的民歌，至今我都還能哼上幾句。期中時，又來了一個教朝會的年青女教師徐素秋，聽說她也是民辦教師。當時正大講“三面紅旗”，我們小學生的胸前佩了一個小長形的布標，上面印著小八路，在操揚操練隊形，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時，將“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改成了“小八路軍人個個要牢記”。其中，有一支大哥哥大姐姐的隊伍，用鋤頭當槍扛在肩上，雄赳赳氣昂昂地在操場上操煉，聽說那是民中的大哥哥大姐姐，領隊的是青年女教師叫李淑全，也是民辦教師，他們的教室是搭在操場邊上的幾間草房。這使我初步知道了教師也有公辦和民辦的區(qū)別。</div><div> 1961年秋，初小畢業(yè)，要升高一，即現(xiàn)在的小學五年級。由于困難時期國家的財力、物力不足，師資和校舍嚴重欠缺，所以要全鄉(xiāng)統(tǒng)考才能進入高一，上完初小的學生都集中到完小來考試。這時，我又知道了除安阜場的小學外，下邊還有幾所小學：過東平橋的涌泉寺，靠羊馬的赤腳堂，羊馬河邊的徐家祠，江源邊緣的張庵子，靠大劃的余家庵。這些地方離安阜場都較遠，為了幼小孩子的就近入學，加之完小的校舍也招不了那么多人，所以就在這些地方開辦了小學，校舍用的是解放時遺留的廟宇、祠堂，師資就是民辦教師。這些初小學生到安阜小學來統(tǒng)考，升入高小的機率就比我們在完小讀的機率小得多。</div> <h3>二、書記推薦</h3><div><br></div><div> 1966年5月，我們已舉行了畢業(yè)考試，我考得很好，正在盤算著考什么中專，可還未來得及舉行升學考試，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高考廢除了，中考也被廢除了，我們不能升學，繼續(xù)留在三江初中參加文化大革命。直至1968年底，才以回鄉(xiāng)青年的身份告別了母校。</div><div> 回到家鄉(xiāng)，農村也同樣在經歷著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白天，農業(yè)生產搞“溝端路直樹成行，條田機耕新農莊”，作為回鄉(xiāng)青年的我，體力不如一直在農村勞動的同齡人，但我還是硬著頭皮咬緊牙關，與其他姑娘一樣去干重體力勞動，挑土肩膀磨破了皮，抬夯手心磨出了血泡，也從來不叫一聲苦，我想，別人能做的事我一定能做。晚上，在生產隊的公房組織社員們學習，主要就是讀報紙，當時我們生產隊有一個高66級畢業(yè)的去參軍了，下來就數(shù)我的文化最高，讀報的差事自然就是我了，我讀得很流利，有時一些深奧的詞語還要給社員們解釋。我的這些表現(xiàn)，被時任大隊副書記的陳澤淵、地鄰上叫六哥的看在眼里，覺得我干活不怕苦不怕累又有文化，就推薦我到大隊去作記錄員。</div> <h3>照片正中的就是當年的書記陳澤淵，現(xiàn)已八十多歲，這是一五年老生產隊團年與他合影！</h3> <h3>1969年的中國，大隊、公社乃至縣上都愛舉辦各類學習班，名為學習班，實際是將當時認為所謂有問題的人叫來交待問題。如我們大隊當時的學習班的成員：一類是有政治歷史問題的，嚴佩玉嫁給一個富農份子何銳，她的前夫是西河那邊中和的人，曾是舊軍官，就說她歷史不清白；劉益成在1950年解放軍川西平叛時，說他扛起機關槍在筆架山準備打解放軍；張孟石解放前當過憲兵，也要他交待清楚。還有一類就是“投機倒把”分子，如趙安國到彭縣去買葉子煙回崇慶縣賣，賺取了差價就稱為牟取暴利多少錢；張淑華自已用鐵絲纏上膠線，做成蚊帳鉤去賣也要交待清楚……大隊干部審問他們，我就在旁邊作記錄整理，我盡量將字跡書寫工整，以便于學習班成員和大隊干部辯認。完了再念給他們聽，聽后覺得是按交待的事實寫的，再讓這些學習班成員簽上姓名，蓋上手印，存作檔案。當時，我們大隊兩個書記，正書記是3隊的50多歲的席子清，大家叫他席大爺，副書記就是我隊的陳澤淵。兩個書記見我記錄的材料語句通順，字跡工整，很是滿意。后來，他們下生產隊開會也讓我去作記錄。</h3><div>我們大隊地處安阜公社的中心，全公社分8個大隊，我們5大隊的10個生產小隊都圍繞著安阜場，我未當民師時的小學設在大隊部，而大隊部設在四隊以前做顆粒肥的肥料廠。在很簡陋的幾間破房子里，拿出一間辦了一個民辦班，教師張惠英是五十年代末響應國家國號召初中未畢業(yè)就回鄉(xiāng)支援農業(yè)第一線的，她結婚后戶口遷到男家，后來又有了孩子就辭退了。大隊又重新挑選了一名女教師，王祝群是65級的初中畢業(yè)生，校址依然是在離安阜場1里多路的肥料廠里。</div><div>隨著時代發(fā)展和人口增加，各公社要招辦初中班，安阜場的公辦小學已不再招收小學初一的新生了，各大隊的學齡兒童各大隊招收。經兩個書記研究決定，讓我去任大隊的民辦教師，工資待遇是全年200元，糧食是生產隊分基本口糧，與我隊社員工分加投資的分配一視同仁。我聽后心情無比激動，自己能當老師了，雖然民辦教師與公辦教師的地位和待遇有著天淵之別，但與當時純粹的農民相比，地位和待遇就算很優(yōu)越了。</div><div>當時，我們大隊各生產隊工分勞動值差距很大，10分為1個勞動日，最低的如地處安阜場的10隊才3角1個勞動日，最高的數(shù)我們生產隊，1元錢1個勞動日，也是全公社勞動日最高的。這當然得益于當時的生產隊長陳澤漢（地鄰上我叫他大哥），他勤勞吃苦，帶領社員們起早貪黑的干活，別的生產隊的秧子薅兩遍，我隊要薅三遍，麥子、菜子的施肥次數(shù)也比別的隊多，另外，還種川芎、大麻等經濟作物，稍微農閑就鏟草皮、割青肥等，幾乎沒有閑耍的時間。這樣，我們隊的莊稼就明顯比附近生產隊的莊稼長勢好，產量高，所以才創(chuàng)造了全公社1元錢1個勞動日的紀錄。然而，盡管是1元錢1個的勞動日，生產隊到每年10月31日決算時，也是只有少數(shù)人進社。一家要有幾個強壯勤勞的男子漢，全勞力掙工分再加上有投資(豬糞、雞糞)，才有可能在年終決算時全家進社2、3百元。絕大部分孩子多、勞力少、投資少的社員都是欠社(工分折算成錢，加上投資折算成錢，減去自已分得糧食和其它農副產品折算成錢)。所以，現(xiàn)在我能去當上一名民辦教師，也算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div> <h3>這是我老生產隊唯一遺留至今的部份公房，當年這里是生產隊喂牛的地方，也是社員們學習和開會的地方！</h3> <h3>三、初任民師</h3><div><br></div><div>我初任民師是1970年1月，(那年是春季招生)我們大隊10個生產隊滿7歲的學齡兒童就達7、80人，只招收了65人。大隊部的破房子，實在裝不下兩個班的學生，就只得將這兩個班寄居在安阜的公辦學校。安阜的公辦學校即以前的安阜小學，當時各公社辦了初中班，讀初中已不再到三江或城關上初中了，故以前的公社完小就逐步升級成了初中。那年的安阜小學已開始演變成安阜中學和小學的混合體，其中有公辦中學、民辦中學，公辦小學、民辦小學。我教的一年級，王祝群教的二年級，這兩個班是民辦班，三年級以上都是雙班，是公辦班。公辦班桌凳齊全，學額在50人左右，教師工資國家發(fā)，最低的接近30元，高的有40多元，辦公費由國家撥。</div> <h3>初任民師時</h3> <h3>我們兩個民辦班是寄人籬下，公辦學校只借教室給我們，桌凳要自已解決。大隊干部就把隊部開會時坐的幾根長條凳給我作課桌，一根寬只有5、6寸，長不足5米的長條凳，就是10多個學生的課桌，學生自帶小板凳，長短高矮參差不齊。一面帶木架子的破舊黑板，是向公辦學校借的。辦公費是全年一個班20元，包含買教本、粉筆、紅藍墨水、備課本等，以及打掃衛(wèi)生的掃帚和鴛篼。由于辦公費太少，我和王祝群就去“順”公辦的粉筆，那時管后勤的是一個50多歲的老頭曾老師，我們一個給他聊天分散他的注意力，另一個就拿幾盒粉筆。另外，還讓學生自帶掃帚掃地，就這樣來彌補辦公費的不足。</h3><div> 當年的民師任教，就是一支粉筆一本書 ，根本就沒有什么教學參考資料，教師也未受過什么正規(guī)訓練，全憑自已掌握的知識進行教學，至于教學方法也是全憑在教學中摸索。我教的一年級學生沒有受過學前教育，大部份孩子數(shù)數(shù)都不會，幾乎是一張白紙，排隊要一個一個的拉。數(shù)學那時還叫算術，只有先教數(shù)數(shù)，再教書寫，需要手把手的教，如有的學生寫2和3的數(shù)字時特難教，2寫到上半部就在往右拉，只得握住他的小手硬拖，寫3也是寫到中間就亂彎，將3字寫來趴倒，讓你哭笑不得。至于教學方法一是在實踐中摸索，二就是回憶我讀小學時老師是怎么樣教的。我有一個閨密叫陳素華，她父親是中學教師，家里有好多藏書，我讓她幫我找一本關于教學方面的書籍，結果她給我找到一本蘇聯(lián)教育家伊·安·凱洛夫的《教育學》，讓我如獲至寶，反復閱讀。在教學中以姿式助說話，循循善誘，將老式的“組、復、新、鞏、布”的五步教學法用于教學中。我還自制教具，如剪一些花朵、小鳥來進行數(shù)學直觀教學，以吸引學生注意力，培養(yǎng)他們的學習興趣。但語文就相當困難了，1970年正值狂熱的文革時期，一年級孩子的啟蒙教育就是背《毛主席語錄》，背“老三篇”，我教一句，學生跟一句，由于學生不識字，只能讀“望天書”，但每天反復讀背，不久，學生也能背“老三篇”和好多條語錄了。</div><div>我們兩個民辦班寄居在公辦學校中，一方面要接受大隊干部的管理，另一方面還要接受公辦學校對我們的統(tǒng)一管理。那時安阜中、小學校只有三個領導，校長陳世杰，副校長高廷林，主任胡學勤，都是50歲上下，他們在文革前就任了多年領導，對教師的管理比較在行，經常不定時地對教師聽課。一天，我正給學生講“雷鋒的童年”，學生們聽得聚精會神，主任胡雪勤悄悄坐到教室后邊聽我講課，當講到雷鋒的母親被地主奸污而上吊自殺，由于我的聲情并茂，自已流了淚，學生們也鳴鳴的哭了起來。胡主任聽完課后，直夸我講得好。</div><div>兩個民辦班在公辦學校寄居了一年半，國家的春季招生只搞了一年，第二年又恢復到了秋季招生。</div> <h3>四、 新校落成</h3><div><br></div><div>1971年，大隊在安阜場西頭場囗上為我們修了新學校。新校是由10個生產隊湊錢修建，地皮也是各隊出一點，一隊一隊的挪過來的，修在公路旁靠一隊季家林的地界上，前門正對安阜場通往縣城的大路，門右側兩間鋪面為大隊代銷店，左邊兩間鋪面是大隊醫(yī)療站。不到兩畝地的大四合院，中間為院壩，左右兩邊各兩間教室，每間教室約50多平米，正中空著作為禮堂。</div><div>我們遷到了新學校，大隊還為孩子們打制了新桌凳，教室里一面大的木架子黑板，還加了一面可掛的小黑板。我教的班級已升入2年級，又新招了一個1年級，50多人，新來的民師是10隊的王俊英，她也是三江中學初66級的，因病休學后讀67級，現(xiàn)在我們就3個人教3個班。過一段時間，大隊干部看我們3個人都沒有一節(jié)空課，又安排8隊的陳玉清來任教，她是高68級的，娘家羊馬，丈夫在成都工作，已有一個孩子。當時，王祝群也已有一個孩子，嫁到太平但還未遷走。我們4個人教3個班，工作相對輕松了一點，陳玉清教了一學期后，由于在任教時愛請病假，加之教學中對孩子又比較粗暴，大隊就將她辭退了，讓1隊的高65級畢業(yè)生季克賢來任教。這也是民師的悲哀，工作不穩(wěn)定，隨時都有失業(yè)的可能! </div><div>[圖4] 1972年秋，公辦學校還是未招收一年級，公辦的小學教師一部分隨著學生升上去教初中，還有一部分就到老的民校任教。如當時1大隊的張庵子、2大隊的徐家祠、7大隊的余家庵、8大隊的王家碾，這些老民辦小學比較偏遠，都是公辦教師和民辦教師混合教。我們大隊雖然是純民師教學點，但地處安阜的中心，場鎮(zhèn)上供銷社、商店、醫(yī)院的職工子女，學校公辦教師的子女都到我們大隊入學，加上人口暴增，往年就有部分滿7歲未入學的學齡兒童，一統(tǒng)計有100多個學齡兒童，大隊就只得招收成兩個班，班額就總共有五個班了。這年，王俊英出嫁到溫江戶口要遷走，王祝群帶著孩子上課實在不方便，只有將戶囗遷到夫家太平，大隊只得又新選民師。2隊的下鄉(xiāng)知青周碧輝，7隊的下鄉(xiāng)知青方宗，10隊的徐彬，加上將教民中的季權要回來，我們5個班就有了6個教師，但只有4間教室，沒辦法只有將一個班安排在禮堂。</div><div> 說是禮堂，實際上就是只有房蓋、三面墻璧的空地方，一是供我們將幾個班孩子集中的地方，還有就是體育課孩子們有玩耍的地方，現(xiàn)在安排一個班在那里，就沒有了上體育課的地方。學校突然猛增100多個孩子，要集中開會，禮堂已不能容納5個班的近300名孩子，下課時整個學校都顯得極其擁擠，由于學校的墻壁是用漂磚砌法，墻體單薄，學生竟將教室的墻壁擠垮了一個大窟窿，幸好沒砸傷學生。面對這種窘境，大隊只得再考慮再建新校。[圖5]</div><div> 新校址選在原校址隔公路的正對面，是10隊的田，有3至4畝地，還是由10個隊來湊，一隊一隊的挪過來。其時小學實行五年制教育，大隊計劃每個年級雙班，最多時需10個教室，想用火磚砌墻壁，房頂蓋小青瓦，但又怕社員們負擔不起，故考慮墻壁用統(tǒng)沙墻，房蓋用麥草。書記就叫我們動員學生搬沙子，我校離黑石河有兩三里地，每天下午，教師們就帶著學生去運沙子，將書包里的書掏出來放到課桌上，用書包去背沙子，師生一起背，背了一兩個月，人人都為建設新學校出了一份力。</div><div> 1973年夏，我們的新學校建成了。大門也是正對公路，四合院前面兩側各兩間教室，大門對面一排四間教室，院壩左側兩間教室，共計10間教室。左側教室中還間隔了一間辦公室，拐角處修了一間大廚房，大門右側只是砌的一堵高墻，教室后邊還留了一個小操場，可以有一條長60米的跑道，不需帶著學生到大路上去跑操了。</div><div> 教師在不斷增加，自然也有去有來的，大隊有權叫某人來任教，也有權辭退某人，另外有的教師去當兵了，有的教師嫁人了，需要補充，班級增加了更需要補充。我大隊先后任過民師的有張惠英、王祝群、王俊英、陳玉清、季克賢、季權、周碧輝、方宗、徐彬、陳其、陳瓊、陳玉芬、朱瓊芳、徐惠屏、梁志芳和我共計16人，班級最多時9個班，400多個學生，教師最多時11人，甚至還辦過一年“戴帽子”的初中班。</div><div>隨著縣上教育布局的調整，安阜公社的完小先是中小學混合，再后來完全變成中學，公辦小學將全公社最大的民小徐家祠命名為中心小學；以前是中小學統(tǒng)一管理，后又中小學分家，教育局調來新領導魏玉蓮管理小學。但徐家祠地處公社邊緣地區(qū)的2大隊，作為中心完小實在不方便，1980年就將中心完小遷到我大隊，將我們的民校擴建改建，變?yōu)楣k的中心小學校。我大隊的民師全部在里面任教，但同工卻不能同酬。</div> <h3>這是我當年任民師的地方，當年的“人民公社"，現(xiàn)已改為“鄉(xiāng)"，當年為安阜公社，現(xiàn)安阜己劃入羊馬鎮(zhèn)，安阜公社則改為安阜社區(qū)，五大隊則改為雙桂村。我任教的校址還在，但房屋己面目全非，改作村上的辦工用房</h3> <h3>這是當年我大隊第二次為我們修的學校，后改建為公社的中心小學，再后來中心小學又同中學交換變作安阜中學。隨著時代的變遷，安阜劃入羊馬，加之多年來的計劃生育學嶺兒童巨減，安阜中學不好招生，并入羊馬中學，原校改作幼兒園。</h3> <h3>當年和我一同任民師的周碧輝，下鄉(xiāng)知青，79年知青大返城直接轉為公辦教師。(一五年夏于罨畫池)</h3> <h3>照片中左一，是當年和我一同任民師的方宗，下鄉(xiāng)知青，79年知青大返城直接轉為公辦教師。(一五年于桂花苑)</h3> <h3>五、全能民師</h3><div> </div><div>民師好多時候是包班教學，就是一個老師教一班（最輕松時9個班11個教師），所以要求民師要帶打帶唱，什么都會，即全能教師。 </div><div> 當時的小學開設了語文、算術、體育、唱歌、圖畫、思品6門課程，語文、算術只發(fā)了教本，沒有教學參考書，全憑自已的理解備課，教學中就模仿曾經教過我的老師來教學。體育也是回憶讀小學時是怎樣上的體育課，教學生排隊、左轉、右轉、齊步走、正步走，玩跳繩、踢毽子、滾鐵環(huán)、扔沙包等游戲，學生都是自帶玩具；跑步囿于校園太窄，根本沒有地方跑，只有將學生帶到通往季家林的大路上去跑。唱歌只有老師有歌本，我就將歌曲用毛筆抄到一張16開的大白紙上，掛到前邊的大黑板上教。歌曲必須先自已會唱，幸好我的初中音樂老師張家俊是部隊文工團轉業(yè)的，上初中音樂課時教了一些簡譜知識，我就用那半生不熟的簡譜知識來學唱歌。由于時間有限，我不光要教書，還要干些農活和家務，因此唱歌備課主要是早晨。每天一大早，母親出去干農活，我就負責煮豬食子，一大鍋豬草要煮很長時間，我就邊燒火邊看著歌本，在腿上敲打著節(jié)拍練習，這樣反復揣摸試唱，學會了再去教學生。圖畫課還輕松點，我上初中時美術比較好，那時教圖畫也很不規(guī)范，有時先將要畫的內容畫在小黑板上，提到教室里讓同學照著畫，有時則自己在教室的大黑板前，臨時讓學生同步跟著畫。有的老師自已不會畫，就讓我給她們畫在小黑板上，她們提著進教室讓學生照著畫，或者干脆就讓學生做語文或算術作業(yè)。算術開設了珠算課，我們就自制教學算盤。季克賢老師去請木匠打了一個大算盤框，又請一個木匠師傅幫忙車算盤珠子，我們則到供銷社的屠宰場去撿豬鬃毛，買回鐵絲，大家動手穿珠子，做成一個教學大算盤。那時，愛搞文娛表演，全公社的學生匯演節(jié)目還要打分評獎，我在這方面的天賦要差一些，就發(fā)動有文娛細胞的學生家長來當導演，結果在全公社的文娛節(jié)目表演評比中，我班還獲了一等獎。</div><div> 七十年代的小學實行五年制教學，初高中兩年制，小學升初中由以往的考試錄取，逐步過渡到小學直升初中，而各公社辦初中還要加“戴帽子”高中，各大隊辦小學還要加“戴帽子”初中。我們大隊的季權以前是教民中的，就抽調去教公社的“戴帽子”高中，我和方宗就教大隊的“戴帽子”初中，我教數(shù)學和英語，方宗教語文和其它科目。我大隊的戴帽子初中辦了一年，就合到公社中學去了，我也從場西頭的民辦小學調入到場東頭的公辦中學，但身份還是民辦教師，同公辦的賈正耕老師配班，我教數(shù)學，還要教政治、歷史，并兼任中學的大隊輔導員。</div><div>除了教書外，我們還要配合各種政治運動，當公社和大隊的宣傳員，對農民進行政治教育。七十年代初，不光是要教學生背《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還要教社員們背，白天教學生，傍晚就帶領學生去各家各戶背，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1971年至1973年的“批林、批孔”運動，1975年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白天完成教學任務后，還要擔任大隊“批林、批孔”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專欄的編緝，將報紙上的文章，用毛筆抄寫在白紙上，用大字報的形式貼在校門囗的墻壁專欄上。我們的民校，實際也是大隊的大隊部，白天是教小學生的學校，晚上則是大隊開會的會場，也是我們教夜校的地方。晚上，我既是成人的掃盲教師，又是大隊的讀報員，“批林、批孔”的故事會講解員，還要擔任社員們的音樂教師，教大家齊唱《無產階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政治歌曲。有時，還要配合中心編排節(jié)目，下到生產隊宣傳演講，做到家喻戶曉，婦孺皆知。</div> <h3> 六、愛生如子</h3><div><br></div><div> 民師雖然工資微薄，地位低下，當時叫“民豁皮”，意為非正料的邊角余料，不是正規(guī)的教師，隨時都有可能再吆回去當農民。可我們對工作仍然兢兢業(yè)業(yè)，勤勤懇懇，可以說是倍加珍惜，愛生如子！</div><div> 七十年代初，物資異常匱乏，學生們用的作業(yè)本都是又黃、又黑、又硬、又粗糙的再生紙，在安阜場買要7分錢1本，但這種本子學生家長購買起來都感到困難。為了減輕家長的經濟負擔，我們四處查訪，結果一老師打聽到小東街印刷廠可以買批發(fā)價，只要4、5分錢1本，我們就派年輕老師陳其用自行車去馱，馱回來后發(fā)給學生，依然只收批發(fā)價，沒有賺取過學生一分錢。語文科開設了寫字課，這種又黑又黃的本子無法模帖，要去買能模帖的寫字本價錢較高，我就去供銷社買白大紙，一張白大紙6分錢，用麻刀裁成32開，然后我用縫紉機給學生們打成本子，發(fā)給學生時還是只收紙張錢6分1本。</div><div>對待犯了錯誤的學生，我總是用循循善誘、治病救人的態(tài)度，把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來幫助。我校地處場口，校園又窄，門囗就是大公路，下課后學生們就會跑出去玩耍。一天，有個姓羅的學生下課后出校門，跑到附近的商店去玩，發(fā)現(xiàn)店內一老年售貨員的抽屜未關，里面有錢，他以為售貨員沒有注意，就悄悄伸手去抓了一把錢，結果被售貨員逮個正著。售貨員來向我投訴，我叫他不要聲張，以免其他孩子知道，影響他以后的人生。這個孩子的父輩是富農成份，父母已亡，跟著哥嫂生活，童年己夠不幸的了，如果再將這件事公諸于眾，勢必會斷送孩子的前程。我對該生進行耐心細致的思想教育，后來這孩子很發(fā)奮，白天在學校認真學習，晚上去捉黃鱔掙錢買學習用品，后來他考上了中師(那時要成績很好的學生才能考上中專，中專先錄取，然后才高中錄取)，還當上了一名中學教師。</div><div><br></div> <h3>七、民師待遇</h3><div><br></div><div>當年的民師待遇，一般是享受當?shù)赝葎趧恿し謭蟪?，而我所在大隊則是以現(xiàn)金支付，全年工資200元。大隊給付的200元，不是用現(xiàn)金直接發(fā)給我們，而是用收取學生的學費抵扣，如我班有65名學生，每學期學費2元5角，全年為5元，65名學生全年應收375元，扣除我的工資200元，余下的175元上交大隊。大隊再將這筆錢作為科任老師的工資和我們的辦公費開支，以及學校的維修費用。我們收學費很艱難，每期開學學生報名時，學費加書本費總共只交4、5元錢，但僅有少數(shù)學生能將這幾元錢交清，絕大部份只能交一、兩元錢，甚至有相當一部份學生一分不交就來上學了，我們又不敢說學生未交錢就不準讀書。</div><div>我們是在求人讀書。如果我班上期末是65名學生，開學時尚有學生未來報名，我們就要到家里去請學生來讀書，當然不敢伸手向這樣的學生要錢。守信的家長，開學孩子未交錢還會招呼一聲，說等我某時把豬、雞或糧食賣了才交錢，到時確實會交錢來；而不守信的家長，一種是說某時交，到時不交一直拖，拖到快放假了才交；還一種就更無賴，根本不打招呼“貓起不理”，若你要問交錢的事，家長就說不讓孩子讀書。我收學費是從開學一直收到放假，每天上學就將挎包掛到前邊的黑板架上，有學生交錢就當著學生面記好帳，然后放進挎包。下課師生都到外邊去玩了，從來未防備過學生偷我挎包中的錢，不過也真從未丟過錢。就這樣一直收到期末，大隊對實在有困難的學生也會減免，但一個班只能有兩、三個名額。其余未交錢的學生就算在我們頭上，對老賴家長我們沒有辦法，如果為了收學費致使學生流失了，大隊會找我們算賬的，那我們的民師職務就不保了。沒辦法，就只當我供部份學生讀書了，所以我的工資，全年實際也只能領100多元。</div><div> 后來，隨著民師隊伍的不斷壯大，民師中的能人也在涌現(xiàn)，如在我之后來任民師的高63級畢業(yè)的季克賢，就很有頭腦。我們利用暑假學習業(yè)務一個月，他教我們的語文，高62級畢業(yè)的季權教我們的數(shù)學，所以，我大隊的各班成績在全公社的統(tǒng)考中都名列前矛。同時，他又主動與大隊干部搞好關系，在年終要給我們發(fā)工資時，就向大隊提出要求增加工資。我們的工資以原來的200元算10個月，每月為20元，后來逐步增加到21元、22元，直至23元，并以11個月算，結果全年就可以拿到253元的工資，這是當時全公社民師工資最高的大隊。</div><div>國家對民師的工資實行補貼，起初是每月5元，后來增加到每月補貼8元。記得當年領補貼時，一個叫張國平的民師提議“上會”，為了能一次領得到幾十元錢，給自已一個驚喜，也能用這幾十元錢辦一件大點的事，他組織了10個人參會，采取抓鬮的形式確定領錢的順序，我就是其中一員。</div> <h3>八、不負信任</h3><div> </div><div>七十年代初，全大隊有好多回鄉(xiāng)的高中生、初中生，大隊干部優(yōu)先選擇了我來任民師，是對我的賞識；當時的農村很苦，農民從牙縫中摳出錢來辦學，讓我來教他們的孩子，也是父老鄉(xiāng)親們對我的信任。若我不認真教學，會誤人子弟，也辜負了他們的賞識和信任，所以在我的民師生涯中，從來對工作都特別負責任，不敢有半點疏忽馬虎。</div><div> 鑒于我們5大隊學校設在安阜的場鎮(zhèn)上，而安阜中學已將原來的公辦小學校舍完全占完，公辦的中心小學不得不設到離場4、5里地的徐家祠，而我們學校地處全社腹心，從某些程度上已取代了中心小學的地位。1972年，公社要求我大隊要招收兩個1年級班，陳世杰校長將我調下來任1年級的班主任。那時中小學未分家，陳世杰是全公社中小學的校長，即后來叫的“一把手”，高廷林為副校長。當年我所教的1年級，有陳世杰的幺兒，高廷林的幺女，還有幾個公辦教師的子女，公社上有副書記李良清的幺兒，公社會計徐茂如的幺兒，還有一些公社干部的子女，另外，還有供銷社、商店、醫(yī)院的職工子女。面對這種情況，我覺得自己肩上的擔子很重，生怕自已班上的成績落在別班的后面，辜負了大家對我的信任和期望。每天，我總是第一個到校，最后一個離校，經常留下陪學生，語文的聽寫生字，算術的基礎計算，總是要一個一個過關了才準走。那時，還沒有用電燈，好多時候都是將學生留來“打麻瞎眼”(傍晚)，教室里實在看不見了，我才放學生回家。留學生實際上是留老師，我多付出那么多時間和精力，卻從未多收學生1分錢，不過，我的學生們都還挺爭氣，無論是全公社的語數(shù)統(tǒng)考，還是全公社組織的各種比賽，我班總是名列前茅。</div><div>那年冬天，縣上要召開民師代表會，全公社只有3個名額。2大隊的張永川、8大隊的王群英和我被全公社教師推舉為民師代表，我們3個背著鋪蓋卷進城，到縣政府招待所參加了為期1周的民師工作會。</div> <h3>九、教書的農民</h3><div> </div><div> 民師，除了教師身份，還有就是會教書的農民。 七十年代，對毛主席提出的“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方針貫徹得尤為徹底。無論是公辦還是民辦，全年會放兩次農忙假，一次是“雙搶”，即搶收菜子、麥子，搶種水稻，又稱大戰(zhàn)“紅五月”；還有一次就是秋收，收割水稻。這兩個農忙假的時間，分別要放10天或半月，不光是讓學生回生產隊參加勞動，還要求老師也要參加生產隊的勞動。公辦教師有時是帶學生參加勞動，有時是集體下生產隊參加勞動，而我們民師，這兩季就得回生產隊當農民。</div><div>我所在的生產隊5大隊6隊，是全公社最出名的先進隊，稱為“陳6隊”，因生產隊社員絕大多數(shù)姓陳。當時的隊長叫陳澤漢（地鄰上我叫他大哥），他的妻子高秀瓊是婦女隊長，他兩夫婦都很勤勞，一個很晚了還在鍘豬草，一個很早就起床鍘豬草或煮豬草，社員們就戲稱他們兩夫婦為“陳半夜”和“高五更”。當年的農忙假中，我就是在他兩夫婦的帶領下起早貪黑地勞動</div> <h3>他就是我們當年的生產隊長陳澤漢，現(xiàn)已八十多歲，一五年老生產隊團年時留影。</h3> <h3>照片中白發(fā)太婆就是當年帶領我們勞動的婦女隊長高秀瓊。</h3> <h3>早晨5、6點鐘(有時甚至4點過鐘)就起床，睡眼惺忪，頭不梳臉不冼的，就拿著麻刀或鐮刀出門，去干割麥子、割谷子或扯菜子等農活，有時晚上10點鐘還在田里忙著搶收搶種。我這個會教書的農民，雖然體力不如別的大姑娘小媳婦，但干各種農活的技能一點也不比她們差，什么砍麻、插秧樣樣都得行。當年我的插秧技術在生產隊可以說是拔尖的，我將初中學幾何的畫圖技術運用于插秧中，無論是窩距還是行距都擺得很均勻，對于那橫排的一字形，當插左邊第一、二窩時有意提高一點，右邊的兩窩也是，這樣橫排的一字形就會插得很平直。對于小田，只要有根直一點的田埂，我們可以無須打秧樁，靠著田埂插，同樣可以插得橫看成排側成行。因為我們隊長是“陳半夜”，“雙搶”時好些天晚上9、10點鐘了還在田里插秧，遇著天色不好，只能看見點昏昏亮，我們就只能摸著插秧，但第二天去一看，依然能橫看成排豎成行，所以，隊長若只需抽幾個人去插秧，都會調到我的。但說句實話，插秧才真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苦活，遇著大太陽天背被曬得發(fā)燙，胳膊和腿都會曬蛻一層皮，腰躬得疼來直不起身，好想仰面躺在田埂上端一端腰桿?。】梢哉f，一個農忙假完后，我的皮膚會被曬得又黑又粗糙，重新變回成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了。</h3><div><br></div> <h3>當年的農民照</h3> <h3>當年一起勞動的姑娘們</h3> <h3> 十、民師素質</h3><div><br></div><div> 無論是文化知識還是思想道德方面的素質，民師都是參差不齊的，這種現(xiàn)象則是客觀環(huán)境和條件造成的。民師的任免主要是大隊，說具體點主要看大隊書記，對民師的任免沒有具體的考核和錄用標準，大隊書記覺得這個人行就行。若大隊書記是秉公辦事的人，就會選擇各方面都較優(yōu)秀的人任民師，若大隊書記自私一點，就會選擇自已的親朋好友來任民師，對文化基礎和其它方面就不會多去考慮。</div><div> 我們大隊的民師與其它大隊的民師相比，素質算是比較高的，文化層次上有高62級、高63級畢業(yè)的老牌子高中畢業(yè)生，有老三屆學生和下鄉(xiāng)知青，有文革中畢業(yè)的高中生，還有在文革前畢業(yè)的小學畢業(yè)生。我們大隊在自已組織的暑期在職提高時，發(fā)現(xiàn)基礎知識最差的民師要數(shù)在文革中畢業(yè)的高中生，所以后期民師減員時，因她們來任教較晚，也就最先減員回家了。</div><div> 整個公社的民師在文化層次方面差異也挺大，有好多個老牌子高中畢業(yè)生，有因支援農業(yè)第一線下放回鄉(xiāng)的中專生，但絕大多數(shù)是初中生，有五十年代畢業(yè)的，六十年畢業(yè)的，七十年代畢業(yè)的，還有個別文革前在中途降過班的小學畢業(yè)生。記得，在一次全公社對民師的基礎知識進行考試時，有的教師居然不知道什么是獨體字、合體字；還有的對小學的三角形內角和定理也根本不知道。</div><div>由于文化基礎知識的差異太大，那時都是分段教學，分為1、2年級，3、4年級，5、6年級。就這樣，有的民師只教1、2年級，家長對他的意見都還挺大，主要是工作不認真，對學生的作業(yè)批改馬虎，一篇作業(yè)看都不看就只打一個鉤，或寫上一個閱字；另外，家長還反映老師的拼音發(fā)音都不對，字也教錯了，像這樣的民師確實是誤人子弟！當然，絕大多數(shù)民師都是認真對待這份工作的，有的民師的文化知識遠遠超過公辦教師，讓這樣的民師教小學真是“高射炮打蚊子——浪費人才”。</div> <h3>十一、在職提高<br><h3>七十年代中期，我大隊率先在全公社搞民師在職提高，那時，我們大隊民師人數(shù)已多達11人，文化程度也參差不齊。除了季權、季克賢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其余有5個老三屆初中生，一個66級的小學生，一個73級的初中生，兩個75級的高中生。有的人無論教那科教那個年級都行，而有的人只適合教低段，若要教高段，語文的作文和一些基礎知識自已都不行，更不要說指導學生了；高段的數(shù)學，如比較復雜的求積應用題和分數(shù)應用題，也是自已都不會做。所以，學校在安排工作時，只有因人施教，采取分段教學。<br><h3>鑒于這種狀況，我們在請示大隊后，就利用暑期自行組織學習一個月，由季權教數(shù)學，季克賢教語文。季權教的數(shù)學重點放在高段的應用題，特別是有“單位1”、“分數(shù)”和“比”混合在一起的難題；季克賢的語文輔導，重點是對字、詞、句、篇章、結構的分析，以及作文的指導。在訓練過程中，兩位老師不免要給出一些題讓大家解答。如季克賢要出一些題目讓大家寫作文，寫完交給他，他則象對學生一樣進行指導，有一高75級畢業(yè)的民師在作文中，用“成排的桉樹葉子在樹上跳躍”來形容一種歡樂的勞動場面，讓我們悄悄發(fā)笑。季權布置的數(shù)學難題，更是有好幾個人都不會做，特別是在文革中畢業(yè)的初中生和高中生。不過他們也確實不易，如七75級的高中生，66年上小學，71年小學畢業(yè)，初中兩年，高中兩年，這9年也正是轟轟烈烈的文革時期，他們當紅小兵，學工、學農、學軍，還要批判資產階級，真正認認真真坐在教室里學習文化的時間能有多少？所以，他們的基礎知識從某些程度上還不如66年畢業(yè)的小學生徐彬。通過輔導學習，我們大隊民師的文化知識提高了不少。<br><h3> 公社學校的領導得知我大隊利用暑假搞在職提高后，就對全公社民師的文化基礎知識搞了一次摸底測驗，結果有的民師不知什么叫獨體字、合體字、半包圍、全包圍結構，音譯漢、漢譯音糊里糊涂，拼音發(fā)音也發(fā)不準。公社領導就要求全公社的民師都進行在職提高，重點是拼音的基礎過關，因民師中大部份人拼音的發(fā)音都不準，至于什么三拼連讀、平舌、翹舌、邊音、鼻音、前鼻韻、后鼻韻更是如墜五里云中，領導就專門請公辦教師中拼音好的老師來，對大家像教小學生一樣地教。后來，縣教育局也對全縣的民師抓起了在職提高，分片學習提高，組織聽大課，我們安阜屬于三江片，聽課點在江源。我們離江源有十幾里路，那時經濟拮據(jù)，交通不便，我又不會騎自行車，去聽課時我們3個女民師只得一道步行，路上走的時間就要近兩個小時，為了不至于走得太疲憊，我們便采取輪流講故事的辦法，不知不覺也就到了目的地。<br><h3>七十年代后期，教育局對民師的文化知識要求進一步提高，特別是對民中教師更提出了要進行考試，合格的到縣進修校學習，學習后再去考都江教育學院。那時，我正抽調到公社中學任民中初一數(shù)學，初中生教初中，純屬抵倒吃，其他民中教師都是高中學歷。去考試肯定不認你是初中畢業(yè)還是高中畢業(yè)，統(tǒng)一考肯定會涉及高中知識，而我初中畢業(yè)已10余年，初中知識已遺忘得差不多了，高中知識更是一片空白。怎么辦？我只得硬著頭皮，請季權幫我借了一本高中數(shù)學教本自學，對那些公式啊定理啊進行死記硬背，象什么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套用當年的一句話“理解的要執(zhí)行，不理解的也要執(zhí)行”，實在太困難了就請教季權。<br><h3>更為可笑的是，有時我還自創(chuàng)方法，如對“高次方程”的分解，書上采取“拆項、并項、添項”的方法進行因式分解，季權也是這樣教我的。但我感到這樣解太復雜，我把初中數(shù)學中的“十字相乘法”用進去，再創(chuàng)成“連續(xù)十字相乘法”，將高次方程的題擺成上邊三項、下邊兩項或上邊三項、下邊三項，或上邊四項……這樣無論那種高次方程，我都可用我的這種方法解題。我象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一樣，對我的這種解題方法激動不已，并將多道題演算給季權老師看，他也覺得我的方法很簡便，但書上沒有這種方法，我和丈夫戲稱自已的解題方法為“袁氏定律”。更異想天開的的是，我居然想把這種解題方法進行推廣，我丈夫是老三屆的學生，他也幫著我做夢。我看見借的數(shù)學書的背面有編委和地址，就給人家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詳訴我的解題方法，并用2、30道不同類型的數(shù)學題來論證我的“袁氏定律”。結果信投出去，如石沉大海，杳無音訊。<br>兩個多月后，我去參加教育局的民中教師考試，地點在江源。我報考數(shù)學，考卷上就有一道對高次方程的分解，我不會用書上的拆項、并項進行分解，就用了自創(chuàng)的“連續(xù)十字相乘法”進行分解，在旁邊畫了圖，并加了注解。后來考試結果公布，我居然過關了，而好幾個教民中的老高中生還未過關呢。</h3></h3></h3></h3></h3></h3><h3><br></h3><h3>考核合格后，我有資格去崇慶縣教師進修校參加聽課了。教室好大好大，坐了密密麻麻的好多人，我坐在中間，聚精會神地聽老師講課。老師在上邊講高中的內容，什么極大值、極小值、數(shù)列、拋物線、排列組合……我聽得似懂非懂，有些地方純粹是在“坐飛機”，我第一次感受到差生聽老師講課的味道，腦殼越聽越昏沉。幸好，后來有了民師可以考中師的政策，我不須再坐著“飛機”去讀什么教育學院了。</h3> <h3>十二、可憐的娛樂</h3><div> </div><div>最初的民辦學校，連學生上體育課的地方都沒有，更談不上有什么娛樂設施了。民師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大部份學生放學后，季克賢搬一張桌子在校門口同徐彬下象棋，我們圍著當看客。有次時間已經較晚了，他們二人還在對亦攻擂，季克賢的妻子何玉書到學?？匆?，氣得將象棋桌子掀翻，棋子撒落了一地。這也不怪何玉書脾氣差，因當時季已是4個孩子的父親，家里家外有很多事情都是何玉書一個人做，她當然希望丈夫放學后能早點回家?guī)兔Π?。其時，我們女民師更什么娛樂都沒有，每天只是站在校門口看來來往往的行人，或偶爾去逛一下街。那時的學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一次來了幾個藏族小伙子，我們很友好地邀請他們?yōu)槲覀兲伹f舞，他們也是很爽快地答應了，就在我們所謂的禮堂為我們跳了幾曲鍋莊舞。</div><div> 我們的新校遷到了路對面，校園面積擴大了一倍多，不光有了一個很大的院壩，還在院壩內建了兩個土乒乓臺，體育課和課間休息時，學生們爭著在土乒乓臺上打乒乓，我們民師則是放學后在土乒乓臺上打球。后來，覺得光打乒乓球不過癮，又買了羽毛球拍，在校園里打起了羽毛球。再后來，公社修電影院，季克賢老師到那邊去要了些木料，請木工師傅打了一個嶄新的乒乓臺，我們打乒乓也打出了花樣，單打、雙打、男女混合雙打。無論春夏秋冬，學生放學后，我們都會打上好一段時間的羽毛球或乒乓球才回家。</div><div> 那時每周上6天課，只有星期天才休息。一次，大家約定星期天到成都去看燈會，我們幾個民師一起騎自行車到了成都，先去人民公園游玩，晚上看完燈會又騎車回來。在回來的途中，看見路旁有放壩壩電影的，大家又把電影看完再繼續(xù)趕路，回家時夜己經很深了。由于當時的文娛生活太過貧乏，才使得大家為了看一次燈會，不惜騎車往返上百里路都要去看。</div><div> 我們民師中有幾個會搞樂器的，季克賢會拉二胡，下鄉(xiāng)知青周碧輝會彈鳳凰琴，下鄉(xiāng)知青方宗更是會多種樂器。周末，我們愛搞吃“轉轉飯”，等轉到知青方宗的家時，看見他家沒有多少家具，但墻上卻掛了一壁樂器，長笛、短笛、黑管、二胡、簫……他當場為大家彈奏了好多經典曲譜，聽得我們如癡如醉。有時，他們也將樂器帶到學校，放學后有的吹，有的拉，有的彈，有的唱，就像在辦音樂會，好不熱鬧。在大家的感染下，我也學彈鳳凰琴，吹笛子，但因太缺少音樂細胞，始終不能彈好一首曲子。</div><div> 回憶我們當時的民師生活，雖然辛苦，但也甜蜜，苦中求樂，有好多場境 ，至今還久久不能忘懷。</div> <h3>十三、佼佼者易折</h3><div><br></div><div> 七十年代后期，各公社都辦了中學，還有“戴帽子”高中，大隊小學則辦了“戴帽子”初中。我們大隊的季權老師抽調去教中學，我和方宗提升起來教初中，一年后，我大隊的初中班就合到了場東頭的公社中學，我隨之調入公社中學。我們這些從各大隊抽調來的7個民中教師在一個辦公室，其中季權、張國平、何相武合教一個初中班，其余民師都和公辦教師配班教學，如我同公辦的賈正耕老師配班，他教語文當班主任，我教數(shù)學兼大隊輔導員，還要教政治、歷史，但同工卻不能同酬。</div><div> 我們這個民師辦公室的成員中，只有我是女性，并且資歷最淺。有3個初中畢業(yè)生，4個高中畢業(yè)生，我是初66級畢業(yè)，徐建民初58級畢業(yè)，張國平初57級畢業(yè)，其余全是老牌子高中生。政治面貌，張國平、謝學良和我屬于當時認為歷史較清白的勞動人民家庭出身，其他幾個都是當時認為家庭出身有問題的回鄉(xiāng)青年。[圖8]</div><div> 何相武是地主子女，高中時成績很好，因家庭出身政審過不了關，升不了大學，回鄉(xiāng)當了農民，他一表人才，能歌善舞，又積極參與大隊的宣傳隊，才被大隊任為民師。張國平雖是初中生，但文筆功底好，字也寫得好，我上小學時他還教過我。季權高62級畢業(yè)，出身地主家庭，也因家庭問題上不了大學，他很有數(shù)理化的天賦，回鄉(xiāng)又積極參與公社宣傳隊，唱歌、跳舞、表演戲劇都是一把好手，故被選為民師。他們3個人合教一個班，張國平教語文，季權教數(shù)學、化學，何相武教物理，可以說是極品搭配，他們所教的班級優(yōu)生率遠遠超過公辦班，考上中專的人數(shù)也大大超過公辦班（當時要最優(yōu)秀的學生才能考上中專）。但他們三個都不幸，何相武因為物理教得好，后調去公社放電影，結果民轉公時他已離開了教育部門；張國平還未等到民轉公，就因病去逝；季權雖然人才出眾，工作出色，但因家庭出身影響了個人婚姻，30好幾了，才娶了一個山區(qū)小學都未畢業(yè)的女孩為妻，年齡差和文化差使得兩人的夫妻關系很不和諧，我們戲說他倆是“一個說書，一個說豬”。1977年恢復高考“老三屆”都有份他無份，1980年民師考中師但要32歲以下，他年已超齡又無緣，幸好1980年底民師通過考試可以直接轉為公辦，中學教師只選一科考試，他以化學科全縣第一名的成績考取，轉為正式公辦教師，后被提拔為安阜中學教導主任。可嘆他在教育戰(zhàn)線上辛辛苦苦熬到60歲退休，剛一退休就因患上癌癥去世，悲哉!</div><div> 徐建民地主子女，也是雖然成績好，但還是未上成高中?；剜l(xiāng)后，他積極參加公社、大隊的各項活動，才有幸被任命為民辦教師，在工作中他積極肯干，刻苦鉆研，他的文學功底極好，所教班級優(yōu)生率遠遠超過公辦教師。在當時全公社的公辦和民辦中學教師中，他的語文功底應是數(shù)一數(shù)二的。文革后恢復高考和民師考中師，他象季權一樣無緣參加，等到1980年底民中教師的選科考，他選了語文，并奪得了全縣第一名的好成績，如愿轉為公辦教師，并擔任年級語文教研組長，直至退休，安度晚年。他算是我們民師辦公室中較幸運的一個。</div><div> 最悲慘的是何樹良，高高的個子，英俊的外貌，高63級畢業(yè)，就因父親曾當過偽保長，他本來成績很好，據(jù)說高考時考分很高，一所名牌大學要錄取他，結果調檔案政審過不了關，只有回鄉(xiāng)當農民，而成績遠不如他的貧下中農子女則考取了大學?；剜l(xiāng)后，由于家庭問題，他只當了一個生產隊鼓搗“9·20”生長素的農技員，娶了一個本隊小學都未畢業(yè)的農村姑娘為妻。中學辦“戴帽子”高中時，能勝任高中的教師奇缺，學校領導就到處搜羅教高中的人才，聽說2大隊一個叫何樹良的在校時成績很好，因家庭問題未上成大學，還埋沒在生產隊當農民。公社中學領導親自出面，到生產隊去把何樹良請來，代任高中的物理教師。結果在試教中，他的物理課教得很好，深得學生的喜愛，中學領導向公社打報告，何樹良才有幸轉為正式的民辦教師。1977年恢復高考，他去參加了考試，并且超線好多分，但他不屬于被錄取的“老三屆”學生，他不敢去開假證明，領導也不敢為他擔責任，體檢他都不敢去，結果只有再望大學仰天長嘆！最可悲的是，1979年，他家養(yǎng)豬在自留地里種了一大畦喂豬的蔓荽，長勢喜人，下午他去割蔓荽時，發(fā)現(xiàn)被人偷了方桌大一片，斯文人的他只嘆了一口氣便回家了，老婆知道后很是氣憤，就跑到地頭去大罵一通。誰知第二天到地里一看，蔓荽又被人偷了一大片，簡直氣得她要吐血。老婆回家喂豬時，豬把圈板拱翻在圈里，老婆翻進圈去打掃豬屎，腳就踩到拱翻的木板上，一根長長的鐵釘刺入腳底。而何樹良當時則感覺到自己的胸與背也象針刺般的疼痛，一直持續(xù)了好多天，他的同學徐克異知道后，叫他到陸軍醫(yī)院作拉網檢查，結果一出來，他已是癌癥晚期了。我們同在一個辦公室，看見他因為疼痛難忍，胸口抓出一道道的指甲印，他說：“醫(yī)生說我可能還能活3個月，不知能活到不？”我們大家都為他的命運多舛感到悲涼，但又愛莫能助，只有盡最大的努力，每人為他湊了10塊錢，讓他回家療養(yǎng)。結果，不到3個月他就去世了。</div> <h3>這是曾為安阜民中教師的徐建民，后考為公辦教師，任安阜中學語文教研組長至退休。照片為17年3月拍攝。</h3> <h3><br></h3><div>十四、圓我中專夢</div><div> </div><div>在我10歲、姐姐13歲時，父親就離世了，當時正值3年困難時期，是母親一個人含辛茹苦地將我們兩姐妹拉扯大，并讓我上了中學。初中時我有一個夢想，就是努力學習，考上中專，早點脫去“農皮”，能讓“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母親在晚年時，也象城里人一樣享兩天清福。誰知道，1966年我初中剛畢業(yè)，一場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開始，我小小的中專夢也隨之象肥皂泡一樣破滅了！</div><div>我上了5年多初中，1968年底回鄉(xiāng)當了農民，1970年1月任民辦教師。當年底次年初，一次升學的機會與我擦肩而過。記得那時出臺了一個推薦選拔的文件：“自愿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準，學校復審。”我找大隊書記報了名，當時大隊兩個書記的孩子都較小，并且處理事情還比較公正，就將我推薦到了公社，我自認為自己各方面都較優(yōu)秀，就很樂觀地坐等消息。結果到了公社，我第一輪就被卡下來了，后來我才得知，那些推薦上的人都是有各種關系的。第一種是下鄉(xiāng)知青，他們推薦選拔上比回鄉(xiāng)青年有優(yōu)先權，還有下鄉(xiāng)知青的社會關系容易托人開后門，有些下鄉(xiāng)知青家庭經濟好的，已懂得運用財物等賄賂干部疏通關系；第二種是那些公社或大隊干部的子女，已經成人了的就直接推薦；第三種則是大隊書記的親朋好友的子女。像我這種與大隊書記無直接親戚關系，又不懂去巴結賄賂干部的人，能將我推薦到公社已是萬幸了，還想大隊書記到公社上去與其他大隊的書記競爭，簡直更是天方夜譚！所謂的群眾推薦，群眾根本不知道此事，完全憑大隊書記的親疏關系來定，根本不會去考慮什么表現(xiàn)啊，文化知識啊。</div><div>后來的推薦選拔競爭更激烈，根本沒有叫人自愿報名的了。記得第二年，我們大隊的民師王俊英通過關系已被推薦到領導批準、學校復審的程序，并已經體檢，只等通知去讀中師了，后來卻被另一個大隊的下鄉(xiāng)知青，未參加過體檢程序就把她頂替了。當時，她耍了一個當兵轉業(yè)到清華開車的男朋友，因為她的落榜了，婚事也告吹了。一氣之下，她找了一個溫江的復原軍人，辭去民師嫁人了。1973年又一次招生了，我本已對這些推薦、選拔心灰意冷，只想隔岸觀火似的看那些人怎樣地去惡性競爭，結果這年被推薦的人要進行文化考試，我又激動了一把，認為是否以后憑真材實學參加考試，就能再有機會上大學上中專了。但后來文化考試又不作數(shù)了，我公社被推薦的人連小學三角形的內角和都不知道，居然還被中師錄取了，我才徹底灰心喪氣地認為此生可能再與中專無緣了。</div><div>1977年恢復高考，明確指出招收老三屆的高中生，機會又一次與我失之交臂。當年冬國家恢復招收中專生，但條件是25歲以下，未婚。這時我28歲，已婚，兩樣都不符合，機緣又再一次與我擦肩而過。直到1980年5月12日，報上刊登了關于民師報考中師的招生簡章。簡章規(guī)定凡教齡5年以上，年齡32歲以下的民師均可報考中師，并且婚否不限，對照自已，符合報考條件，我真是喜出望外。再一細看，8月7、8日舉行考試，考試科目有語文、數(shù)學、政治、物理和化學。距離考試時間只有兩個多月，準備迎考的復習時間太短，并且學校的教學任務繁重，不能因為我要去報考中師而請準假。但這次機會，畢竟是我畢業(yè)14年來，第一次可以憑自己的努力來掌握自已命運，機會太難得，我一定要珍惜！</div><div>那時我在安阜中學任教，因是初中生教初中，只能教初一的數(shù)學，以及無關緊要的政治和歷史，兼做大隊輔導員。工作擔子繁重，加之初中畢業(yè)已十幾年，所學的東西也忘得差不多了，若考小學的內容還能對付。但一想，大家都在這個起跑線上，能超過我的，可能也為數(shù)不多，沒什么可怕的。況且我在公社中學任教，這可給我提供了得天獨厚的人脈關系，我和中學的公辦及民辦老師的關系都處得好，這些教師中不乏各科的拔尖人材。想到這里，我趕緊制定各科復習計劃及時間安排，著手準備復習資料，想好各科的輔導教師。語文請教中學語文的民師徐建民輔導，并借了我79級高中畢業(yè)侄女的課本自學；數(shù)學和化學請教過高中數(shù)學和化學的民師季權輔導；物理向公辦中學的物理教師借教本自學，請民中教師教物理的謝學良輔導；政治請公辦的陳孟強老師給我出題，并給出答案，我就死記硬背。白天，我在學校抓緊分分秒秒干好自已的本職工作，回家后就抓緊做習題，背資料。</div><div>這時，我已有一個兩歲多的女兒，丈夫是下鄉(xiāng)知青，已于1979年調回縣城，安排到軋鋼廠工作，女兒的戶口隨他轉進城。面對這樣的大好機會，丈夫當然希望我能一舉考上中師，我們一家就都能吃上商品糧了?？蓵r值“雙搶”，正是農村搶收搶種的最忙季節(jié)，生產隊每天要分大量的柴草，有些當天就要必須運回家，以便騰出田來好搶種。丈夫在軋鋼廠的工作已經夠辛苦了，每天一下班就馬不停蹄地從10多里外的縣城跑回來，幫助家里干田間地頭的活。晚上他還要陪我復習，象什么語文的古文翻譯及政治的問答題，他給我念問題，我背誦答案，兩夫婦坐在床上一問一答。我母親是一字不識的農村婦女，只有用實際行動來支持我的備考，家里帶小孩、喂豬、煮飯她全包了，還要負責去分回生產隊的糧食和柴草，完全不讓我操一點家里的心，我只管一心一意地復習。星期天的全天復習時間很難得，但又由于時間長，容易頭昏犯腦脹。我復習時把縫紉機當書桌，實在犯困了，就靠著縫紉機打一下瞌睡，不敢上床睡覺，怕舒服很了睡過頭。幾個輔導我的老師都很盡心，特別是季權老師，在我臨近考試時，更是一天給我出一套題，那可是用手寫的試卷題呵，我在規(guī)定的時間內做完，做完后給他，他給我批改，做錯的題又仔細給我講解。就這樣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沖刺，我以臨戰(zhàn)的姿態(tài)中跨進了中考考場。</div><div> 1980年8月7日，上午9—11點考語文，下午3—5點考理化；8日上午9一11點考政治，下午3一5點考數(shù)學，考場地點設在正東街中學。全縣共有36個鄉(xiāng)鎮(zhèn)，也不知有多少民師來報考，要錄取多少名，只知道考試那天有10來個考室，有好多人都來參考。給我印象最深的，是7日下午的理化考試，物理、化學同在一張試卷上，各占50分，3點鐘開考，3點半鐘就陸續(xù)有人離開考場，到后來整個考室就只剩下了我一個人，監(jiān)考老師就站到我的旁邊來看我做考題。出來后，原安阜中學的公辦教師、后調到正東街中學的好友李玉芳對我說，據(jù)她監(jiān)考我的的同事老師講，我肯定考得好！不幾天，成績單發(fā)下來了，滿分400分我只考了270分，很不理想，我感到很失望，還擔心自已考不上喲。誰知第二天去上學，聽一公辦老師說我居然考了全縣第一名，還戲稱我是“文曲星”下凡了。 </div><div> 上線的民師通知體檢，地點在縣人民醫(yī)院。體檢時發(fā)現(xiàn)有一民師挺著個大肚子來，一問已懷有8個多月的身孕，工作人員當即找她談話，若不處理掉這個孩子，就不能堅持讀書，可能就不會被錄取。因是當年的10月份開學，也正是她坐月子的時候， 為了能讓中師錄取，該同學體檢完就毅然去做掉了孩子。我在體檢時則被懷疑有心臟病，也差一點不錄取我，結果又去復查，什么事都沒有，原來是體檢時我太緊張了的緣故。最后，我終于領到了“錄取通知書”，拿著那張遲到了14年的一紙通知書，我心里的高興激動興奮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這可是我多少年來的夢想，也是在我的同事和家人的全力幫助下，自已的不懈努力下才得到的這張彌足珍貴的“錄取通知書”！1980八年10月，我終于踏進了中師的大門，結束了我10多年的民師生涯。</div><div>據(jù)《崇州教育》雜志公布，當年全縣有民師212人參考，其中50人當時兼有初中課，5人棄考，考試結果最高分270分，最低分49分，240分以上5人，200分一239分18人，200以下187人，全縣招收26人。當年，溫江地區(qū)溫江、郫縣、崇慶、新津四個縣，總共招收民師48人，崇慶縣就占了26人，并且錄取分數(shù)線比其它幾個縣都高。由此類推，我的270分也是當年溫江地區(qū)的最高分。</div> <h3>我的老母親</h3> <h3>小學畢業(yè)照</h3> <h3>初中畢業(yè)照</h3> <h3>當農民時的姐妹們</h3> <h3>中師畢業(yè)集體照</h3><h3>這是我們的中師畢業(yè)照,從照片中根本分不出哪些是老師,哪些是學生.因為這批中師生,是一批特殊的學生,他們的年齡跨度大.小的二十二三歲,大的可能三十四五歲,甚至三十五六歲(可能有瞞報歲數(shù)的.)有的是未婚姑娘小伙,而有的則已是三、四個孩子的父親或母親,由于生活的艱幸,孩子的拖累,大的同學和小的同學在一起,好象是兩代人在同一個班級.前數(shù)第二排全是我們的老師,但右一,我們的美術老師比我們班上的絕大部份同學都小,右數(shù)第四個是我們的班主任,比我們大幾歲,可能和最大的同學差不多大.所以我們的師生關系,好象是兄弟姊妹!</h3> <h3><br></h3><div> 1980年開始招收民師后，國家政策也不斷在向民師傾斜。1981年，那些超過年齡的民中教師，可以只選考自已所教的擅長科目報考，考后錄取者直接轉為公辦教師。對民師報考中師的考試科目，去掉了理、化兩門，試題的難度也逐年降低，在民師中連續(xù)招收了幾屆中師生。到后來，那些實在沒有條件報考中師的民師，教中學的只考一科，教小學的只考語文、數(shù)學，然后直接轉公辦，并且名額逐年加大，題的難度則逐年降低，直至2000年，我鄉(xiāng)的民師全部轉為公辦教師。民師也就從此退出了歷史舞臺，淡出了人們的視線并快被遺忘，甚至就連《崇州市志》和《崇州教育志》都不愿、不想或不敢多寫兩筆！</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