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小編有一對元代青花釉里紅描金云龍紋活環(huán)象耳瓶，銘文: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xiāng)德教里荊塘社奉圣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順三年良辰吉置，星源祖殿胡凈一元帥打供。底部有成吉思汗頭像，銘文:大元國成吉思汗萬歲萬歲萬萬歲。</span></p> <p class="ql-block">元青花研究史堪稱一部中國學術話語的"失位"與"尋回"史。本文以英國大維德基金會藏至正十一年青花云龍紋象耳瓶為參照，對比新發(fā)現(xiàn)的有"至順三年"銘文的青花釉里紅描金云龍紋活環(huán)象耳瓶，深入探討兩件臧品在銘文、工藝、紋飾及歷史語境等方面的差異與聯(lián)系。通過這一對比，本文試圖梳理元青花研究如何從西方學者定義"至正型"標準器的學術壟斷中突圍，探索通過考古發(fā)現(xiàn)、科技鑒定、文獻梳理與文化解讀等多重路徑，重建中國在元青花研究領域的話語體系，最終實現(xiàn)從"他者定義"到"自我闡釋"的學術轉變。</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1 引言：元青花認知的曲折歷程與話語權之爭</span></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中國古陶瓷研究領域中，沒有哪一類瓷器如元青花一般，經(jīng)歷了如此曲折的認知歷程與詮釋權轉移。元代青花瓷器作為中國陶瓷史上的一顆璀璨明珠，其研究路徑卻映射了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史中一個令人扼腕的側面——話語權的部分喪失與艱難重建。歷史上，"元代無青花"曾是中國古玩界的"共識"，這一認知偏差直接導致了中國學術界在元青花研究領域的長期失語。</p><p class="ql-block">大維德瓶（全名"元至正十一年款景德鎮(zhèn)窯青花云龍紋象耳大瓶"）的發(fā)現(xiàn)與認證過程，集中體現(xiàn)了這一話語權轉移。上世紀20年代，當旅英華裔古玩商吳賚熙帶著這對罕見的青花云龍象耳瓶來到北京琉璃廠時，這對頸部書寫六十二字銘文（"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xiāng)德教里荊塘社奉圣弟子張文進，喜舍香爐花瓶一付，祈保闔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謹記，星源祖殿胡凈一元帥打供。"）的珍貴文物，被當時琉璃廠的眾多行家認定為贗品而拒之門外。這對文物最終流往海外，被英國收藏家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收藏，并成為日后元青花研究的"標準器"。</p><p class="ql-block">更具歷史諷刺意味的是，1952年美國人波普博士以這對"至正十一年"銘文的象耳瓶為"標準器"，對世界各大博物館收藏的中國青花瓷進行排比分析，提出了"至正型"元青花的概念。他的這一重大發(fā)現(xiàn)，使得元青花瓷器成為公認的事實，并將青花瓷的鼎盛時期提前了一個朝代。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為此頒發(fā)金獎給波普，而這一在瓷器領域的唯一金獎卻與瓷器的發(fā)明國無緣。</p><p class="ql-block">在此學術背景下，新發(fā)現(xiàn)的有"至順三年"銘文的青花釉里紅描金云龍紋活環(huán)象耳瓶（以下簡稱"至順三年瓶"）進入了我們的研究視野。這件藏品不僅銘文年代較早（至順三年為1332年，比至正十一年早約19年），且底部帶有成吉思汗頭像及"大元國成吉思汗萬歲萬歲萬萬歲"銘文，在斷代依據(jù)與歷史信息承載方面均呈現(xiàn)出獨特價值。本文旨在通過系統(tǒng)對比這兩件珍貴臧品，探討中國元青花研究如何突破西方學術框架，重建自己的話語體系與價值標準。</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2 兩件珍品的比較：從形制紋飾到歷史語境</span></p> <p class="ql-block">2.1 銘文信息與歷史語境</p><p class="ql-block">大維德瓶與至順三年瓶最顯著的共同點在于它們均帶有明確紀年銘文，這為元青花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斷代依據(jù)。然而，兩者的銘文內(nèi)容卻折射出截然不同的歷史背景與社會語境。</p><p class="ql-block">大維德瓶的銘文共計六十三字，明確記載了供奉者張文進為祈福合家平安而施舍花瓶香爐于道觀的事件。銘文中的"至正十一年"（1351年）恰逢元末社會動蕩時期，紅巾軍起義正在醞釀之中，這種民間供奉行為反映了動蕩時期民眾祈求平安的普遍心理。值得注意的是，銘文內(nèi)容顯示這是一種民間宗教行為，信州路玉山縣順城鄉(xiāng)的張文進應為有一定經(jīng)濟實力的鄉(xiāng)紳或商人，通過施舍供器以表達宗教虔誠。</p><p class="ql-block">至順三年瓶的銘文則呈現(xiàn)出不同的歷史語境。至順三年（1332年）屬于元代中期，社會相對穩(wěn)定，經(jīng)濟文化繁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底部的"大元國成吉思汗萬歲萬歲萬萬歲"銘文及成吉思汗頭像，這種直接政治表達在已知元青花中極為罕見。它可能暗示該器物與官方或皇室有著密切關聯(lián)，而非單純的民間宗教用品。成吉思汗作為元朝始祖，在元代中晚期仍然是被尊崇的政治象征，此類銘文可能反映了當時官方的政治宣傳或對蒙古汗權的直接肯定。</p> <p class="ql-block">2.2 工藝特性與藝術表現(xiàn)</p><p class="ql-block">從工藝角度看，兩件瓷器均代表了元代制瓷業(yè)的高度成就，但在具體技藝上又各有特色。</p><p class="ql-block">大維德瓶體現(xiàn)了元青花典型工藝特征：瓷胎采用高嶺土摻瓷石的二元配方，瓶身分段制造有接痕；圈足上釉有的地方不到底，露胎處呈紅褐色；底足不上釉，旋削比較精細，足心凹進處有跳刀痕，平足較寬大，有火石紅斑。青花使用進口鈷料，發(fā)色青翠濃艷，有不規(guī)則的鐵銹或錫光點片，并有凹凸感，有暈散的現(xiàn)象。紋飾方面，大維德瓶具有八層紋飾，順序為纏枝扁菊、蕉葉、飛鳳靈芝、纏枝蓮、四爪云龍、海濤、纏枝牡丹和覆蓮雜寶，體現(xiàn)了元青花繁復華麗的裝飾風格。</p><p class="ql-block">至順三年瓶的描述顯示其采用了更為復雜的青花釉里紅工藝。釉里紅是以銅元素作為著色劑，在釉下繪制后高溫燒成，對窯內(nèi)氣氛和溫度的要求極為苛刻，必須在1250°C左右的一個非常狹窄的溫度區(qū)間內(nèi)才能呈現(xiàn)紅色，且必須是在還原焰的條件下。在古代依靠經(jīng)驗燒窯的條件下，要精準控制整個窯的火候和氣氛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因此釉里紅素有"千窯一寶"的說法。成功燒制出一件發(fā)色純正的元青花釉里紅，其技術難度和成本遠高于單純的青花。此外，至順三年瓶的"描金云龍"紋飾與底部成吉思汗頭像的結合，可能在藝術表現(xiàn)與政治象征之間建立了直接聯(lián)系，這是大維德瓶所不具備的特征。</p><p class="ql-block">2.3 存世稀缺性與學術價值</p><p class="ql-block">在存世量與稀缺性方面，"物以稀為貴"是收藏界永恒的法則。大維德瓶作為至正型元青花的標準器，雖然同樣珍貴，但存世量相對要多一些。尤其是帶有"至正十一年"紀年款的青花云龍紋象耳瓶（大維德瓶），是研究元青花的"標準器"，存世有多對。此外，土耳其托普卡帕宮和伊朗國家博物館也收藏有大量精美的元青花大盤、大罐。</p><p class="ql-block">相比之下，至順三年瓶若被證實為真品，則具有更高的稀缺性。元青花釉里紅由于其極低的成品率，完整保存至今的元青花釉里紅器物在全球范圍內(nèi)都屈指可數(shù)。每一件都是國寶級的存在，主要收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河北省博物館等頂級機構，市場上幾乎不可見。加之其較早的紀年（1332年）及獨特的政治象征元素，使其在學術研究與歷史價值上具有更為突出的地位。</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3 中國元青花研究的話語權重建路徑</span></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3.1 考古發(fā)現(xiàn)與標準器體系的擴充</p><p class="ql-block">大維德瓶作為元青花標準器的地位確立，是西方學者波普在1950年代完成的。然而，中國學術界在過去數(shù)十年中，通過系統(tǒng)的考古工作，逐漸打破了單一標準器的壟斷局面。一系列重要考古發(fā)現(xiàn)為元青花研究提供了更多可靠參照：</p><p class="ql-block"> 1980年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了一批優(yōu)質元青花</p><p class="ql-block"> 1983年北京元大都遺址出土元青花標本</p><p class="ql-block"> 景德鎮(zhèn)珠山御窯廠元代地層發(fā)現(xiàn)大量元青花碎片</p><p class="ql-block">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不僅印證了元代青花瓷器的存在，更揭示了其豐富多樣性，遠超"至正型"所能涵蓋的范圍。在此基礎上，新發(fā)現(xiàn)的至順三年瓶如被證實，將進一步擴充元青花標準器體系，尤其為早期元青花（至順年間）的研究提供重要實物資料。</p><p class="ql-block">中國學術界應當建立自己的元青花分期斷代體系，基于國內(nèi)豐富的考古材料，結合紀年藏品，構建更為全面、細致的類型學框架。這一體系應充分考慮元代早、中、晚期青花瓷的演變規(guī)律，以及不同窯口、不同消費群體（內(nèi)銷、外銷、官用、民用）之間的差異，而非簡單套用西方學者建立的"至正型"標準。</p><p class="ql-block">3.2 科技鑒定與傳統(tǒng)眼學的結合</p><p class="ql-block">在元代青花瓷鑒定領域，中國學者亟需將傳統(tǒng)眼學與科技檢測有機結合，建立更為科學的鑒定標準。大維德瓶為我們提供了一系列重要的傳統(tǒng)鑒定要點：</p><p class="ql-block">1. 瓷胎采用高嶺土摻瓷石的二元配方，瓶身分段制造有接痕</p><p class="ql-block">2. 圈足上釉有的地方不到底，露胎處呈紅褐色</p><p class="ql-block">3. 瓶體凸起的旋線上部有積釉，呈淡藍綠色</p><p class="ql-block">4. 底足不上釉，旋削比較精細，足心凹進處有跳刀痕，平足較寬大，有火石紅斑</p><p class="ql-block">5. 使用進口鈷料，青花有不規(guī)則的鐵銹或錫光點片，并有凹凸感，有暈散的現(xiàn)象</p><p class="ql-block">這些傳統(tǒng)鑒定知識需要與現(xiàn)代科技手段如X射線熒光分析、熱釋光測年、釉面老化特征分析等相結合，形成更為客觀、可靠的鑒定體系。對于至順三年瓶這類帶有特殊銘文和紋飾的藏品，更應通過多種科技手段進行綜合判斷，以避免單一鑒定方法可能帶來的誤判。</p><p class="ql-block">中國學術界應當致力于建立元青花科技檢測數(shù)據(jù)庫，收集來自考古發(fā)掘、博物館收藏的可靠標本的系統(tǒng)數(shù)據(jù)，為鑒定提供科學基準。這一數(shù)據(jù)庫應包括胎釉成分、鈷料特征、釉層結構、老化程度等多方面信息，形成中國自己的元青花科技鑒定標準。</p><p class="ql-block">3.3 學術體系與話語權的重建</p><p class="ql-block">重奪元青花研究的話語權，不僅需要實物材料和科技手段，更需要理論建構與學術體系的重塑。中國學者應當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p><p class="ql-block">首先，加強元青花的系統(tǒng)研究。對元代青花釉里紅瓷器的研究不應停留在個別器物的鑒賞層面，而應從歷史、工藝、藝術、文化等多維度進行系統(tǒng)梳理。特別是對元代釉里紅技術的起源、發(fā)展過程及其與青花技術的關系，需要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只有通過這種系統(tǒng)性的研究，才能構建起中國自己的元青花研究體系。</p><p class="ql-block">其次，深入挖掘元青花的歷史文化內(nèi)涵。元青花不僅是一種工藝品，更是元代社會文化生活的重要載體。例如，大維德瓶上的銘文反映了元代民間的宗教信仰與還愿習俗；而元青花瓷器上常見的龍紋、纏枝蓮紋等紋飾，則體現(xiàn)了元代的審美趣味與文化交流。對這些問題深入研究，能夠從更廣闊的視角理解元青花的歷史價值。</p><p class="ql-block">最后，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元青花作為世界性的收藏品類，分散于多個國家的博物館與私人收藏中。中國學者應當主動開展國際合作，對海外收藏的重要元青花瓷器進行系統(tǒng)調(diào)查與研究，積極參與國際學術討論，提升中國學界在國際元青花研究領域的影響力與話語權。</p><p class="ql-block">3.4 從"他者凝視"到"自我闡釋"的研究視野轉變</p><p class="ql-block">元青花研究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現(xiàn)象是，其最初的價值發(fā)現(xiàn)與定義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學者的審美眼光與學術需求。這種"他者凝視"決定了元青花研究的初始框架與問題意識。例如，波普對"至正型"元青花的定義，主要基于土耳其托普卡帕宮和伊朗國家博物館的藏品，這些多為元代外銷瓷，代表了元青花的某一側面而非全貌。</p><p class="ql-block">中國學者需要實現(xiàn)從"他者凝視"到"自我闡釋"的研究視野轉變，重新發(fā)掘元青花在中國陶瓷史乃至中國文化史中的內(nèi)在價值與意義。這包括：</p><p class="ql-block"> 將元青花置于中國工藝美術發(fā)展的內(nèi)在脈絡中考察，探究其與宋代、明代瓷器的承襲關系</p><p class="ql-block">深入挖掘元青花與元代多元文化的互動，包括蒙古文化、伊斯蘭文化、漢文化等的交流融合</p><p class="ql-block"> 探討元青花在元代社會生活中的實際功能與象征意義，而非僅從審美角度評判</p><p class="ql-block">至順三年瓶的獨特價值在于，它可能反映了元代早期青花瓷的官方面貌與政治文化，這與大維德瓶所代表的元代晚期民間宗教用品形成鮮明對比。這種差異正說明了元青花世界的豐富性與復雜性，遠非單一"至正型"所能涵蓋。</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color:rgb(237, 35, 8);">4 結論：從器物回歸到文化自信</span></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元青花研究的話語權重建，本質上是一場從器物回歸到文化自信的學術實踐。大維德瓶的流散與研究史，是中國近代學術命運的一個縮影——珍貴文物的流失伴隨著學術話語權的旁落。而至順三年瓶的出現(xiàn)與研究，則象征著中國學術界對這一傳統(tǒng)的反思與超越。</p><p class="ql-block">通過大維德瓶與至順三年瓶的系統(tǒng)對比，我們可以看到，元青花世界遠比傳統(tǒng)認知的更為豐富多元。從至順三年到至正十一年，元代青花瓷經(jīng)歷了近二十年的發(fā)展演變，其間工藝技術、藝術風格與社會功能均可能發(fā)生顯著變化。唯有基于詳實的考古材料、科學的檢測方法和深入的歷史研究，才能逐步揭示這一段被塵埃遮蔽的歷史。</p><p class="ql-block">"洗刷恥辱，奪回話語權"不僅是一句口號，更是中國學者肩負的學術使命。這要求我們既不盲目排斥西方學術成果，也不簡單套用西方理論框架，而是立足中國本土的材料與問題，建立自己的研究體系與價值標準。唯有如此，元青花研究才能從"他者的凝視"中解放出來，回歸其作為中華文明物質載體的本真意義。</p><p class="ql-block">重新發(fā)現(xiàn)元青花的過程，也是重新認識中華文明包容性與創(chuàng)造性的過程。元代作為一個多民族、跨文化交融的時代，其物質文明成果體現(xiàn)了不同文化傳統(tǒng)碰撞產(chǎn)生的火花。元青花正是這種多元文化交融的杰出代表，它既承載著中華文明的工藝傳統(tǒng)，又吸收了外來文化的審美元素，最終成就了中國陶瓷史上的一朵奇葩。通過對元青花的深入研究與重新詮釋，我們不僅能夠重獲對這一文化遺產(chǎn)的解釋權，更能夠為理解中華文明的多元一體提供新的歷史視角。</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