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清朝同治九年七月二十六日（1870年8月22日）清晨，江寧（今南京）總督衙門前的兩江總督馬新貽正準(zhǔn)備登轎前往校場檢閱軍隊。突然，一名身著青布短衫的男子從人群中沖出，口呼“冤枉”直撲轎前。就在護衛(wèi)以為是尋常告狀百姓時，男子右手寒光一閃，一把鋒利的短刀已刺入馬新貽右肋。總督大人慘叫一聲倒在轎中，鮮血瞬間染紅了官服。刺客并未逃跑，反而扔掉兇器，仰天大笑：“刺客張汶祥在此！”</p><p class="ql-block"> 這起光天化日之下刺殺封疆大吏的驚天大案，便是后來與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名伶楊月樓案、太原奇案并稱“清代四大奇案”的〝刺馬案”。</p><p class="ql-block"><b>進士出身到兩江總督</b></p><p class="ql-block"> 馬新貽并非尋常官僚，這位山東菏澤人出身的進士，從合肥知縣做起，一路做到浙江巡撫，最終官至兩江總督兼通商大臣，成為掌管江南財賦重地的封疆大吏。民間傳言他發(fā)跡之初曾與張汶祥及另一人曹二虎結(jié)為異姓兄弟，三人歃血為盟共圖大業(yè)。后來馬新貽發(fā)跡后背信棄義，不僅霸占了曹二虎的妻子，還設(shè)計捕殺了結(jié)義兄弟。張汶祥僥幸逃脫后，隱姓埋名苦練武藝，發(fā)誓要為兄弟報仇。</p><p class="ql-block"> 但正史記載卻與此截然不同。據(jù)《清史稿》記載，馬新貽在任期間整頓吏治、興修水利，尤其在浙江任上推行“減漕運動”，將每畝田賦從三斗減至一斗五升，這種惠民政策深得民心。清廷對他的評價是“辦事勤能，操守廉介”。這樣一位政績卓著的總督，為何會招來殺身之禍？刺客張汶祥的真實身份更顯詭異——他曾是太平軍李世賢部的降兵，后來在寧波經(jīng)營典當(dāng)行，案發(fā)前三天才從杭州來到江寧。</p><p class="ql-block"><b>迷霧重重的審理過程</b></p><p class="ql-block"> 案件發(fā)生后，朝野震動。慈禧太后連發(fā)四道諭旨，命漕運總督張之萬火速審理。但審訊過程卻充滿蹊蹺：張汶祥對刺殺細節(jié)供認不諱，卻對殺人動機反復(fù)無常。時而說是“為友報仇”，時而又聲稱“馬新貽勾結(jié)回匪，通敵賣國”，甚至編造出“受海盜指使”的荒誕情節(jié)。更令人費解的是，他被嚴刑拷打后仍倔強如初，身上竟無一處傷痕。</p><p class="ql-block"> 張之萬審理數(shù)月毫無進展，清廷只得改派曾國藩與刑部尚書鄭敦謹前往江寧復(fù)審。這位剛從直隸總督任上回任兩江的湘軍統(tǒng)帥，抵達江寧后卻態(tài)度消極，每日只與舊部飲酒敘舊，對案件不聞不問。鄭敦謹心急如焚，多次催促開審，曾國藩卻以“身體不適”推脫。直到一個月后，兩人才共同提審張汶祥。面對這位以鐵腕著稱的曾大帥，張汶祥突然翻供，聲稱刺殺是因為“馬新貽強占民女，逼死良善”，但當(dāng)問及具體人證物證時又支支吾吾。</p><p class="ql-block"><b>不了了之的政治妥協(xié)</b></p><p class="ql-block"> 最終的審理結(jié)果在光緒元年（1871年）正月公布：張汶祥因“私通海盜”、“挾嫌報復(fù)”被判凌遲處死，其兒子被發(fā)配新疆為奴。清廷特意強調(diào)“并無主使之人”，試圖平息外界猜測。但這個漏洞百出的結(jié)論反而讓流言愈演愈烈。有人說馬新貽是因為要整頓湘軍舊部，查清太平天國寶藏下落而被湘軍集團滅口；也有傳言稱此案牽涉宮廷秘聞，馬新貽實則是慈禧安插在江南的棋子，因權(quán)力斗爭被秘密鏟除。</p><p class="ql-block"> 最具戲劇性的是凌遲行刑當(dāng)日。據(jù)《清稗類鈔》記載，張汶祥被押至刑場時面無懼色，反而對著圍觀百姓歷數(shù)馬新貽罪狀。劊子手割到第三十刀時，他突然雙目圓睜，大喊“我死不足惜，可惜大清江山……”話音未落便被堵住嘴巴。更詭異的是，負責(zé)監(jiān)刑的江寧知府孫云錦事后大病一場，不久便辭官歸隱，終生絕口不提此案。</p><p class="ql-block"><b>未解之謎與歷史回響</b></p><p class="ql-block"> 刺馬案的真相隨著當(dāng)事人的離世永遠沉入了歷史迷霧。但此案留下的影響卻持續(xù)發(fā)酵：曾國藩在審理案件后不久便病逝兩江總督任上，湘軍集團與清廷的矛盾進一步激化；江南士紳開始秘密串聯(lián)，為后來的東南互保埋下伏筆。民間藝人則將此案改編成《刺馬傳》，在茶樓酒肆間傳唱，其中“兄弟反目”、“官場黑幕”等情節(jié)被不斷演繹，甚至影響到后來的武俠小說創(chuàng)作。</p><p class="ql-block"> 這起疑點重重的奇案，恰似晚清中國的一個縮影——表面上維持著天朝上國的體面，實則內(nèi)里早已腐朽不堪，只待一聲槍響便土崩瓦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備注：</p><p class="ql-block">1、參考文獻</p><p class="ql-block">①徐珂《 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p><p class="ql-block">②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 北京，中華書局，1959</p><p class="ql-block">③張祖翼《清代野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p><p class="ql-block">④薛福成《庸庵筆記》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p><p class="ql-block">⑤ 繆荃孫《續(xù)碑傳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88.</p><p class="ql-block">⑥朱孔彰《中興將帥別傳》 長沙，岳麓書社，1989</p><p class="ql-block">⑦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代軍機處電報檔匯編》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5</p><p class="ql-block">⑧ 陳義杰《曾國藩奏稿》長沙，岳麓書社，1994</p><p class="ql-block">⑨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日記匯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p><p class="ql-block">2、本故事歷史脈絡(luò)清晰，史料充分，兼顧史實和文學(xué)性考慮，情節(jié)編寫上有演繹成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