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近日盛夏暑熱，靜坐書房，重讀明萬歷年出土于合陽故城(今洽川)的漢隸精品《漢郃陽令曹全碑》，在溫潤遒勁的筆意間，竟發(fā)現(xiàn)碑陽與碑陰兩處都提及了同一個名字——李儒，不由得想到《三國演義》中董卓的謀士也叫李儒，莫非是同一個人？通過對碑刻和史料相互印證，李儒確屬三國時的合陽人，這位在漢末亂世中留下濃墨重彩的合陽人，其早年形象在碑刻文字中清晰可辨，與傳世史料相互映照，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從地方學者到中央權臣李儒的完整輪廓。</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曹全碑》碑陽正文記載了曹全任郃陽縣令時的善政，其中特別提到：“君乃閔縉紳之徒不濟，開南寺門，承望華岳，鄉(xiāng)明而治，庶使學者李儒、欒規(guī)、程寅等，各獲人爵之報。” 這短短數(shù)語，為我們揭示了李儒早年在郃陽的身份與地位。</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東漢中平二年（185年），曹全在郃陽推行“鄉(xiāng)明而治”的治理理念，通過“開南寺門”振興文教、暢通民意，而李儒作為本地“學者”，與欒規(guī)、程寅等人一同獲得“人爵之報”。所謂“人爵”，在漢代指通過薦舉、征辟獲得的官爵，這說明李儒當時已不是普通儒生，而是郃陽當?shù)赜杏绊懥Φ闹R精英——他的學識與聲望得到地方官認可，得以通過官方渠道進入仕途。</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碑陽的記載雖簡，卻點出了李儒人生的關鍵起點：他植根于郃陽的鄉(xiāng)土社會，以學術立身，借地方善政獲得晉升契機。這與東漢士人“經(jīng)明行修”的進階路徑完全契合，也為他日后走向更廣闊的政治舞臺埋下伏筆。</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如果說碑陽是李儒早年形象的“剪影”，碑陰的記載則為這一形象添上了細節(jié)。碑陰題名中明確刻有：“徵博士李儒文優(yōu)五百”。這七個字包含三層關鍵信息：</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一，明確了李儒的身份為“徵博士”?！安┦俊痹跐h代是掌管經(jīng)學傳授的官員，秩比六百石，需經(jīng)嚴格選拔，可見李儒的經(jīng)學造詣已達到朝廷認可的水準；“徵”字則說明他是被朝廷征召的博士，而非地方自設官職，這印證了碑陽“人爵之報”的真實性——他確已通過征辟進入官僚體系。</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二，確立了李儒的表字“文優(yōu)”。后世文獻中曾誤記其字為“孝儒”，但《曹全碑》作為同時代碑刻，記載的“文優(yōu)”顯然更可靠，這為考證其生平提供了第一手依據(jù)。</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其三，記錄了他的地方貢獻：出資五百（漢代貨幣單位）支持曹全的地方建設。這一數(shù)額與“鄉(xiāng)三老”持平，高于普通吏員，既顯示了他的經(jīng)濟實力，更體現(xiàn)了地方士紳參與公共事務的責任感。在東漢地方社會結構中，“三老”是基層德望的代表，而李儒以博士身份與之并肩捐資，說明他既是朝廷命官，也是扎根鄉(xiāng)土的精英，這種雙重身份為他積累了深厚的地方聲望。</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曹全碑》的記載，也能與傳世史料中李儒的后續(xù)經(jīng)歷形成完整鏈條。</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中平二年（185年）后數(shù)年，李儒從郃陽進入中央官場。光熹元年（189年）董卓入京時，他已任漢少帝郎中令，旋即成為董卓最核心的謀士。據(jù)《后漢書·何皇后紀》記載：“關東兵起，共討董卓。董卓置弘農(nóng)王劉辯于閣上，使郎中令李儒獻上毒藥，劉辯不肯飲，董卓等強逼之。于是，劉辨與妻唐姬及宮人飲宴做別后，飲藥而死?！?這段記載詳細還原了李儒奉董卓之命毒殺漢少帝的過程，其行為之果決令人觸目驚心。</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董卓專政期間，李儒深度參與廢立皇帝、遷都長安等重大決策。《后漢紀·后漢孝獻皇帝紀》載：“李傕舉博士李儒為侍中，獻帝詔曰：‘儒前為弘農(nóng)王郎中令，迫殺我兄，誠宜加罪?！o曰：‘董卓所為，非儒本意，不可罰無辜也?！?這段對話揭示了李儒在董卓敗亡后的政治處境——盡管李傕試圖推舉他重返權力核心，但漢獻帝對其弒君之罪耿耿于懷，最終使其仕途戛然而止。</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br></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從碑刻到史料，李儒的軌跡清晰可見：憑借郃陽的學術積累與地方聲望獲得“人爵之報”，以博士身份進入仕途；在漢末亂世中，從經(jīng)學學者轉(zhuǎn)型為權謀家，躋身權力核心。這種轉(zhuǎn)變既體現(xiàn)了他個人的政治能力，也折射出東漢末年“士人流轉(zhuǎn)”的時代特征——地方精英通過薦舉進入中央，在亂世中或堅守經(jīng)義，或隨勢應變，李儒顯然屬于后者。</p><p class="ql-block ql-indent-1">《曹全碑》作為東漢晚期的實物史料，其價值不僅在于書法藝術，更在于為歷史人物的早期經(jīng)歷提供了可靠佐證。對于李儒而言，碑陽的“學者”身份與碑陰的“博士”記載，填補了正史對其早年經(jīng)歷的空白，讓我們得以看到一個從郃陽鄉(xiāng)土走出的知識精英形象；而史料中他在中央的活動，則展現(xiàn)了亂世對個體命運的重塑。</p> <p class="ql-block ql-indent-1">從《曹全碑》的字里行間，我們不僅讀到了李儒的早年故事，更看到了東漢地方與中央的互動、士人階層的升降路徑。這位合陽歷史人物，既是漢末亂世的參與者，也是時代變遷的見證者——而這一切，都始于《曹全碑》中那幾行關于他的樸素記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