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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探秘(一百三十五)【新前衛(wèi)系列連載小說】177《人工智能的智迷》】2025-6-23

林祥新海派賞石門類一一十福石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五三、世界與中國是誰發(fā)生了去向更加高級文明的變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鑒于【新前衛(wèi)系列連載小說】6月份前二期話題已形的敘事方向,就是分別由上海阿姐與孫教授給出的討論內容,而到了要討論6月份第三期話題內容時,新明皇便在微信中與劉如飛先聊了起來——</p><p class="ql-block"> 隨后,新明皇對劉如飛發(fā)了這么一個貼子:“如飛姐!在新一期【新前衛(wèi)系列連載小說】中,我想展開這么一個內容——就是我想到咱們聊天群,一直在致力于對歷史、現實與未來該有哪些核心要素進行探索,從而希望中國人可以快一點也更全面一點認可自己的方方面面,以期構建好歷史經驗主義之中國整體性的框架——</p><p class="ql-block"> 當然,其中探索的路徑是多方向的。例如,近期我在咨詢與檢索中,看到了又是上海復旦歷史學教授葛兆光,他提出了一個圍繞從傳統(tǒng)中國與世界的雙向影響中,先后共有四次可以改變中國自己的機會。</p><p class="ql-block"> 所以,接下來我就想把這位葛教授的一個完整文本轉發(fā)給您,您通讀一下我們再試著怎么來討論討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以下就是葛教授的文本——</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復旦大學的老師葛兆光,我今天想跟大家討論的一個話題,是歷史上的中國人是怎么樣認識世界的,這種認識世界的觀念和方法在歷史上有沒有產生讓中國改變的機會?另外,這種觀念和方法對我們今天的中國人有什么影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在古代(華夏時代)特別在到了先秦時代,中國人所形成認識中國的一些特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一,在華夏時代中國人的想象中,天下就是九州和它的周邊。所謂九州就是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大概就是現在中國的核心區(qū)域,或者說主要是漢族中國人居住的區(qū)域;例如——</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二,什么是周邊?那么周邊在當時的華夏時代看來就是一些野蠻人,包括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按照當時他們的想法,就是這五方之民(九州與四夷)它的本性是不會改變的,文明人就是文明人,野蠻人就是野蠻人。</p><p class="ql-block"> 第三,這些野蠻人要服從文明人,也就是說周邊的這些蠻夷要向文明的華夏進貢、臣服;那么,這種觀念經過先秦到秦漢大一統(tǒng),逐漸的形成了一個固定的模式。有點像我們現在所說的基因,它一直留存在我們傳統(tǒng)的漢族中國人的心里面。</p><p class="ql-block"> 自古這種叫做“天下觀”、或者今天叫做“世界觀”的東西,也成了我們的標配。所以,后來無論是漢唐宋元明清,無論是劉姓人當皇帝,李姓的人當皇帝,趙家的人當皇帝,或者朱家的人當皇帝,甚至是一些非漢族的,比如說忽必烈當皇帝,或者說愛新覺羅氏當皇帝,幾乎都不能改變到中國人自古就產生出來的、這種想象世界的方法論。</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改變此種對世界想象的方法論之歷史機會有沒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其實是有的,應該說2000多年,隨著傳統(tǒng)中國不斷對外交流,國際處境也在不斷發(fā)生變化;例如,傳統(tǒng)中國疆域一系列的移動和變化,其實就有改變這種天下觀、或者世界觀方法論的機會其實4次。并且,這4次機會都可以使中國走出中國,從而重新打開自己眼界去認識世界。</p><p class="ql-block"> 可是種種的原因很遺憾,最終都沒有改變到中國人這種認識世界的方法論。所以,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講中國人,或者說傳統(tǒng)中國人認識世界的曲折和挫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先說改變傳統(tǒng)中國的第一個機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一個機會是發(fā)生在傳統(tǒng)中國偏早期(大概相當于公元一世紀到七世紀)——此時,傳統(tǒng)中國關于世界視野就已成有拓寬了,尤其佛教世界觀的傳入。</p><p class="ql-block"> 所以,在傳統(tǒng)中國的早期,有關世界知識最重要的來源有兩個,第一個是漢族中國人的活動范圍開始拓寬,比如說更早的張騫通西域,后來的班超通西域,再加上西部北部的各種非漢族,像匈奴、鮮卑、突厥、回鵑進入漢族中國的核心區(qū)域,這就大大開闊了中國對于世界的認知。</p><p class="ql-block"> 第二個是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的世界知識形成了非常大的沖擊。因為佛教來自傳統(tǒng)中國之外,因此外來的佛教徒給中國帶來了豐富的、蓊郁的知識。而本土的佛教徒也開始到印度去尋求佛教的真理,他們也打開了中國對于世界認知的視野。 </p><p class="ql-block"> 在這個時候由于佛教進入中國,中國不得不正視自己的周邊,因為在當時佛教跟中國是同樣高度的文明,而在佛教徒看來,印度的文明和佛教的文明甚至比傳統(tǒng)中國還要高明。中國不是世界的中心,印度才是世界的中心,中國不是最高的文明,印度才是最高的文明,最偉大的人物不是誕生在中國,而是誕生在印度,就是釋迦牟尼。</p><p class="ql-block"> 這樣就給漢族中國帶來了非常大的文化沖擊,也不得不出現像后來說的“睜開眼睛看世界”的情景。特別是在4世紀到6世紀來到中國的一族,佛教徒和遠赴印度的中國佛教徒,他們撰寫了很多有關是中國之外的世界著作,也翻譯了一些像世界紀、外國傳之類的書籍……</p><p class="ql-block"> 這里,我給大家講個故事:在南朝曾經有佛教徒跟儒家進行過辯論。在傳統(tǒng)的中國人的認知里面,中國是天下的中心,洛陽是中國的中心,洛陽是大地的中心,它正對的是天空的中心,所以有一個想象叫做“洛下無影”說法,就是在洛陽這個地方立一個桿子,在太陽正當午的時候照下來,由于是中心對中心,所以照下來的這根竹竿是沒有影子的。所以,當時中國人他們都認為這是天經地義的真理——洛陽就是天下的中央;</p><p class="ql-block"> 可是,在佛教徒看來這話是錯的,因為他們說在洛陽只有夏至那一天,太陽當午的時候才落下無影??墒窃谟《却蠹叶贾烙《仍诒被貧w線以南之很南方的地方,太陽正當午、正當中時照下來,竹竿沒有影子的時間,要遠遠多于在北回歸線的洛陽。因此這個爭論帶來了一個問題就是說誰是天下的中心?天下是不是只有你是中心?</p><p class="ql-block"> 這個爭論在延續(xù)了100多年后,大家都知道原來洛陽不是天下的中心,就不再跟佛教徒爭論;但是,中國人雖然輕輕的把這個事情放在一邊,但仍堅持著自己由方法論形成的觀念,也就是還認為中國是天下的中心,中國是天下最大的天下帝國,周邊都是非常小的蠻夷之國,但是,佛教對給傳統(tǒng)中國帶來了新的世界觀的知識,一直到宋代就不得不產生不一樣的看法了(東震旦地理圖、漢西域地理圖、西土五印之圖《佛祖統(tǒng)紀》中的三幅地圖)——</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是佛教徒編的一本叫做《佛祖統(tǒng)紀》的書使得中國人不得不作出改變</p><p class="ql-block"> 在《佛祖統(tǒng)紀》的書里面,有三幅非常珍貴的地圖,它顯示了在佛教徒的心目中世界有三個中心——其中一個叫東震旦(也就是中國),一個叫西域(也就是現在的新疆、中亞、內中亞一帶),第三個是印度;</p><p class="ql-block"> 這三幅地圖一并列,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挑戰(zhàn)了傳統(tǒng)中國的世界觀念??墒?,很遺憾佛教沒有征服中國,因為在傳統(tǒng)中國時代,政治永遠高于宗教。因此,佛教的知識后來被逐漸的邊緣化,但這揮中國人失去了這樣一個改變世界觀的機會……</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二)、第二個機會是在宋中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家知道漢唐都是天下帝國,雄視天下,可是宋代可不一樣。宋中國的世界形勢變了,因為宋和唐比起來疆域縮小了一大半。</p><p class="ql-block"> 在宋中國的北邊有契丹,后來還有女真,再后來還有蒙古;在東邊有并不臣服于宋中國的高麗,高麗在很長時間里面其實臣服于契丹;再遠隔海還有日本;西邊有黨項羌人建立的西夏;西南有吐蕃和大理;南邊有安南,這些變化伸縮了宋中國,逐漸讓宋中國成了亞洲各國里面的一國。那種漢唐兩代龐大的自我中心的傳統(tǒng)中國,那時候只變成了一種歷史里面留下的記憶,當時的中國已經縮小了。</p><p class="ql-block"> 我記得錢鐘書先生曾經有一個非常好的比喻,他說宋那時的中國已經從8尺大床變成了3尺行軍床了,外面已經有強大的諸國并立的國際。因此,宋中國就改成背海立國,重心轉向南方。</p><p class="ql-block"> 正是到了那個時候,宋人才清楚地意識到內和外的關系,他們開始把內和外分開,就逐漸形成了一些新的認識世界的方法論——</p><p class="ql-block"> 第一點當時的漢族中國人,肯定外國存在的合理性,并且被迫承認他們不是蠻夷,是和自己是對等的國家。大家都知道甚至契丹和女真建立的遼和金,甚至地位比漢族的宋還要高。</p><p class="ql-block"> 宋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就是宇宙有陰也有陽,天下也有中也有外。</p><p class="ql-block"> 第二點人們改變了過去的觀念,過去中國人覺得地理上九州就是天下中心。從天文意義上看,天上的28星宿都是和中國的“分野”與一一對應的;</p><p class="ql-block"> 因此,天與地兩方面都只有中國??墒沁@個時候宋人開始承認傳統(tǒng)中國并不大,外面的世界還要大;在大地之上、星空之下還有很多外國和異族,就連二十八星宿所對應的分野開始,既有中國也有外國。</p><p class="ql-block"> 第三點在西方北方強大敵國的壓迫之下,人們漸漸承認中國不是最大的,漸漸就改變了對“四夷”、也就是所謂對“蠻夷”的態(tài)度。</p><p class="ql-block"> 而且,宋中國對外交流中心,也已經從西北轉向東南,從陸地轉向海洋,于是對域外的知識就越來越豐富了。宋中國出使外國的使臣,根據這些使臣他們親身的經歷,就留下了大量關于外國的紀實文獻。例如,宋中國負責貿易管理的市舶司官員面向海洋,也留下了很多有關東海、南海甚至更遙遠地方的文獻……</p><p class="ql-block"> 而這個時候有關世界的看法似乎有機會可以去改變了,可是歷史非常詭異,宋中國的這些新觀念并沒有在歷史學里面生根,反而后來在歷史中間逐漸的消失了。</p><p class="ql-block"> 它的原因很復雜,我們這里沒有時間仔細講,但是請大家注意,再后來繼承宋中國疆域和族群的明朝,仍然把天下和世界的認知縮小到本國,也就是繼續(xù)以華夏為中心這樣的一個世界觀里面了。</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三)、改變傳統(tǒng)中國的第三個機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這個機會當然出現在橫跨歐亞建立世界帝國的蒙元時代。 </p><p class="ql-block"> 當時的蒙古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亞人帶來了很多有關世界的知識,這給中國人帶來了有關世界的新視野。就是從13世紀到14世紀(我們后來把它叫做蒙元時代),那個時代因為是橫跨歐亞的蒙古人當統(tǒng)治者,因此帶來了改變世界認知的機會。</p><p class="ql-block"> 當時蒙元征服了整個中國以后,元朝的秘書監(jiān)也就是帝國最高的中央文化機構,曾經準備修撰大帝國的一統(tǒng)歷史和大帝國的一統(tǒng)地圖。一統(tǒng)既包括了漢族中國,也包括了蒙古征服的歐亞各地之龐大世界。</p><p class="ql-block"> 當時有一個回回學者也就是波斯人叫扎馬魯丁,他曾經就給忽必烈(就是元世祖)上書,建議忽必烈下令集中阿拉伯人、波斯人,以及中國的北方人(就是瞞著中國南方的漢人),共同修撰蒙元大帝國的一統(tǒng)歷史及一統(tǒng)地圖。大家要知道那個時候中國的世界觀已經接受了很多來像自像阿拉伯、波斯、中亞、蒙古這些人的世界觀……</p><p class="ql-block"> 我舉一個例子。世界文獻里面記載一個很重要的早期地球儀,就是由元朝的扎馬魯丁這個波斯人帶來的。這個地球儀實際上已經告訴中國人地球是圓的,而且告訴你三分是陸地,七分是海洋,而且地球儀上還有經緯線,這又叫做“小方井”,而且,它在陸地上還畫有了江河湖海;這也就是說新的世界觀,新的世界認知,例如地球是圓的,這些新知識其實已經來了。</p><p class="ql-block">《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1402</p><p class="ql-block"> 特別有意思的,如果大家看一個保存在日本,實際上是朝鮮人畫的一幅地圖,叫做《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你就知道這幅地圖它用的就是蒙元時期,中國人對于世界認知的這個地圖,是跟著中國人作的地圖而畫的。</p><p class="ql-block"> 而那個《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地圖上面,非常令人吃驚的是什么呢?就是這個地圖上有非洲,有非常準確的阿拉伯半島,甚至還有歐洲,里面標注的還有羅馬、巴黎、巴格達。 </p><p class="ql-block"> 遺憾的是,這些新的世界知識在蒙元時期結束以后,很快就消失了。在中國傳統(tǒng)之人的心目中,大家仍然堅持著以漢族中國為中心,以周邊的四夷為蠻夷的這樣的一個觀念。</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改變傳統(tǒng)中國的第四次機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是晚明傳教士所帶來新的世界地圖和世界知識——大家都知道明朝中后期,也就是16世紀末、17世紀初,一些歐洲的傳教士就陸陸續(xù)續(xù)來到了中國,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傳教士就是利瑪竇(1552-1610),他曾經在廣東的肇慶畫了一幅山海輿地圖。</p><p class="ql-block"> 利瑪竇是根據一幅歐洲的世界地圖,而畫出來的一幅世界地圖(這幅世界地圖跟今天的世界地圖已經非常接近了),而這幅世界地圖后來在明朝中后期影響非常大。</p><p class="ql-block"> 后來,甚至連明朝皇帝都叫太監(jiān)們按照這個地圖的模樣,仿制了一幅6扇屏風式的《坤輿萬國全圖》(這幅《坤輿萬國全圖》現還有三幅,被分別保存在南京博物院,梵蒂岡和韓國)</p><p class="ql-block">傳入日本并經抄繪、上色的《坤輿萬國全圖》</p><p class="ql-block"> 當然,這幅地圖所帶來的新世界知識,它對中國人沖擊非常大!為什么呢?它告訴中國人幾點——</p><p class="ql-block"> 第一,世界非常大,中國只是亞細亞的1/10,亞細亞只是世界的1/5;</p><p class="ql-block"> 第二,大地并不是傳統(tǒng)中國人認為的天圓地方,也并不是你在中央。而是一個圓的,甚至有人跟自己還在地球的另一端跟自己是角對角的。而在圓的世界上沒有哪些地方是中心;</p><p class="ql-block"> 第三,它還告訴中國人世界上很多國家,萬國并立,而且是有多種文明,未必只有中國一個文明;而且,各個文明都非常發(fā)達,根本不是只有傳統(tǒng)中國是唯一的一個文明,而周邊都是蠻夷這回事。</p><p class="ql-block"> 大家知道歐洲人來到東方最重要的就是三類人,第一類人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傳教士,他們帶來了新知識,新信仰;第二類人是商人,他們進行商品貿易,使得東方也就是東亞的內循環(huán)轉向全球的外循環(huán),把全球連成了一片;第三種就是殖民者了——而他們用槍炮帶來了另外一種政治制度和國際關系;</p><p class="ql-block"> 那么,其中傳教士帶來的新知識,其實就給中國帶來了一個改變自己世界觀的契機。很可惜這種契機并沒有使傳統(tǒng)中國走出自己的傳統(tǒng),中國人仍然習慣于在傳統(tǒng)中內變,而不是把兩只腳邁出傳統(tǒng),在傳統(tǒng)外變?這是因為中國的傳統(tǒng)太強大,中國的知識體系太完整,傳統(tǒng)中國的思想觀念也源遠流長,而且制成一個完整的價值體系。</p><p class="ql-block"> 因此,真正的世界觀的改變要到晚清,也就是所謂西方人背后的堅船利炮,它終于使得中國人不得不到了要緊去改變自己的時候,傳統(tǒng)中國的世界觀才出現了根本的改變,這就是過去有學者說的——中國走向現代的一個最大的變化,就是“從天下到萬國”。也就是說從自認為是天下中央、天下大國,周邊都是蠻夷,到那時不得不承認天下是萬國并制,是一個互相需要依賴和聯系的國際,這才是根本的變化。</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五)、那么我今天說這些內容到底想表達什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是因為我們從中國認知世界這種曲折和挫折的歷史里面,我們看到了什么?</p><p class="ql-block"> 第一,我們應該知道傳統(tǒng)中國有關世界的看法是相當的頑固的,它影響了傳統(tǒng)中國人的世界觀,同時這種世界觀就像基因,作為文化的基因,它一直影響著我們今天看待世界的方法;而且盡管有這么多次改變世界觀的新知識傳來,但是我們要說明的是知識增長未必就能促使觀念改變。觀念的改變必須有一些不得不變的外因,所以知識史跟思想史不一定是同步的,內因還是要依賴外因的。這一點可能有些朋友會想起當年費正清講的“沖擊反應論”。也許這是一個非常陳舊的理論,但是陳舊的理理論,但是陳舊的理論不一定沒有道理,這是我要講的第一點。</p><p class="ql-block"> 第二,傳統(tǒng)中國世界觀念的改變跟中國近代國際環(huán)境有很大的關系,所以它總是顯得那么被動,和它相關的那種傳統(tǒng)的天下中心,天下帝國的觀念恐怕至今也沒有徹底改變。這種觀念的改變還是需要外部世界的沖擊。因為中國古代思想傳統(tǒng)它太早就很成熟與很系統(tǒng)了,任何改變都要整體的改變。不像有些國家,像日本那樣拿來拿來就可以,就像魯迅說過的是可以“拿來主義”。所以中國人為什么總是要討論“體、用、道、器、本、末”,也就是說中國人總是需要一個整體的理解,才有可能對觀念、思想和知性進行整體性“顛覆”……</p><p class="ql-block"> 第三,其實我有一點感想,就是要想讓中國人走出中國,重新理解世界,仍然需要從教育開始。關于中國如何認識世界的知識,這個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如何自我定位,到底自己是“天下”還是“萬國”,是天朝還是一個國家?而走出這種傳統(tǒng)中國觀念之改變性,如果沒有教材、教科書和教育系統(tǒng)的介入,我們很難改變我們一代又一代人對于世界的認知,也很難培養(yǎng)每一個人應該具有的世界公民的這樣的意</p> <p class="ql-block">  三、最后是展開性的引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華夏時代與傳統(tǒng)中國人們對世界的想像(四篇文獻中公元前三世紀之前有三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尚書-禹貢》(“九州”);2、《逸周書-王會篇》(“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3、《國語-周語上》(“五服”:甸服、侯服、賓服、要服、蠻荒);4、漢代初期的一篇文獻:《王制》(“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就文明的中國與野蠻的“四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二)、秦中國開元傳統(tǒng)中國后漢代“世界圖像”的形成</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史記》中的“世界”,奠定了傳統(tǒng)中國的世界認知:以中央王朝為中心,以周邊四裔為附庸——北方:《匈奴列傳》;東方:《朝鮮列傳》;南方:《南越列傳》、《東越列傳》、《西南夷列傳》(其中涉及身毒即印度);西方:《大宛列傳》(涉及西域即今新疆、中亞、西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三)、、傳統(tǒng)中國描述世界的基本方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傳統(tǒng)中國文獻中的世界,是以本國/本朝為圓心,逐級放大的“同心圓”;</p><p class="ql-block"> 2、傳統(tǒng)中國時代,中國人在文化上總是有優(yōu)越感,仍然視中國外為蠻夷,并在文字記載中總是要凸顯蠻夷不夠文明; </p><p class="ql-block"> 3、“四裔”存在的意義,主要是證明華夏的文明和自信,四裔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文明與歷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最后,謝謝各位!】</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三五四、唯【新明皇聊天群】認為對華夏時代、傳統(tǒng)中國、現代中國最重要的認識是咱們該怎么自覺維護“情感傳播”的人格理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一、劉如飛在通讀了新明皇發(fā)給她的那個文本后,接著在微信上與他進一步來展開討論(且是一個綜合性文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明皇大兄好!您說到在阿拉上期【新前衛(wèi)系列連載】小說中,孫教授之所以要抓住田野考古新發(fā)現一事,來闡述孫教授他的核心理論,就是為了在上一期連載小說里,孫教授試圖要加快推出他想構建的三個有關意識形圖之符號——</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一)、中國人的三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一個符號是中國人命格的符號,就是最起碼可以追溯到秦中國集權當家人,他給中國人建立起來的一個屬于意識形態(tài)的命格符號——這個符號為八個字——“白日升天、長生不老”!</p><p class="ql-block"> 第二個符號是讓中國人能夠構建出一個更完整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這個符號就是秦中國俑——秦中國俑便是中國人之人格符號!</p><p class="ql-block"> 當中國人在1974年與2020年通過考古與發(fā)現(秦中國俑與‘采藥昆侖’),顯然讓中國人可以構建出完整的人格與命格了;那么,早在抗戰(zhàn)時,有一首《義勇軍進行曲》,這首歌在1949年時被定為國歌。而這首歌中有這么一段歌詞——‘用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所以,長城無疑就成了我們國家國格的符號!</p><p class="ql-block"> 那么,您今天提出關于構建中國歷史經驗主義整體性框架這個事,其實就是要把中國人自個最重要的總格之符號性,給擺上意識層面體系上去——</p><p class="ql-block"> 好比,前一階段被熱議的‘橫渠四句,例如所謂‘為生民立命’論——我們【新明皇聊天群】就提出來一個新解:所謂‘為生民立命’論,它便是華夏文化理想運程有關國人總格之最重要的符號;</p><p class="ql-block"> 其次,華夏文化理想運程既是國人總格之符號,它又分別產生了三個‘心’;這三個‘心’又構成了三個在時間軸與文明意義上,不盡相同但都可以符合到國格上去的邏輯——而這三個可以符合到國格上去的的邏輯,分別就是由華夏時代、傳統(tǒng)中國、現代中國所構成的,就是所謂‘為天地立心’的三個符號;</p><p class="ql-block"> 再其次,是華夏文化理想運程三個各為其表之符號的華夏時代、傳統(tǒng)中國、現代中國,它在政治上的成就也是可以從物化層面上升到精神層面去的——就是體現在無論是形而上形態(tài)(上層建筑)、還是形而下形態(tài)(社會與家庭組合之人間煙火),這兩個基本之存在,都有統(tǒng)一的人格與尊嚴(只是,若將傳統(tǒng)中國與華夏時代在這方面比較一下,則是傳統(tǒng)中國要進步的多,就是在傳統(tǒng)中國這一符號的時間窗口,它在事實上已開啟了一個超平等性的實驗場——例如,就是上層建筑與社會家庭組合方面沒有根本無法逾越的界線);這就體現在‘為往圣繼絕學’上;</p><p class="ql-block"> 如此,雖然中國人從2000多年來,即便不是在一個自覺的意識中,竟也能夠在上下求索中,便可得到這個宇宙最大的一個福氣——就是中國人無論在華夏文化理想運程中的哪一個時間窗口(華夏時代、傳統(tǒng)中國、現代中國),我們中國人始終都能在一個基本穩(wěn)定的層面,表現出我們是有充分的人格尊嚴,以及人格尊嚴之極大的空間性——</p><p class="ql-block"> 例如,要革命性是有之(就是通過個人努力在政商方面開疆拓土而成為佼佼者者);甚至,連修仙成道者亦不乏有之……</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在“為往圣繼絕學”中具體的往圣是什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那么,現在又多了科學手段的介入與探索。例如,復旦大學的基因研究部門,他們就對牛河梁五號地區(qū)中心大墓主人可能就是黃帝作了研究,就是作黃帝氏族基因譜系的考證——</p><p class="ql-block"> 展開來論說——就是在華夏文化理想運程第一大時間窗口的華夏時代,是以出現古黃帝族為標志的(就是古黃族),這也指針為這一古黃族的崛起年代,是在東北紅山文化時期;而在古黃族早期的主要一族,就有黃帝天黿氏,此族就是姬周的直接祖先;</p><p class="ql-block"> 后來,這一黃帝天黿氏引領古黃族南下,在驅逐太昊氏族后,在豫東魯西立國——都曲阜(牛河梁遺址五號地區(qū)中心大墓中手握雙龜的老人,就是天黿黃帝,玉龜就是天黿,是老人的“身份證”);</p><p class="ql-block"> 后來,才有古黃族三分的歷史,而所謂的古黃族三分,就是古黃族分為黃帝天黿氏、黃帝有熊氏、黃帝軒轅氏三氏黃族論……</p><p class="ql-block"> 只是,若對古族黃帝再作溯源,其最早可溯源至公元前3707年的紅山文化女神期——紅山文化女神期就是女黃帝,她就是黃女媧;這位第一號女黃帝出自黃鳥氏(但在古黃人南下的過程中,女黃帝轉化為了男黃帝);</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而第一個男黃帝出自天黿氏,即天黿黃帝。黃帝是古黃人之帝。至軒轅黃帝替代神農氏為天子后,黃帝才有了天子的稱謂(軒轅黃帝替代神農氏后的天子地位,便又升了一級,就是到了天下共主的地位了)。</p><p class="ql-block"> 因此,軒轅黃帝才是首位天下共主(軒轅黃帝成為天下共主的時間大約在公元前2500年)!</p><p class="ql-block"> 復旦大學做基因研究的黃石教授,就發(fā)現了他們古黃族之一個超級祖先——牛河梁五號地區(qū)中心大墓主人Y染色體單倍型為F8(漢人男性中有18%帶有這個單倍型,而牛河梁五號地區(qū)中心大墓墓主人就是單倍型F8)……</p><p class="ql-block"> 復旦大學的黃石教授在研究牛河梁五號地區(qū)中心大墓時,也參考了有關雙槐樹遺址被認為是黃帝之都之觀點時;黃石教授認為雙槐樹遺址,更傾向于將它定位是古夏王國帝君女媧之都。</p><p class="ql-block"> 例如,古黃人有熊氏在女媧帝君時期就遷入河洛。但這個時期的有熊氏只是作為帝君女媧的一個氏國而在河洛存在。</p><p class="ql-block"> 只是,通過基因測序黃帝譜系也有缺陷,就是男系黃帝本身就出自多個氏族(而女皇帝只有一個),且多氏男黃帝都經歷了很多代。而基因譜系研究只會推出一個黃帝,這恰恰跟華夏多族群,這就與以黃帝為始祖為文化認同就又形成了一些矛盾?</p><p class="ql-block"> 因為,如果一味這樣研究下去,便只會瓦解維系華夏一體的祖源認同。至于,又有一些人通過基因研究來確定族譜,就又出現了族譜冒認祖先的情況;其實族譜冒認祖先的情況的確存在,但這是與華夏一體相適應的。</p><p class="ql-block"> 因為,后世有很多氏族想要融入華夏譜系,當然只能認領華夏為祖先,這恰恰跟基因祖先是兩回事。并不是制作族譜的先人傻,而是現在基因研究祖先的人,認為冒認祖先的先人傻……</p><p class="ql-block"> 當然,目前對黃帝氏族基因的研究,一是從傳說中后裔這一層面去推斷黃帝的基因,也就是常說的“逆推”;目前復旦大學就是通過對江浙大禹陵處,為禹王守靈的姒姓人口的基因作檢測標本,發(fā)現其基因為O1-M119,而有虞氏基因為O2-M122,二者共祖基因是O2-M175或上游NO-M214;由此推測,如果黃帝和顓頊是有虞氏和夏后氏的共祖,黃帝的基因類型可能是O-M175或NO-M214……</p><p class="ql-block"> 二是從遺址和古基因分析黃帝后裔的遷徙——復旦大學研究顯示,陜西石峁遺址的貴族遺骨Y染色體是O-F3323類型,這與傳說中的黃帝后裔姓氏分布高度重疊,且該基因在匈牙利古墓群中也同步出現,這就同時可印證黃帝后裔,參與了青銅時代全球種族的大遷移……</p><p class="ql-block"> 三是前面講過,牛河梁五號地區(qū)中心大墓主人可能是黃帝——其依據就是大墓主人的基因是F8,而F8基因在現代漢人男性中占18%;</p><p class="ql-block"> 所以,以此反推具有F8基因的牛河梁五號地區(qū)中心大墓主人是黃帝。Y染色體單倍體F8是O-M117下的一個重要分支,屬于O2a2b1a1類型。形成時間距今約7200年,最早產生于黃河、海河流域,是北方旱作農業(yè)時代的典型代表,是基因研究認定的六位超級祖先之一……</p><p class="ql-block"> 故這就是絕對的往圣!</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三)、科學竟然不是無功利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所以,人們不要以為現代科學它可以是無功利的;那是因為西方人在哲學上有一個根本性的禁忌,就是西方所謂的基因溯源,西方不能像我們這里是一直可以溯源到黃帝這么一位最早的人(這一最早的人很重要,因為福山有本書的書名就叫《歷史的終結與最后一人》,最后一人的對立面就是最早一人)……</p><p class="ql-block"> 所以,西方不能在哲學性上去溯源最早一人,這其中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p><p class="ql-block"> 我們說這是西方人哲學本質之使然——就是西方人引進了宗教之本初(也包括人的末來)這么一個哲學的物化,而且居然是從非西方地望那邊引進來的……</p><p class="ql-block"> 而我們現在就給西方最核心的哲學本質,給出一個學術名詞——它就是“情感記憶”(也就是說西方人性之形而上——它其實就是情感,而西方對他們自己‘情感’的方法論,就是通過記憶來維持它;并且,后來也就是這樣一代一代記憶下去了)……</p><p class="ql-block"> 于是,西方種族他們最重要的哲學方法論,就是通過情感的記憶去確定唯一性真理,而這一唯一符號性——就是耶和華(耶和華也是上帝性的符號);</p><p class="ql-block"> 因此,這樣一來西方人怎么樣也不用去溯源最早的一人,更是不會去思考“最后一人”(只有福山在胡思亂想);可現代西方卻偏偏搞出了基因科學(通過基因譜系去溯源)?……</p><p class="ql-block"> 而相較于西方,中國人在哲學方法論上卻是講“情感傳播”的:例如,黃帝被認為是提出《內經》與《外經》之傳播醫(yī)學的人!可為什么呢?</p><p class="ql-block"> 那是因為任何可傳播的東西,幾乎都是形而下形態(tài)的,而《黃帝內經》、《黃帝外經》與《難經》,這些就都是形而下形態(tài)的。</p><p class="ql-block"> 而黃帝已降,在來到華夏時代的末世,又出了個孔子(據說孔子是巫師世家出身,但卻在中國人之哲學方法論的邏輯下(情感傳播),他卻成為了儒家的代表性人物;</p><p class="ql-block"> 而且,在孔子活著的時候,他明明是一位政治活動家,可在他死后又經哲學方法論的情感傳播,他又成為了一位有教無類的教育家,甚至有孔廟可禮拜之)!</p><p class="ql-block"> 盡管孔子在世時他的政治影響力,對列國而言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但他因為處在了一個圣人周期,故后世對于孔子的一個哲學方法論(就是中國人的“情感傳播”),便在他生后的傳統(tǒng)中國時代,孔子幾乎就是正值的象征而善不多沒有一點負值。</p><p class="ql-block"> 但是,在進入到傳統(tǒng)中國時代,竟然出現了一個違反“情感傳播”哲學方法論的反例——例如,像是對那位有著最起碼與黃帝同一級別(其實是大大超過)的秦中國集權當家人;因為,他同黃帝之天下共主性是一樣的,甚至還是在完全信史的情況下,他不僅開元了傳統(tǒng)中國(傳統(tǒng)中國更替了華夏時代),還讓黃帝的天下共主性,處在更好的“情感傳播”之哲學方法論中——就是封了自己為始皇帝;</p><p class="ql-block"> 可不知為什么?在這位集權當家人身后,中國人圍繞秦中國集權當家人(他同黃帝天下共主性是一樣的,因為開元了傳統(tǒng)中國并成為皇帝),這一哲學方法論(“情感傳播”)卻被逆轉了?</p><p class="ql-block"> 那是因為漢武帝的心思是想要逆反自華夏時代以來,中國人一直高舉著哲學上最圣明之大旗——它就是情感傳播;于是,漢武帝罕然讓宦官史馬遷,去炮制一部無需對后黃帝天下共主性的、就是不用對秦中國集權當家人,繼續(xù)高舉“情感傳統(tǒng)”之哲學上最圣明的大旗?</p><p class="ql-block"> 于是,《史記》出籠后,華夏人就成了漢人,故必須對秦中國集權當家人作一個情感了結(它根本就不是“情感傳播”),繼而一步一步去炮制出所謂“周秦之變”、所謂“秦漢之變”來;不僅讓秦漢合并(黃帝開創(chuàng)天下共主后與神農合并了嗎),還居然一反“情感傳播”的正向性,給了秦中國集權當家人一個負向性的值——</p><p class="ql-block"> 但是,好在對黃帝“情感傳播”之經驗性中,還有《黃帝內經》等經典的“情感傳播”之加持;但是,漢武帝還是不忘唆使宦臣史馬遷這樣一位無根之人,要將秦中國集權當家人,定議為是聽信方士饞言之人而擺放進《史記》中去(這本是史馬遷最可恨之處,因為他痛恨傳統(tǒng)醫(yī)學,而正是傳統(tǒng)醫(yī)學之術將他的根給閹割掉了!所以,他也與漢武帝一樣,對秦中國集權當家人同樣是“同仇敵愾”的)……</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四)、歷史經驗主義本身是如此的無功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也就是說被顛倒的還是會再被顛倒回來——例如,2020年發(fā)現了“采藥昆侖”的石刻,它證明了秦中國集權當家人在傳統(tǒng)醫(yī)學上,是一位繼續(xù)高舉“情感傳播”之最圣明哲學大旗的人!</p> <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只可恨在秦中國開元傳統(tǒng)中國僅僅過去130年,就是在2111前出籠的《史記》中,漢武帝與史馬遷卻狼狽為奸的把一位實踐“采藥昆侖”者,掛在了受騙于神棍方士成為昏君這面墻上,竟然長達了2000多年。</p><p class="ql-block"> 所以,俗話說得好“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事實上完全不懂中國哲學方法論之“情感傳播”的宦臣司馬遷其人,現在看來他被后人稱之為史太公,完全是對無功利歷史經驗主義開了一個大玩笑!</p><p class="ql-block"> 因為,雖然傳統(tǒng)中國更替了華夏時代,但開元傳統(tǒng)中國的集權當家人,他卻也是中國哲學方法論之“情感傳播”的一個集大成者!例如在上層建筑上,他讓華夏時代的天下共主趨于更大的務實性(就是在限制小眾私大性政治權重方面做出了巨大功績,從而讓傳統(tǒng)中國的社會治理,有了三位一體的實踐性——就是君、賢、凡的實踐結構;而現代中國社會治理的實踐結構也是三位一體的——就是組織、干部、群眾)……</p><p class="ql-block"> 同時,在形而下形態(tài)方面,秦中國在開元傳統(tǒng)中國時雖然更替了華夏時代,可此時卻開始了讓傳統(tǒng)醫(yī)學成為社會治理的務實(傳統(tǒng)醫(yī)學的經典《黃帝內經》就產生于傳統(tǒng)中國開元后)……</p><p class="ql-block"> 同時,秦中國集權當家人本尊亦是作為上層建筑創(chuàng)導長生不老理念的第一人,從而造福于民!所以,可以說在形而上形態(tài)的上層建筑與形而下形態(tài)的全天下社會底層,秦中國開元的傳統(tǒng)中國,在哲學方法論“情感傳播”方面,達到了全部華夏文化理想運程三大時間窗口的最高水平(現代中國第三個時間窗口亦包括在內)——</p><p class="ql-block"> 因為,在秦中國開元傳統(tǒng)中國后的不長時間,既在進入到由漢武帝時代時,華夏文化理想運程之“情感傳播”的哲學方法論便出現了逆進程,就是漢武帝不需要成為華夏文化理想運程,哲學方法論的“情感傳播”的紅人,而情愿去成為“情感傳播”的黑人(所以,現代中國的新中國之后,亦出現了漢武帝第二;以及一大幫集司馬遷宦臣式機會主義者)……</p><p class="ql-block"> 而那位史太公司馬遷更是成了傳統(tǒng)中國以來,黑“傳統(tǒng)中國”最大的惡人(就是司馬遷赤裸裸的摒棄了無功利之思想境界,而產生出了以敵視為情緒的,根本不認秦中國集權當家人是黃帝天下共主性最大的“情感傳播”者。因為,畢竟是司馬遷把這個人描繪成暴君;而司馬遷更不承認秦中國集權當家人,是《黃帝內經》最大的“情感傳播”者,而將這個人描繪成偏信方術的昏君)……</p><p class="ql-block"> 但出來混總要還的,結果在1974年與2020年(秦中國俑與“采藥昆侖”石刻相繼被發(fā)現),這便橫掃了自漢武帝以來,蒙在秦中國集權當家人頭上的一切塵?!?lt;/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附錄——現代中國高舉‘情感傳播’最圣明哲學大旗的典型例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當華夏文化理想運程在經過了兩大時間窗口,又來到了第三個大時間窗口時(現代中國又更替了傳統(tǒng)中國),中國人對在哲學方法論上的“情感傳播”這一大是大非的問題,得重新擺到現代中國人面前來了——例如從天下共主到集權當家人后,這個“情感傳播”是繼續(xù)傳播還是最終被逆轉(以下是例證文本)——</p><p class="ql-block"> 毛主席在1973年(1974年秦中國俑在西安被發(fā)現)指出:“郭老在《十批判書》里頭自稱是人本主義……他不僅尊孔,而且還反法”;“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但是不能大罵秦始皇”;</p><p class="ql-block"> 因此,在當年的8月5日,毛主席提筆寫下了自己人生中最后一首詩——</p><p class="ql-block">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p><p class="ql-block"> 祖龍魂死業(yè)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p><p class="ql-block">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p><p class="ql-block">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p><p class="ql-block"> 毛主席之所以寫這首詩,是因為不贊成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對秦始皇的批判。這部書是由郭沫若在1943年至1945年撰寫的十篇歷史論文集結而成,1945年首次在重慶出版。</p><p class="ql-block"> 1943年前后,黨內歷史研究者十分推崇墨子,稱墨家思想是“樸素的共產主義思想”。因為墨子代表的是古代的“手工藝者和小商販”,并且他們的行動、起居都是“集體”式的,和現代共產主義追求的理想社會有相仿的地方。</p><p class="ql-block"> 郭沫若非常反對這種看法,認為這些崇墨的學者“以偏概全”,故意放大了墨家的“優(yōu)點”,而對于墨家崇敬鬼神,組織形式類似“宗教”崇拜的一面看不到。</p><p class="ql-block">因此郭沫若認為,凡在百家學說前面冠之以“新”拿出來宣傳的,都是想“借尸還魂”,學傳教士宣講“福音”,他“打倒孔家店,并不希望建設墨家店”。</p><p class="ql-block"> 于是郭沫若一口氣撰寫了十篇論文,批駁以上思想。這十篇文章除了探討封建王朝分封,批評墨家之外,還有一篇名為《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批評了法家和秦始皇。</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二千多年以來,秦始皇在傳統(tǒng)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暴君”的典型。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國共斗爭激烈,郭沫若通過批判秦始皇的專制、獨裁,讓民眾聯想起國民黨的統(tǒng)治,是有正面意義的。</p><p class="ql-block"> 而且,郭沫若除了是歷史學家,他更出名的身份是詩人兼小說家、劇作家。而秦始皇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被郭沫若說成了一個“雞胸”、“豺聲”的怪胎;后來他又編排《孟姜女哭長城》的戲劇,直接把秦始皇寫成了一個人倫罪犯……</p><p class="ql-block"> 也因為史書上說秦始皇“焚書坑儒”,又說他想求長生,所以,郭沫若就判斷秦始皇統(tǒng)一中國前后干的所有事,統(tǒng)統(tǒng)都不好。</p><p class="ql-block"> 毛主席提到秦始皇“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一度量衡”,郭沫若就說,那并不是始皇的功績,他只不過是延續(xù)了過去楚國人的辦法罷了。統(tǒng)一中國也不是秦始皇的功勞,那是秦朝歷代先王的功勞,他只是“奮六世之余烈”,到了他那一代剛好水到渠成。所以秦始皇也就是撿了一個大便宜,白當了始皇帝。</p><p class="ql-block"> 而且,郭沫若還認為秦始皇的毛病特別多,又迷信鬼神,又沒腦子。方士說吃仙丹能長生不老他也信,還自稱“真人”,“簡直太天真”!</p><p class="ql-block"> 郭沫若為什么竟然認為統(tǒng)一中國、統(tǒng)一文字、統(tǒng)一度量衡都不是秦始皇的功勞?那么結束“封建制”,實行“郡縣制”算是秦始皇的功勞了吧。</p><p class="ql-block"> 不過要證明實行“郡縣制”是秦始皇的功勞,就得先證明“郡縣制”的確比“封建制”先進。這里就出現了一個中國歷代政論家一直爭論不休的問題:到底是封建制度好,還是郡縣制度好。</p><p class="ql-block"> 毛主席在詩詞里就提到了唐代柳宗元的一篇文章——《封建論》,用它來證明秦始皇實施的“郡縣制”,的確是比“封建制”更加先進,更加好(柳宗元這篇千古雄文,名字就叫做《封建論》。這篇文章雖然只有2034字,但是卻有力地論證了在中國實行“郡縣制”,就是比“封建制”先進)——</p><p class="ql-block"> 柳宗元在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封建時代的劃分問題,他把周朝稱為封建時代,秦朝則是中國第一個實行“郡縣制”的王朝。例如,通過對秦末的陳勝、吳廣起義、漢初三代的諸侯叛亂,以及唐朝后期的藩鎮(zhèn)之亂為例,論證了實行“郡縣制”的國家,爆發(fā)動亂之時有兩大特點:</p><p class="ql-block"> 其一,民亂吏不亂;</p><p class="ql-block"> 其二,實行州、縣制的地方,比設立諸侯、藩鎮(zhèn)的地方更不易亂。</p><p class="ql-block"> 于是柳宗元最后說,或曰:“封建者,必私其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p><p class="ql-block"> 什么意思呢?這就是說,如果采用封建制,那么土地就成了諸侯私人的財產。諸侯們?yōu)榱吮Wo私產,擴大私產,必然會產生私心,進而為了自己的私利引發(fā)叛亂。</p><p class="ql-block"> 而第一個結束這種現象,讓天下的土地“公有”的人就是秦始皇,所以毛主席才會在詩里建議郭沫若要“熟讀唐人封建論”。</p><p class="ql-block"> 就在寫下這首詩的同年9月,毛主席在會見埃及副總統(tǒng)時又說: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因為秦始皇是第一個統(tǒng)一中國,統(tǒng)一文字,修筑寬廣道路的皇帝。他不搞國中有國,而采用集權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幾年一換,不用世襲制度。</p><p class="ql-block"> 其實,毛主席在詩中批評的是郭沫若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寫的文章,當時郭沫若對秦始皇的看法是這樣,但是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的看法已經發(fā)生了變化。</p><p class="ql-block"> 1963年,郭沫若到南寧參加一個歷史學會成立大會,會后同翦伯贊等人到桂林旅游參觀靈渠,寫下了一首《游興安觀秦始皇時史祿所鑿靈渠》——</p><p class="ql-block"> 郭沫若在詩開頭就寫“秦皇畢竟是雄才,北筑長城南嶺開”,剪伯贊作了一首和詩說“一統(tǒng)中原邁禹湯,雄才千古說秦皇”,郭沫若回信建議他修改為“雄才今日識秦皇”。</p><p class="ql-block"> 后來,郭沫若又在信中提到:古來都是罵秦始皇的,直到毛主席的《沁園春·雪》才把他肯定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