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儒家與鄉(xiāng)土文化視角的時代解構(gòu) </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right;">——品讀《怪胎》</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i>文/拜嘯霖</i></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被譽為美國編劇教父的羅珀特?麥基認為：“作品是作家和故事的藝術(shù)?！毙≌f作品也是作家和故事的藝術(shù)，把熟知于心的故事講好，藝術(shù)地處理好故事與結(jié)構(gòu)、故事與風格、故事與生活、故事與時代，即是好的小說作品。夏春曉老師的小說《怪胎》，堪稱作家與故事相得益彰的好作品：構(gòu)思奇巧曲折，可讀性強；敘事如行云流水，不急不緩；用筆圓潤嫻熟，不枝不蔓；語言沉穩(wěn)老道，雅俚雙絕。</p><p class="ql-block"> 小說《怪胎》以一個荒誕、離奇的故事，解構(gòu)了“文革”至““改革”時代的社會雜色。小說傳奇色彩濃重，情節(jié)充滿戲劇特色，《今古傳奇》將其作為 2025年 4 月末的頭條，不惜占用一半的頁碼，足見編輯對小說“傳奇”價值的認可。但如果僅僅把小說歸為傳奇故事，我以為只看到了小說表像的故事情節(jié)和敘事特點——即令人難以置信的千古奇事、怪事壘疊的故事。從小說所要表達的深層思想分析，小說具有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傷痕文學”的影子，透過表像可見“鄉(xiāng)土文學”的底色，行文中又有著“現(xiàn)代文學”的思辨?？傮w來看，我認為小說是儒家文化與鄉(xiāng)土文化視角的“一甲子”時代解構(gòu)，這種解構(gòu)順應(yīng)主流意識形態(tài)，又超脫了主流意識，是經(jīng)過近三十年時間的沉淀，對“一甲子”時代的進一步反思，極具“新歷史小說”的特性。</p> <p class="ql-block"> <b>一、小說以傳奇故事挖掘“怪胎”背后的根源，是新歷史意識的覺醒和反思 </b></p><p class="ql-block"> 小說描述了三河縣沙苑地區(qū)沙老漢、沙老太家的女兒沙棗生出一個怪胎，上門女婿石錯生尋找“怪胎”根源，牽扯出“一甲子”時代朱國榮喪盡天良的丑惡行徑以及扭曲的社會價值、心理行為，沙棗接受不了與同父異母哥哥石錯生結(jié)婚“違背倫理”撞水泥電線桿身亡、沙老太氣絕身亡、沙老漢喝 1059 農(nóng)藥自殺、石錯生跳黃河自殺未果遁入空門、“怪胎”被華山道姑溫妙華（沙棗四姨）帶入道門，沙老漢一家人亡家息的人間悲劇。</p><p class="ql-block"> 小說是作家潛意識里的社會鏡像或意象，《怪胎》是一個時代的社會產(chǎn)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著是社會的價值觀念、思想意識和政策導向，作者在描述“怪胎”的形狀時，以“隱喻”或“暗示”的方式表達了對錯位時代的觀點：“娃的每只腳，每只手，俱是左邊”，似在隱喻社會一邊倒的“左傾”；“都是六指（趾）”隱喻社會的物化形態(tài)超越了正常的體態(tài)；“兩個鼻孔朝天”隱喻一幅不切實際、盛氣凌人、藐視一切，唯我獨尊的心理形態(tài)；“兔唇”隱喻說出的話或表達的思想難以自圓其說，走風漏氣：“沒有雙耳”隱喻那個時代聽不進、聽不得、也聽不到外界的不同的聲音；“娃的尾骨處，竟還長出了一條像成人小指粗細長短的肉尾巴”隱喻脫離時代或倒退的“返祖”……這些隱喻，借助生物界的“怪胎”，昭示特定時期社會的“怪胎”?！笆e生”是特定時期道德危機導致的“現(xiàn)實中實實在在的錯生”，不應(yīng)出生的“錯生”本已是悲劇，其與同父異母妹妹沙棗的結(jié)合已不僅僅是“錯”了，而是難以承受的人間悲劇。</p><p class="ql-block"> 小說的結(jié)尾，借助莊明道教授之口，表達了作者的深層思考，“一個家出現(xiàn)了怪胎，結(jié)果給該家庭帶來了滅頂之災(zāi)！”“如果一個行業(yè)、一個領(lǐng)域、一個政黨、一個集團、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乃至整個世界，也出現(xiàn)了怪胎，那有將會帶來什么樣的嚴重后果？”這個思考是深沉而宏大的，在作者的思想意識里，“怪胎不僅過去有，現(xiàn)在有，也許將來還會有；不僅中國有，外國有，乃至整個世界都會有！”“生生不息，廣有分布”，面對形形色色的“怪胎”，作者振聾發(fā)聵地發(fā)問：“怪胎是如何產(chǎn)生的？又怎樣才能防止和避免怪胎的產(chǎn)生？若萬一出現(xiàn)了怪胎，人們又該如何去面對，去解決呢？”問題的指向，如果僅僅只是指向生物界的“怪胎”，其影響或許還不足為慮，但如果大到一個國家乃至世界，“怪胎”的危害可能不僅僅是個體，而是所有的人與實體，甚至是與人類有關(guān)聯(lián)的人與實體。</p><p class="ql-block"> 小說中的莊明道教授，是一個具有理性思辨能力的學者，不僅有理論研究素養(yǎng)和專業(yè)研究能力，而且經(jīng)歷過“文革”的火熱年代到“朱星寨”大隊插隊，“改革”年代以掛職副縣長任職三河縣，在一定程度上是三河縣和朱星寨歷史的見證者和親歷者。莊教授的歷史反思，代表的是小說作者夏春曉老師的歷史反思，是一個具有獨立意識和使命意識作家的社會擔當和憂患意識。</p><p class="ql-block"> 如何認識和評價歷史，始終是一個多維度和多立場的難題。王岳川《后殖民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論》認為：“如果沒有社會歷史流傳下來的文本作為解讀媒介的話，我們根本沒有進入歷史奧秘的可能性?！币饧春笕苏J識和了解歷史，主要依賴于前人留下來的“文本”。但“歷史不是鐵板一塊，而是充滿需要闡釋的空白點，那些文本的痕跡之所以能存在，實際上是人們有意識選擇或保留的結(jié)果，可以說歷史中仍然有虛構(gòu)的元話語。”這段話的大意是，人們所知道的歷史，并非歷史現(xiàn)場，而是典籍和文獻的文本記載，是修史者、記錄者在權(quán)力運作與意識形態(tài)約束下的選擇與闡釋。從這個意義上說，夏春曉老師的小說《怪胎》，是新歷史意識下對“一甲子”時代歷史的反思與解構(gòu)，屬于新歷史小說的范疇。</p><p class="ql-block"> 新歷史意識，是相對于傳統(tǒng)歷史意識的概念，與此對應(yīng)的是“傳統(tǒng)歷史小說”和“新歷史小說”?！皞鹘y(tǒng)歷史小說”，是以傳統(tǒng)歷史意識為主旨的，強調(diào)正史的主導意識和政治符合性、方向約束性、輿論導向性，多選取重大歷史事件、高大上英雄人物和宏大敘事；新歷史小說，是作家基于自己的歷史觀，對歷史的再認識和再思考，不同于一味向正史靠攏的“十七年文學”（1949-1966）“革命歷史小說”，是作家以自己的人生閱歷、生活體驗、歷史感悟和歷史反思，以耳聞目睹、源自于民間的真實故事或軼聞趣事，經(jīng)過加工、虛構(gòu)等再創(chuàng)作而書寫的帶有民間色彩和人文溫情的歷史，其特點是遠離上層、遠離中心，更接地氣，更為下層，甚至是接近邊緣的民間故事，這些故事是底層老百姓更為熟悉、更易接受，是在塵土飛揚的民間具體生活情境中展開的，譬如家族變遷、婚姻悲劇、人生悲喜、愛恨情仇、天災(zāi)人禍、盛衰變易，譬如人與人之間情感的微妙變化、瑣事引起的軒然大波、鄉(xiāng)村的生死仇恨，甚至瑣碎如衣食住行的變化與體驗……這些歷史的碎片或瑣碎的小事，替代了正史中有明確記載的新舊勢力戰(zhàn)爭、政治的變化、王朝的盛衰、宮廷的內(nèi)斗、官場的風云等等。</p><p class="ql-block"> 以新歷史意識為旗幟的新歷史小說，對于傳統(tǒng)歷史意識中“必然”“一元”“中心”論觀點，提出挑戰(zhàn)、質(zhì)疑、顛覆，以“多元”“邊緣”“可能”的視角解構(gòu)歷史，甚至提出“既然歷史原本和現(xiàn)場無法還原，任何虛構(gòu)和推測都有可能”。這種觀點的極端，是脫離具體社會環(huán)境、意識形態(tài)、政治立場和治理模式的歷史虛無主義，即一味從個人的意識、認識、體驗、判斷解構(gòu)歷史、推斷歷史、臆想歷史，漠視國家和社會治理的政治需求。所有的歷史記載和文本，都有政治立場和觀點的選擇，新歷史小說也不例外，都應(yīng)在政治約束的范圍內(nèi)。</p><p class="ql-block"> 《怪胎》無疑是作者新歷史意識的覺醒，小說沒有史詩小說的宏大敘事，從最底層的平民視角解構(gòu)“一甲子”時代，這種解構(gòu)穿透了表面的一切閃耀與榮光，揭示了閃光面背后最為不堪與齷齪的一面，這種揭示不是淺表意識或歸類意識的抹黑或質(zhì)疑，而是一種正視歷史糟粕或歷史遺憾的歷史回眸。之前與夏春曉老師閑聊中得知，他曾親身經(jīng)歷過物質(zhì)極度匱乏年代的“逃難”，也曾在農(nóng)村擔任過生產(chǎn)隊長、大隊長職務(wù)，是火熱年代特殊事件的親歷者，對于新中國建立后的諸多歷史事件，以及改革開放后的諸多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和思考。小說以平民的視角，還原了“文革”中朱星寨人朱國榮的“假紅真黑”面目，以及其在“改革”年代適應(yīng)“本本則”與“換規(guī)則”的發(fā)跡，使人們從其人生跡跡和種種跡跡中反思時代的“盲區(qū)”或“黑洞”，給社會和身在其中的人以某種警醒與啟示。</p> <p class="ql-block"> <b>二、小說以儒家文化視角審視前后三十年的社會思想與心理，是現(xiàn)代氛圍中對傳統(tǒng)文化再次反思 </b></p><p class="ql-block"> 儒家文化的主旨是倫理道德與三綱五常，推崇的是“仁義禮智信”“忠恕孝悌”，核心是“禮”，禮即秩序、規(guī)則、等級、尊卑，一切都是有差別的。儒家思想發(fā)展到宋朝，是程朱理學所推崇的“存天理滅人欲”，其所推崇的“禮制”思想，教化人要自律，克制自身的欲望，男人以“三綱五?！睘樾袨闃藴?，女人以“三從四德”為行為標準，對人的思想和行為有著牢籠般的禁錮。新中國建立后，對于儒家文化是一種“徹底砸爛”與“完全拋棄”的態(tài)度，無論洗澡盆里的“儒家文化”好壞，不分精華與糟粕，一股腦地倒掉了。人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解放，以前的一些規(guī)則、秩序、綱常不復(fù)存在，人性中潛在的一些被儒家文化視作“惡”的念頭被釋放了出來。改革開放后，市場經(jīng)濟又裹挾著工業(yè)文明中的諸多推崇人性自由與價值多元思想海嘯般沖擊著人們，如同剛從黑屋子走出的人，在刺眼的陽光下短暫失明，分不清善惡好壞，不由自主地投身其中，享受著應(yīng)該不應(yīng)該的一切。朱國榮正是這種時代背景下的產(chǎn)物，其能考上“某體育學院”，說明其有一定的新事物接受力，也有一定的價值和時代判斷標準，其道德的淪喪和價值的扭曲，是前后三十年社會價值觀、思想觀和倫理觀的縮影。小說中描寫“朱國榮非常會演戲，又善于察言觀色，投機鉆營，是個典型的兩面人，別看他表面上革命口號喊得震天響，其實內(nèi)心非常骯臟，尤其是男性荷爾蒙又分泌特別旺盛，見了漂亮女人就走不動?！痹凇拔母铩蹦莻€火熱年代，像朱國榮一樣一面喊著革命口號，一面干著見不得人的事兒的不乏其人，但任由“荷爾蒙”四處揮灑的已不僅僅是倫理道德的范疇，一定程度是法律缺失與“丑事不外露”思想的束縛。</p><p class="ql-block"> 小說中有一條暗存的儒家信條與倫理，在日常生活中，這種道德倫理束縛著包括沙苑人在內(nèi)的思想和行為；在觀察、評價他人的人品與事件的對錯中，也會在自覺與不自覺中受到影響并以其為衡量的標桿。沙家女兒沙棗生出怪胎后，無論沙棗、石錯生、沙老太、沙老漢無一例外地，都認為自己出了問題：“沙棗哭著對丈夫說：‘錯生哥，我對不住你，給你生了個怪物娃！’”沙老太與沙老漢相互哀嘆，“咱這輩子沒虧過人吧？”“咱沒虧過！”“那咱女子為啥生個怪物呢？”“這是命！”沒有答案的時候，只有將一切歸罪于“命”，或者抱怨“神不靈”。 小說中石錯生與沙棗的第一次媾合，是一個狂風大作、雷鳴電閃的暴雨天氣，兩個人在被村里人視作“神樹”的老榆樹的樹洞里避雨時的激情結(jié)合，這種在神樹洞中的“結(jié)合”，似乎也在暗示兩人的冒犯之舉，實則還是現(xiàn)實中無可奈何時的一種心理寄托。這些人物對話的潛意識里，一方面是儒家思想在鄉(xiāng)村數(shù)千年的延續(xù)，一方面是佛教思想“三世輪回”與“因果報應(yīng)”的反映。</p><p class="ql-block"> 作者借石錯生的理性思考，尋找“怪胎”的根源，“他知道怪胎即畸形兒，知道生畸形兒概括起來大約有三種情況：一是孕婦抽煙喝酒過度；二是女方在妊娠期間，因患病用藥不當；再就是近親結(jié)婚。”石錯生認為最不可能的第三條，恰恰是儒家文化最不能容忍的違反“禮制”之舉，正是這違反“禮制”之舉，最終要了沙老太、沙老漢、沙棗的命，固然這一切的直接根源是朱國榮造的孽，但逼死沙家三口、導致沙家家破人亡的，除了朱國榮的喪盡天良、違反倫常，其背后的儒家文化，尤其是““理學”思想殘渣在鄉(xiāng)村的輿論威力，是不容置疑的現(xiàn)實存在。另外的因素，是一股腦砸爛、拋棄儒家思想與文化后無所顧忌、無所適從，以及欲望過度釋放對人的影響；改革開放后“一切向錢看”“自我價值為上”“追求自由”等等價值觀的侵入，在拋棄了儒家思想，新的思想沒有建立起來的環(huán)境下，一切似乎都沒有了顧忌，人性中惡的一面被釋放，“經(jīng)濟價值”幾乎取代了一切，“黑貓白貓逮住老鼠都是好貓”的價值推崇，短時間促進了經(jīng)濟的發(fā)展，卻在發(fā)展經(jīng)濟中埋下了潛在的禍患，引起了價值觀的無序與缺位。</p><p class="ql-block"> 從小說中““朱星寨”的村名，似乎也能嗅出不受儒家文化所容的味道，“朱星寨”的潛臺詞或許就是“豬腥在”，有牲畜一樣的豬——朱國榮的存在，村莊在特殊時期始終飄著令人窒息的“豬腥”味，這種味道是朱國榮的味道，也是為朱國榮創(chuàng)造瘋漲氛圍的社會與環(huán)境。朱星寨及其周邊的人深處這種令人窒息的惡臭環(huán)境，內(nèi)心深處滿是不屑與厭惡之情，人人心里都清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人與人之間應(yīng)有的，但是面對朱國榮之類的社會毒瘤，他們沒有任何的反擊、清除手段，束手無策，大部分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這一切的發(fā)生、蔓延：無論是朱國榮借助“反右”誣告了夏原縣金堤高級小學的校長，堂而皇之地當起校長，以校長身份強奸了小學六年級的金鳳；還是朱國榮在特殊年代當了“朱星寨造反派總司令”恩將仇報，“他先把高文山打成走本本主義道路的當權(quán)派，給他戴高帽子，掛牌游街，大會批，小會斗，有時還拳腳相加，隨后又罰他戴上白袖章，義務(wù)打掃公共廁所、掃大街……”朱國榮之所以第一個斗“恩人”高文山，“一是高文山?jīng)]給他第二次機會，撤了他的職，開除了他；二是高文山擋了他的路?！敝劣谥笠浴盎ハ鄮兔Α睘橛蓮娂榘不諄淼募t衛(wèi)兵學生石蕾、以“割生產(chǎn)隊苜?！币獟抖啻螐娂槎犞缕浏?、趁溫麗華妹妹患血癌急需救命錢之困迫使就范，更使人感到人間地獄的存在……而這一切能夠堂而皇之地存在，是千百年來儒家文化熏陶下“逆來順受”“綱常思想”枷鎖對人的有形無形的束縛，明知是惡，任其存在，明知是魔，任其蔓延，只是祈求著“神靈”前來伏魔，而不是自發(fā)的主動阻止和改變這一切。</p><p class="ql-block"> 儒家信條在小說《怪胎》人物言行與思想中體現(xiàn)，可從金鳳的父親和劉紅英的母親“面對朱國榮對女兒的強奸”如出一轍的態(tài)度可窺一斑——“即靠上了有本事的朱國榮，是女兒和家庭的福氣”。這種思想，來自于儒家文化與男權(quán)社會對女人的定位，即“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依附思想，始終把女人當作男人的附屬品，而不是當作活生生的人看待。</p><p class="ql-block"> 金鳳的父親“早年在城里商號，跟人學過‘相公’（學徒），染了一身善于察言觀色、曲意逢迎、拍馬諂媚的毛??！還長了一雙勢利眼，一貫愛瞅紅滅黑”，其把女兒金鳳當作可以牟利的貨物，認為女兒傍上了金堤高級小學校長朱國榮，就如同攀上了皇親國戚。“靠利益捆綁的婚姻長久不了”，隨著“干部職工下放農(nóng)村”，朱國榮淪落為普通社員（農(nóng)民），因暴打故意找茬的岳父離了婚。</p><p class="ql-block"> 劉紅英的“母親五十出頭，舊社會給地主當過丫環(huán)”“生性眼角小，愛占小便宜”“家里有個智商不全的哥哥”“劉紅英的父親死得早，剩下一家三口，生活極其困難”，或許是生活所迫，或許是愛占小便宜的天性，或許兼而有之，得知女兒被村里面粉廠廠長朱國榮強奸后，劉紅英母親沒有說朱國榮的任何不是，而是“心平氣和地勸導著：‘你還小，不懂事，聽媽的話，嫁漢嫁漢，穿衣吃飯，你沒文化，國榮可是上過大學的人，還當著廠長，你若是嫁了他，往后有你享的福哩?！比绻麊螐奈镔|(zhì)層面地享受分析，劉紅英得到了應(yīng)該享受的，但人不僅僅需要物質(zhì)，還需要基本的尊重、生理需求和精神需求，劉紅英最終因精神空虛、生理需求極度饑渴、得不到丈夫應(yīng)有的基本尊重，選擇了自殺。</p><p class="ql-block"> 金鳳父親和劉紅英母親如出一轍的“婚姻觀”，源自于其“早年在城里商號里當學徒”的“商業(yè)換規(guī)”意識，源自于“舊社會給地主當過丫環(huán)”所受的““主奴關(guān)系”印記，是將女兒當作私產(chǎn)、將女人物化、奴化現(xiàn)實反應(yīng)，也是儒家文化里綱常思想和奴化意識的殘余思想，在他們的意識里，女人只有依附于有錢有勢的男人，就是幸福的一切，就是他們的面子與榮耀，而女兒作為人的生理、心理與精神需求，都可以忽略不計。</p><p class="ql-block"> 小說中的儒家文化在鄉(xiāng)村的體現(xiàn)還有四處：</p><p class="ql-block"> 一是金堤村、朱星寨，甚至三河縣、西都人評價人與事的言談中，都有濃濃的綱常、階層觀念，都有安于現(xiàn)狀、不求突破的潛意識；</p><p class="ql-block"> 二是諸如軍屬張忠和、張二嬸、高文山、趙國勝的言行和處事，都有著儒家文化里仁義智信、忍辱負重；</p><p class="ql-block"> 三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子孫會打洞”的宿命思想，朱國榮的父親生了兩個兒子，大兒子朱國良的母親是個“富家小姐，知書達理，為人誠厚善良”，朱國良“十六歲考入三河師范”，參加了革命，解放后“到成都任行政官員”，二兒子朱國榮的母親是個風塵女子，是朱國榮的父親朱天啟“在西都當少爺時，于青樓勾欄所識”，朱國榮雖“有幸考入某體育學院”，但因“入學第二年，就和一名叫蕭姍的同學談起了戀愛，還搞大了女方的肚子，嚴重違反校規(guī)校紀，被勒令退學”，再后來的更是無惡不作；</p><p class="ql-block"> 四是溫麗華成為殺人犯，是孫紹明意識里的儒家“貞節(jié)觀”，認為溫麗華結(jié)婚前失去了貞潔，是一個不潔的女人，于是近乎變態(tài)的折磨溫麗華，導致溫麗華不堪折磨趁孫紹明熟睡之際“抄起那把劈柴的斧頭，劈開了他的腦袋”，而孫紹明“之所以一見面就像中了”溫麗華，“蓋因”溫麗華和他的初戀女友石蕾“長得太像太像了”，孫紹明追尋的是夢中的“初戀”，卻因過度的“貞節(jié)觀”喪了命。</p> <p class="ql-block"> <b>三、小說以鄉(xiāng)土文化視角書寫改革開放前后三十年，是新鄉(xiāng)土文學的突破與嬗變 </b></p><p class="ql-block"> 鄉(xiāng)土文化的突出特征，是血緣關(guān)系與宗族制度，是植根于特定地域、鄉(xiāng)土氣息濃郁的文化形態(tài)，既包括物質(zhì)的文化元素，也包括非物質(zhì)的文化元素，以及鄉(xiāng)則民約、宗族制度等等，是在塵土飛揚中散發(fā)著人性光輝的文化，既有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又有道家的曠達不羈與道法自然，還有佛家的與人為善與因果報應(yīng)。</p><p class="ql-block"> 鄉(xiāng)土文學，無疑是彰顯鄉(xiāng)土文化的文學類型，其源于魯迅先生以 1919 年回鄉(xiāng)經(jīng)歷所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故鄉(xiāng)》，以“回故鄉(xiāng)—在故鄉(xiāng)—離故鄉(xiāng)”為結(jié)構(gòu)，刻畫了閏土、楊二嫂等典型人物，揭示了鄉(xiāng)村的衰敗、凋敝與人情的隔膜、人性的異化。后來魯迅先生所著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中，首次提出“鄉(xiāng)土文學的鄉(xiāng)土氣息與地域特色二要素”，之后各個時期的論述雖角度不同，但“地域”與“鄉(xiāng)土”是不變的標簽。</p><p class="ql-block"> 當代鄉(xiāng)土文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受到不同的政治需求、文藝思想和時代導向的影響，寫作的側(cè)重點、寫作手法不同，表達的價值、思想觀念差異很大。</p><p class="ql-block"> 新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的起步，始于毛澤東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的文學主張——文藝是為工農(nóng)兵服務(wù)的。在此文學主張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前成名的作家大多被邊緣化，來自于解放區(qū)或親歷了新中國革命歷史的“革命作家”綻露頭角，書寫工農(nóng)兵形象、革命英雄、解放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土地改革、農(nóng)業(yè)合作化、新農(nóng)村建設(shè)題材成為主導，作品的突出特點是與革命觀契合，為主流意識發(fā)聲，甚至是闡釋政治主張。“文革”后，文學從單純的政治服務(wù)中解放出來，1979 年鄧小平在給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的《祝辭》中提出：““黨對文藝工作的領(lǐng)導，不是發(fā)號施令，不是要求文藝從屬于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人物，而是根據(jù)文學藝術(shù)的特征和發(fā)展則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shù)事業(yè)?！蔽膶W藝術(shù)被從政治的束縛中解脫出來，之后是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繁榮，書寫小人物在歷次運動中的命運、書寫“文革”中遭遇、書寫知青歲月成為一時的潮流。改革開放后，文學藝術(shù)也隨之獲得更大的創(chuàng)作空間，1984 年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提出：“解放思想，深入生活，保證創(chuàng)作自由與‘雙百’方針”“我們的文學應(yīng)該站在世界的前列”的文學主張，文學創(chuàng)作獲得空前的寬松環(huán)境與自由氛圍，西方的文學、哲學、美學、思想也隨著開放潮水般涌向國內(nèi)，一時間良莠難辨、香臭不分，引起爭鳴的作品層出不窮，書寫農(nóng)村土地承包制帶來的思想觀念矛盾、進城農(nóng)民工遭遇的現(xiàn)代文化與傳統(tǒng)文化沖突、城鎮(zhèn)化中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沖突、經(jīng)濟的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的頹廢、黃賭毒賣淫嫖娼的沉渣泛起與傳統(tǒng)儒家觀念的沖突……經(jīng)濟發(fā)展中的文化、思想、觀念、價值、治理矛盾與沖突，以及官場、官員、腐敗，成為作家思考與展現(xiàn)的主題。</p><p class="ql-block"> 陜西是鄉(xiāng)土文學的重鎮(zhèn)，有一批耳熟能詳?shù)奈膶W大家和作品，比如“書寫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動中鄉(xiāng)村革命”的柳青《創(chuàng)業(yè)史》、王汶石《黑鳳》《春節(jié)前后》《賣菜者》；書寫“改革開放背景下農(nóng)民進城矛盾”的路遙《人生》《平凡的世界》、賈平凹《浮躁》《廢都》《白夜》《土門》；以“新歷史觀視角書寫陜西鄉(xiāng)村嬗變史”的陳忠實《白鹿原》《梆子老太》《四妹子》、馮積岐《沉默的季節(jié)》《大樹底下》《遍地溫柔》、高建群《最后一個奴奴》《最后的民間》、葉廣岑《青木川》，書寫“市場經(jīng)濟沖擊下鄉(xiāng)村頹靡”的賈平凹《高老莊》《秦腔》《高興》、方英文《后花園》、馬玉琛《金石記》……在這些作家作品中，路遙被作為書寫陜北鄉(xiāng)土文化作品的代表，陳忠實被作為書寫關(guān)中鄉(xiāng)土文化作品的代表，賈平凹被作為書寫陜南鄉(xiāng)土文化作品的代表。</p><p class="ql-block"> 夏春曉老師在小說《怪胎》的書寫中，潛意識里受到陜西濃郁鄉(xiāng)土文學的影響，無論是小說中描寫的民俗文化、民間信仰、鄰里關(guān)系，還是價值體系、輿論導向、思想意識、人性異化……都有關(guān)中東府鄉(xiāng)土文化的影子，比如文章開始的“沙老太問神婆子”，“神婆子”只是“沙窩窩深處”一個年屆古稀之年的老太婆，“雙目失明，耳聾聲啞”，命運多舛——“十六歲出嫁，過門后三年，生下一男一女，相繼夭折，從此一病不起”，五十歲左右夜夢“黃巾力士”成神，“沉疴頓愈，體健如常人：雙目能視，雙耳能聽，言語朗朗”“能知過往之舊事，能卜未來之吉兇”，問題是傳得神乎其神的“神婆子”，竟然沒有卜出“沙家要生怪胎”，這種民間占卜文化，是農(nóng)耕文明下民智不濟的存在；還有諸如小說中對村口神樹老榆樹的描寫、喪葬禮儀文化的描寫、朱星寨鄉(xiāng)風民俗的描寫、農(nóng)作物的描寫、“文革”特色語言的描寫、不同季節(jié)風物的描寫、村容村貌、民居布局的描寫、人物服飾的描寫、方言俚語的引用……鄉(xiāng)土文學中的地域文化，核心是地域的思想觀念和價值標準，不僅影響著作家的審美趣味、思想觀念，也影響著作家的表達：一是時代語境下的寫作方式與書寫對象的選擇，二是以何種立場、何種姿態(tài)面對書寫對象；三是以什么樣的語言藝術(shù)書寫人物。</p><p class="ql-block"> 除了地域文化選擇和視角，鄉(xiāng)土文學的第二個特征就是鄉(xiāng)土文化，其核心是農(nóng)耕文明或農(nóng)業(yè)文明，是一種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文化形態(tài)，小說《怪胎》中對于參加過革命的老村長高文山、務(wù)瓜能手趙國勝、瓜農(nóng)孫有慶的描寫，都滲透著對于“安守本分”“安于現(xiàn)狀”“與人為善”“緊跟上級形勢”“與社員同甘共苦”“忍辱負重”“自給自足”等等品質(zhì)的贊許，對于在市場經(jīng)濟大潮中發(fā)展起來的朱國榮及其追隨者“四大金剛”吳用、齊彪、李豹和竇爾墩是毫不留情的鞭撻與厭惡，對于為朱國榮提供經(jīng)濟支持和身份支持的潘更朝、曾做過侵華日軍翻譯官（漢奸）的潘建業(yè)在改革開放后“身份的變化”和受到的尊榮，內(nèi)心是難以接受的不解和疑問。改革開放了，時代變了，價值標準也變了，曾經(jīng)被劃為“文革”中“三種人”，因“貪污數(shù)額巨大”“有玩弄猥褻、奸污婦女之惡行”“在文革中有打砸搶行為”被“判刑三年，鋃鐺入獄”的勞改犯，成為了縣上“四套班子”座上賓、靠賄賂官員獲得煤礦開采權(quán)、四處招搖的“企業(yè)家”“慈善家”，這種變化不能不讓深受儒家文化浸染、深受鄉(xiāng)土文化教育的人迷惘與不解，更有甚者，曾經(jīng)是侵華日軍翻譯的潘建業(yè)，以“川田建郎”的身份，獲得了官方貴賓般的尊敬，曾經(jīng)的“壞人”成了“企業(yè)家”，曾經(jīng)的“漢奸”成了“貴賓”，此種令人難以接受的變化，是價值觀的變化，也是政治風向的變化，但崇奉樸素鄉(xiāng)土文化的人，完全接受這種變化并非易事，這是一個“黑白”“是非”“好惡”標準的徹底顛覆。</p><p class="ql-block"> 《怪胎》所表現(xiàn)的思想價值，是新歷史視角與儒家文化、鄉(xiāng)土文化視角下關(guān)中東府前后三十年的時代解構(gòu)。2013 年 1 月 5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新任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指出：“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毕拇簳岳蠋煹男≌f《怪胎》，正是從普通老百姓視角，對這一論斷的藝術(shù)反思與解構(gòu)，無論是改革前的朱國榮，還是改革開放后的朱國榮，其道德與人性的淪喪，都是難以掩蓋的?！拔母铩弊畛跻鈭D以溫和的方式改變社會，蕩滌偏離或不符合當時政治需求的“異化思想”，卻以武斗的形式制造了“十年動亂”；“改革”意圖以思想解放和西方模式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卻在泥沙俱下中拋棄或污染了原有的文化與信仰，被西方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意識占據(jù)了靈魂。</p><p class="ql-block"> 朱國榮是前后三十年的一個時代標本，在其身上，既有“某體育學院”勸退生的的思想覺醒、自我判斷與發(fā)展能力，又有欲望的過度宣泄、野蠻發(fā)展與道德淪喪，這幾乎是改革開放后為數(shù)不少企業(yè)家走過的道路，早期的坑蒙拐騙、制假售假、圍標串標、掠奪資源、大肆貸款、違法亂紀、賄賂官員，以血淋淋的方式實現(xiàn)原始積累，又以偽善慈善家的面目捐資助學、扶貧幫困、募捐賑災(zāi)……這是一個時代的困境，“價值觀的顛覆”“發(fā)展中的原罪”“倫理道德的淪喪”“信仰的危機與缺失”“人性的泯滅”“鄉(xiāng)村的頹廢與凋敝”“城市的擴張無度與嗜血”“人心的離散與人情的漠然”“什么都信到什么都不信社會危機”“治理模式面臨的新危機”……</p><p class="ql-block"> 小說中的石蕾，固然令人可憐、同情與惋惜，但也不能否認是她自己在火熱的年代迷失了自己，在朱國榮給她營造的“黨代表”虛妄與虛榮中，不辨真假、善惡、紅黑，迷惑于表像的虛躁與光環(huán)，將自己送上了人生的祭臺。作者借用意大利作家卜伽丘的《十日談》中第三天第十個故事，哀嘆石蕾如同可憐又無知的阿莉白，以為自己為上帝將魔鬼打入了地獄，實質(zhì)被比魔鬼還壞的修士魯斯蒂科誘導失去了自我的貞潔，朱國榮也是以自己主任、造反司令的名義，以“革命”的幌子，欺騙而占有了石蕾。</p><p class="ql-block"> 《怪胎》所解構(gòu)的時代，是受儒家文化與鄉(xiāng)土文化浸淫，在傳統(tǒng)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碰撞，農(nóng)耕文明與工業(yè)文明的碰撞，國內(nèi)市場經(jīng)濟與自由市場經(jīng)濟碰撞，國家治理模式的選擇中的時代投影，以及在親歷者意識里的鏡像與意象。</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大荔小民文化工作室”出品</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