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存沛云南省文聯(lián)“文革工作組” 百日親歷記

劉拉美

開頭的話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發(fā)出《五一六通知》，宣告了文革的正式開始。同年6月上旬，作為云南大學中文系應屆畢業(yè)生的我，突然接到校長辦公室通知，要我到云南省文聯(lián)報到，參加“文革工作組”工作。就這樣，從報到之日開始，到是年9月中旬主動離開為止，我前前后后在工作組待了大約一百天左右的時間。 期間，親眼目睹了一個個光怪陸離的景象，親身經(jīng)歷了一場場驚心動魄的場景，親自見證了“革命小將們”和“被革命者們”匪夷所思的諸種表現(xiàn)，對于待出茅廬的我來說，不啻上了一堂史無前例的政治課而留下永久的記憶。 許多年以后，每當回首往事，憶及當年，我總有一種要把這些漸行漸遠漸無書的歷史瞬間記錄下來的沖動。2015年12月，在著名作家湯世杰、范穩(wěn)的鼓動下，我開始做了一番收集資料、列出重點的工作，將其存入電腦備忘。隨后一思量，便生了些顧慮，一是文稿內容在出版和發(fā)表的禁區(qū)之列，得慎重考慮；二是深怕一旦言辭不準，事欠準確而引發(fā)當事者后人的誤解和不快，為此就暫時擱置了。 沒想到這一晃就是十年。今年早春二月，在應忘年交朋友范穩(wěn)所托，寫成《道是無名還有名——憶王琳表姨》一文之后，我便復生了把這段文革經(jīng)歷書寫成文，以免青史成灰的意念。且不說這是我踏入社會之前上過的最大一課，是五年求學生涯的最后一課，值得一記，更何況在當事人和工作組成員風流云散59年后的今天，能來寫這段舊事者，舍我其誰？而于本人而言，是重要檔案之一，值得收藏；于省作協(xié)而言，它可作為內部資料保存，具有填補歷史空白的作用。如此想來，于是立馬行動，一天寫一點，集腋成裘，遂有了這篇文革親歷記小文。 上世紀60年代省文聯(lián)大院的模樣。一樓中間是工作組的會議室，二樓最右邊是任大衛(wèi)的辦公室兼臥室，與之毗鄰的，是羅占文的，與羅毗鄰的，就是我的。 從云大鐘樓南向眺望，翠湖盡收眼底，省文聯(lián)大院就在圖片左下方，可見工作組住過房間的一角。（杜天榮攝） 打著赤腳去報到 1966年6月上旬的一天，上午，我打著赤腳，正在位于園通山西麓的校外農(nóng)場，和全班同學一道薅包谷，突然一個聲音從農(nóng)場西邊傳來：“劉存沛，校長辦公室通知你去一趟，有任務安排。現(xiàn)在就去！”聞得此言，我立馬放下手中的鋤頭，一路小跑，進到校園，直奔會澤樓而去。 當上得二樓，向叫不出大名的校辦主任表明身份后，他馬上就表明召我而來的原因。說是省委派駐省文聯(lián)的文化革命工作組跟學校聯(lián)系了，希望學校派兩名應屆畢業(yè)生支持他們一下，因為工作組都是來自部隊的，自稱都是些大老粗，為了方便跟文人們打交道，需要學校支援兩名大學生。 校辦主任接著說，經(jīng)過我們研究，決定在中文系和歷史系66屆畢業(yè)生中挑選，中文系就是你，歷史系是一位姓馬的同學。你現(xiàn)在就拿著學校的這封介紹信去報到吧。 省文聯(lián)就在學校大門對面，翠湖北路1號，與學校一路之隔，是為近鄰。介紹信在手，我很是欣然，便快步走出會澤樓，順著95級臺階，一口氣朝下顛完，然后穿過馬路，徑直跑進了文聯(lián)大門。 油畫：《省文聯(lián)故居窗口》1959取自云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劉傅輝畫集》 坐擁雅室獨一間 進得文聯(lián)大院，朝右手邊一看，工作組正在一樓正中的一間敞開的屋子里開會，清一色的軍裝在身，只是不戴軍帽。看見我的到來，軍官們全都把目光朝向我，其中的一位立馬起身來迎接。他笑嘻嘻地看過介紹信后，說一聲請跟我來。我于是跟隨他上到二樓，沿走道朝東走過幾個房間后，他指著其中的一間說，這就是你的辦公室了，那現(xiàn)在你就把鋪蓋和洗漱用具搬過來吧。 當我返身回校，爬著95級臺階時，方才發(fā)覺我竟然沒有穿鞋，心里頓覺好笑，可也沒有什么愧疚，因為家境過于貧困，少穿鞋是為了省錢，不穿鞋去報到，只是一種無意識表現(xiàn)罷了。 許多天以后才知道，我那天打赤腳報到，第一面就給工農(nóng)出生的軍官們留了個極好印象。趁我回云大拿鋪蓋，他們就議論紛紛：沒想到當今的大學生會打赤腳，沒料到盼來的竟是一個面孔黧黑、身材不高、體格健壯、樸樸實實的年輕人，而不是文質彬彬的書生，由此親切感立馬頓生了。難怪在那些日子里，他們對待我，個個都是一副笑臉相迎。 就在我把鋪蓋、臉盆、牙膏牙刷從映秋院宿舍搬來安頓好之后，方才細細打量起這間屬于我一個人的辦公室。這房間與大樓的其他房間一樣，南北朝向，面朝翠湖，背靠云大，面積約在30平米左右。室內除床和辦公桌椅之外，沒有其他設置。臨南窗而立，可看到翠湖的迤邐風光，窗下就是我的辦公桌，上面早就擺好了發(fā)給我的辦公用品：鋼筆一枝、墨水一瓶、筆記本一本。身在這既是辦公室又是臥室的場所，用“窗明幾凈”來形容，恰如其分，雖然沒有衛(wèi)生間，但比映秋院的學生宿舍好多了——這是此生第一次擁有的獨立辦公室。 想到我即將在這里和文革工作組的軍官們共事，心里很是激動：我可是得好好干啊。 任大衛(wèi)組長布置任務 一切安頓好之后，任大衛(wèi)就笑瞇瞇地從隔壁他的房間過來跟我談話了。任大衛(wèi)是一副白面書生的樣子，標準的文職軍人形象，中等個子，但總顯得有些柔弱之態(tài)，說話輕聲慢氣，和藹可親。 他先向我介紹工作組，說這是省委派來的，任務是幫助和指導省文聯(lián)搞好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進駐云南省文聯(lián)后，已將全體職工劃分為四類：第一類是“好的”，第二類是“比較好的”，第三類是“有嚴重錯誤或問題的”，第四類是有“敵我矛盾需打倒的”。 然后道明，之所以請你來工作組，就是要你以云大應屆畢業(yè)生的身份參加工作組來做文字工作，具體說來就是看第三、四類人的檔案，做小組學習討論會的記錄和談話記錄，批斗會可以不參加。 他說話不多，時間不長，簡明扼要，十分干練，顯出軍人作風。 末了，他還順帶告訴我，來我們工作隊工作不用交伙食費的，一日三餐，吃文聯(lián)伙食團，就是工作餐。這讓我又平添了幾分快活。 通過他的介紹，我才知道這是一支由昆明軍區(qū)炮四師軍官組成的工作隊，成員總共7位。作為組長的他，是昆明軍區(qū)文化部部長，副組長羅占文，是炮四師政治部主任，其余5位都是營團級軍官，加上我們兩個大學生，工作組一共由9人組成，是所謂軍民合成的一支革命隊伍是也。 關于看作家、藝術家們的檔案一事，記得任大衛(wèi)特別強調過，說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個個都有問題，只是問題多少、大小不同而已，其中說不定有牛鬼蛇神，要我仔細看好了，慢慢看、細細看，發(fā)現(xiàn)有可疑之處就記下來，匯報給工作組。 經(jīng)他這么一說，我就知道，這是我黨搞運動慣用的手法，文革也不例外。只不過我是有生以來頭一遭以革命的名義，看名人的檔案而已，覺得很是新鮮。 就這樣，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便埋首于一件件檔案的故紙堆中去了。 這里順帶講一件令我不解的事：就是任大衛(wèi)組長、羅占文副組長自始至終，就是不告訴我云大歷史系來的那位姓馬的同學住在哪個房間？接受什么任務？反過來，他們也沒把我的情況告訴馬同學，因此我和馬同學從未在文聯(lián)大院里相遇過，只在羅占文召我兩去他辦公室談話那一次見過一面。這可是一個謎，當時無解，現(xiàn)在更無解。實際上，我當年也不想知道，只顧自己的工作。否則會開口問的，畢竟是“同一條戰(zhàn)壕里的戰(zhàn)友”，應該互相熟悉才對。 接下來的時間證明，我和馬同學作為工作組的成員，是不需要參加工作組的任何運籌帷幄會議的，只負責完成分派的任務，僅此而已。 洛汀“有特務嫌疑” 任大衛(wèi)組長分派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看洛汀的檔案。檔案是他親手交給我的。記得他說過，有群眾揭發(fā)，洛汀有特務嫌疑，他的經(jīng)歷很復雜，好多事情講不清。你就好好地看他的檔案吧。記住，要把發(fā)現(xiàn)的疑點和問題記下來。 我于是開始看洛汀的檔案，一件一件的看，一頁一頁的看，邊喝著茶水邊看，一天接一天的看，跟著檔案回到那些既陌生又略有所知的歷史風云中去。 憑我這受過大學本科教育的水平和能力，傾注飽滿的精力，帶著問題看那些發(fā)黃的卷宗，經(jīng)過幾天幾夜的努力，到頭來是一無所獲，沒有發(fā)現(xiàn)任何問題。 此前，我對洛汀略有所知，但不知其詳。通過這么一看，反倒知道了他的諸多情況。 他是一位有著豐富革命經(jīng)歷的作家、記者、編輯：1938年參加浙西抗日游擊隊，歷任《怒火文藝》《戰(zhàn)地》《新詩源》編輯，《青年報》《正氣日報》主編，《中國新報》副刊《新文藝》主編，第二野戰(zhàn)軍四兵團新華社編輯、記者，《國防戰(zhàn)士報》編輯，《邊疆文藝》評論組組長。 他1937年開始發(fā)表作品。著有散文集《第一夜》(合集)，《遠離北京的地方》《清涼世界》等。《云貴高原的春天》獲云南抗美援朝散文獎、西南軍區(qū)文藝檢閱大會散文獎。 這么一位很有作為，很有成就的作家，敬重都來不及，怎么可能是混入我革命隊伍的特務？這不叫空穴來風叫什么。這是我看過檔案之后的感受和結論。但當年我不這樣報告，只是說，已仔細閱完全部檔案，我沒發(fā)現(xiàn)什么問題了事。 砸爛協(xié)會名牌 就在我全神貫注看洛汀檔案的日子里，文聯(lián)大院的造反派們做出了第一個公開的革命行動——砸爛各個協(xié)會的名牌，以此作為對6月1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的響應。 那是6月下旬的一天，一個晴朗的上午。我正在看洛汀的檔案，任大衛(wèi)突然過來通知我：“小劉，文聯(lián)的造反派們今天上午有個革命行動——要砸掉掛在大門口的那幾個協(xié)會的名牌。你代表工作組下去看看，以表示支持。 ” 聞得此言，我立馬收好檔案，快步下樓。剛走到大門口，就看見四五個年輕的造反派聚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掄著個8磅大錘，正在琢磨著怎樣把那些牌子一下子砸下來，以及先砸哪個牌子。 他們看到工作組來人來了，就立即開始行動。于是乎，史上空前的一幕被我看到了：只見得那個掄著大錘的漢子，用手指了指目標之后，便弓腰立定，雙手拎起大錘，作懸空前后擺動狀，一下，兩下過后，第三下猛然發(fā)力，將大錘揮出一道拋物線，狠狠地砸向作協(xié)的牌子，隨著一聲脆響，只見牌子上開了一道裂縫，就是不掉下來，于是再來第二錘，牌子還是不掉，只是裂縫增大了，那就再來第三錘，隨著“哐啷啷”一聲，牌子終于掉到地上了。接下來再接再厲，輪番上陣，一人砸一塊。有了砸第一塊的經(jīng)驗，剩下的美協(xié)、音協(xié)、劇協(xié)、舞協(xié)等名牌，也就一錘或兩錘就砸掉了，前后不到十分鐘，一眾牌子全部被砸個精光光。 就在砸手們一個個昂首而立，擺出一副大功告成、雄視天下神情的同時，大門內頓時噼里啪啦響起了一陣爆竹聲。硝煙彌漫中，造反派們一個個拍手稱快，彈冠相慶，喜氣洋洋地迎來了省文聯(lián)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勝利。 絕妙的里應外合，精明的天衣無縫。 我大學時代眼中的這道靚麗風景線，就這樣被毀于一旦，消逝在文革伊始的時空里。 多少年以后，那幾位砸牌人的模樣全然記不清了，但我依然記得牌子們的模樣：名牌系木制，每塊長約50公分，白底黑字，用隸書體從左到右書就，然后排列組合成陣，固定在墻上，踮腳舉手就可以摸到。在墻體的法國黃和墻檐的青灰色映襯下，它們與莊重的云大校門比翼雙飛，表現(xiàn)得甚是器宇軒昂，是為翠湖北路、云大對面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那些年，每當從它們身旁走過，作為在校生的我，總會以崇敬的目光，看它們幾眼的。沒料到它們竟會被毀于一旦，怎不令人黯然神傷。 庭院聚眾燒書 1966年8月19日，北京的紅衛(wèi)兵開始走上街頭，展開“破四舊”行動，隨后這一行動像野火燎原一般，迅速席卷全國，省文聯(lián)造反派也不列外。 他們在砸掉各協(xié)會名牌之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就把“破四舊”作為第二個革命行動，并獲得了勝利——這就是聚眾燒書。 這是一個很有儀式感的“革命行動”。與上次砸名牌不同的是，這次燒書，工作組成員，包括我在內，被要求全部出場，加上作家、藝術家和員工，大約四五十人參加。 要燒的那些書被堆放在庭院中央的水泥地上，呈小山包狀，底部直徑約三米，高一米多。眾人圍站在離書堆三米開外的四周，不言不語，靜靜地等著焚燒。 趁點火之前，我把目光在書堆上掃來掃去，于斑駁雜陳中，看得出有林語堂的《京華煙云》《生活的藝術》，有張恨水的《啼笑因緣》《金粉世家》，有李劼人的《死水微瀾》，有周作人的《知堂文集》，有《聊齋志異》《封神演義》《西廂記》，有巴金的《家》《春》《秋》，有老舍的《四世同堂》，有曹禺的《日出》《雷雨》，有楊沫的《青春之歌》等等，還有不少期刊雜志、畫冊和外國文學譯本，把它們堆在一起，真有如杜詩所言：“前后百卷文，枕藉皆禁臠?！痹谠旆磁裳壑?，這些不是屬于“四舊”，就是屬于“宣揚資產(chǎn)階級思想”的圖書，“宣傳才子佳人”的圖書。 他們是按照內地紅衛(wèi)兵提出的“只要不是宣傳馬恩列斯毛思想的書，都得一把火燒掉”去做了，但做得還是有所分別的，其中就沒有我讀過的“三紅一創(chuàng)”——《紅巖》《紅日》《紅旗譜》《創(chuàng)業(yè)史》以及《保衛(wèi)延安》等這幾部長篇小說的身影，而《魯迅全集》自然也不在書堆之中。至于是不是把《紅樓夢》《水滸傳》《三國演義》《西游記》這“四大名著”也一股腦兒給燒了，我不得而知。 點火前，有一位我叫不出名字的、像似造反派頭目的年輕干部，擺出一副精神抖擻的狀態(tài)，代表造反派發(fā)表簡短的講話。眾人看著書堆，做洗耳恭聽狀，默默地聽著。 他講的大意是：按照“五一六通知”精神和“破四舊”的要求，今天我們把大家召集在這里，見證我們的革命行動——燒毀這些封資修大毒草的代表性圖書。這是破除舊思想、舊文化的革命行動，是捍衛(wèi)偉大領袖毛澤東文藝路線，徹底批判學術界、文藝界的資產(chǎn)階級反動思想的革命行動。 他的講話簡明扼要，語氣鏗鏘，很有煽動性，自始至終，體現(xiàn)著一種造反有理，不容商量的決然態(tài)度。 講話畢，他提高了聲調：“現(xiàn)在我宣布：點火！” 話音剛落，但見人群中閃出一年輕人，手提一個五加侖大小的汽油桶，大步走向書堆，靠近了，把一只腳踩在書堆的斜坡上，然后開啟桶蓋，舉起油桶，傾過身子，對著書山的頂部，將汽油咕嘟咕嘟澆將下去，然后退回。 緊接著，另一個手持點火棒年輕人出場，把棒點燃之后，將其伸向書山山頂，只聽得“嘭”的一聲，書堆上就騰起一團火焰，冒出股股青煙。 圍觀的軍民全都作泥塑木雕狀，靜靜地觀看火焰翻騰，只偶爾擺動一下腦袋，以避開飄過來的煙塵。緘默無言中，個個都等待著最后的結果早點到來，以便走人。 火，越燒越大，但見書們帶著一團團大小不同的焰火，卷曲著、顫抖著，散開著，變形著，紛紛在作最后的掙扎。 我當時心里的反應就兩個字：“可惜！” 接下來，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一幕發(fā)生了：在眾書之中，唯有那本厚厚的西方人體畫冊，因是硬殼精裝，銅版紙印刷，故遲遲沒有著火。被那位手持竹竿，負責撥動書堆空間，以為助燃的年輕人看到了，便將竹竿伸進畫冊，猛燃一挑，書中一幅白花花的裸體美女畫像即瞬間便呈現(xiàn)在眾人眼前，但隨即就響起一聲斷喝：“不準看！”他只好悻悻地再用竹竿將其合上，讓它慢慢燃燒。 想來這年輕人可能平時沒機會看到這類圖書，出于好奇，想在她化為灰燼之前一睹芳容罷了，也有可能是他想讓這精裝本燒得快些，才這么做。但在當時的情勢下，誰說得清？ 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那有半部小轎車大小書山終于成為灰燼，書們一個個都死絕了。這時，一個年輕人拎來一桶水，潑上去，踩平了之后，一眾圍觀者方才散去，各歸各位。 堂堂省文聯(lián)造反派的第二次“革命行動”，就這樣大獲成功。 令人不解的是，與上次砸牌不同，這次燒書，自始至終，既沒有鼓掌，也也沒燃放鞭炮。 很顯然，這是一次有預謀、有分工的“革命行動”：所燒圖書，都是讓各協(xié)會的人從文聯(lián)圖書室中分門別類挑選出來的。在文學類、美術類、音樂類、戲劇類、影視類等現(xiàn)當代藏書中和舊版圖書中，各選若干本，匯為一體，當眾來燒，以造聲勢，以鼓士氣，以表忠心是也。 那天上午，到底燒少了多少書？具體書名是什么？涉及的作家、藝術家是哪些？造反派說不清，工作組也道不明，負責做會議記錄和談話記錄的我，更是不得而知。只有用藏書名冊，對照著書架，逐一對來，方能了然。但，亂世之下，誰去做？ 事實證明，這是一次選擇性的燒書，表態(tài)性的燒書，儀式性、象征性大于實質性的燒書。 趙季康（右）與公浦 趙季康被人舉報 就在審看洛汀檔案的那段時間里，我聽到了一個有關《五朵金花》的作者之一——趙季康的故事，一個令人驚詫不已、充滿怪異色彩的故事。 說是有人舉報趙季康有反動言行——她在自家門頭里面的上方，掛了一個大相框，框內是一幅趙本人戴著大口罩的巨幅照片?？吹降娜撕苁遣唤猓瑔査秊槭裁催@樣做，她說：“社會主義的空氣太污濁了，在門頭掛這照片，提醒我出門要帶個口罩?！? 這個很有分量故事一時間內在大院群眾中流傳，且傳得神乎其神，有鼻有眼，繼而傳到我耳朵里，我自然不能確認，也沒向任大衛(wèi)、羅占文匯報、求證，更不得知他們的看法。我當時的態(tài)度是，姑妄聽之，不加評說。但總覺得如果屬實，那趙季康膽子真大。 在那個有舉報必立案、有動向必追蹤的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相信工作組會將她列為重點審查對象，作為下一步工作內容的，否則無法向革命群眾交待，何況是造反派。 多年以后，憶及此事，我總覺得趙季康在文革初期橫遭誣陷，完全是嫉妒心太強的小人所為，用心在于毀她因《五朵金花》獲得的美名，故此強加給她一個罪名。 《五朵金花》歌頌的，是社會主義好。要是放在今天，也會得“五個一工程獎”的。趙季康作為作者之一，怎會做此等既歌頌社會主義好、又攻擊“社會主義的空氣太污濁了”的人格分裂之事？ 事實是，隨著文革的深入發(fā)展，就像作為電影《阿詩瑪》的“文學總顧問”的李廣田橫遭批判一樣，《五朵金花》讓趙季康進入了冰火兩重天的世界：先是認定它是歌頌社會主義好的佳作；沒過多久，卻被指斥為“宣揚資產(chǎn)階級情調”的大毒草。她和丈夫王公浦的命運由此也隨之暖冷交替。 有知情人為此寫道：1966年，趙季康與丈夫王公浦離婚，結束了夫唱婦隨、比翼雙飛的甜蜜時光。趙季康一人帶著兒子開始了生命中最黯淡的時光。每次批斗的拳打腳踢，讓趙季康的身體受到了摧殘，理想信念的支柱開始動搖，她開始懷疑曾經(jīng)的人生執(zhí)著追求、對文學事業(yè)的癡愛是否錯誤？ 1968年，趙季康被押送到“五七”干校勞動，繼續(xù)遭受困厄待遇，其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以致無法正常勞動。但又有不幸接踵而來——離開王公浦后，趙季康再婚又離婚。 身心俱疲的趙季康再也無法忍受這種陰暗無光的生活了！ 文革結束后，1978年，趙季康獨自離開了她曾經(jīng)深深愛過又深深恨過的七彩云南，調回到家鄉(xiāng)浙江文聯(lián)工作。 1984年，53歲的趙季康獨自到了美國，開啟了旅美寫作生涯，繼短篇小說集《獵神》《蒙帕在幻想》以及長篇小說《憂愁河》之后，著有散文集《吃遍天下》。 令人欣慰的是，《五朵金花》被46個國家和地區(qū)引進放映。2000年，被評為“百年以來最佳影片”，趙季康與王公浦因此被大理市政府授予“榮譽市民”稱號。 李喬發(fā)卑躬之言 1966年8月1日至12日，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召開。會議期間，毛主席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發(fā)出了“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重要指示。全會通過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條”。 跟全國各地開展學習最高指示、學習“十六條”的步調一致，在工作組的領導下，文聯(lián)大院連續(xù)舉辦了幾天的小組學習會。 一天上午，小組會中途休息十五分鐘，眾人紛紛下樓來到庭院放松一下，有的去上廁所，有的在活動腰肢，有的作深呼吸狀，還有的在抽煙?？傊?，都是一派放松自我的神態(tài)。 正當我立定在菜地邊看菜們的長相時，李喬徐徐地朝我走來，在我身旁站定了，操著濃重的石屏腔道：“小劉同志，我們在你們工作組的領導下，一定會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搞好的。” 聽他這么一說，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應是，你一個堂堂有名的大作家，我一個在校生，怎敢領導你 ! 但我沒說出來，只好以傻笑回應他。 李喬見我無語，只是在傻笑，也就跟著笑了。 隨后我便悟得，自打我來文聯(lián)工作組以后，他便得知我是石屏人，就認定我是他的鄉(xiāng)黨。俗話說：老鄉(xiāng)見老鄉(xiāng)，兩眼淚汪汪。那天的交談，是為一種鄉(xiāng)情表述而已。但他對我這個尚未涉世的在校生這這話，就有點卑謙之嫌了。 從此以后，我對他的好感可是增強多了。他如此的平易近人，我就找機會跟他套近乎，告訴他，我大姐是你的學生，她至今一直記得你，我媽大你兩歲，也經(jīng)常說起你。值得慶幸的是，在文革工作組進駐省文聯(lián)的那三個多月的時間里，喬公一直過得坦坦然然，沒受到過批斗和侮辱。 印象最深的是，他日子過得很有規(guī)律：每天六點半起床，就拎著個小鬧鐘踱到庭院中，再順著通向南邊圍墻的那條小路，走過幾塊綠油油的菜畦，去上廁所。上完之后，原路返回，來到庭院菜地邊的樹下站定，面向翠湖，伸胳臂抬腿，開始做健身操，直到小鬧鐘滴溜溜響起，時間到了，方才結束運動，俯身拎起鬧鐘，安然踱步回府。 這一幕，在那些日子里，只要不下雨，便天天出現(xiàn)，我也就天天看得到。 不曾想，20年后與他再見時，這一幕又在我眼前重現(xiàn)。記得那是80年代中期一個開春的日子吧，省作協(xié)組織一批作家到西雙版納參加州慶活動，我和編輯部主任馮永祺都參加了。途中下車休息時，李喬就張胳膊踢腿，活動活動身軀。見我走過來了，就笑嘻嘻地招呼道：“小劉同志，你看我現(xiàn)在的腰板子還行吧？”言畢弓腰，作雙手指尖觸及地面狀，一副很自得的樣子。可趁他還未立直身子，旁邊黃堯跟我耳語了：“老劉，別聽他的——他膝關節(jié)彎著呢！”眾人聞之，一陣莞爾。 還記得那次活動的歸程中，車過瀾滄江大橋停下，守備軍人上車檢查違禁品，發(fā)現(xiàn)有人買了可做調料罌粟殼，便命令交出，當即揮臂拋入大江。馮永祺也在購買者之列，在交出的同時，我看到她漲紅了臉，一副平生第一次做了錯事而羞愧難當、追悔莫及的表情。而當時的喬公，因為未買，則是一副坦然之態(tài)，不動聲色，也不幸災樂禍。 多年以后，隨著閱歷的增長，我對他的認識逐漸豐厚起來，最終還知道，他參加過游行隊伍，跟我的價值觀相同。他豐富多彩的一生，是我們石屏人的驕傲，值得一表。 李喬是1908年出生的人，比我母親小兩歲。他筆名普濟，彝族，云南石屏城關人，中共黨員。青年時代的李喬好學不倦，尤喜讀左翼文學作品，從而走上文學創(chuàng)作的道路。1930年，創(chuàng)造社征無名處女作稿，李喬以反映個舊礦工的苦難生活的小說——《未完成的斗爭》，榮獲處女作獎。他還寫了一些礦山生活和云南見聞的通訊，發(fā)表在1937年的《申報》《中學生》等雜志和《星島日報》上。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李喬隨滇軍第六十軍到臺兒莊抗戰(zhàn)，曾寫了一些通訊報告文學，如《旅途中》《軍中回憶》《禹王山爭奪戰(zhàn)》《活捉鐵烏龜》等，分別發(fā)表在1933—1939年《文藝陣地》《戰(zhàn)時知識》《申報 ? 自由談》等報刊上。 1949年前任中小學教員和滇、桂、黔邊區(qū)縱隊石屏支隊參謀長及第二支隊文書等職，1950年后歷任中央西南民族訪問團員，云南民族學院、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副科長，云南省文聯(lián)創(chuàng)研部副部長、專業(yè)作家，云南省作家協(xié)會、文聯(lián)副主席及作家協(xié)會名譽主席，全國第三屆人民代表，全國文聯(lián)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四屆理事。 1950年，李喬參加中央西南民族慰問團，到邊疆進行為時一年的訪問后，調云南民族學院和云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工作，并參加民族工作隊到金沙江邊開辟涼山彝族地區(qū)的工作。 1951年，在《云南文藝》發(fā)表報告文學《拉猛回來了》獲抗美援朝征文一等獎。此后陸續(xù)發(fā)表短篇小說《掙斷鎖鏈的奴隸》等多篇，后編為集。 1954年，李喬調云南省文聯(lián)從事寫作，加入作家協(xié)會。 1955年，寫出長篇小說《歡笑的金沙江》第一部《醒了的土地》，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外文出版社譯成英、日、俄文出版，在四川譯為彝文出版。1962年出版第二部《早來的春天》；1965年，又出版第三部《呼嘯的山風》。這三部巨著標志著李喬的小說創(chuàng)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在國內文壇影響很大。 徐嘉瑞“自貶人格” 1966年9月中旬的一天，文聯(lián)大院內又發(fā)生了令人心驚膽寒的一幕。 我一大早起床下樓上廁所，在過道上還沒走幾步，就忽然看見樓下庭院中掛滿了白花花大字報，占據(jù)了整個水泥地的空間。顯然是連夜寫好、連夜粘好、連夜懸掛起來的。于是連忙去上廁所，然后折回來，乘著眾人還沒來上班，把它們看個仔細。 原來這些大字報是作家、藝術家們的表態(tài)。寫好之后由造反派們一張張粘貼在長約十來米的繩子上，然后再將繩子的兩頭拴在樹枝上，定位在兩米左右的高度，呈條狀懸空之態(tài)，方便群眾觀看。這些以條狀公示的大字報，看來有四五十條之多，共同形成了一個別開生面的大字報陣容。白紙拂動，一派凄清，看上去很有威懾力。但也狀如尋常里弄掛滿晾尿片的大雜院，算得是大院造反派的又一大發(fā)明。 來不及吃早點，我就一張張、一面面來看來?？催^七八張后，就感到無非是兩大內容：一是表態(tài)類，有愿意配合好工作組，把本單位的文化革命搞好的；有愿在工作組領導下，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等等，一律格式化語言。二是自責和自我批判類，這就有些多元化、個性化了，如有檢討自己立場不堅定的；有承認自己有罪過的；有表示要悔過的；有說對不起黨，對不起人民的；有說辜負了這、辜負了那的，等等。 此類大字報，不說一目十行，而是一目三五張，就可以看下來，便有了個了然。至于洛訂、李喬、趙季康、譚碧波、劉澍德、陸萬美、劉御的大字報寫了什么，我就沒有記住，可能也是其本身具有格式化的屬性使然吧。 唯獨記住了的，當徐嘉瑞的那張莫屬。這是一張令我觸目驚心的大字報，其內容至今難忘，也就三四行字，徐嘉瑞這樣寫道（落款日子沒記?。?lt;/p> 申請養(yǎng)豬費 蠢豬徐嘉瑞，自解放以來白吃人民的大米飯，現(xiàn)在我不再過剝削生活了。所以申請將養(yǎng)豬費由48元，降為25元。請從1966年9月份執(zhí)行。蠢豬徐嘉瑞 1966年9月某日 當天讀到徐嘉瑞的這張大字報時，我的第一感受是，作為大學者的他，自我革命發(fā)力過猛了，不該如此自我作賤，即便從保護自己出發(fā)，也沒這個必要啊。繼而再想，有可能是造反派協(xié)迫，他迫不得已而為之？也可能是任大衛(wèi)做了說服工作，讓作為文聯(lián)主席的他“帶個好頭”？反正不可能是自覺自愿吧？而在接下來的日子里，是不是真的給他降薪了，等等？這一系列的問題，只有任大衛(wèi)和他能夠回答，而作為沒資格參加工作組決策的我，依然不甚了然。 惜乎當年玩不起相機，只能眼見為實，留下這觸目驚心的記憶。 多年以后我才獲知，徐嘉瑞的這張大字報的格式，不是文聯(lián)造反派的發(fā)明，而是從云南大學傳來的。也有可能是文聯(lián)的造反派去云大學來的。 網(wǎng)絡上有這樣的記載：云南大學紅衛(wèi)兵在運動開始時，曾得到北京紅衛(wèi)兵的“傳經(jīng)送寶”，面授各種“文斗”“武斗”秘訣。得到真?zhèn)鞯臍v史系紅衛(wèi)兵們，在1966年9月8日，把系上的“牛鬼蛇神”召集起來，進行批斗后宣布： “你們這些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分子，白吃人民的大米飯，讓你們教書，你們卻散布封資修，罪不容誅！今后再也不能享受教授的待遇，但是我們也不能讓你們餓死，以后要把你們當豬養(yǎng)起來。現(xiàn)勒令你們每人寫一張申請《養(yǎng)豬費》的大字報，格式如下： “蠢豬×××：因一貫吸吮人民血汗，現(xiàn)在我不能再過剝削生活了。所以將養(yǎng)豬費×元，降為×元。請從1966年9月份執(zhí)行。蠢豬××× 年月日“你們必須今天寫好，明天貼到系里的黑板報上。否則，有你們的好果子吃?！? 原文如此?？梢娦旒稳鸫笞謭蟮母袷剑拼髿v史系造反派的這篇格式，何其相似乃爾，是同一個模子里澆出來的。至于云大歷史系造反派們又是從哪里學來，還是自家發(fā)明，不得而知。 置身于滾滾狂潮中的徐嘉瑞，就這樣在文革伊始，被迫自我作踐人格，在省文聯(lián)的文革史上留下了光怪陸離的一頁。 但他的貢獻，歷史是有所彪炳的。 他生于1895年，號夢麟，大理鄧川人?？箲?zhàn)前曾任昆明《民眾日報》社社長、云南大學教授等職。抗戰(zhàn)時期，任中華全國抗敵協(xié)會云南分會主席，主編詩刊《戰(zhàn)歌》，曾在華中大學、暨南大學任教。后參加云南藝術界聯(lián)合會，任《云南論壇》編委。 1949年后歷任昆明師范學院校管會主任、云南省教育廳廳長、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文聯(lián)主席、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常委、云南民族文藝研究會主席、中國人民保衛(wèi)世界和平大會云南分會主席、云南省政協(xié)委員等職。曾任中共地下刊物《壓榨》《南焰》編輯，《民眾日報》副刊主編，云南大學教授、文史系主任，武漢華中大學、昆明師范學院教授，20年代開始發(fā)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 1956年至1966年擔任云南省文聯(lián)第一、二屆主席，并長期擔任昆明作家協(xié)會主席，是云南文藝界的核心領導人物。 就學術貢獻講，其分量是無與倫比的，著有：《中古文學概論》《今古文學概論》《近古文學概論》《楚辭亂白解》《秦婦吟本事》《辛稼軒評傳》《云南農(nóng)村戲曲史》《金元戲曲方言考》《大理古代文化史稿》《望夫云》《駝子拜年》《多沙阿波》《徐嘉瑞詩詞選》等。其中，《中古文學概論》被胡適評價為“開先路的書”。 而今思來，這么一個著作等身的大學者，在文革伊始，竟會如此被迫自踏自賤，乃系時代使然。 副組長諄諄告誡 時間來到是年的八月下旬，昆明地區(qū)大專院校的造反派爆發(fā)了上街游行示威的“革命行動”。那些天里，在文聯(lián)大門口，或者通過辦公室的北窗，就可以看到云大的造反派們舉著紅旗、拉著橫標，沖出學校大門上街游行，宣示本校造反派革命目標的情景。 作為工作組成員的我，對母校大門口發(fā)生的這種熱鬧情景也順便看過幾眼，但不為所動，更沒有加入其中的想法。倒是任大衛(wèi)、羅占文們看出了擔心。 于是在八月底的一天上午，羅占文以一副古道熱腸的笑臉，把我和那馬姓同學召到他辦公室兼臥室里話聊。 記得那一天天氣很熱，羅占文脫掉軍裝，只穿白襯衣，打個赤腳盤腳坐在床上，叼著點燃了的香煙，以一副輕松之態(tài)，笑盈盈地跟我們講話。一開始，他講的大都是一些生活瑣事，逸聞趣事，有的很引人發(fā)笑。 有說有笑一陣子之后，他自自然然地把談話引入正題，問我們看到云大校門口的熱鬧場景沒有？我們說看到了。他聽過后，立馬擺出一副正經(jīng)之態(tài)，以長者和過來人的口氣說道：“你們正年輕，涉世不深，現(xiàn)在形勢很復雜，千萬不要去跟在游行隊伍后面走——因為你不知道游行隊伍前頭打出的標語是什么？如果是反動標語，那你不就吃不了兜著走了嗎？” 他講得語重心長，我們連連稱是。見我們接受了他的忠告，他便換了一只煙，點著了，依然叼在嘴上，繼續(xù)講一些輕松的話。但接下來就發(fā)生了令人忍俊不禁的一幕，但見他講過一個笑話，自己先哈哈大笑之際，嘴唇上的煙頭突然掉進敞開著的胸口里，燙得他急忙蹦下床來，一邊哎喲喲，一邊扯開襯衣狂抖，惹得在座的戰(zhàn)友和我們一道哈哈大笑。 就這樣，通過這次交談，他給我留下了十足的親切感感和親近感，并結下了不解之緣。 1969年4月底的一天，我奉省革委工宣隊辦公室郭主任之命，去云南人民出版社提前購買黨的九大報告一書，沒想到接待我的，竟然是當年的老上級羅占文。那時的他，是省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主任。別后三年再見，他也感到驚奇，馬上問我在哪里工作？我回答他，我還沒有正式分配，現(xiàn)在在省革委政工組工宣隊辦公室打零工。聞得此言，他立馬放低了聲調，跟我耳語道：“想不想來出版社工作？”我一聽，一種喜不自禁的興奮即刻涌上心頭，也立馬小聲說：“愿意！愿意！”然后他仍然小聲說：“那我就把你先調到云南新華印刷廠，鍍上幾個月的金，再調來出版社，這就不會有人非難你我了。” 昆明軍區(qū)炮四師政治部主任羅占文，就這樣開啟了改變我命運的第一道關口。惜乎此后沒多長時間，隨著省毛著出版辦的大功告成退出業(yè)界，羅占文回也就歸炮四師去了。不然的話，我到出版社當編輯，會整整提前十年的。 《雋永的懷念》（左聯(lián)作家陸萬美毛筆簽贈本） 陸萬美嚎啕大哭 陸萬美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形態(tài)有點龍鐘，腿有點瘸，走路一顛一顛的。在文聯(lián)的那段時間里，我跟他沒有接觸，但知道他每次開會必到，每次小組學習討論會都參加。 9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上班剛開始，任大衛(wèi)就告訴我：“小劉，今天找陸萬美談話，你拿上筆記本，跟我一道去，做談話記錄?！? 談話安排在午睡起床之后，地點在大樓左側仍屬法式建筑的一間房子里。我和任大衛(wèi)先到，坐定了等他。不一會，就見他從大樓西邊，一顛一顛過來了。 進了房間，他就向著任大衛(wèi)來了一番點頭哈腰，深深地鞠了個躬，任大衛(wèi)隨手指了指臨窗的一個坐椅，讓他坐下。他甫一坐下，就擺出一副洗耳恭聽之態(tài)。 談話開始了。任大衛(wèi)正了一下身子，清了清嗓子，便對著坐在窗下的陸萬美說道（大意）：“陸萬美，我今天要跟你談的，是你歷史上的一些問題和建國以來在文化工作中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都是文聯(lián)的革命群眾揭發(fā)出來的，所以工作組很重視，今天把你叫來，就是要當面講清楚這些問題?！? 任大衛(wèi)由遠及近，先從歷史問題開始，重點放在左聯(lián)時期，30年代。任大衛(wèi)邊擺問題邊批判，中間也有幾次一問一答，但更多的是數(shù)落和指責，這讓我感覺到任大衛(wèi)是細讀過陸萬美檔案的。他提出的問題太多，讓我跟不上記錄，而今更記不起是些什么，只記得他給陸萬美的罪名是革命立場不堅定。 談話轉入當代，具體問題也是一大堆，至今回憶起來，就記得任大衛(wèi)緊緊抓住陸萬美對待農(nóng)民作家李茂榮及其長篇小說《人望幸福樹望春》的態(tài)度，所做出的聲色俱厲的斥責和批判。因此，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是審問。 任大衛(wèi)：有群眾揭發(fā)，說你對《人望幸福樹望春》不以為然，你當面對李茂榮說，你的《人望幸福樹望春》充其量不過是一本習作，你有什么可驕傲的？你說過沒有？“ 陸萬美：“說過?！? 任大衛(wèi)：“你說李茂榮不懂文學。說過沒有？” 陸萬美：“說過。” 任大衛(wèi)：“你當面質問李茂榮：你讀過《紅樓夢》嗎？讀過幾遍？讀懂了嗎？你說過沒有？” 陸萬美：“說過?！? 接下來自然是任大衛(wèi)的上綱上線，一頓猛批?！澳闫ü勺崃?”“你沒有工農(nóng)感情!”等等一連串斥責話語，在他嘴中脫口而出。此時的任大衛(wèi)，是以一種激憤的表情在說話，斥責聲越來越大，調門也越來越高，有時簡直像似雄獅在吼，完完全全變成了另一個人了，早也不是那位排隊打飯、每頓只吃兩個核桃般大小的精面小饅頭、說話細聲慢氣、溫文爾雅的任大衛(wèi)了；早已不是我剛上班那幾天，他每天八點以后走過我的窗口時，就會笑瞇瞇地將手臂伸進窗來，朝著我的辦公桌面上輕輕地撒一把水果糖的任大衛(wèi)了。而此時的陸萬美呢，更像似一只瑟瑟發(fā)抖的待宰的羔羊，令我心生憐憫之情。 他加給陸萬美的罪名是資產(chǎn)階級文藝路線的執(zhí)行者，《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的違背者。 面對突如其來的罪名和來勢洶洶的批判，陸萬美先是大驚失色，繼而開始抽泣，然后是嚎啕大哭，哭得稀里嘩啦，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身子不停地抽動，整整一淚淚人兒。 說實在的，在當時的那種情景下，我內心是很同情陸萬美的：你一個在資歷上、名聲上、造詣上遠遠超過任大衛(wèi)的革命老干部，用不著在他面前哭呀！太不值了! 看他一時間內哭得沒個止息，任大衛(wèi)就停了呵斥，靜靜地看著他。我也停下筆記。 幾分鐘過后，陸萬美終于停止了哭泣，任大衛(wèi)也來了個見好就收，改用平時說話的柔和口吻，對著這個狼狽不堪的談話對象說： "好吧，今天就談到這里，你回去吧！回去后好好地想想自己的問題，多做自我批判，提高認識，跟上時代步伐，跟著我們一道，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陸萬美起身，立正，又是一番點頭哈腰，再次鞠躬，轉過身子，舉步出屋，一瘸一拐的，回家去了。 看著他走遠了，任大衛(wèi)才和我才起身，各回各的辦公室。 行文至此，再補幾句：任大衛(wèi)的這種居高臨下、氣勢凌人、狀若獅吼的的跟作家、藝術家們談話方式，并非僅此一例。我的侄子劉建華跟我多次講過，有一天，他來文聯(lián)找我，剛進得文聯(lián)大門，老遠就聽到一陣接一陣呵斥聲，非常嚴厲，走進了，才知道是任大衛(wèi)在對著一位他叫不出名字的作家還是藝術家呵斥。此景給建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難忘。 作為老一輩的文藝戰(zhàn)士、革命老干部，陸萬美的豐富經(jīng)歷還是值得一書的。 陸萬美 (1910—1983)筆名陸綠曦、陸陸。云南昆明人。中共黨員。北平大學肄業(yè)。1927年后歷任云南《民眾日報》副刊特約撰稿員，北平《世界日報》《薔薇周刊》編輯，北平左聯(lián)常委、出版部長，蘇中四專署文教科副科長，南通縣科長，山東第一師政治部副主任，山東軍區(qū)文工團、新四軍文工團團長，山東大學文藝系副主任、支部書記，華東局宣傳部文藝科長，上海軍管會文藝處副處長，云南省文化局局長、黨組書記。云南省文聯(lián)副主席、政協(xié)常委。1929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5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著有短篇小說《雜院里的故事》《劉先生的皮鞋》《戰(zhàn)士行》，劇本《我們走遍祖國》，回憶錄《追憶魯迅先生北平五講前后》等。 1943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后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文藝科科長。建國后，歷任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云南省文化局局長、省文聯(lián)副主席，中國作協(xié)云南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云南分主席，中國文聯(lián)第四屆委員。著有短篇小說《雜院里的故事》《劉先生的皮鞋》。曾在抗敵演劇隊同史平、胡志濤向張光年學習世界語。八十年代初加入世界語之友會，積極支持云南世界語者宣傳世界語。 劉澍德無端遭誣 1961—1966年在云大中文系求學時期，我就知道我們云南有一個著名作家叫劉澍德的。我是在課余時間讀過他的《橋》之后，便對他敬佩不已，生出了許多好感，不曾想，竟會有得見真神的那一天。 在隨工作組進入文聯(lián)的那段時間里，我看他是一股默默流淌的清流。每次去菜地端頭圍墻邊的廁所方便時，來回都要經(jīng)過他的家，我都會便順勢朝他家里瞄上幾眼，大門總是開著，可每次經(jīng)過都會給我一種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的感受——這個擁有十個正在扶養(yǎng)的小兒小女的家庭，屋里竟然鴉雀無聲，聽不到一點聲音，也不見小姑娘們跑動，因吃的是伙食團，家里就沒了炊煙，也就更少了些生氣。 但終日不聞人聲，這讓我頗有些不解了。心想，可能是非常時期，劉澍德感到氣氛異常，出于自我保護，就跟家人們打過招呼，不允許像平時一樣隨意說話和隨意走動，以免招來是非吧。如果是這樣，那就可以理解了，這是準準的不招誰惹誰的一家子。 就在跟陸萬美談過話之后沒幾天，上午，剛上班不久，任大衛(wèi)又來我的辦公室交代任務了。他鄭重其事地對我說：“小劉，今天給你個新任務——去省圖書館查一份舊報紙?！薄皳?jù)革命群眾舉報，劉澍德在1948年寫了一篇名為《貓城記》的小說，發(fā)表在當年的《東北日報》上，小說借用貓和老鼠的關系，對人民解放軍1948年10月的長春圍城進行惡毒攻擊和污蔑、丑化。今天你的任務就是到省圖書館，查閱當年的這份報紙，看看有沒有《貓城記》?如果有，就記下來。你現(xiàn)在就去?！? 言畢把一張蓋有鮮紅大印的介紹信遞給我。 看民國時期的舊報紙，是我在云大圖書館都不曾有過的機會，這使我心中暗自高興。省圖書館離省文聯(lián)不遠，就一公里不到。當省圖的圖書借閱員看到介紹信上那鮮紅的省文聯(lián)文化革命工作組的關防，知道我的來意和要求之后，立馬以躬敬的口吻說道：“請你家在閱覽桌那兒坐等一下，我這就給你拿來。” 當天上午我就端坐在閱覽桌前，平生第一次看民國時期發(fā)黃的舊報紙。報頭有花邊裝飾，細線分割欄目，全部文字豎排，初看不太適應，看過一陣就習慣了。我用了一個上午，把館那份1948年下半年的《東北日報》合訂本看完了。特別對10月份以后的部分，看得格外仔細，翻來覆去地看，逐頁、逐版、逐欄地看，到頭來，哪有什么《貓城記》？哪有什么劉澍德？完全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勞而無功。得出的結論是，說劉澍德寫小說丑化解放軍，完全是子虛烏有，空穴來風。 倒是記得生活版上的一個小貼士，說娶圓臉女性為妻，日子會過得圓滿；娶橢圓型臉女性為妻，有助于事業(yè)成功，讀來令人莞爾。任大衛(wèi)聽過我的匯報后，便把那個舉報作為“事出有因，查無實據(jù)"處理了，自此再無下文。 至于舉報者是誰？為什么要如此這般羅織罪名？我不得而知了。倒是多年以后獲知，《東北日報》是中國共產(chǎn)黨在東北解放區(qū)創(chuàng)辦的第一張地區(qū)報紙，創(chuàng)刊于1945年11月1日，是中共中央東北局的機關報。該報在東北解放戰(zhàn)爭和新東北建設中發(fā)揮了記錄歷史、輿論引導的重要作用，宣傳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和人民軍隊的光輝形象，揭露了美蔣罪行，動員組織人民發(fā)展生產(chǎn)支援前線等?。 而《貓城記》呢？它是老舍先生的作品，初版時間為1933年。是老舍先生所著具有諷喻及科幻色彩的長篇小說。該書采用游記式的結構展開故事，用第一人稱寫作，以“我”飛離地球開始，以“我”返回地球結束，描述了“我”在貓國經(jīng)歷了一番奇遇。《貓城記》反映出老舍小說創(chuàng)作時愁腸百結的心境，包含了老舍對社會現(xiàn)實的深思和對國家的深愛。 事實如此，當年的那個舉報者，真虧他想得出來。 接下來，還要說一個我與劉澍德的最小的女兒“小老九”的故事。當年的她，大約三四歲樣子，長得乖巧玲瓏，活潑可愛，一副俏生生的、人見人愛的小樣子。打自我把任大衛(wèi)送給我的水果糖拿給她吃以后，她就喜歡纏人了。有一天，我與美協(xié)干事鄔德輝合作，在文聯(lián)大院面街的圍墻上書寫“誓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大標語，鄔負責寫空心字，我負責用紅油漆填實。剛開工不一會，“小老九”就跑過來了，一個蹦跳就趴在我背上，讓我背著她，然后又雙手合攏，套在我脖子上，將整個身子作半懸空狀，笑嘻嘻地圍著我打圈圈，直至轉夠了，方才松手。這是我大學時代被稚子纏得很是舒坦的唯一的一次，說明劉澍德的女兒們，被他教育的很有人味，至今難忘。 多年以后，在玉案山公墓，我突然發(fā)現(xiàn)，他與我的岳父大人竟同在三墓區(qū)同一平臺的墓地上安息，中間只隔著八九戶“人家”，算得上是近鄰。每年清明節(jié)給岳父大人上墳畢，我都會勻出一束小花，踱到他的佳城前致敬，輕輕地道一聲：“劉老師，今天我來看你了?！鲍I花之際，看一眼墓碑，上面寫的是：“劉澍德之墓女兒十人立”。1997年之后，加了亡妻常明疑，落款也有變化，但仍不署兒孫輩名。 行文至此，該將劉澍德做一個完整的介紹了。 劉澍德(1906—1970)吉林永吉人。1937年畢業(yè)于中國大學國學系。曾任中學教師，長春大學文學院、東北大學副教授，1949年后歷任云南省文聯(lián)編輯室主任，昆明師院副教授，中國作家協(xié)會昆明分會副主席，云南省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云南省政協(xié)委員，中國作家協(xié)會第二屆理事。1936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56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曾任中國作家協(xié)會理事、中國作家協(xié)會昆明分會副主席、云南省第三屆政協(xié)委員、亞非友好協(xié)會理事、中國科學院云南分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 1949年之前發(fā)表和出版的小說有：《幽燕行》《飛》《塔影》《豈有此理》《送客》《葵傾》《迷》《折磨》《籬》《沉舟記》《瓜客》《秋肅與春溫》等。1949年之后，著有中篇小說《歸家》《小嶺村的陰陽社》，短篇小說集《寒冬集》《造春集》《賣梨》。 中篇小說《橋》1954年4月16日初稿于昆明青云路小雅巷。1954年12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單行本，印五千冊。1955年7月7日五稿。1956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印一萬冊。1958年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單行本，印五千冊。1963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英文單行本。1979年5月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澍德小說選》，印十二萬二千五百冊。1981年4月，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劉澍德小說選》，印十二萬二千五百冊。 譚碧波和劉御緘默寡言 在文聯(lián)大院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得如火如荼的那些日子里，有兩位駐會老作家一直處于沉默寡言的狀態(tài)，既不激昂，也不消沉，更不招誰惹誰，但面對著那種波詭云譎，各種傳言甚囂塵上，動輒上綱上線的時勢，他倆就不得不擺出一副明哲保身的樣子，以免橫生枝節(jié)。而由于疑慮多多，也就流露出一種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表現(xiàn)。 但即便如此，也還有人找茬，我就聽到數(shù)落譚碧波的一句話是：“譚碧波不懂音樂。”又據(jù)說，文革前的他，有好多令人莞爾的故事，皆因與文革無關，此處按下不表。 至于革命群眾、造反派們說了劉御什么，我倒是沒有聽到，可能是他學術造詣很深，成果豐碩，又沒得罪過人，讓造反派們一時不知如何下口的緣故吧。 作為老一輩作家在文革中沒挨過多大整的過來人，他倆豐富的革命經(jīng)歷，值得一表。 譚碧波（1913—2017）云南永勝人。1932年考入麗江中學。1934年，為尋求真理，他幾經(jīng)顛沛流離，從云南到南京，參加國民黨軍隊，之后，發(fā)現(xiàn)國民黨軍隊腐敗，決心脫離。1936年，紅軍長征路過甘肅天水，欲投奔紅軍，因關口檢查嚴密、受阻，不得已再去南京。1937年，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他走上山西抗日前線，進入民族革命大學，找到了共產(chǎn)黨，在第二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司令部隨部工作團做抗日救國宣傳工作。隨后投奔延安。在西北文工團、陜甘寧邊區(qū)文協(xié)從事文藝工作、戲劇創(chuàng)作，擔任過文工團副團長、團長。在陜北公學、中央黨校學習，后參加過延安整風和解放戰(zhàn)爭，到前線打過仗。1950年秋，上級委派譚碧波回云南籌建云南省文聯(lián)，組織文藝隊伍，開展文藝創(chuàng)作。1956年，在全國少數(shù)民族大調查中，譚碧波與費孝通、林耀華、楊堃、方國瑜等專家，組織眾多學者以23個少數(shù)民族為題材，撰寫了200多萬字的調查報告，使得許多人口較多的民族有了自己的民族史、民族志，一些人口較少的民族有了民族史志合編。在這些調查報告的基礎上，由譚碧波執(zhí)筆，寫了《邊疆民族紀實》的腳本，后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了總稱為“中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科學紀錄電影”的影片，其中含云南的佤族、景頗族、獨龍族、苦聰人、傣族、摩梭人等6部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紀錄片。這些影片被研究者一致定義為“中國影視人類學電影”或“民族學電影”“中國影視人類學的開山之作”“中國民族志電影的奠基之作”。2017年10月，他在昆明家中安然離世，享年105歲。 《初小國語》和《初小常識》這兩種課本是劉御早年教材編寫的代表作，是陜甘寧邊區(qū)小學流行的重要教材。 劉御 (1912—1988)，原名楊春瑜，筆名火星、史巴克。云南臨滄人。1934年參加左聯(lián)。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1937年入陜北公學學習。曾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教育廳編審科副科長、西北教育部編審室副主任。1949年以后，曾任云南省文聯(lián)秘書長，中國作家協(xié)會昆明分會副主席、常務理事，人民教育出版社語文組組長、編輯室主任，昆明師范學院黨委書記，云南教育學院院長等。1928年開始發(fā)表作品。1978年加入中國作家協(xié)會。著有兒歌集《小青蛙》《綠鸚鵡》《兒童歌謠》《紅山茶》《新歌謠》《邊區(qū)兒童的故事》《鳥獸草木兒歌一百首》《要吃果果把樹栽》，詩集《延安短歌》《幸存集》，文集《劉御教育文集》，少年歌曲《雷鋒叔叔好》，詩歌《打得好》《祝捷小唱四首》《請接受我的慰問——致西貢獄中》《怒吼吧——致美國黑人兄弟》《哈姆萊風暴》《這不是夢》等。曾獲云南省老有所為精英獎、全國老有所為精英獎。 工作組反遭批斗串聯(lián)歸來我滾蛋 1966年9月，在短短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革命形勢發(fā)生了兩個變化，先是在9月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發(fā)出《關于組織外地革命師生代表來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通知》，拉開了全國紅衛(wèi)兵大串連的序幕。 去北京“參觀文化大革命運動”，既可以學習革命經(jīng)驗，又可以順道游山玩水，食宿由各地包干，無需自掏腰包，何樂不為。 一時間內，包括云南大學在內的昆明地區(qū)大專院校學生聞風而動了。我所在的云大中文系1966屆的同學們也不例外，決定在9月15日集體出發(fā)，乘火車去北京。 為此，我向任大衛(wèi)和羅占文表明了要跟同學一道參加大串聯(lián)的決心。他倆知道這是響應中央通知的行為，不好得加以阻止，便同意我暫時離開工作組的要求。至于馬同學是否像我一樣提出了去大串聯(lián)的要求，我依然不得而知。 那時的任大衛(wèi)們，都還不知道再過幾天，工作組就要遭到被撤銷的命運。因為就在同年9月下旬，中央又發(fā)出通知，撤銷各地派出的文化革命工作組，因為工作組“實際上是站在資產(chǎn)階級立場上，反對無產(chǎn)階級革命”。 那時的任大衛(wèi)們，更沒料到在接下來的日子里，竟要畢恭畢敬接受文聯(lián)造反派的批斗。至于如何批斗，糾纏些什么問題，我不得而知。 但批斗歸批斗，軍官我照做，于名聲毫發(fā)無損，且有平行調動。羅占文在后來的日子里，還就任了省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主任，主管云南的出版大業(yè)，光彩一時。 這也是文聯(lián)造反派們沒有想到、也無奈其何的。 當我從清華、北大、上海、南京、南昌、韶山、井岡山兜了一圈回來之后，已得知文聯(lián)工作組早已撤走了的消息。 人去樓空，可我得去把我的鋪蓋拿回到云大映秋院啊。 最記得那天遭遇的情景：剛進得大院大門，遠處就看到一個幽靈般的身影幽幽地朝我走來，及至走進了，方才看清是一副橫眉冷對的樣子。 雖然叫不上名字，但我們之間，立馬產(chǎn)生了如下短暫的、歷史性的對話： “回來了？” “回來了?！? “來拿鋪蓋？” “來拿鋪蓋?！? 這一問一答之后，只聽得一聲斷喝接踵而來： “告訴你：你去串聯(lián)后不久，工作組也就撤回去了。但是，我們每個星期都要他們乖乖地回來接受批斗一次。量你還是個學生，我們就放你一馬，快不卷起鋪蓋滾蛋！” ”好的！好的！我這就滾蛋?！? 說完，我就就急匆匆上樓，扛起鋪蓋，拿著臉盆、牙膏、牙刷，下得樓來，作狼狽狀逃出文聯(lián)大門，跨過街心，進入母校大門，爬上95級臺階，回到映秋院宿舍，方才大大舒了一口長氣。 我的文革工作組百日生涯，就這樣在欣喜自然、熱忱接待中開始，在冷若冰霜、嚴厲呵斥中結束。留下的，是59年來不曾磨滅的記憶。 “好記性不如爛筆頭”，那就寫出這篇小文以為紀念把。 篇末小記 事過59年后的今天，我在網(wǎng)上查得文革后任大衛(wèi)的情況是：從昆明軍區(qū)政治部主任的任上調貴州軍區(qū)。轉業(yè)后，是全國中老年書畫家協(xié)會會員，其子女幫助出版過詩畫作品集，曾以80高齡登上過泰山。 再問羅占文的情況，回答是：恐怕名流，故無相關資料相告。 噫嘻！時過境遷，物是人非，就此擱筆。 2025年3月5日—15日寫成2025年5月16日發(fā)表 《親歷記》的篇外篇 2025年5月20日，應徐嘉瑞孫輩、劉澍德兒輩計8位名人之后約請，在昆明春城花園酒店茶花間敘談，獲得如下相關歷史事實的認知，可作為《云南省文聯(lián)文革工作組百日親歷記》的篇外篇： （一）作為徐嘉瑞孫子的徐章先生，是畢業(yè)于文革前的大學生，文革伊始，就天天陪伴在祖父身邊，他說，沒見過祖父寫所謂《申請養(yǎng)豬費》大字報。他認為祖父是不會去寫這種自辱人格的文字的，最大的可能是造反派以他祖父的名義編寫出來。（徐章教授曾擔任過的中華醫(yī)學會心血管病學會委員、中華醫(yī)學會云南省心血管病學會主任委員、昆醫(yī)附二院心內科主任） （二）文聯(lián)造反派曾闖入徐家收繳圖書，把認為是“封資修大毒草”的書統(tǒng)統(tǒng)抱走，放到辦公室集中燒毀，其中一本是20年代日本出版的人體藝術畫冊，那是徐嘉瑞從日本留學歸國帶回來的。畫冊印刷之精美，工藝之先進，是同時期的中國并不具備的，彌足珍貴，最終被造反派焚于一旦。 （三）通過詢問劉澍德的兒子得知：羅占文手下的工作組成員到過劉澍德家，不是噓寒問暖，而是動員他交待問題。 （四）通過敘談得知：在工作隊入住文聯(lián)的那些日子里，文聯(lián)造反派曾協(xié)迫徐嘉瑞、劉澍德、陸萬美、李喬等，每天要在指定的時間、指定的地點站成一排，一遍又一遍地復誦造反派編好的：“我不是人，我是豬，我有罪，我白吃人民的大米飯……”以及“我是大地主，我是反動學術權威，我白吃人民的大米飯……”等一系列自辱人格的話語。 （五）通過敘談得知：在上世紀20年代，徐嘉瑞先生就跟云南早期的地下黨領導人王德三、吳澄等有緊密聯(lián)系，徐還給他們開過《共產(chǎn)黨宣言》的宣講課。 （六）通過敘談得知：在文革初期，徐嘉瑞的工資確實被扣了。1975年補還了3800元，那時的徐嘉瑞先生首先想到的是交黨費。 （七）敘談中，徐章展示了家藏的兩件文革文物，其中一件是當年的省文聯(lián)造反派制作、散發(fā)于街頭的《打倒徐嘉瑞》小冊子。當年文聯(lián)造反派這並沒有給我，也不知道給了任大衛(wèi)們沒有。59年后的今天，第一次見到。另一件是筆記本，也是見所未見。里頭有徐嘉瑞寫于1949年12月底、發(fā)表于同年12月29日的朗頌詩《歡迎解放軍獻詞》等歷史記錄文字，十分珍貴。 敘談中，有一個評說是我萬萬沒想到的：“劉老師當年作為一個應屆畢業(yè)生參加工作組，沒有利用手中的權力對我們的父輩落井下石，來加重迫害。這在那個年代是很難得的?！笨吹贸觯队H歷記》不但填補了作為名人之后的她（他）們對那段歷史的認知空白，她（他）還從中讀出了我的人品，這讓我很是感動。

欧美精品久久性爱|玖玖资源站365|亚洲精品福利无码|超碰97成人人人|超碰在线社区呦呦|亚洲人成社区|亚州欧美国产综合|激情网站丁香花亚洲免费分钟国产|97成人在线视频免费观|亚洲丝袜婷婷

劉存沛 云南省文聯(lián)“文革工作組” 百日親歷記

劉拉美

劉存沛云南省文聯(lián)“文革工作組” 百日親歷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