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明王朝，將封建社會國家治理制度推至極致，可圈可點者甚多，但也留下不少政治污點，其中廣受詬病，視為禍根的，無論如何，都少不了雖欲扼于青??之末卻狂瀾迭起二百年的宦官亂權，導致明朝覆滅的諸多人禍，幾乎都離不開宦官“作倀”的邪魅鬼影，因此與東漢“十常侍”把持朝政、唐中晚期宦官參政，共稱為史上危害最烈的三大宦災。然而，對于明朝宦官亂政，清朝的政治文化精英，為大明修史時，卻沒有追波逐流，對明朝與宦官有關的人和事，采取全盤否定的立場，即使像王振、劉瑾、魏忠賢這樣世所公認、宦官史上的“大惡人”，也都被“寬容”地收錄在《宦官列傳》之中，與鄭和等眾多賢宦同列。何以如此？意在何處？帶著探究心愿，反復研讀《明史》兩卷篇幅的《宦官列傳》，五遍之后，方才意識到，清代修史者所以這樣做，目的是要引導人們從整體透視剖析的角度，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全面認識宦官為禍的亂象根源和本質動因，進而達到以史為鑒，防患于未然的新境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明史·宦官》有一前言，簡要概述明朝二百七十六年“宦官”的歷史演化過程，言簡意賅，發(fā)人深省。細品之余，深為撰寫者連續(xù)設問、層層推進、直達要害的辯證思維所折服。其之要點，一是宦官存在，有亂政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之必然；二是宦官是一個特殊的政治群體，魚龍混雜，絕非“洪洞縣內無好人”；三是宦官亂政與否，決定性因素并不在其自身， 無論好壞，歸根結底都不過是專制皇權的延伸而已，根子在當時的皇帝。循此窮其本質，有如高屋建瓴，廓清重霧，頗具茅塞頓開、酣暢淋漓的快感。</p><p class="ql-block"> 歷史地看，宦官在皇室王宮出現，是君主王權上升到一定水平的伴生物。在中國，其可考的歷史可追溯至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的夏商時期，而西方差不多同一時期的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王朝宮廷，也有類似的存在。最早時，他們主要來自戰(zhàn)俘和罪犯，身份低微，是供宮廷勞役差使的奴隸，用朱元璋的描述，“止可供灑掃”而已。而所以用戰(zhàn)俘和犯人作“寺宦”，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們中的男性，很多人都會依法被處以“宮刑”，選擇他們，無論是“守衛(wèi)后宮”，還是“守護床幃”，都是一個比較適當的安全選擇，尤其是對維護王室血統(tǒng)純潔、避免后宮混亂，更是起到重要的屏障作用。因此，只要以血緣宗法為政權延續(xù)的依據，都是別無二致地這樣做，概莫能外。但隨著國家治理的不斷改進完善，原本卑微的宮廷奴隸在王朝權力架構中的地位漸漸發(fā)生質的改變，開始從“供灑掃”向“給使令”延伸，進而由“帝王家奴”兼而變身“帝王爪牙”。有利可圖，自然有鉆營之人如蠅逐臭，于是便有春秋五霸之首的齊桓公當政時“豎刁自宮”事件發(fā)生，據說這是先秦見諸史籍的“自宮第一人”，至于豎刁以后乘危作亂，餓死齊桓公，當然也可看作宦官亂政的早期標志，從此，宦官最早時的“寺人”稱呼，又多了一個“豎刁”或“豎刀”的蔑稱。此種禍害也因與皇權專制產生糾葛，濫觴一起就波瀾不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即便如此，在君權專制下，宦官攪亂敗壞朝廷政治也只是一種大概率事件，絕非不可避免。從其存在四千年的歷史分析，真正影響惡劣、禍及社稷的人物事件，如秦之趙高、漢之十常侍，終究只是有限的少數。即使是出現王振、劉瑾、魏忠賢等曠世惡宦的大明朝，也曾對宦官實行過較為嚴厲的抑制政策，尤其是朱元璋當政三十一年的洪武朝?！睹魇贰啡绱擞浭?，“明太祖既定江左，鑒前代之失，置宦者不及百人。迨末年頒《祖訓》，乃定為十有二監(jiān)及各司局，稍稱備員矣。然定制，不得兼外臣文武銜，不得御外臣冠服，官無過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內庭。嘗鐫鐵牌置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分T司不得與文移往來”。歷朝歷代動輒成千上萬的內廷宦者，在洪武早期僅“不及百人”，就是末年確定內廷機構，也只是“稍稱備員”，增加無幾。勢孤力薄，自然難起大波瀾。更重要的是以《皇明祖訓》的至高權威，嚴肅確立“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的政治規(guī)矩。值得注意的是，這一規(guī)矩，雖然一再被后世皇帝沖破，但最大的宦官勢力，哪怕以“九千歲”權傾一時，但只要皇帝拿出太祖祖訓，就會在瞬間灰飛煙滅，他始終是對付平息宦官亂政局面無堅不摧的必殺器。為了彰顯朱元璋嚴禁宦官干政的堅定立場，《明史》不吝筆墨，特意記述了有關的三個典型案例。</p><p class="ql-block"> 一是“有老閹供事久，一日從容語及政事，帝大怒，即日斥還鄉(xiāng)”。這里的“老閹”之老，并非年老，而是在朱元璋身邊侍候年久，所謂“語及政事”，據史料記載，不過是在朱元璋批閱奏折時，站立一旁的他隨口指出其中一折的文法錯誤，似有干政之微嫌，朱元璋當即便對這一心腹老閹加以“遣回原籍”的嚴厲懲罰。雖然有殺雞給猴看的帝王心機，但目的卻非常明確，就是在“內廷不得干政”這一重大原則上容不得任何疏忽閃失。</p><p class="ql-block"> 二是重用御用監(jiān)杜安道。杜安道是以“外臣”身份侍奉朱元璋數十年的御用理發(fā)師，深得信任，并非太監(jiān)。因常侍身邊，朱元璋謀劃國事，“帷幄計議皆與知”，但杜安道安守本分，“性縝密不泄，過諸大臣前一揖不啟口而退”。因此，一個剃頭匠竟被朱元璋破格外遷，擢任光祿寺卿，躋身小九卿，官居從三品。同為老臣，貶斥老閹與重用杜安道，朱元璋的目的，都在申明“內臣不得干政”鐵律的不可侵犯。</p><p class="ql-block"> 三是洪武年間，朱元璋先后派內侍趙成“使河州市馬”，司禮監(jiān)慶童等人主理邊境茶馬交易事務，奉命者“皆不敢有所干竊”。選此案例，撰史人可謂心意深遠，一者此等事務介于內廷采買與外廷公干的結合部，界線模糊，極易觸犯內臣干政底線；二者此類事務與百姓民生關系密切，極易發(fā)生與民爭利、魚肉百姓的貪墨行為。對此，深諳人性社情的朱元璋自然心知肚明，可以判斷，他所以派內臣趙安、慶童料理如此敏感的事務，就是在檢驗內臣能否勝任臨時性特殊使命的可行尺度，而趙安、慶童等人經受住了考驗，也證明了，只要嚴加管控，內臣干政的危害就可以被抑制，甚至不會發(fā)生。當然，這也從另一個方面證明，宦官亂政，對于朝廷政治，并不是因果邏輯的必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朱元璋禁止內臣干政的祖訓，在建文朝得到了堅決貫徹，“御內臣益嚴，詔出外稍不法，許有司械聞”。之后則各有缺損，偏離者甚多，只有弘治中興的孝宗朱佑樘，在位十八年，裁抑宦官，成效突出，多少讓太祖在天之靈得到一些安慰。然而，讓朱元璋始料不及的是，最早打破他“一字不可改易”祖訓鐵律的，竟是他后世子孫中最有出息，開創(chuàng)史上五大盛事之一“永宣盛世”的成祖朱棣和宣宗朱瞻基。</p><p class="ql-block"> 燕王朱棣發(fā)起“靖難之役”，四年兵戎相對，朱棣得到了建文朝被壓抑的宦官策應支持，“內臣多逃入其軍，漏朝廷虛實”，同時他自己藩府中的宦官也大多忠誠，軍功突出，是他足以倚仗的核心力量。奪得皇位之后，朱棣自然要對開朝功勛中的那些宦官論功行賞，委以重任。一步跨出，就不是“干不干政”那么簡單，如《宦官前言》所列，“永樂元年，內官監(jiān)李興奉敕往勞暹羅國王。三年，遣太監(jiān)鄭和帥舟師下西洋。八年，都督譚青營有內官王安等。又命馬靖鎮(zhèn)甘肅，馬騏鎮(zhèn)交阯。十八年置東廠，令刺事”。所任非國使，就是監(jiān)軍，要害之外，更有直接對皇帝負責的特務機構的掌控。盡管這樣做，皆有客觀原因可以諒解，但從其影響看，朱棣這樣做，徹底打開了宦官機制化干政進而亂政的“潘多拉魔盒”，“蓋明世宦官出使、專征、監(jiān)軍、分鎮(zhèn)、刺臣民隱事諸大權，皆自永樂間始”。</p><p class="ql-block"> 朱棣為“宦官干政”營造了組織基礎，而他的孫子宣宗朱瞻基則為“宦官干政”提供了知識武裝?！俺酰嬷?，內臣不許讀書識字。后宣宗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遂為定制。用是多通文墨，曉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數傳之后，勢成積重”。朱瞻基這樣做，最初的心思并不是為內宦著想，也不是善心大發(fā)搞福利，初衷還是為自己著想，要改良皇室內廷人文環(huán)境和行政質量。在皇宮內苑長大、受過一流教育、文化修養(yǎng)深厚的他，深知與目不識丁的宦官相處，是怎樣的無趣和痛苦。深知改變這一窘境，唯一出路就是讓宦官們讀書有文化?？墒牵麉s沒有想到，“不怕流氓不入道，就怕流氓有文化”，既不像其曾祖父朱元璋具有洞察世態(tài)炎涼的深謀遠慮，更不曾想過，他這么一做，在文化的加持下，將使曾經目不識丁的宦官干政成為具有現實可能，更將可能的亂政的禍端引向政治分裂、惡性傾軋、朝綱紊亂、傷及膏肓的高階禍途。事實也正是如此，“考其禍敗，其去漢、唐何遠哉”。</p><p class="ql-block"> 論明朝宦禍根源，跌宕兩個世紀、起伏不定的宦官作亂，禍殃都植根于朱棣和朱瞻基的短視和任性。朱元璋禁而有效和他倆的疏而貽禍，恰一正一反，恰恰證明，宦官亂政不是規(guī)則的必然，而是特定條件作用的偶然和可能。</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大明是一個非常各色的朝代，很多事情都會以“兩頭冒尖”的奇異呈現在歷史面前。為江山社稷，皇帝們可以恪守“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祖訓，置生死于度外。英宗做了俘虜，堅貞不屈，不失天子尊嚴；崇禎面對國破，自縊殉國，不辱帝國氣節(jié)。但其中也頗多奇葩，且不論“木匠皇帝”熹宗朱由校是如何不務正業(yè)，半是英明半是荒唐，只說嘉靖朱厚熜二十年不朝，萬歷朱翊鈞不朝加怠政長達三十年，在古往今來的君王群中，都可謂登峰造極。再看延續(xù)兩個世紀內宦亂政的詭譎風云，史所公認作惡多端的四大權宦，無論什么版本，其中都有秦趙高和明劉瑾、魏忠賢，所謂的分歧，也只是唐李輔國和明王振的二者選一。但與劉瑾、魏忠賢、王振同列的明朝宦官中，也出了一些功業(yè)非凡和德性出眾、名垂青史的杰出人物。古人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不朽，除了“立言”在宦官實在難有作為，其它皆有“不朽”的優(yōu)異表現。以“立功”論，首屈一指當屬千古留名的“三保（寶）太監(jiān)”鄭和。 </p><p class="ql-block"> 鄭和是一名曠世奇才，原名馬和，小名三保（三寶），出身于云南昆陽一個回族穆斯林家庭，其父親和祖父都曾赴伊斯蘭教圣地麥加朝圣，在當地頗具聲望。洪武十五年，十歲有余的他在明軍平定云南的戰(zhàn)役中被擄，隨班師回朝的傅友德、藍玉的人馬來到南京，入宮服役，從此開始宦官生涯。傅友德、藍玉三年后奉調鎮(zhèn)守北平，他亦隨軍而至，因此與燕王朱棣相識，并被賞識他的朱棣設法將他調入燕王府，為己所用。本就見多識廣，聰慧機敏的他很快就成為朱棣心腹，多次隨朱棣征伐漠北，并得到道衍和尚（姚廣孝）的喜愛和傾心教誨，為他日后擔當重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朱棣起兵“靖難”，他追隨左右，在北平保衛(wèi)戰(zhàn)<span style="font-size:18px;">至關重要的鄭村壩戰(zhàn)役中，面對八萬對五十萬兵力懸殊的危急關頭，眾將一籌莫展，他提出以精銳兵力夜襲敵大營，內外夾擊的破敵計策，并主動請纓領兵夜襲破敵。朱棣聽從他的計策，親自挑選八百騎兵交由他統(tǒng)領，直搗敵營心臟。后來的戰(zhàn)斗，果如馬和籌謀，火燒敵軍七營，致敵死傷數萬，一舉解除北平之圍，并由此讓靖難軍實現了從被動向主動的戰(zhàn)略轉變，戰(zhàn)后，朱棣以馬和為此役首功。朱棣奪取帝位，馬和亦以功績累擢至內官監(jiān)太監(jiān)，成為內廷最高主管，同時獲賜姓“鄭”（應該與鄭村壩大捷有關）。明朝時，太監(jiān)是官名，只有內廷十二監(jiān)主官，才可稱“太監(jiān)”，鄭和主管十二監(jiān)，是太監(jiān)的太監(jiān)，故亦有人稱之“大太監(jiān)”。至于以太監(jiān)泛指宦官，則是清朝才有的事情。</span></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8px;">?</span></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永樂三年，鄭和迎來人生高光時刻，六月受命以正使太監(jiān)“通使西洋”。有人以此說鄭和是破除太祖“宦官不得干政”鐵律的第一人，其實，永樂開朝，鄭和之前，就有太監(jiān)尹慶兩度受命出使南洋，鄭和不是首例。至于朱棣派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明史》如此解釋，“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坝闭咧?，是查找建文帝下落，之二則是揚威海外，懷柔鄰邦。綜合分析，前者即使成立，那也只能是最初一兩次的目標，斷不會歷三朝用二十八年時間去做這么一件兩可之事，而帶有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目的的后者，才是鄭和七下西洋的使命宗旨。至于何以派鄭和一以貫之地擔任正使，首要原因是皇帝對他的絕對信任，鄭和出使，統(tǒng)領的力量蔚為壯觀，動輒兵眾二三萬，艦船二三百，人員規(guī)模大體和當今三五個航母戰(zhàn)斗群相當，一旦領頭之人心有不軌，獨立海外，豈不就是一個夠強大的國家。顯然，朱棣認為鄭和不會。其次就是鄭和卓越的軍事統(tǒng)帥才能和深厚的文化交流修養(yǎng)，他有長期軍旅生涯和高層軍事指揮的經驗見習積累；有家族宗教文化背景和前輩域外經歷的影響，特別是一般漢臣難以具備的與海外異國異族進行文化溝通的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文化素養(yǎng)和交流說服能力。再次，由于他的祖輩有海外朝圣之類的旅行經驗，客觀上讓他對域外風土人情有很多了解，同時也吸引他比常人更加關注相關知識，尤其是海上航行既有經驗、技能的學習積累。鄭和不辱使命，畢盡半生努力，七出西洋，“所歷凡三十余國”，創(chuàng)下了不世偉業(yè)。他既是開啟大航海時代的先行者和巔峰代表，也是中華帝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對外交流交往的杰出組織者、指揮者和成就斐然的活動家，他所開拓的海上絲綢之路、所傳播的中華文明成就、所實踐的睦鄰友好的和平外交理念，所建樹的國家尊嚴不容侵犯的大國形象，所形成的影響一直延續(xù)到現在。身為太監(jiān)的鄭和，立下的功勛，不僅屬于中國，更屬于世界。</p><p class="ql-block"> 宦官“立功”甚者，大明一朝，除了鄭和這一“?！?，還有一“?！保褪菤v嘉靖、隆慶、萬歷三朝的大太監(jiān)馮保。馮保來自北直隸深州普通農戶家庭，進宮后入選內書堂學習，之后即以深諳經史、精通樂理和樂器演奏、書法技藝精湛而迅速提升，地位顯赫，嘉靖朝任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隆慶元年“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jiān)事”，明穆宗去世，借機謀取司禮監(jiān)掌印太監(jiān)職位，并依仗太后寵信，將自己列為顧命大臣，萬歷伊始即權傾當朝。萬歷皇帝即位年僅十歲，太后見馮保正直多才，便將少年皇帝的讀書和生活管理托付馮保負責，馮保亦認真對待，嚴格履職，“帝甚畏之”，敬稱“大伴”。而就在這個特殊時刻，在馮保支持下成為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全面推進“一條鞭法”、“考成法”等政治經濟軍事綜合改革，革除弊政，富國強兵，歷時十年，創(chuàng)造出“萬歷中興”嶄新局面，有人說其改革“為大明王朝續(xù)命六十年”。而這樣一場大改革，所以能夠勢如破竹，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就是馮保憑借自己強大的內廷優(yōu)勢，為張居正排除來自既得利益者各個層面尤其是高層的阻撓和反對， 保證了張居正的改革始終得到皇太后和少年皇帝的許可和支持，用《明史·馮保傳》的表述，“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專國柄者，由保為之左右也”。作為政治同盟和共同參與者，張居正改革無論成功與否，馮保都是與有榮焉。而歷史已經證明，張居正推行的新政，是中國古代綜合性改革少有的成功范例，盡管在張居正個人命運在上曾有反復，但他改革的精髓卻一直為后世效仿推崇。從這個角度看，張居正與馮保，皆是杰出的“立功”巨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立功”如此，宦官能否在“立德”方面亦有上佳表現，單從他們因閹而體形臃腫、嗓音尖細、卑躬屈膝、不男不女的普遍猥瑣看，是很難給出肯定答案的?？墒聦嵡∏∠喾?，就在這一片“猥瑣”中，照樣有人皆稱贊的真君子和頂天立地的偉丈夫。如幼閹入為小黃門，歷兩朝，兩次執(zhí)掌司禮監(jiān)，“性忠鯁無所撓”的懷恩，秉持公正，剛直不阿，不僅“諸閹咸敬憚之”，去世之后，明孝宗還特賜匾額，為他立“顯忠祠”，褒獎其賢德。再如“以能持正見信任”的穆宗朝內官監(jiān)太監(jiān)李芳，有人贊之為明朝宦官中的“魏征”，他一身正氣，其所執(zhí)掌的內官監(jiān)，與外廷工部相仿，是個撈錢的肥缺，可他在任內，不僅廉潔自律，潔身自好，還與這一領域的貪墨腐敗行為過不去，屢屢向皇上直言諷諫，檢舉揭發(fā)具體的人和事，先是“大為同類所嫉”，再以后則因詞連當朝，惹得皇帝惱怒，從“不悅”到勒令“閑住”，再到“復杖八十”，“下刑部監(jiān)禁待決”，坐牢六年，寬釋還“充南京凈軍（由太監(jiān)組成的特殊軍隊）。但他蒙冤遭罪的同時，亦讓自己以“賢宦”留名千古。然而，在我心中，他們還不是最可欽佩的，真正讓我記憶深刻的大太監(jiān)，則是得“佛”字敬稱的陳矩和追隨崇禎殉國，得葬皇陵，被兩世清皇褒獎的王承恩。</p><p class="ql-block"> 陳矩，保定安肅人，九歲受閹入宮進司禮監(jiān)，因聰明伶俐、勤奮好學，得當時的“宦官之王”高忠賞識栽培，地位日益上升，在參與重大機密事務辦理過程中，對國家治理之道和國計民生要義，逐漸樹立起以“祖宗法度、圣賢道理”為綱的政治理念，養(yǎng)成仁德清廉、忠君報國的道德品質，很快贏得萬歷皇帝的信任重用，“萬歷中，為司禮秉筆太監(jiān)，二十六年提督東廠”，成為內廷最有權勢的頂級人物之一。作為秉筆太監(jiān)，他行可“批紅”，直接影響朝廷決策，而提督東廠，執(zhí)掌官民監(jiān)察威權，一彈指即可震撼朝廷。過往以來，但凡身兼二職，十之八九都會權欲熏心，淪為千夫所指、無惡不作的獨夫民賊。可陳矩卻不然，生生讓自己在魔鬼窟里，升華為一尊大仁大義、慈悲為懷、官民敬仰的“佛”。他主張“為臣者當以國事為重，私情為輕”，“待人以誠，處事以公”，“雖宦者，亦知禮義廉恥”。在具體事務處理上，堅持“力主安靜，矯正時弊”，“廉潔奉公，不擾官，不害民”。更重要的是，他不僅這樣說，更是這樣做，半生經歷勘查“妖書案”、“云南民殺稅監(jiān)楊榮”等重大案件，以及負責日常官員處分，他皆以“平恕識大體”的客觀冷靜，在公正嚴謹的基礎上，運用超凡的智慧能力，盡力減少重大案件負面影響，化解潛在矛盾，不使無辜者受冤，從而維護皇權的尊嚴和正確。內廷和東廠，在他職掌之下，也受到了極為少見的內我約束，以至于到陳矩晚年，“用事者寥寥，東廠獄中至生青草”，“偵卒稀簡，中外相安”。有一種觀點認為，萬歷帝三十年不朝，成因就是陳矩如此“不作為”之“作為”，為萬歷帝創(chuàng)造了不必“費心勞碌”的平靜局面。話雖牽強，但陳矩創(chuàng)造了較長時間的政治祥和、社會安定，為百姓亦為官吏帶來福祉，當是不爭的事實。陳矩一生清廉，早年因出京辦差不打擾地方百姓，民眾贊其為“佛”，臨終時，他亦從佛“坐化”，并囑托以佛教習俗入葬。死訊報知朝廷，萬歷帝當即嚎啕大哭，“賜詞額曰清忠”。內閣三位大學士皆親自起草祭文，到陳矩靈前誦讀祭拜。出棺之日，滿朝文武官員扶棺送別，數萬民眾素衣跪祭所經路旁，哀況空前，無人能及。所以如此，全在一個陳矩一生恪守的“德”字。</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王承恩，河北邢臺人，幼年入宮， 被大太監(jiān)曹化淳收納名下，行同師徒。因曹化淳曾為崇禎帝幼年伴讀，王承恩因此進入信王府，先是受命監(jiān)視，后則發(fā)自內心地輔佐照顧勢孤力單的信王即后來的崇禎帝朱由檢，緊要關頭忠心耿耿，不顧自己安危，與崇禎帝結下了深厚真摯的君臣感情。崇禎即位之后，王承恩亦累擢，官至司禮監(jiān)秉筆太監(jiān)，成為崇禎的第一心腹之臣。崇禎十七年三月，李自成起義軍兵臨北京城下，城中人心惶惶，一片離析，無奈何，崇禎只得派王承恩“提督京營”，“是時，事勢已去，城陴守卒寥寥，賊架飛梯攻西直、平則、德勝三門。承恩見賊坎墻，急發(fā)炮擊之，連斃數人，而諸珰泄泄自如。帝召承恩，令亟整內官，備親征。夜分，內城陷”。接著便是“天將曙，帝崩于壽皇亭”，自縊煤山，而一直陪伴身邊的唯一官員王承恩，在按照崇禎吩咐處理好有關事宜后，亦自縊于山下一棵海棠樹上，魂隨崇禎而去。崇禎的自縊殉國，贏得了李自成及滿清王朝的足夠尊重和禮遇相待，王承恩以身殉主殉國的壯舉，也同樣受到了肯定和稱頌，李自成初葬崇禎，亦同時將王承恩隨葬皇陵近旁；清順治帝以帝王禮為崇禎發(fā)喪改葬，也同時為王承恩修墓立碑，“賜地六十畝，建祠立碑旌其忠，附葬故主陵側”。在明朝數以十萬計的宦官群中，墓葬帝陵，王承恩是唯一一人，而以“忠貞為主，捐軀以從”，贏得后世大清朝順治、康熙兩代皇帝賜碑褒獎，在明朝宦官之列，亦屬絕無僅有。其之要義，豈不又是一個“德”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2025.05.15.于淮水之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