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一次,他的手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p><p class="ql-block">1965年初,周總理給了個任務,搞一部反映大寨的電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攝。領導決定,我與孫謙寫劇本。</p><p class="ql-block">1965年春節(jié)后的一天,孫謙約了陳永貴到我家里見面。陳永貴給我的第一印象是:他不像當時的村干部,純粹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山區(qū)農民。</p><p class="ql-block">孫謙給我們做介紹時,大概是為了引起陳永貴對我的重視,把我的職務都說了,什么省文聯(lián)副主席、省作協(xié)主席、省委委員等等。陳永貴對我沒什么特別反應,只是一般性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樹皮一樣粗糙堅硬。</p><p class="ql-block">我還特意準備了兩瓶汾酒,打算3個人痛飲一番。陳永貴沒說什么客套話,坐下來就和我倆對酌。交談中我發(fā)現(xiàn)陳永貴對“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見。</p><p class="ql-block">酒逢知己千杯少。我的創(chuàng)作思路與陳永貴的精神產生了共鳴。</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次,面見副總理</p><p class="ql-block">用了整整一年時間,終于寫出了《千秋大業(yè)》的初稿?!拔母铩遍_始后,劇本也就擱那兒了。</p><p class="ql-block">“文革”后期,北影提出要拍攝我倆寫的那部電影劇本。前后修改了十多次,就為了這么個劇本,我倆竟然列席了兩次省委常委會參加討論。最后劇本交給了北影,改名《山花》,不久聽說開拍了,我倆才算松了一口氣。</p><p class="ql-block">1975年秋天江QING 來大寨了,是為了電影劇本《山花》。這個劇本原來是周總理交給山西的任務,而現(xiàn)在江Q完全否定了,她要親自抓這個本子。自從江Q布置了重改《山花》的任務后,我倆都十分苦惱。劇本究竟要怎么改,她沒有說,要派什么樣的人來參加修改,我們也不便追問。</p><p class="ql-block">我和孫謙商量,覺得只有找陳永貴想辦法。他當時已是副總理,又是政治局委員。來到他家,只見他蹲在窗戶前的炕上,端著個粗瓷大碗在吃早飯。碗里是這里老鄉(xiāng)日常吃的沙粥,那是用小米和玉茭糝熬成的糊糊,窗臺上擺著一小碟老咸菜。他穿的還是黑色的中式褲褂,老布鞋。他從柜子里拿出一瓶茅臺酒,3個酒杯。他斟了3杯酒,這才發(fā)現(xiàn)沒有下酒菜,于是拉開櫥柜端出半碟炒山藥蛋來,顯然這是昨天吃飯剩下的。接著又端出個扣著小碗的碟子來,揭開小碗才發(fā)現(xiàn)里邊是幾個掰開的點心。他說了句:這不能下酒。隨手又放進櫥柜里。然后拉開抽屜找了半天,終于找到一個玻璃瓶罐頭,里面是幾個大青椒,接著張羅要炒雞蛋。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也不會相信堂堂國務院副總理,回到家里竟是這個樣子。</p><p class="ql-block">陳永貴的煙癮很大。那時候,中央首長都有特供煙,但陳永貴從來不抽好煙,他最常抽的牌子是3角8分一盒的“三七”和1角8分一盒的“阿爾巴尼亞”。</p><p class="ql-block">陳永貴到中央后,不僅老婆和孩子仍是農村戶口,靠工分吃飯,他這位堂堂副總理也沒有城市戶口,也掙工分。136元外加一個壯勞力的工分,就是陳永貴可以掙來的全部月收入。一個人,能夠幾十年如一日,永遠保持一個純樸農民的本性,這是最令人敬重的。</p><p class="ql-block">我們提出那部反映大寨精神的電影劇本,希望他和江Q說一下,不要拍了。陳永貴皺了皺眉頭說:“這話我不好說,也不便說。老實講,就是我說了,也不抵事?!焙髞砦覀円沧聊コ隽岁愑蕾F心里的潛臺詞:當時正是大寨走紅的時候,“四人幫”插手,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農業(yè)學大寨”這面旗幟變成他們的工具。于是,才有要求重改劇本重新拍攝這檔子事。我和孫謙只好硬著頭皮修改。影片最后總算拍了出來,基本上是失敗的。</p><p class="ql-block"><br></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三次,他從人生的輝煌頂點跌落下來</p><p class="ql-block">1982年的秋天。那時候陳永貴已經從副總理的職位上下來了,分配到北京東郊一個農場里當顧問。我們猜想他的心情一定不好,我們理應去看望他。</p><p class="ql-block">陳永貴住在復興門外高干樓的一套公寓里,他的穿戴還跟以前一樣。</p><p class="ql-block">陳永貴對從副總理職務上下來,并沒有什么不滿情緒。他唯一不滿意的是,讓他去京郊農場當顧問,而不讓他回大寨。他說如今他們受到社會上的很大壓力,一提起這事兒,陳永貴不由得就激動起來,特別是喝了幾杯酒以后,竟然對著我倆發(fā)開火了。</p><p class="ql-block">我們3個人邊喝邊說,差點兒把兩瓶酒都喝光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86年3月,我到北京參加全國人代會,聽說陳永貴病了,住在北京醫(yī)院里。我正打算去探視他,忽然收到一份訃告:陳永貴已經病逝,死于癌癥,定于某月某日下午在八寶山殯儀館舉行告別儀式。那天下午我匆匆趕到了八寶山殯儀館。</p><p class="ql-block">這時,一輛高級轎車在告別室外停下,車上下來一位穿著風衣、戴著變色眼鏡的人。周圍的老百姓立刻認出來了,是華國鋒!華國鋒一來,大廳的門打開了,我們魚貫而入。華國鋒一言不發(fā)地走進告別室,在陳永貴的遺體前三鞠躬,又一言不發(fā)地呆呆望著陳永貴的遺體,流下淚來。</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馬烽(1922年—2004年),原名馬書銘,出生于山西省孝義市,中國內地作家、編劇。</p><p class="ql-block">1942年,發(fā)表個人首部短篇小說《第一次偵察》。1947年,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一個雷雨的夜里》。1953年,出版小說《一架彈花機》。1959年,擔任劇情電影《我們村里的年輕人》的編劇。1960年,創(chuàng)作短篇小說《楊家女將》。1966年,馬烽遭到了迫害,經歷了挨批斗、蹲牛棚。1975年,與孫謙共同編寫電影劇本《幾度風雪幾度春》。1978年,創(chuàng)作長篇傳記小說《劉胡蘭傳》。1980年,發(fā)表短篇小說《結婚現(xiàn)場會》,該小說獲得中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1985年,與孫謙共同擔任劇情電影《咱們的退伍兵》 的編劇。1987年,創(chuàng)作的短篇小說《葫蘆溝今昔》獲得中國優(yōu)秀短篇小說獎[7]。1996年,出版小說選集《馬烽小說選》。1997年,創(chuàng)作現(xiàn)代小說《袁九斤的故事》。2004年1月31日,馬烽因病在太原逝世,享年82歲。</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