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眼橋

鄭小良

榜眼橋鄭小良/文塘水悠悠流淌，三孔微拱的榜眼橋橫跨其上，宛如歲月深處的一座文化豐碑。橋身兩則陰刻的字跡——“榜眼橋”“弘治戊午推官何鼎書王道立”“共和辛酉冬月重建”，訴說著它從明代走來的漫長歷程。這座始建于明弘治戊午年（1498）的石橋，歷經(jīng)四百余年的風(fēng)雨洗禮，依然屹立不倒，承載著一個家族、一座村莊乃至整個龍灣地區(qū)的榮耀與記憶。 站在橋頭，目光所及，是西端新建的“榜眼及第坊”。牌坊上的大字“禮部尚書”和“榜眼及第”，仿佛將時間拉回到五百年前那個科舉興盛的時代。再向南百米，“經(jīng)元及第”、“會魁及第”坊靜靜矗立，碑石上鐫刻著“明旨贈禮部尚書謚文定王瓚”“恩榮”“榜眼”等字樣。而那塊寫著“文定王瓚”的古碑，更讓人心生敬仰。這是屬于王瓚的榮耀，也是龍灣乃至溫州的文化驕傲。橋上的白石欄桿雕花刻龍，精美絕倫；橋下的流水潺潺，似乎在低語這位“榜眼王”的傳奇一生。 王瓚，字思獻(xiàn)，號甌濱，謚號文定，生于明憲宗成化八年（1462），卒于世宗嘉靖三年（1524）。他的天資聰穎自幼便顯露無遺，稍長后更是嗜學(xué)如命，晝夜不輟。他曾苦讀于雙岙書院，又在溫城開元寺僧舍鉆研經(jīng)史，寒暑不倦。正是這份執(zhí)著與勤奮，為他日后科舉登第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明孝宗弘治八年（1495），王瓚中舉人；次年春，他赴京應(yīng)試，高中進(jìn)士第二名——榜眼。這一成就不僅使他聲名鵲起，更讓他成為永嘉僅次于狀元周旋的第二人。從此，“榜眼王”之名傳遍鄉(xiāng)里，也成了后人仰慕的對象。 初授翰林院編修的王瓚，很快便以卓越的才學(xué)贏得朝廷重用。弘治十年（1497），他奉旨參與修撰《大明會典》，為明朝政治制度的整理和完善貢獻(xiàn)了自己的智慧。兩年后（1502），應(yīng)溫州知府鄧淮之請，他回鄉(xiāng)編纂《弘治溫州府志》。這部地方志書詳實記錄了溫州的歷史沿革、山川地理、風(fēng)俗民情，成為后世研究溫州歷史的重要文獻(xiàn)。此外，他還纂修了《通鑒纂要》《對類》等書籍，展現(xiàn)出深厚的文化底蘊(yùn)與學(xué)術(shù)造詣。這些著作不僅是個人才華的體現(xiàn)，也為中華文化的傳承添磚加瓦。 王瓚的仕途并非一帆風(fēng)順。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他升任侍講，充任經(jīng)筵講官，負(fù)責(zé)講解經(jīng)典，啟迪皇帝心智。五年后（1510），他被任命為南京祭酒，掌管國子監(jiān)教育事務(wù)；十一年（1516），他又晉升禮部右侍郎，并于次年署掌禮部印，擔(dān)任左侍郎。然而，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間，一場“議禮之爭”徹底改變了王瓚的命運(yùn)。作為支持張璁的官員之一，他在尊崇嘉靖皇帝朱厚熜生父興獻(xiàn)王為皇考的問題上，與大學(xué)士楊廷和產(chǎn)生分歧。因立場不同，他遭到排擠，兩次上疏乞休，最終被貶為南京禮部管事。仕途受挫并未擊垮他，但背瘡病發(fā)卻奪去了他的生命。嘉靖三年（1524），王瓚病逝于家，享年六十三歲。 王瓚去世后，葬于瑤溪皇岙缽盂山。墓地建筑宏偉，墓前設(shè)有石馬、石將軍，墓道上立有石牌坊，彰顯其生前顯赫地位與死后無盡哀榮。如今，這些遺跡已成為人們追憶先賢的重要場所。 榜眼橋不僅僅是連接?xùn)|西兩岸的交通樞紐，更是一座承載文化與精神的橋梁。它見證了王瓚從一個鄉(xiāng)村學(xué)子成長為朝堂重臣的傳奇人生，也記錄了一個時代對知識與功名的追求。橋上的雕花刻龍，象征著王瓚的才華與抱負(fù)；橋畔的牌坊，則是他榮耀與遺憾的雙重寫照。 今天，當(dāng)我們漫步于榜眼橋上，凝視那流淌千年的塘河水時，仿佛還能聽見少年王瓚在雙岙書院挑燈夜讀的聲音，感受到他那份“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初心與使命。這座橋，不僅是通往彼岸的道路，更是連接過去與未來的文化紐帶，激勵著后來者不斷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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