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他幫助斯諾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現(xiàn)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

德華

<h1></h1><h1 style="text-align: center;">因他幫助斯諾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現(xiàn)首次 訪問陜甘寧紅軍</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胡立東撰文</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2025年3月30日</h3> 本論文標題中的“他”是誰？ 為什么“因他幫助斯諾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現(xiàn)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 開門見山，用斯諾的話，直接點題、解題。 斯諾在《紅色中華散記》的自序里記述：“約翰·K·費爾班克(費正清)教授堪稱魔術(shù)大師，他使這些長期冬眠的材料回生。在他的建議下，這本書才開始編集，而且要不是他的玉成，本書無疑不可能付印?！?lt;br> 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之后，于1937年寫出20多萬字的巨著《紅星照耀中國》（英文名為《Red Star Over China》），轟動世界和中國。 20年之后，于1957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了由美國著名歷史學者、漢學家費正清作序，斯諾寫的《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中譯本書名是《紅色中華散記》，又名《中共雜記》。這是哈佛大學出版的有關(guān)東亞的第五本專著。此書是斯諾對《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一書所作的重要補充，或可稱為續(xù)篇，或姊妹篇。 圖美國哈佛大學圖書館藏斯諾著作《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中文名《中共雜記》，又名《紅色中華散記》。圖 1957年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出版的美國著名歷史學者費正清作序，斯諾寫的《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中國出版的中文版書名是《紅色中華散記》。在費正清大力幫助下出版的《紅色中華散記》一書中，斯諾披露了更多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具體情況。使斯諾得以更完整地向世界呈現(xiàn)他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此書不論對斯諾而言，還是對中共、紅軍的黨史、軍史，乃至那段歷史而言，都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和重大意義。 對立東而言，除了從《紅色中華散記》一書中發(fā)現(xiàn)了斯諾對更多的紅軍人物的記述之外，更是發(fā)現(xiàn)了斯諾更多地記述了老爹胡金魁（中央交際處長兼外交部招待處長）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情景，以及斯諾在途中單獨采訪了胡金魁，并記下了胡金魁自述的見到斯諾之前的人生小傳，如下： 一， 《紅色中華散記》之“第十七篇同紅軍在一起 1936年8月26日于甘肅預(yù)旺縣”。 “我和彭德懷、李富春等吃完早飯后，在7點30分離開了預(yù)旺堡。第1師給了我一匹小黑馬，是從馬鴻賓那里繳獲的，我騎著這頭漂亮牲口穿過了一塊平如桌面的平原。這里草地綿延，大部分原先是農(nóng)田，經(jīng)過回民起義和過去二十年的旱災(zāi)和饑荒，現(xiàn)在又成了草地。我們經(jīng)過一個不大的羚羊群，它們安詳自若，緩緩而行，令人難以置信?，F(xiàn)在遺留下來的居民幾乎全都是回民。稀落的村莊，建筑帶有摩爾人伊斯蘭教的格調(diào)——那些屋頂，寬敞的大門，寬敞的庭院打掃得干干凈凈——它和陜西的骯臟邋遢適成鮮明對比。 徐海東指揮的第15軍團就在這里預(yù)旺縣駐防。徐派了一排人騎著小蒙古馬來迎接我們——王汝梅、馬海德、胡金魁和我自己。我們很快走完這七十里地，有一半路程我們縱馬奔馳。晌午時分，王汝梅騎的那匹馬鞍具松開了，馬兒直往有城墻的地方飛奔而去，直到城根才收住步。王汝梅咬牙堅持到了底。他稱得上英雄好漢，因為這可以說是他第一次騎馬。 城門外站著一群專門來歡迎我們的人，他們兩旁的旗幟上寫著：“歡迎美國國際記者來蘇區(qū)檢查工作。”當我們進入高大的城墻時，軍號齊鳴，城墻上散立著一些成群出來看“洋鬼子”的城里人。南門外矗立著一座建筑宏偉的清真寺；北門外也有一座。在南北門當中有條滿是店鋪的大街，街盡頭是兩座很好看的塔樓，其中一個是所戲院。” 二， 《紅色中華散記》之“第十七篇同紅軍在一起 ——旅途日記片斷”。 “9月9日于甘肅陳家塢。 （立東注：在返回保安的途中，1936年9月9日于甘肅陳家塢野外休息時，斯諾對胡金魁進行了采訪。斯諾記述了胡金魁回憶早期經(jīng)歷，參加工會，經(jīng)歷立三路線，白色恐怖，以及參加紅軍等情況。） 　　下午很早即抵此，行軍七十里。我騎的那匹小馬精疲力盡，因為它已經(jīng)一連跑了五天沒有休息。 　　一路穿越草地，到處布滿野花，有紫色和淺綠的翠菊，有不少又大又美的薊花，還有一種好比在綠色群山間濺上片片血跡似的暗紅色野花。地上羚羊成群，天空布滿老鷹，有的大鷹展翅寬達五六呎。還有好多的云雀、長著紅翅膀的黑色的小鳥、喜鵲和烏鴉，它們成千上萬蜂擁而來，草原上充滿了聒噪聲。我一路上看到好多羊群，每群三四百只。野馬不時馳過遠方地平線。有一次，兩只大鷹在高空為了爭奪一塊腐肉之類相互廝殺、撕咬，發(fā)瘋似地撲打著它們碩大的翅膀。 我們來到一座狹谷深處的回民村莊，走了一整天就看到這唯一的居民點。我們就在那里吃了午飯。胡金魁和我坐在一棵樹下，俯瞰遼闊的平原，眺望在遠處嶺上飛奔的羚羊，晌午的陽光使人昏昏欲睡。我們坐在那里，深感草原的美麗和遼闊，贊嘆中國的瑰麗多姿。這時，胡金魁開始向我傾訴他的童年以及他參加紅軍的經(jīng)過?！?lt;br> 三， “他說，他老家在贛南農(nóng)村，“那里的稻谷多得很，連窮人都有米吃?！币辉X就能買好多擔?？伤依镞€是一貧如洗，經(jīng)常負債。即使有米吃，老吃也叫人膩煩。這我們現(xiàn)在看來不可能。胡聽說贛中有個叫吉安的地方，坐輪船沿附近的河走只要兩天就到。他時常去碼頭，向船夫打聽吉安的事。那里還有叫做“電”的東西?；褰谴X他就可以去吉安親眼看看那個東西。 　　胡慢慢攢了五角錢，搭船去了吉安，那確實是個有趣的地方。他在一家織布廠找到了工作，平生頭一回賺那么多工錢。不錯，他一個子兒也積不下，因為食宿費用都很貴。但還可以有錢偶爾夜里去洗幾回熱水澡，他看到了電燈，當上了工人，甚至還認了幾個字。革命到來時，他在青年工人中紅了起來，共青團組織來物色他，教他馬克思主義。之后他在工人當中組織了共青團支部。他們懂得，革命就是革地主老財?shù)拿?，對于他們這就足夠了。胡成了有名的青年領(lǐng)袖。 　　反革命以后，吉安有大批青年人被捕，許多人被殺害。胡被關(guān)進了監(jiān)獄，但全廠五百多名工人聯(lián)名上書，為他請命并要求放他出來，發(fā)誓說他決不是共產(chǎn)黨。當?shù)貓蠹埖橇斯と藗兊恼堅笗?，他終于獲得自由。胡回到工廠做工，搞黨的秘密工作。紅軍在1930年攻占吉安時，胡是參加紅軍的六千名工人當中的一員。有一個月所有工廠都在共產(chǎn)黨管制之下，工資增加了四倍，每個工人都發(fā)獎金(胡自己分了三十元)，紅軍一連好幾天用從地主家里抄來的豬、牛、羊肉為工人們大辦宴席。每天夜里都演戲，大家唱到嗓子嘶啞才罷休。那段經(jīng)歷真叫“痛快”。不過對地主來說可就不那么痛快了。共產(chǎn)黨抓了好幾百個地主，關(guān)進了縣城。 后來，據(jù)胡說，把這些地主連同白軍軍官俘虜一起，讓他們喝酒吃肉，酒盡他們喝，這是相傳的臨刑準備。胡記得那一夜喝掉了八九十元錢的高梁酒，然后將他們?nèi)細⒌??！?lt;br> “這是1930年的事，胡說，當時紅軍“還在立三路線統(tǒng)治之下”。“托派分子”竭力鼓吹“要對地主、資本家進行殘酷無情的斗爭，實行恐怖”。過了不久李立三就下臺了，黨改而實行“目前的緩和”路線，胡所說的大革命時期白色恐怖的苦難，當時在共產(chǎn)黨人的思想上記憶猶新，因而他們對高利貸者和這些蔣的地主盟友決不心慈手軟。他就是在那個時期參加的紅軍，在紅軍里一直干到今天。 胡雖然是在紅軍中自學和受的教育，卻像一個大學畢業(yè)生那樣談吐文雅，語態(tài)安詳。他天生聰明能干，心靈手巧。他富于耐心，非常老實聽話而又勇敢。誰也不相信幾年前他還是個一字不識的農(nóng)民?！?lt;br> 四， 《紅色中華散記》之“第十八篇返回途中”。 “1936年10月12日。 　　我大約上午9時離開保安，走上去西安的公路。除了毛還在睡覺，所有人都出來給我送行。陸定一陪我出城，一直送我到紅軍大學。公路下面，河灘地上，林彪和洛甫正在露天給各班學員講課，當我策馬而過時，他們?nèi)纪Ａ讼聛恚鹆]手高呼：“一路平安!”“斯諾同志萬歲!”“同志”的稱呼純屬出于禮貌，可我一想到這些青年人當中能有多少人能從那里活下來，不禁一陣難受。 　　我的坐騎“馬鴻逵”，由于多日奔波，吃的全是高梁秸稈和草料，可真瘦了，但它此刻卻整日在我們騎兵小隊前健步小跑。我們沿著保安河一直走到日落，來到這個叫什么山的歇腳點，可它根本不是什么山；我們住在從河谷中平地拔起二百英尺高的一座砂石山腳下的農(nóng)舍中。這座砂石山看起來像一個大蜂窩，鑿石開成的幾百孔窯洞鱗次櫛比，沿著一條小路直上頂峰。一所古廟冠于山巔；廟旁就是過去縣太爺?shù)母凇Ｑ睾拥氖醋》繑?shù)不清，但我見到的要算這一間最大。紅軍大學就在這里一個窯洞中住過。 　　這里有些窯房舒適得出人意外，四壁粉刷得雪亮，地板用磚砌或木鑲。由于它們天然高度絕緣，因而室內(nèi)冬暖夏涼。它們又是無法攻破的碉堡，除了擁有重裝備的部隊正面沖擊外，別無他法。除少許紅軍衛(wèi)兵外，現(xiàn)在全都無人居住。 　　這一帶沒有什么東西可吃，經(jīng)過勸說，我們的農(nóng)民房東賣給了我們一只雞。就著我們從保安帶來的菜和小米面花卷，算得上一席盛宴，因為從一清早起我們什么也沒有進肚子。飯后，我們坐在這位農(nóng)民的炕上，胡金魁央求他拉一段他的三絲，這是一種類似日本三弦，而樣子像長班卓琴的樂器(也許日本三弦是仿它制作的)。胡金魁說陜西人家家都有“三絲”。自制“三絲”和自造步槍是陜西人成家立業(yè)的兩樣必備品。 　　我們的主人是位青年農(nóng)民，用白毛巾包頭。他盤腿端坐在炕上，神情極為莊重，兩只光腳墊在身下定邊出產(chǎn)的羊毛地毯上。他的年輕妻子坐在他身旁，也光著兩只腳，袒露著她豐滿而呈棕色的胸脯在給嬰兒喂奶。另一個娃子順著爸爸的腿爬，扳著他的大腳趾在端詳。他的歌聲異常凄涼，聽起來是依靠人們的記憶從遠古流傳下來的，和這荒涼的農(nóng)村十分相稱。 門框上晾著辣椒，對面小儲藏室里堆著南瓜，還有不少倭瓜、蘿卜和小米垛。他們正在忙著準備過冬呢!豬兒又大又肥，從站著聽唱歌的戰(zhàn)土們的雙腿間鉆來鉆去。有些會歌詞的陜北人跟著一起唱?！?lt;br> 五， 《紅色中華散記》之“第十八篇返回途中”。 10月14日。 我們在一間建造在山坡的草屋里過夜，居高臨下，長滿樹木的山溝一覽無遺，自從離開膚施(延安)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又見到稻田。這塊坡度很大的地，是二十年前來這里的一個四川人的。他把這塊農(nóng)田叫做“二十畝高地”，因為它斜到山下，難以耕作。他解釋說，只有本地人才能種上平地；外鄉(xiāng)人概被排除在外。溝那邊的那位農(nóng)民現(xiàn)在擁有一百畝漂亮的稻田，可是他(我們的主人)不過是貧農(nóng)會的“窮老張”。盡管如此，“窮老張”給我拿出了幾個(到處極其罕見的)雞蛋來，還有幾只雞，一些土豆和白萊。我們再次美餐了一頓，尤其是張端出他用小米、豆子、豆油和辣椒自己制作的豆油湯之后，這種湯真好吃。他不大好意思地給我上這種湯，當我喝完要添時，他高興起來了。 　　我們(胡金魁和我們的兩個戰(zhàn)士)睡在一間儲藏室里，屋里掛著這位農(nóng)民過冬的微薄供應(yīng)品——大蒜、豆子、蘿卜、洋蔥、白菜、土豆，少量的米，還有一股大煙味。 　　飯罷喝他做的湯時，這位農(nóng)民告訴我，他有三個兒子去當了兵：一個當紅軍，在15軍團的騎兵團；老二當赤衛(wèi)隊；老三在機關(guān)里當馬伕。他還有兩個小兒子。他的獨女靠著母親和姑姑蹲在炕上。 六， 《紅色中華散記》之“第十八篇返回途中”。 　 “1936年10月19日于東北軍前沿。 　　今日上午，二十名紅軍戰(zhàn)士護送我至此，找到了正在等我的邊彰武。邊是我當初來安塞時見到的第一位紅軍軍官，而現(xiàn)在又是他來送我去“白色”世界。他親自帶我穿過無人區(qū)，一直把我領(lǐng)到幾個在平原地上接我的東北軍士兵那里，帶隊的是一位年輕軍官，衣著整齊，腰佩金劍，手戴白手套，還拎著個熱水瓶。我們互致問候；我同邊握手告別，接著他就轉(zhuǎn)身走回平原那邊去了。 　　這位東北軍軍官和他的一個班士兵領(lǐng)我到他們團長那里，我和他一起用了飯。翌日上午，何柱國將軍來看我，我們交談了個把小時，然后我坐卡車動身去西安。他問了我好多關(guān)于紅軍的問題，包括他們的士氣、裝備、政策以及他們的愛國心和抗日決心大小等等?？磥硭麑ξ宜劦暮芨吲d。他對遲遲不能達成結(jié)束內(nèi)戰(zhàn)的協(xié)定表示很不耐煩了。 　　那天，我由那位戴白手套的軍官安排上了一輛東北軍的卡車，他一直陪我到西安市內(nèi)我住的那座房子的大門口，這是根據(jù)張學良的命令讓我住在這里的。” 立東注： 一，斯諾此段記述雖然沒有提及胡金魁名字，但從以上所列出的他從離開保安之后幾乎逐日記述胡金魁一直在他“返回途中”陪同他的情景，可證胡金魁一直陪同他走到訪問的終點，而這里斯諾記述的“二十位紅軍戰(zhàn)士”正是由胡金魁帶隊一路陪同斯諾從保安抵達洛川的。 二，到洛川后胡金魁把斯諾交給了邊彰武，斯諾離開紅區(qū)返回白區(qū)。至此，胡金魁圓滿完成了毛澤東、周恩來交給他的接待并全程從頭到尾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歷史性重大任務(wù)。 七， 斯諾在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的《紅色中華散記》英文版《Random Notes on Red China, 1936-1945》 XVII With the Red Army P115（《紅色中華散記》）“第十七篇同紅軍在一起”第115頁底部，專門寫了一條關(guān)于胡金魁的注釋： 用幾乎雜亂無章的英文記述了他對胡金魁的復雜、多重的印象：“胡遠非保鏢，但又不太像一個官員。他對我來說像管家，是旅伴，但非仆人，是經(jīng)理，但非翻譯。”從中可捋出五個肯定性的概念，官員、經(jīng)理、管家、旅伴、保鏢。斯諾留下的這些概念，也可以說是胡金魁接待并自始至終全程日日夜夜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時，為斯諾在各個方面所作過的工作，以及給予過斯諾各種幫助，對斯諾留下的復雜而深刻印象。 圖費正清（John King Fairpark）畫像。立東作于2024年1月。收入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世界因他們而改變》畫集。圖 1972年，費正清夫婦訪華時與周恩來、喬冠華在北京合影。 1932年初，牛津大學博士研究生John Fairbank（費正清）到北平研究新對外公布的一批清朝海關(guān)檔案，以完成他的博士論文。這位二十五歲的美國年輕學者，自此把學術(shù)關(guān)注點放到了這個東方國度。 后來，費正清以他的學術(shù)成就在美國被公認為是第一中國通，一位在西方世界開創(chuàng)了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的大師級學者。 費正清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都有交往和深厚的友誼。其中關(guān)系最好最深的是中國著名建筑學大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有趣的是，正是梁思成為費正清起了這三個字的中文名字。 圖梁思成、林蔚茵夫婦與費正清、費慰梅夫婦合影。圖梁思成畫像。立東作于2023年5月。收入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世界因他們而改變》畫集。圖林徽因畫像。立東作于2023年5月。收入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世界因他們而改變》畫集。 1935年林徽因給費慰梅寫信，“最最親愛的慰梅，寄給你這只紅色的皮箱，這個紅色美人看上去是不是可愛至極，她在我們林家已經(jīng)六十八年了，現(xiàn)在她要漂洋過海去到你的身邊，度過她以后的日子，直到有朝一日成為一件古董?！睆拇诵趴筛Q梁林夫婦與費正清夫婦之間親密無間的關(guān)系。 而費正清大半生關(guān)注中國，對中國的情感，有關(guān)中國歷史的造詣，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和他們的深厚友情及長年的文化熏陶有著分不開的千絲萬縷的關(guān)系。 圖天安門懸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立東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由清華大學建筑系梁思成、林徽因、李宗津、莫宗江、朱倡中等人所組的設(shè)計小組集體創(chuàng)作。1950年6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提出，同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的命令》公布。以后歷次憲法都確認了該版本國徽的法律地位。梁思成、林徽因在共和國的建立過程中，以他們淵博的學識，高超的技藝，留下了無與倫比的，與共和國同在的偉大作品。圖費正清主筆的《劍橋中國史》。立東歷經(jīng)二十多年編撰的《中國抗日戰(zhàn)爭編年史》中收錄了不少《劍橋中國史》中的資料。今年，2025年7月17日是斯諾誕辰120周年紀念。立東以為，與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著作緊密相關(guān)的人物里，費正清是份量很重的，且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因他幫助斯諾得以更完整向世界呈現(xiàn)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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