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不載陶淵明籍里或與毛儔有關里文 <p class="ql-block">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有許多未解之謎，因而產生許多公案。同時，古人著書歷史時，一些不尋常的做法也讓后人不知其因，如《晉書》不載陶淵明籍里，打破了自《宋書》以來的因襲，其中或是依據史料，或因編纂疏漏，或為其他原因，總之眾說不一，很難定論。不過人們根本不在乎這些意外的變化，仍按照舊說開展研究，試圖去還原久遠且模糊不清的歷史。</p> <p class="ql-block">圖為《晉書》陶潛傳</p> <p class="ql-block">筆者最近偶然讀到一篇清乾隆五年（1740）的《魯班坊記》，由當時一名居住外縣的毛氏邑廩生回祖居地續(xù)譜時所撰，內容敘述的是現(xiàn)存于江西省宜豐縣花橋鄉(xiāng)白市村厚埠一座額曰“魯仙坊”的牌樓，其中有“先澹泉翁父諱儔，登貞觀戊子進士，校書宏文館，供內廷者十有一載，與房梁公元齡相友善，沉毅宏博，深為器重，后參知江南道事”一段文字，引起筆者的注意。筆者身為宜豐縣陶淵明研究會會長，肩負拓展宜豐陶淵明文化研究之任，因而對這段文字甚為敏感。經過繼續(xù)查閱史料，又歸納出五條有關毛儔的歷史信息：</p> <p class="ql-block">1、毛儔在宏文館任職十一年。</p><p class="ql-block">2、毛儔與房玄齡相友善，互器重。</p><p class="ql-block">3、毛儔先祖毛寶參與平息“蘇峻之亂”。</p><p class="ql-block">4、毛儔從河南滎陽遷居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區(qū)松湖鎮(zhèn)錢洲村。</p><p class="ql-block">5、毛儔第四子毛珪從錢洲遷居今江西省宜豐縣花橋鄉(xiāng)白市村厚埠。</p> <p class="ql-block">上述以毛儔為主線的歷史信息，表面上看似無關聯(lián)，實際上將它們連貫在一起，再透過史料綜合分析，或可用來解釋《晉書》不載陶淵明籍里的原因。</p> <p class="ql-block">圖為厚埠魯班坊</p> <p class="ql-block">毛儔的人生軌跡詳細記錄在各地的《毛氏宗譜》里，除此之外，在其它文獻中則很難找到相關的文字信息，以至于專家曾經在考證“魯班坊”的建造年代時，因正史和方志均無毛儔的文字記載而作罷。按《毛氏宗譜》，毛儔字太參，號壽山，河南滎陽人，生于隋大業(yè)七年（611）。唐貞觀二年（628），十八歲的毛儔取得進士，先任宏文館校書郎，后升任江南道黜陟大使加參知政事。唐顯慶二年（657），因官入籍，毛儔遂攜家眷從河南滎陽來到江西南昌，再從錦江逆水而上，遷徙錢洲。自此開枝散葉，尊為錢洲毛氏始祖。</p> <p class="ql-block">因避康熙和乾隆的名諱，房元齡實為房玄齡，宏文館實為弘文館。弘文館其前身是唐武德四年（621）置的修文館，征召了房玄齡等“十八學士”前來主持。唐武德九年（626），太宗即位，改名弘文館，為此聚書二十余萬卷。弘文館置有校書郎一職，掌校理典籍，刊正錯謬。毛儔能入職校書郎，應在文獻考證方面有突出才能，且與房玄齡相識，結為忘年，互為器重。</p> <p class="ql-block">又據史料，唐貞觀八年（634）置黜陟使，派李靖等十三人為黜陟大使。唐貞觀二十年（646）又派大臣以“六條”巡察全國各地，考查官吏，進行獎懲，并了解各地情況。按《毛氏宗譜》，毛儔在出任江南道黜陟大使前，曾任過湖南岳州守，以任職校書郎十一年加上任岳州守職時間，與太宗派大臣巡察全國各地的歷史時間相吻合。江南道最初設立于唐貞觀元年（627），轄五十一州，其中就有現(xiàn)江西行政區(qū)域內的洪州、饒州、江州、撫州、吉州、袁州、虔州、信州等八個州，這些州自然也在毛儔涉足巡察的范圍內，也為后來因官入籍和攜家遷居洪州埋下伏筆。從《毛氏宗譜》記載的毛儔先后任校書郎、岳州守、江南道黜陟大使等經歷分析，時間與事件均與正史記載無抵牾之處，應可信。在江南道巡察期間，對當?shù)貧v史文獻典籍的了解應有較高的興趣，這個推斷，可透過他任職校書郎十一年的經歷進行關聯(lián)獲得。</p> <p class="ql-block">《太平寰宇記》記載的有關陶淵明始家宜豐的《圖經》，筆者在之前的《宜豐淵明故里“〈圖經〉”說》一文中作過論述，本文不再贅述，其中提出這部《圖經》產生于宋初立新昌縣（唐初稱宜豐）之前的觀點。盡管宜豐縣在唐武德八年（625）被廢，并入高安縣，但這部《圖經》典籍應還保留在世間。從古至今，關于陶淵明籍里之說，僅限于潯陽與宜豐兩地，再無他處有此記載，《晉書》不載陶淵明籍里在潯陽的原因，除了宜豐，又舍此其誰呢？故可認為當時的毛儔應閱讀到了這部《圖經》，并且非常重視。進一步的推測同樣符合歷史邏輯，因為毛儔是東晉時期毛寶的十二世孫，毛寶長子毛穆之的后裔。</p> <p class="ql-block">按《晉書?毛寶傳》載，毛寶先附王敦，又附溫嶠，后附庾亮，并與陶侃協(xié)同平定“蘇峻之亂”，功封州陵縣開國侯。毛寶卒于咸康五年（339），距毛儔的生活時代相距不到三百年。如果認為到了毛儔這代，毛寶的經歷已模糊不清，無法追溯，顯然不符合歷史邏輯的。且不說毛儔對古代歷史有較深地觸及，單就《晉書》中出現(xiàn)大篇幅的“毛寶傳”，按毛寶的歷史地位，詳細列傳其數(shù)代人，該現(xiàn)象極為特殊。以毛儔與房玄齡的關系和從事過校書郎的身份，也未免不可說“毛寶傳”本就是他自己提供的史料，這也是基于家史和家學的傳承。順著這條思路下去，毛儔對東晉時期陶侃、陶回的情況同樣也比世人了解的更多。</p> <p class="ql-block">盡管《晉書?毛寶傳》中沒有提及也參與平定且功封康樂伯的陶回，但如果說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的聯(lián)系，于情于理皆不通?？梢詫ⅰ稌x書?毛寶傳》和《晉書?陶回傳》做個比較，陶回的爵位比毛寶高，但拿“陶回傳”的篇幅來說，與“毛寶傳”相比，則顯得非常簡短，用來敘述陶回四個兒子的文字數(shù)量，近乎屈指可數(shù)。即便如此，兩篇列傳出現(xiàn)的歷史人物，如王敦、庾亮、陶侃、溫嶠、韓晃等，毛寶和陶回都與他們有著密切聯(lián)系，足可說明毛、陶兩人事實上存在交往，只是列傳未提及罷了。</p> <p class="ql-block">《晉書》從唐貞觀二十年（646）至二十二年（648），歷時三年完成。今人在談論宜豐這部《圖經》的時候，一直認為宜豐在唐武德五年（622）立，唐武德八年（625）廢，前后存在約四年時間，不可能產生《圖經》。既然《晉書》也僅用三年時間纂成，又何況一個彈丸之縣的《圖經》呢？如清康熙二年開始續(xù)修中斷了一百八十年的《新昌縣志》，也才用時兩年，故許多歷史不能僅憑空想象，要尋找依據。房玄齡等任《晉書》監(jiān)修，此時期毛儔在任江南道黜陟大使一職，故可以作出推測，毛儔在巡察中，于洪州或高安某地發(fā)現(xiàn)《圖經》，于是將此信息告知房玄齡，鑒于他們之間的交情，以及對各自學術水平的認可，使得房玄齡在編纂《晉書》時受到影響，這樣的推測符合歷史邏輯?；蛟S無法尋到更多的依據，又或許出于對前志的尊重，才有房玄齡等不修正前志記載，也不列陶淵明籍里之舉。</p> <p class="ql-block">唐顯慶二年（657），毛儔從贛江溯錦江而上二十余公里，選擇在岸邊的錢洲定居，其中的原因現(xiàn)今已無法得知，也不能憑空妄猜，但他的第四子毛珪繼續(xù)西遷，則不得不讓人又與陶回之間產生聯(lián)想。按《毛氏宗譜》載，毛珪字國器,名壁，譜名仲珪，因“以儒隱，縱情山水”,于唐咸亨四年(673)自錢洲分遷今江西省宜豐縣花橋鄉(xiāng)白市村厚埠。此地也稱作“懷德”，清康熙癸亥《新昌縣志》載：</p><p class="ql-block">晉陶淵明字元亮，初家宜豐。父回，為姿城守，以平蘇峻，功封康樂伯，食邑在今義鈞鄉(xiāng)。隆和元年，大旱，回請免其采地租，人人懷之，號其里為太平懷德，即今太平鄉(xiāng)懷德市。</p> <p class="ql-block">圖為清康熙癸亥《新昌縣志》</p> <p class="ql-block">同樣，宜豐《秀溪陶氏族譜》也是全國唯一記載陶回與陶淵明之間是父子關系的陶譜，此記載盡管對陶淵明身世的敘述與正史存在諸多相悖的問題，但不能全盤否認?！皯训隆钡孛两襁€在沿用，這是存在的事實，本文引此記載的目的，是想說明“懷德”地名的由來。那么就產生一個問題，為什么不是歷史上其他人，而偏偏是陶回呢？無獨有偶，清雍正《江西通志》也載：</p><p class="ql-block">利貺廟在高安鳳山，祀陶回?；仄教K峻，功封康樂伯。咸康中，合邑苦旱，乃發(fā)廩賑濟，民利其貺，建祠祀之。</p> <p class="ql-block">圖為清雍正《江西通志》</p> <p class="ql-block">經筆者查找史料，利貺廟的文字記載就出現(xiàn)在南宋初張擴的《東窗集》卷七中，屬于皇帝敕封的廟宇，而且是多次被敕封，具有悠久的歷史。鳳山在今高安，可是該區(qū)域歷史上從未隸屬于康樂縣，即不是陶回封邑。筆者在之前《宜豐〈秀溪陶氏族譜〉的價值》一文中指出，兩地所記時間盡管不同，但應是指同一事件，“懷德”與高安在東晉時期唯一可關聯(lián)之處，即兩地同隸屬于江州豫章郡，所以事件應發(fā)生在陶回任江州別駕一職時期才合理，而不是發(fā)生在功封康樂伯且遠離江州之后。由此可見“懷德”的傳說非空穴來風，必然與陶回之間產生了不可分割的關系。不僅如此，按清乾隆壬子《新昌縣志》載：</p><p class="ql-block">利貺祠在二十八都，趙姓建。</p> <p class="ql-block">“懷德”屬二十七都，距其不遠處，歷史上也有一座利貺祠，與高安的利貺廟遙相呼應，亦可佐證“懷德”地名是因陶回曾經的“惠和千里”行為而來。</p> <p class="ql-block">圖為現(xiàn)厚埠村貌</p> <p class="ql-block">唐初，陶淵明思想的影響力開始萌芽。毛儔遠離喧囂城市，選擇在錦江岸邊居住，而毛珪則繼續(xù)攜族人遷居到更加偏僻且地處群山腳下的厚埠居住，個中因果，則不得不讓人產生浮想。此時還沒有新昌縣，厚埠尚屬于高安縣管轄，與高安縣城的直線距離就達五十余公里，且交通極為不便。三百年后的宋太平興國六年（981），在唐初宜豐廢縣的舊地上立新昌縣，厚埠從高安劃入。此時的新昌縣1935平方公里區(qū)域內，也才四千余戶人家，人口還不到二萬，如果追溯到毛珪遷居厚埠的時期，則可用“人跡罕至”來形容，那么他追求的又是什么呢？《毛氏宗譜》說他“以儒隱，縱情山水”，《魯班坊記》也說他“敝屣功名，寄情于詩壇酒社，每遇佳山水，一觴一詠，宕逸不羈”，似乎又與陶淵明的行為有相似之處。筆者不由想起唐末的張玉，他“愛讀陶詩，每誦一篇概然想，見其為人”（《鹽乘?張玉列傳》語）。唐天祐年間（904-907），辭官后的張玉選擇地處厚埠同一山脈腳下的橫岡（今江西省宜豐縣同安鄉(xiāng)宅里村）居住。兩人生活時代相隔二百余年，卻殊途同歸，他們有著相同的志趣，因為這塊區(qū)域是陶淵明的故里。</p> <p class="ql-block">圖為魯班坊全貌</p> <p class="ql-block">2025年2月27日，筆者與縣新四軍及紅色文化研究會同仁到花橋鄉(xiāng)尋訪紅色遺跡，大家順道到厚埠參觀“魯班坊”。3月5日，筆者以作者的身份隨同縣紀律檢查委員會領導送《耶水清風》一書到花橋鄉(xiāng)村，幾人路過厚埠，又參觀“魯班坊”。3月9日，突然覺得書架中缺《花橋鄉(xiāng)志》，于是從網上購得一冊，偶然發(fā)現(xiàn)該志收入的《魯班坊記》一文。這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中的安排，案頭上積有許多需要考證的宜豐歷史，因史料鏈的斷開而戛然而止，無法再繼續(xù)深入下去，不得不擱置一邊。真應了人們常說的俗語：“有心載花花不成，無心插柳柳為蔭?！彪y道萬事不都是這樣嗎！因有感慨，故撰成此篇以存。</p> <p class="ql-block"> 歲在乙巳年二月二十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