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氏歙縣《留耕堂》五子柳仁春 之 妻 汪玉鳳 <p class="ql-block"> 我的奶奶汪玉鳳生于1898年，卒于1969年，屬狗。</p><p class="ql-block"> 奶奶是歙縣縣門口汪家的三小姐。汪家在歙縣也算是名門望族了，奶奶的二哥是汪閏生（汪老閏）。汪閏生有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長子汪道源（字魯生，歙縣志2010版P1203），鐵路工程師，早年供職于隴海鐵路工程局，后來任鐵道部第二設計院設計副總工程師，后定居四川；次子汪道淵（字守一，1913—2011），國民黨撤退時去了臺灣，曾任臺灣的“國防部長”；女兒大，叫汪銀河，嫁給了歙縣南源口她的二姑媽家，侄女隨姑，表兄表妹親上加親。早些年徽州這里很流行。</p><p class="ql-block"> 奶奶在家排行老三，人稱三姐。她的大姐嫁到南源口的就田村何家，二姐嫁到南源口的程家。兩年前，我去了就田村一趟，找到了大姨婆的孫子何松華及家人，他比我小幾歲，算是我的表弟了。大姨婆沒有生育過，早年過繼了何松華的父親，生了何松華。后來聽說何松華于2024年因病治療無效逝世了。</p> 二姨婆家的人就很多啰，像汪銀河的兒子程邦正、女兒程邦中，還有他們的堂兄弟程邦平、程邦華等很多的都是二姨婆的孫字輩，還有好多好多我叫不上名來的。<br> 聽我老爸說過，以前要到哪里去，都是到南源口坐船的，那種小木船。他每次經(jīng)過南源口都要到二姨家玩玩。二姨很喜歡她三妹的這個二公子的，每次去總會做些好吃的東西給他吃。<br> 我奶奶賢良淑德，有著中國婦女優(yōu)良的傳統(tǒng)。嫁到柳家以后，勤儉持家，辛辛苦苦養(yǎng)育了四個兒子。那時爺爺在績溪縣的臨溪做生意，平時不大回家，奶奶一個人在家?guī)е膫€兒子，也很辛苦的。靠爺爺做生意掙點錢養(yǎng)家糊口，奶奶在家操持，日子過得雖然有點清苦，但還是很幸福美滿的。<br> 慢慢地兒子們都長大成人了，各奔前程去了。老大像典型的徽州人一樣，13、4歲往外一丟，丟到上海一個店鋪當學徒去了，滿師后就留在那家店里當伙計了。幾年后，大兒子回家娶了漁梁人氏汪桂花為妻，有了兩個女兒，繼續(xù)在上海；二兒子念完黃埔軍校，畢業(yè)后被安排在國民黨貴州某部隊里。后來二兒子回家也結婚了，妻子是安徽定遠縣逃日本鬼子到徽州的，叫張其倬，媳婦后來隨軍去了；老三兒子也在國民黨旅順海軍某部服務；老四在家里念書。爺爺仍舊在臨溪做生意，那時家里就剩奶奶和四叔。<br> 1949年解放那一年，家里橫遭變故，大兒子肺癆，就是肺結核，中醫(yī)叫肺癆。在上海不幸逝世，年僅29歲。<br> 大兒子逝世，二兒子接到街坊鄰居轉告的噩耗，立即讓挺著大肚子的妻子趕了回來，安慰和照顧雙親，那時我在媽媽肚子里已經(jīng)四個多月。四叔還在縣中上學，當時的縣中在問政山。那個時候，我家住有國民黨撤退到歙縣的73軍某部的一些人。四月下旬的一天，四叔想跟著撤退的73軍走，不敢跟奶奶說，就跟二嫂說了。二嫂勸說不成，軍隊撤退那天晚上悄悄把四叔送走了。當時由于時局不穩(wěn)定，媽媽沒能再回到父親那里去。四叔走過沒幾天， 4月底歙縣就解放了。兩個月后，我也呱呱落地了。<br> <p class="ql-block"> 接著不久，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p><p class="ql-block"> 老二和老三在軍隊里都同時沒了信息，老四跟國民黨軍隊走了。四個兒子全沒了，這些打擊太大了，爺爺奶奶崩潰了。大兒子是有兩個女兒的，但由于老大常年在上海做生意不在家，老大媳婦也就帶著兩個女兒生活在漁梁她的父母親那里，不在爺爺奶奶的身邊。</p><p class="ql-block"> 好在還有一個孫子，那就是我，稍微有一分安慰。家里剩下爺爺、奶奶、媽媽和我四人相依為命了，那個時候我們家一點經(jīng)濟來源都沒有，靠媽媽給人家打零工換點米。那是大家都沒錢，幫人做工一般就是給點米。</p><p class="ql-block"> 第二年收到了三叔的來信，告知了他原來所在的國民黨海軍部隊已于解放前夕起義參加了中國人民解放軍?，F(xiàn)在在旅順某部，但短時期不能回來探家。爺爺奶奶很高興，不管能不能回家，有消息就好。</p><p class="ql-block"> 老大媳婦在丈夫逝世后改嫁去了，后來爺爺奶奶聽說她改嫁的新家生活也很艱難。爺爺奶奶心疼兩個孫女在繼父家吃苦，就去漁梁把兩個孫女兒接來了，就是柳穎韶和柳育欽。那時姐姐柳穎韶9歲了，不習慣與沒有在一起生活過的爺爺奶奶共同生活。住了兩天，把爺爺奶奶買的新衣服脫了，大清早換上自己原來的衣服不聲不響走了。育欽比姐姐小三歲，還不大懂事，留在了爺爺奶奶身邊，一直在我們家長大直到出嫁。育欽的名字，回家以后爺爺依照柳家的排輩改成了柳忠仙。我們是“忠”字輩，聽老人說過，我們柳家的排輩，其中有“忠、厚、傳、家、久，不全，其他也無法考證了......”。孫子叫柳忠永，孫女就叫柳忠仙。爺爺奶奶身邊有了一個孫子和一個孫女，心情好多了。</p> <p class="ql-block"> 小時候我也沒問過奶奶讀過什么書，那時家里沒有書沒有報紙，很少有信件，平時家里也沒有需要文字的地方。我想奶奶應該是認得字的。就記得有一次，奶奶叫我跟她上街去買米，說“我們上街糴米去”，我聽不懂，她就告訴我“糴米”( di二聲)，就是買米；賣米叫“糶米”（ tiao四聲）。還教我寫“糴”字和“糶”字，說有個“入”字的就是買米，有個“出”字的就是賣米。</p><p class="ql-block"> 奶奶像那多數(shù)的中國婦女一樣，很保守的，幼時裹過腳，小腳。平時除了家門口鄰居和親戚外，很少與他人交往的。我小時候跟奶奶去過一次屯溪，屯溪有一個以前在我們家住過的叫江桂庭的，妻子叫如意。原來在歙縣開印刷廠的。奶奶年輕時與她們在一起，關系很好，像姐妹一樣。他們家一大家子人，住在老街。那次我們在他們家住了好幾天。</p><p class="ql-block"> 那次到屯溪，還到隆阜去了。隆阜一個叫方貞珠（音）的老太，以前是縣門口的鄰居，她家的房子離我們家只有幾步路，我小時候經(jīng)常去老太家玩的。那時她的女婿好像在屯溪隆阜當武裝部長，方老太就跟著女兒去了隆阜生活。就是后來在歙縣做過縣委書記的那個程壽娣，奶奶跟她們老太關系很好的，那次我們也在她們家住了兩天。</p><p class="ql-block"> 我小時候，奶奶有時也帶我去上路街柳家走走。奶奶告訴我，兩家是兄弟。偌大的一個房子每次好像只看見一個老太，年紀好像比我奶奶還大些。我想應該叫她婆婆，奶奶不允，跟我說你別看她年紀大，其實輩分與你一樣大的，算起來應該叫嫂子才對。</p><p class="ql-block"> 去的最多的當然是南源口的二姨婆家了，有十五里地。那時車子很少，乘車不方便，大部分都是走路去的。汽車也坐過，那個時候的汽車是燒木炭的。車的后面裝有一個大罐，燒木炭用的，還有一個手搖鼓風機。開車前，司機要搖一通鼓風機，才可以開車。遇有較大的坡，上不去就會停車，司機下車，拿一個三角木墊到車子，然后到后面去加木炭、搖鼓風機，再重新開動。聽說經(jīng)過三陽嶺那個大坡，要停好幾次車，所以那時坐汽車到杭州去最少要兩天的。旅客下車來幫忙搖鼓風機和推車是經(jīng)常性的，很好玩的。</p><p class="ql-block"> </p> 我從網(wǎng)上找到了一張以前的燒木炭的客車圖片。我小時候跟奶奶坐的就是這種車。 <p class="ql-block"> 到南源口我們大部分還是走路的，城里到南源口走一條小路。馬路十五里，小路要近些。我那時很小，走得要哭。走小路是從漁梁沿著河邊走的，要經(jīng)過紫陽橋，橋頭邊上有個小城門洞，每次經(jīng)過這里奶奶都要買一碗餛飩或者“豆腐老鼠”給我吃?；罩莸摹岸垢鲜蟆保喝∩虾玫木狻⒍垢癁橹髁?，配以生姜、雞蛋、鹽，剁成肉泥，取一小團放在裝滿面粉粉的碗里，雙手捧碗反復翻滾，使之裹成一個白團，然后放入燒開了水的鍋里去煮。待飄浮出水面，撈入事先配好佐料的鮮湯里，味道細嫩鮮美。還有那個餛飩，皮薄得像紙一樣，好似透明的，調(diào)味的佐料很多，味道很好的。我小時候感覺那個門洞里的餛飩和豆腐老鼠特別好吃。</p><p class="ql-block"> 還有就是小時候經(jīng)常跟著奶奶去二舅公家，也就是汪道淵的父親家。汪道淵的父親是奶奶的二哥，我叫他二舅公的。他家的隔壁是一個叫“英洋大社”（音），叫什么社也搞不清了，反正是一處公房，后來是給縣醫(yī)院做宿舍的，門口有一個很大的場子；三舅公家，就是汪道湘的家，住在中山巷；四舅公家，就是汪道治家，他家離二舅公家很近。歙縣老人民醫(yī)院原來的大門就是他家的房子，公家給他們家遷移的。</p><p class="ql-block"> 四舅公最喜歡我，有一陣子天天到我家來把我馱在肩膀上出去玩。奶奶后來告訴我，四舅公想孫子了。他的兒子汪道治結婚好幾年了，媳婦遲遲沒有生育；二舅公的女兒汪銀河也是三天兩頭把我抱到她家去，還要到她床上睡覺。她家的情況也是差不多，兒子結婚好幾年了，媳婦還沒生育，也是想孫子了。 還有大舅公家，大舅公有兩個兒子：汪立本兄弟倆。大兒子好像是解放初期被政府鎮(zhèn)壓的，二兒子汪立本解放前在杭州附近的一個縣里當縣長的。他作為戰(zhàn)犯在監(jiān)獄里待了好多年，1975年才特赦回家。他們家住在東門頭城門的山上，從兩道城門之間的一個階梯上去。汪立本的哥哥有兩女一兒，兒子最小，叫小言。比我大幾歲，后來入贅到問政山去了，我去問政山他們家玩過的。兩個女兒，大女兒我不大清楚，聽說在延安；二女兒就是汪其葆（小名葆女），嫁給一個以前在歙縣城里開西藥房的小老板，姓沈，解放前夕搬到上海去了。</p><p class="ql-block"> 汪其葆老年的光景也不怎么好。她與先生沒有生育，過繼了姐姐的一個兒子。兒子長大了結婚生子，汪其葆與媳婦不十分融洽，他的先生什么時候也早早地離她而去了。</p><p class="ql-block"> 聽說有一次姐姐帶著自家小孫子，來上?？赐妹煤蛢鹤?。一天，汪其葆帶著姐姐的孫子去逛超市，一不小心，孩子不見了。找啊找啊沒找著，報警了，警察協(xié)助也沒找著，那個時候人販子很猖獗的。無心之過，怎么說呢？大過呀。漸漸地姐妹關系疏遠了，母子關系也疏遠了。加之他們家的房子本來就不大，很擁擠，于是汪其葆就來徽州了。一個人在這家住幾天，那家住幾天，居無定所。她有退休金的，本想找一個親戚家養(yǎng)老的，沒找著合適的。管巷里一個親戚那里呆過一段時間，在我家也呆過一段時間，問政山侄兒媳婦那里也呆過一段時間，都感覺不理想，沒有選中。再后來慢慢地我們失去聯(lián)絡，沒有她的信息了。</p> 奶奶年輕時的照片 1953年我四歲時，我們那里在原來互助組的基礎上成立了初級農(nóng)業(yè)合作社。初級合作社與原來的互助組差不多，初級社的特點是土地所有權仍然歸農(nóng)民個人，但生產(chǎn)資料（如耕畜、大農(nóng)具等）開始通過“入社”逐步向集體所有制過渡，農(nóng)副產(chǎn)品的收益也按照勞動量和土地股份進行統(tǒng)一分配了。<br> 1956年成立了高級農(nóng)業(yè)合作社。高級社是在初級社的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其主要特點是耕畜、農(nóng)具等生產(chǎn)資料已經(jīng)都入社了。接著就是土地也開始入社，統(tǒng)統(tǒng)歸集體所有了。收益分配取消了初級社按土地分紅的形式，收益分配主要按照勞動力和合作社人口比例進行分配。<br> 我們?nèi)覐某跫夀r(nóng)業(yè)合作社開始，都參加了合作社的。奶奶那時要出工干活的。高級社時奶奶分配在蔬菜組里，并被大家推選為蔬菜組的組長。我們生產(chǎn)隊的田地大部分都在城外，就是沿上路街走完，過了新安門那個城門洞就是城外了。不近的，約有3-4華里。奶奶擔任蔬菜組組長，工作很認真負責的，出工也很積極的，得到大家一直好評，經(jīng)常受到社里領導的表楊。因為小腳，走路有點慢。所以她出門總比別人早一些，回來也比別人遲一點。<br> 1958年，三叔柳尚梁從部隊轉業(yè)回來了。爺爺奶奶很高興，兒子回來了，家里的日子會慢慢好起來。三叔回來的第二年，有人介紹了一門婚事，媳婦是歙縣管巷許家一個叫許彩的姑娘。她有一個哥哥名叫許令，解放前也不曉得是個律師還是法官，還有一個姐姐和一個妹妹。臨結婚時那個三嬸提出她的姐姐和妹妹要一起到我們家來。爺爺奶奶一肚子惱火，很不愿意。無奈三叔同意了，也算逼上梁山了吧。成家后不久，與家人很不融洽，于是借故一起搬到三叔的工作單位巖寺煤礦去了。搬走以后三叔很少回來，三嬸從那以后我們再沒見過。三叔從退伍回來后，從來不負擔父母親生活費的。其實也難怪，那個時候三叔一個人工作，四個人生活確實很困難的，根本沒有余錢負擔父母親的。<br> 1958年我們這里成立了人民公社。幾個高級合作社拼合成了一個生產(chǎn)大隊，原來的高級社變成了生產(chǎn)隊。從上路街新安門開始第一生產(chǎn)隊、第二生產(chǎn)隊，到我們這里是第六生產(chǎn)隊，一直到桃源塢第七生產(chǎn)隊是最后一個隊了，七個生產(chǎn)隊拼成了一個新路生產(chǎn)大隊。由徽城鎮(zhèn)的幾個生產(chǎn)大隊一起成立一個人民公社，包括西門外、北門外、河西、漁梁等等一起，好像是叫徽城人民公社。<br> 1959年開始以生產(chǎn)隊為單位，成立了食堂，吃飯不要錢了。我們六隊的食堂就安在我家院子前邊的柴房里。以前我們家的房子很大的，屋前的院子估計有近百平方米，院子前面一個小三間的柴房。柴房也沒柴火，空的，正好就做了食堂，砌了一個很大的鍋臺。原來院子里是奶奶種點小菜的，反正吃食堂了，也不用自己種菜了。菜地平整了一下，不下雨時就在院子里擺上十來張八仙桌，一個大木桶盛了白花花的大米飯，有好幾個菜，我依稀記得的。好像沒有凳子，大家都是站著那里圍著桌子吃的。有兩個專職炊事員，另外還有幾個婦女自發(fā)地每天來幫忙，新鮮事物嘛，大家一團火的。到點了，大家都來吃飯了。我們是第六生產(chǎn)隊，男女老少約有百十號人吧，有十來張八仙桌，那時我們家的那個院子熱鬧了好一陣子的。<br> 1960年，好日子過得沒兩年，自然災害開始了。食堂依舊，吃飯還是不要錢，只不過白米飯變成了蘿卜塊。社員們也還在那里吃，早上是麥皮糊，就是小麥加工時不提麥麩的，碾成一統(tǒng)的粉，早上就吃那個糊糊，有時加一點蘿卜絲，中午是煮紅薯，晚餐就是蘿卜塊。那時的食堂里伙食比較固定的，天天一樣的，也不用燒菜，也不用在院子里一起吃了。開始不限量，差是差，管飽的。漸漸地緊縮了、限量了，那點東西根本吃不飽的。<br> 我小學時有一個同班同學，叫高麗生。他家是斗山街居民戶，他們食堂里天天中午是吃黃豆。他找到我說黃豆吃膩了，想跟我換山芋吃，那正好啊，我正是山芋吃太多了想換換味口。于是第二天我們各自帶到學校里交換了，好吃，我們有同感。第二天還換，我感覺黃豆有點難吃。第三天還換，黃豆我實在吃不下去了，只想嘔吐……<br> 1961年爺爺病了。從生病到仙逝，幾個月的時間，沒想到那么快，主要是餓的，營養(yǎng)極不良，瘦的皮包骨，棺木也沒有準備的。那時經(jīng)濟很困難，家里唯一的兒子老三柳尚梁，說是要出100元的，后來聽媽媽說根本沒兌現(xiàn)。第二天媽媽去雄村找到了我們家一個親戚叫曹大文，求他幫忙解決一下。曹大文很爽快，滿口答應，當天夜里就把棺木運來了。曹大文是我們老太爺柳士本的夫人曹氏的侄孫兒，他與我父親是一輩的。也就是我的曾祖母是這個曹大文的親姑婆。后來父親回來，我還帶了爸爸媽媽去雄村曹大文家看望過他和他的家人，也邀請曹大文來我們家玩過的。<br><br> 當時因買棺木和安葬的錢不夠，就從隔壁我們家的租客劉開乾那里借了點。劉開乾，阜陽人，以前在國民黨軍隊當兵，討了小老婆跑到徽州來的。后來回阜陽把老家的兒子、媳婦及媳婦的弟弟一大家人都帶到徽州來了。他原來租住在我們家的邊屋里，是一個三間平房。因為借了他的錢，他就提出那個房子抵給他，因一時還錢確實困難，奶奶就答應了。兩抵還倒欠我們家一點錢，他也沒錢付，后來就以農(nóng)副產(chǎn)品抵給奶奶，今天一斤菜油，抵20元，明天10斤大米，抵幾十元，還有豆子呀、芝麻的。那時我們家只有奶奶一個人掙工分，生活主要靠媽媽的一點點工資，農(nóng)副產(chǎn)品也需要的。<br> 那一個三間的邊屋，記得當時經(jīng)人估價好像是260元吧，就這么抵過來抵過去，姓柳的房子就改成姓劉的了。<br> 1962年三子柳尚梁因他所在的巖寺煤發(fā)生井下塌方事故而逝世。巖寺煤礦上發(fā)給親屬的撫恤金，每個季度是45元，奶奶與三嬸許彩兩人均分，每人22.5元，每個月攤到是7.5元，一個季度領一次。這個撫恤金一直拿到奶奶過世，奶奶跟我說，活著的時候用不著老三一分錢，死了倒是月月能按時領到他的錢，多么傷心。<br> 那幾年我就這樣跟著奶奶，年復一年。困難歸困難，但也能夠平平常常度日月。<br> 奶奶、我、堂姐柳忠仙三人都是農(nóng)業(yè)戶。好在媽媽的戶口在單位上，是居民戶。每月有幾斤大米的，她都拿回來，熬點粥，全家人喝喝，補充一點。媽媽的口糧拿回家了，媽媽在農(nóng)村買一些南瓜、紅薯來吃，也吃一些米糠、麥麩和野菜，所以媽媽那時患有嚴重的浮腫病，邊吃藥還要邊上班。<br> 1963年，我去潭渡中學讀書去了。那時還是困難時期，買糧食要搭地瓜干的。每逢星期六，奶奶總要搞一點地瓜干，洗凈后用搪瓷缸燉在火熜上，放點糖（也就是放點糖精），我與我的幾個同學星期六一起從學校回來，都是先到我家轉一下，常常把火熜上的山芋干一掃而光，都說好吃，奶奶最高興了。<br> 1965年柳忠仙出嫁了，嫁給了歙縣五渡的吳宏利。不久丈夫吳宏利被安排到四川支援大西南建設去了，隨后忠仙也去四川了，他們生有兩個兒子。<br> 1966年，我潭渡中學初中畢業(yè)了。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所有學校都停了，高中也不招生了。我就這樣在學校里、家里繼續(xù)混了一、兩年。后來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xiāng)，于是我又準備到鄉(xiāng)下去插隊落戶去了。<br> 1968年我下鄉(xiāng)去了，插隊在母親工作的桂林公社江村大隊，我下鄉(xiāng)后還帶奶奶到江村去玩過幾次。那時候的政策不明朗，下鄉(xiāng)時我問過“下鄉(xiāng)辦”戶口要遷去嗎？回答是肯定的。記得早一年歙中就組織同學到黃山插隊過，那時戶口是不遷去的。所以誰也不知道今后會怎么樣，媽媽考慮還是接奶奶到鄉(xiāng)下我們一起生活吧，好照顧些。我當然很贊成，那些年苦怕了。無奈奶奶不愿去，怎么說也不去。說是離不開生活了幾十年的老祖宗的老房子，那里有爺爺和她兒子們的氣息。老人三句話就離不開那些傷心事，我們不能再給老人添堵了，作罷了。之后的一兩年還是比較安穩(wěn)的。<br> 1969年奶奶告訴我，你媽媽實在太苦了。她要把房子賣了，錢歸她養(yǎng)老，用不完再留給我們。我們開始不同意啊，舍不得祖上的房子。無奈奶奶看我們生活實在艱苦，孫子在鄉(xiāng)下不知能否回去，她說一個人住在那個大房子沒什么意思。當時周圍有好幾個人想買，有人引誘奶奶說，房間繼續(xù)歸她住，不要房租，奶奶動心了，執(zhí)意要賣，我們拗不過她，考慮當時也就那個狀況了。<br> 哪知這一“執(zhí)意賣房”釀成了大禍，奶奶就此送了命。一確定賣房沒幾天，那個老三媳婦許彩不知從哪里得到了消息，跑回家來與奶奶大鬧一場。那天奶奶正在門口的馬路上與街坊鄰居說話，那個老三媳婦許彩來了，在馬路上就與奶奶大吵一場，說是房子她有份，誰也不準賣房子。當時奶奶就氣得昏倒在地，人事不省。是鄰居們幫忙把奶奶抬回家，睡在床上 ，隨后打電話到江村告訴我們的。奶奶一生好強，哪受過這樣的窩囊氣，就此一病不起?；罩萑顺Ｕf的“氣惱傷肝”體念在奶奶身上。<br> 當時許多人都怕惹麻煩，不敢要這房子。桃園塢一個叫胡宏寶的人，做裁縫的，他想買我家的房子。他告訴奶奶說他不怕的，并承諾奶奶住的那間繼續(xù)免費給她住。于是奶奶就決定將房子賣給了這個胡宏寶。在病床上找來中人寫了遺囑，奶奶考慮柳家人丁不旺，沒受老思想的束縛，決定遺產(chǎn)也給孫女柳忠仙的兒子吳正晨一份。房子當時叫人估的價格是1260元，分四年付清，共寫四張條子由受益人各自收執(zhí)。第一年由柳忠永拿390元，第二年柳忠仙的大兒子吳正晨拿390元，第三年又歸柳忠永拿390元，第四年還剩最后的90元，歸柳忠仙家大兒子吳正晨拿。<br> 奶奶就此一病不起。開始告訴我們她頭暈，不能起床。后來不吃也不喝，怎么勸、誰來勸都不行。再后來虛弱的不得了，媽媽的一個同事天天來幫奶奶打一點葡萄糖點滴維持著。奶奶身邊24小時不能離人啊，媽媽找了我們一個鄰居，叫杜英華的北方人，來幫忙服伺奶奶。杜英華也不錯，盡職盡責的。她是個老革命，是因為歷史上一些問題沒有落實，被貶到這里來的。她帶著全家老小來的時候生活很艱苦，沒地方住，就住在我們家后門口對面小山坡上的“開化寺”里面。開化寺有三間屋，前面一大塊空地。以前“開化寺”里面有很多菩薩的，還有一個小菩薩，木頭的，四肢、頭頸都有關節(jié)可以動的。個子比那時的我小一點，我經(jīng)常與小伙伴們一起把小菩薩搬到外面來玩的。以前開化寺那里香火很興的。<br> 杜英華直到好多年后才被落實政策，安排在省人民銀行里離休。補了房子什么的，到合肥養(yǎng)老去了。估計以前官級不小，她的兒子、女兒全部都安排工作了。<br> 我記得很清楚，奶奶從許彩來鬧事的那天開始，一直趟在床上，不肯吃飯。拖了56天。開始打葡萄糖點滴維持著，后來點滴都打不進了。<br> 1969年5月的一天，奶奶帶著悔恨、帶著對兒子們的無限思念離開了我們。<br> 奶奶初時葬于飛山里面，那里是新安門以外了。2010年政府要開發(fā)那里，我們考慮奶奶與爺爺各葬一方，孤零零的，相隔很遠。于是幫他們倆老一同遷墳至“大山公墓”。<br> 那次老三媳婦鬧事不成，又告上法庭。一個官司我們退出了不少，柳家的的這一點點財產(chǎn)，奶奶本來給我有一半的，最后只拿了三分之一還不到，約300多塊錢吧。<br> 到了70年代末，政策漸漸好起來。奶奶的侄兒堂兄弟幾個都被縣里重視了，有的被聘請為歙縣政協(xié)委員會委員，有的被邀請到臺胞臺屬聯(lián)誼會里面去了，他們的一些問題也陸陸續(xù)續(xù)得到了平反、解決。他們也享受一些優(yōu)先政策，像建房啊、房子門面開店呀，諸如這些問題都優(yōu)先得到了辦理、解決。<br> 我記得，1980年時，我們第一次在城里建房子，媽媽還找過汪道治、汪道湘等人來幫忙我們搬過家，他們以前都是散工隊的。街道上的散工隊，就是把那些閑散的年輕力壯的人員都組織起來做事，像搬家啊、拉板車啊、做房子的小工啊。<br> 再說說奶奶大哥家的二兒子汪立本。他曾跟我們講過他的一點經(jīng)歷：解放前兩年，他在浙江省余杭縣（？）當縣長。忘了哪個縣，反正是杭州不遠的一個縣。1949年即將解放的前夕，他接到上峰的撤退指令，于是他馬上命令勤務兵備車準備撤退，哪知他的勤務兵就是共產(chǎn)黨，掏出槍對著他說，你跑不了啦，跟我到俘虜營去報到吧。那時的條例是國民黨的縣、團一級都屬于戰(zhàn)犯，是要勞教的。于是乎，他被勞教了20多年，到1975年最后一批戰(zhàn)犯特赦，才被釋放回家。國家政策很好，戰(zhàn)犯釋放后給安排工作。他回來后被安排在歙縣園藝場。他什么也不會干，什么也干不了。當然什么也不需要干，也就是照顧他有一個落腳地、拿一份薪水罷了。他在園藝場時，我們經(jīng)常去看望他。退休后因為生活不方便，需要人照顧，就到問政山侄兒汪小言那里過老去了。<br> 汪立本伯父原來是有家室的，有妻子和一個女兒。進監(jiān)獄以后便就失去了聯(lián)系，他的妻子一次也沒與他聯(lián)絡過。他釋放后嘗試著去找過，但是沒有結果。<br> 汪道淵的姐姐汪銀河是奶奶的侄女（我稱她河娘），她嫁給了她家二姑媽的兒子，育有一對兒女，兒子程邦正，小名大同；女兒程邦中，小名錦霞。程邦正原來在鄉(xiāng)下教書，后來在白楊小學當校長。再后來調(diào)到“徽州師范附屬小學”來的，在附小當個副校長。<br> 這里有一個河娘的女兒錦霞的小故事：程錦霞很幸運，嫁給了一個老革命，時任福建省福州市人民醫(yī)院院長，那時她在福州市的保健站工作。那是上世紀50年代，他們結婚后有一個兒子，那時有5、6歲了，老太太河娘在那里幫他們帶小孩。她那個丈夫花心，朝三暮四、尋花問柳的，勾搭上他們醫(yī)院里化驗室的一個小姑娘。那時錦霞正在懷孕，懷孕期間是不允許離婚的。她的丈夫起了黑心，與那個淫婦密謀要除掉老婆。有一天，那個化驗員提供了一包砒霜，老公買了一只鱉，說是太太懷孕了需要補補。于是先生燉好了老鱉，那個狠毒的化驗員加進了砒霜，等老婆來品嘗。也是錦霞命不該絕，懷孕胃口不好，嘗了一小口就不想喝了，多數(shù)給兒子喝掉了，結果雙雙中毒送進醫(yī)院搶救。<br> 錦霞才嘗一小口，經(jīng)搶救沒有生命危險，兒子喝的太多來沒搶救過來。老革命院長那還得了，賊喊捉賊。兒子沒搶救過來，大發(fā)雷霆，說醫(yī)院搶救不力，責令公安局限期破案。真是天網(wǎng)恢恢疏而不漏，老太太眼睛瞎瞎的，在幫女婿整理床鋪時在床單底下發(fā)現(xiàn)了一封信，正是奸夫淫婦的密謀信，于是案發(fā)了。院長女婿被判了20年，那個淫婦也判了刑。錦霞中毒后早產(chǎn)了，生了個女兒。女兒跟母親姓程，學名程伍，小名阿伍。兒子沒了，錦霞也不想在福州呆了，于是一家老少三口離開了那個傷心之地，回徽州老家了。<br> 錦霞這個人命有點苦，回來后安排在歙縣樹脂廠醫(yī)務室當廠醫(yī)。后來經(jīng)人介紹，嫁給了一個在歙縣舊貨商店工作的人。好日子過了沒兩年，她的第二任丈夫又患癌癥不治身亡。再又過了幾年，自己又患乳腺癌，做了手術治療。再幾年后，那個丈夫刑期滿出獄了，寫信到徽州來尋找老婆與女兒，那錦霞呢這輩子肯定不想再見這個黑心狠毒的人了。加上錦霞與哥嫂關系也不很融洽，于是通過二姑媽的幫助，與女兒女婿一家人搬到湖北省十堰市去了。離開了徽州這個傷心之地，跑到遠遠的地方去了，從那以后我再沒有見過錦霞和她的家人了。<br> 奶奶的四個兄弟，侄兒們除了少數(shù)幾個在外面做事的，其余的都在家，拉板車、做散工。他們家生活都是很艱苦的，家庭出身不好，父輩在國民黨時期都參加過一些偽組織，他們本人有的在解放前也參加一些偽組織，都有一定歷史問題的，他們的子女們更是受到了牽連。直到70年代末期，他們家庭的生活、子女的工作才隨著政策的變化得到改觀。 1986年歙縣召開“歙縣首屆臺胞臺屬代表會議”這張照片上有奶奶家的許多親戚被邀請參加了：<br>①前排左起第六位汪銀河（奶奶的侄女，汪道淵的姐姐）；<br>②第二排左起第三位是我母親張其倬；<br>③前排右起第九位汪立本（奶奶大哥家的次子）<br>④第三排右起第五位汪道治（奶奶四哥家的次子）<br>⑤第二排右起第十位汪道湘（奶奶三哥家的兒子）<br>⑥ 第三排中間位置程邦正（汪銀河兒子，我奶奶的侄孫兒）。 奶奶臨終告訴我兩件事，囑我一定記到。一是不管怎么樣，她走以后，不能讓許彩踏進柳家門一步。老人家當時沒有想到，柳家的房子已經(jīng)賣了，已經(jīng)沒有柳家門可以進了；二是有兩個人這一輩子一定要記著，有機會一定要報答人家，一個是她的侄子汪道源，是二哥汪老潤的大兒子，汪道淵的兄長，小名魯生，以前在鐵道部任職的，后來定居四川成都。再一個是她的侄女程惠芬，是南源口二姐家的二女兒，我稱二姑媽的。二姑媽嫁給了一個老革命，叫劉華齋。早年受中央委派，去湖北十堰參加籌建第二汽車制造廠的，在廠里任副書記，退休后到北京養(yǎng)老。這兩個人，在我們家最困難的那些年，每月一個人5元，一個季度一寄15元，兩個人一樣，那些年從不間斷，持續(xù)了好多年，每逢過年過節(jié)還加寄5元。這些都是我小時候親歷的，奶奶去郵局拿錢都要我陪著的。那時的5元是了不得的一個數(shù)字了，60年代的大米是0.139/斤，豬肉是0.73/斤。<br> 順便說一句，程惠芬的姐姐叫程玲，后來定居美國的，老爸他們都叫她“玲姐”的。我記得她的字寫得很漂亮。一開始父親從臺灣寄回家的信件是由臺灣紅十字會通過香港轉的，信件的外面套一個信封，寫“香港內(nèi)詳”，由香港的紅十字會拆了外面信封，然后按照里面信封的地址轉寄大陸的。頭兩次老爸來信是通過香港轉的，后來就通過美國我的這個大姑媽轉了。那時大姑媽每幫父親轉一次信，會順便寫幾句話給我或給我媽媽，介紹一些父親以前的事情。她們兩姐妹是奶奶二姐的女兒（就是南源口那個二姨婆家）。還有玲姐的先生，大家都稱“老虎哥”的，他們先是在臺灣，后來去美國定居了。 <p class="ql-block"> 這是二姑媽一家子的照片。我把它記錄在這里，讓我們的子孫們記住他們。</p> 有一年，父親回來時，我也告訴他奶奶的這個遺愿。父親與母親一起去北京看望過程惠芬（她是老爸的表妹），感謝她那些年對奶奶的救濟和恩惠。汪道源以及他的家人在成都，我一直沒有見過。一方面路途遙遠了，二方面沒有他們通訊地址，也沒有聯(lián)系電話，連他們的照片都沒有。有那么一次，聽說歙縣中學因擴建校園需要，要收購他們汪家的老宅子，為此事汪道源的家人來過徽州，但沒有聯(lián)絡我們。等我們得到信息去再找他們時，他們辦好事情又回去了，來去匆匆。我們沒有聯(lián)絡上他們，奶奶的臨終囑咐沒有完成，是我這輩子的一個遺憾。 這是唯一的一張有爺爺、奶奶、媽媽和我的合家福（195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