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難以忘卻的集體記憶

萊垛

一段難以忘卻的集體記憶——20世紀中葉部分“支寧”人員采訪實錄胡仲光《余姚市志》（1993年版）大事記中記載：1959年4月～6月，首批“支寧”干部、青年1225人赴寧夏中衛(wèi)縣落戶。1960年5月又動員840人去寧夏…這是新中國成立后，余姚歷史上一次有組織、有領導的最大規(guī)模集體“支寧”運動。2065名余姚熱血青年響應國家號召，不戀小家顧大家，毅然離開家鄉(xiāng)，支援遠在3000多公里之外的寧夏回族自治區(qū)建設。雖說，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但余姚歷史永遠銘記著這一場“支寧”運動，永遠記住了參加“支寧”的人們…坐了六天六夜火車采訪對象：何心余男 1933年7月出生，原橫河公社（1979年劃歸慈溪縣，下同）干部。第一批“支寧”帶隊干部，1959年4月27日率橫河公社“支寧”青年赴寧，1962年5月調回余姚，先后在共青團余姚縣委、中共梁弄區(qū)委、余姚市委辦公室任職，1993年底退休在家。2003年重返寧夏采訪，主編《回望塞上》一書。何心余說，當時，根本沒想到會去“支寧”，更沒想到要帶隊。那天，剛好檢查生產大隊公共食堂糧食儲存情況回來，公社的一位領導找到他，簡要說明了上級精神，要他帶領全公社200多名青年去寧夏“支寧”。沒有半點思想準備的他感到很突然，但那時“只有答應的責任，沒有拒絕之理”。于是，沒多加思索就與結婚不久的愛人陸亞地一起加入了“支寧”隊伍。由于沒趕上培訓時間，事后他才了解到；1958年7月底，中央下發(fā)了一份《關于動員青年前往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qū)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決定》。文件上說，從1959年起，五年內從內地動員570萬青年到邊疆和少數民族地區(qū)參加社會主義建設。1959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批轉了省“支寧”委員會關于全省“支寧”工作會議情況和今后意見的報告，決定五年內分批動員30萬青年“支寧”。分配給余姚的任務是，從1959年4月至1960年5月分三批共2065人“支寧”。這時，一場轟轟烈烈的“支寧”宣傳發(fā)動工作已經開始。秉著本人自愿，政治可靠，身體健康，對家庭拖累不大的原則，發(fā)動廣大農村青年積極報名。中共寧波地專、余姚縣委派出了工作隊進駐馬渚公社進行試點。試點中黑板報、宣傳窗、橫額、標語和文宣隊等各種輿論宣傳工具發(fā)揮了巨大作用，村里、鎮(zhèn)上到處都是“塞上江南”“天下黃河富寧夏”“一人支寧，全家光榮”等宣傳寧夏優(yōu)越環(huán)境和美好前景的鼓動性標語和口號。同時，把“支寧”提高到“是一場思想戰(zhàn)線上極為尖銳的興無滅資斗爭，是大破個人主義、本位主義，大興集體主義、共產主義的實際行動”。強大的輿論聲勢下，青年們紛紛寫血書、表決心，“支寧”熱情空前高漲，馬渚公社報名人數達7713人，是任務數的33倍。“支寧”隊伍按部隊建制進行編排，一列火車組成一個團，一個縣為一個營，下設連、排、班，并配備了政治指導員、文化員、衛(wèi)生員、通訊員等。1959年4月27日，第一批由馬渚、橫河兩個公社共503人組成的“支寧”隊伍，在褚天行、范水龍、何心余率領下，離開余姚到紹興匯合，29日由紹興啟程赴寧夏。 何心余說，出發(fā)前，上級給每人發(fā)了一件棉大衣和大人10市斤、小孩5市斤的干糧。出發(fā)那天，整個姚城紅旗如林人聲鼎沸，火車站內外到處是胸佩大紅花的“支寧”青年和前來送行的親朋好友?；疖囋凇霸僖?，父老鄉(xiāng)親們！你們放心！”“路上當心，到了寧夏多來信！”的囑咐聲中緩緩啟動。 乘坐的火車是“棚車”（一種裝貨用的悶子車），沒有座位，也沒有衛(wèi)生設施，要“方便”就在車廂角里用席子圍著的兩只便桶里解決。整個車廂內只有小小的四只窗戶，車門一關全靠這四只窗戶透進來一點光亮和空氣，所以火車開動時每個車廂都不敢把門關死，以留作透氣。路上一日三餐和水，由沿途?？空竟刻煲活D，潼關以內吃的還是大米飯，可是一出潼關只能吃到面包之類的食物了。因為車上要吃兩頓自帶干糧，水是最寶貴的，不過大家還算團結，少得可憐的一點水都能相互謙讓著喝一點。 就這樣，一百幾號人擠在一個車廂里，蜷縮在各自的行李和被頭鋪蓋上，六天六夜“咣咣當當”開往寧夏中衛(wèi)。 何心余說著，拿出珍藏了40多年的日記本，上面寫著：從紹興29日晚上8時出發(fā)，今天已經有2天2夜了，進入了一個新的工作，過了一個過去從來沒有經過的生活……一個車廂成了一個整體、一張大床、一個會場、一個餐廳……看到了真誠的友愛，聽到了笑聲，也聽到了哭聲，互相安慰聲… 大漠戈壁灘羊皮筏子采訪對象：楊同華男 1941年3月出生，原橫河供銷社職工。1959年4月27日隨第一批“支寧”隊伍赴寧，1983年調回余姚，任中共余姚市委黨校行政科科長，2001年3月退休在家。楊同華說，火車一出潼關，就進入了大西北的黃土高原。大伙們爭先恐后地趴在高高的窗口向外張望，眼前不見了家鄉(xiāng)的綠色，也不見了星羅棋布的村莊和裊裊炊煙，到處都是黃炎炎的大漠、沒長草的戈壁灘和偶爾出現的一個個黃土洞里（窯洞）居住的老百姓。火車越往前開，土地越荒涼，甚至是一毛不拔的大沙漠。太可怕了！大家的心情越來越沉重，臉色越來越難看了，有的人干脆哭了起來。到達中衛(wèi)火車站時已近黃昏，大家煩躁的情緒有點難以控制了。楊同華說，大家已經三天三夜沒吃上大米飯了，原以為到了中衛(wèi)可以飽餐一頓，誰知這里供給的食物與路上一樣，手臂一般粗的面包，既無菜又無湯，有些人忍不住與當地人吵了起來。何心余是管生活的領導，于是由他出面與當地接待人員進行交涉。說你們怎么不客氣，第一頓就這么差，以后更會怎么樣了？當晚，終于增加了幾桶菜湯，并答應第二天吃大米飯。后來才知道，其實當地接待人員也很委屈，他們知道南方人吃不慣粗糧，特地用細糧做了這些面包，要是當地老百姓，哪里能吃得到這樣的好東西呀！第二批由環(huán)城公社、余姚鎮(zhèn)、慈城鎮(zhèn)組成的722名青年，也于6月15日和16日在紹興、杭州啟程；第三批根據“山區(qū)少動員，平原多動員”的原則，按公社大小由縣里統(tǒng)一分配任務數組成的840人，于第二年（1960年）5月1日出發(fā)赴寧。三批“支寧”隊伍先后到達寧夏后，945人被安置在黃河南岸的常樂公社；216人去了上下河沿煤礦，840人到黃河青銅峽參加青銅峽水庫建設，少部分人被安置到黨政機關和企事業(yè)單位。這些人不論安置在那里，工作條件和生活環(huán)境都相當艱苦。 在農村，住的是借用老百姓的土坑窯洞，土地、耕牛、毛驢、馬匹等一些生產資料是政府從老百姓手中劃撥的。由于當地老百姓不是很理解和支持，撥出來的“土地是薄的、牲口是老的、農具是舊的、住房是漏的”。 在煤礦，這些從未下過井挖過煤的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怎么挖煤，更不懂搞不好會發(fā)生瓦斯爆炸、老空透水和頂板倒塌等事故。為此，礦區(qū)領導組織大家學習背框，背石頭、爛泥，講下井操作和安全知識，最后才讓大家下井，一般是男的下井挖煤，女的在井上做輔助工。在水庫工地，“支寧”隊伍駐扎在戈壁灘，在與黃河青銅峽水庫工程配套的東干渠、西干渠、高干渠工地上，住窯洞、吃野草、頂風沙，冒嚴寒，夜以繼日地干。不僅流了汗，還流了血，有的甚至因公殉職長眠在工地上。正當大家在各條戰(zhàn)線干得熱火朝天時，國家進入了困難時期，發(fā)給每個人的定糧越來越少了，大家開始吃不飽飯。為了渡過難關，于是大家紛紛想起法子來，1961年初夏，煤礦的領導派了100余名職工，到離礦100多公里的沙漠“綠州”挖沙蔥。一個多星期，大家在茫茫沙海里不停的挖，白天熱得暈頭轉向，晚上冷得直打哆嗦，不少人因此終身落下了毛病。 　　塞上盛開杜鵑花 采訪對象：胡山泉夫婦胡山泉男 1941年12月出生，原橫河供銷社職工，第一批“支寧”青年。曾任中共中衛(wèi)縣委辦公室主任，1981年5月調回余姚，在市級機關任職，1998年退休?，F為余姚市、寧波市作家協會會員，2006年出版散文集《清泉石上流》，數篇作品入選寧波作家文集。王幸兒女 1941年4月出生，原余姚慈城人，第二批“支寧”青年。曾任中衛(wèi)縣人民銀行會計股長，1981年5月調回，任余姚市審計局局長、市紀檢委員，1996年6月退休在家。胡山泉說，剛到寧夏時，抓住毛驢就想騎，拉住駱駝要照相，還有棗樹、白楊樹、羊皮筏子…一切都感到稀奇和新鮮。然而，這些20歲上下的小青年，從美麗富饒的江南一下子來到“口干鼻燥嗓子啞，早穿皮襖午穿紗，圍著火爐吃西瓜”的大西北，感到很不適應。加之當時正處在國家困難時期，供給很差，住不慣，吃不飽，為此大家沒少鬧思想情緒。那時的組織能力很強，思想政治工作也很到位。帶隊領導褚天行常說，“組織上把一支隊伍交給了我們，家鄉(xiāng)的父母親把子女托付給了我們，我們一定要把這支隊伍帶領好，千萬不能出問題”。為此他常常帶著一班人，從這個點跑到那個點，有時一天要行走百里路，苦口婆心的做工作，以穩(wěn)定大家的情緒。隨著時間的增長，大家慢慢安下了心。好多人還深深愛上了這片黃土地，把這里當作第二故鄉(xiāng)，有的甚至“獻了青春獻終身，獻了終身獻子孫”。說到與王幸兒的婚事，胡山泉神秘兮兮地說，在一次出訪路上，遇到正趕往棗園買棗、平時“不敢靠近”的美麗姑娘王幸兒，于是用自行車帶了她，從此倆人相識相愛，最后結成了終生伴侶。由于國家經濟政策的調整，部分工礦企業(yè)及大中型建設工程實行緊縮和下馬。1960年11月，中央發(fā)出暫停支援邊疆的通知，“支寧”工作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一些尚未“支寧”人員不再赴寧；已在寧的“支寧”人員分流的分流，返鄉(xiāng)的返鄉(xiāng)。最后，除了157名“支寧”人員，由于種種原因選擇繼續(xù)留寧外，極大部分人員先后回到了余姚，一場轟轟烈烈的“支寧”運動由此告終。雖然整個“支寧”運動時間并不長，但對每個參與者來說，在人生道路上都留下了難以忘卻的記憶，尤其是留在寧夏的人們，對這片黃土地作出的貢獻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原馬渚公社團委書記范水龍，在那里一干就是40多個年頭，從一個活力四射的青年到手拿拐杖的古稀老人，把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年華獻給了這片黃土地。他帶領青年們研究成功的“插秧稻” 技術，替代了當地落后的“浪子”撒播方法，使糧食產量有了顛覆性增長，創(chuàng)造了黃土高原水稻種植的“奇跡”。自治區(qū)為此專門發(fā)文決定“插秧稻好，全面推廣”，老范也被評為自治區(qū)勞動模范。由于各方面工作出色，1961年，老范以浙江“支寧”青年先進工作者、勞動模范的身份，赴北京登上天安門參加“五一”觀禮，并在中南海懷仁堂受到劉少奇、陳毅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和座談。1993年，范水龍與老伴毛愛娟退休回到原籍余姚馬渚，但他的一子一女仍留在了寧夏，他的組織關系也留在了寧夏。按他的話說，他“仍是個寧夏人”。謝素珍，“支寧”那年才16歲，由于長得胖乎乎的樣子，被人稱作“小面包”。這位曾躲在屋子里哭鼻子的小姑娘，在寧夏一干就是一輩子。1959年4月，她隨第一批“支寧”隊伍到寧夏后，被分配到上下河煤礦工作。不久，她又被送到自治區(qū)煤礦學校學習，由于成績優(yōu)秀，學習結束時直接進了礦機關。她把工作當作人生的起步，工作起來象發(fā)瘋一樣，從一個煤礦工人，到中衛(wèi)縣財政局副局長，直至自治區(qū)財政廳處長，一步一步印記著她的人生足跡。在大家紛紛返姚時，雖然也動搖過，但最終還是“我來寧夏是要開始我的人生，而不能尚未開始就結束?！敝敝镣诵?，她仍留在寧夏高新科技中心小企業(yè)貸款擔保中心當負責人。每當回首“支寧”她總是樂觀地說，“四十年風雨猶如一首歌”。目前，她的兩個兒子在銀川有各自的公司，兩個兒媳也在自治區(qū)政府部門當公務員，大女兒在中央國家機關，女婿在北京一家集團公司當部門主管，謝素珍與老伴倆在寧夏享受著天倫之樂…“支寧”中這樣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何止千萬！有奮戰(zhàn)在青銅峽水電站工地的青年“突擊隊”、“鐵姑娘隊”；有活躍在廣大農村、工礦、工地上“寧夏農墾業(yè)余文工團”的姑娘們；有從一個城里人變成鄉(xiāng)下人，南方人變成北方人，與當地農村老鄉(xiāng)結婚的黃蘭庭，終身扎根在塞上的王寶山、何斯瑛、邵倩、馬秀春、孫永世；也有因公殉職、永眠在黃土坡的…“支寧”青年個個都是好樣的！尾聲半個多世紀過去了，當年風華正茂的“支寧”青年大多已年過古稀，兒孫滿堂。但這段經歷給每個“支寧”者都是刻骨銘心的，因為“支寧”改變了每個人的命運，因為“支寧”也創(chuàng)造了人生的輝煌，我們不能因時間的逝去，而忘卻這段歷史，也不能因為年代的久遠，而忘記這些遠離家鄉(xiāng)，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作出貢獻的人們。余姚、寧夏兩地黨委、政府曾為此有過密切聯系。余姚市委、市政府多次派代表團前往，慰問留守在那里的“支寧”人員；寧夏也派員前往余姚攀親結對。歷史讓這兩個遠隔千里的南北城市緊密聯系在一起，血與水讓兩地人民的情感融化在一起。長城萬里連戈壁，翠峰六盤勝霧嵐， 百塔神姿青峽立，三關浩氣賀蘭含。浙寧聯手同裝點，回漢并肩共苦甘，莫道鬢毛披白雪，難忘塞上好江南。 （《回望塞上》成書志賀魏振綱甲申仲春）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這一場轟轟烈烈的“支寧”運動將永載史冊！ 2013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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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難以忘卻的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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