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1936年告別之后斯諾與胡金魁的故事</b></h1>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胡立東撰文 劉力群核校</b></h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2024年3月26日<b><br></b></div><div><b><br></b></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提要</b></h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引子</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與胡金魁告別之后斯諾的故事</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與斯諾告別之后胡金魁的故事</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新的線索新的謎題</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胡金魁與斯諾和海倫故事的延續(xù)</b></div>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引子</b></h3><div><b><br></b></div><div>2023年年中，接受陜西省斯諾研究中心袁西玲數(shù)小時通話采訪，談及老爹胡金魁1982年在武漢會見斯諾第二任夫人洛伊斯及其當(dāng)時背景，袁西玲詢問，1936年告別之后斯諾與胡金魁之間有沒有再聯(lián)系？<br><br>當(dāng)時憑自己所知答復(fù)，沒有再聯(lián)系。但對袁西玲明確說，如同斯諾后來向毛澤東打聽曾經(jīng)幫助過他的王牧師（董健吾）等人的情況一樣，斯諾后來單方面向中共高層打聽全程陪同他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胡金魁的情況是有可能的。<br><br>機緣巧合，此話說了不到1年，2024年3月26日，朋友資深記者劉力群轉(zhuǎn)來斯諾與新四軍研究者欒曉蓉給他的，有關(guān)斯諾1939年5月在“亞洲”雜志（ASIA）上發(fā)表的英文版文章《China New Fourth Army》（《中國的新四軍》），斯諾在文章中再次提到了胡金魁，并重復(fù)記述了胡金魁于陜北在外交部工作時接待并全程陪同他首次訪問紅軍，一起在陜甘寧旅行了數(shù)百英里等情況（1英里=1.6公里=3.2里。數(shù)百英里約千里）。<br><br>立東推測之可能性，“斯諾后來單方面向中共高層打聽全程陪同他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胡金魁的情況是有可能的”，被斯諾這篇《中國的新四軍》文章證實為是真實的歷史事實。即，1936年與胡金魁在陜北告別之后，斯諾心里還一直惦記著胡金魁這位紅軍“非常好的朋友”，并確實打聽過胡金魁的情況。否則，斯諾不可能在他于1939年發(fā)表的文章《中國的新四軍》中確切清楚地記述已成為新四軍“聯(lián)絡(luò)、通訊負責(zé)人”，實為“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胡金魁，就是曾全程陪同他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br></div> 圖 1936年的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照片畫像。立東作于2021年，載于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畫像照片。1936年7月斯諾拍攝于陜西保安中央駐地。原載于《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 圖 1936年8月22日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中）陪同斯諾（右）騎馬訪問紅軍途中，于寧夏豫旺堡彭德懷司令部附近合影。原載于《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與胡金魁告別之后斯諾的故事</b></h3><div><b><br></b></div><div>斯諾在《中國的新四軍》中用專門的篇幅記述了從陜西調(diào)往新四軍的一些原紅軍人員。在第259頁中首先提及胡金魁，然后提及張云逸、項英、葉挺、陳毅、張鼎臣。可見作為斯諾“非常好的朋友”胡金魁在斯諾心中的分量，當(dāng)然更可見斯諾如何念念不忘，又是如何重視他對陜甘寧紅軍的首次訪問。<b><br></b></div> 圖 1939年5月“亞洲”雜志（ASIA）發(fā)表的斯諾文章《China New Forth Army》（《中國的新四軍》）英文版第259頁，斯諾有關(guān)胡金魁、張云逸、葉挺、陳毅、項英、張鼎臣的英文記述。2024年3月26日朋友劉力群轉(zhuǎn)給立東之欒曉蓉發(fā)給他的頁面。在此感謝劉力群和欒曉蓉的熱心幫助。 立東翻譯此頁斯諾記述胡金魁的有紅線標(biāo)注的英文如下：<br><br>“為了幫助年輕的南方軍隊未來的斗爭，有些紅軍被派前往。這些人中間有一位是胡金魁，一個江西的青年，他曾經(jīng)是逃跑的童工學(xué)徒，十年前加入共產(chǎn)黨隊伍，在黨和紅軍中獲得教育，發(fā)展成為第一流水平的行政領(lǐng)導(dǎo)。我與他一起在西北旅行了數(shù)百英里，當(dāng)時他在那里的紅軍外交部工作。今天，他回到家鄉(xiāng)省份，任通訊總部主任?！?lt;br><br>立東注：此處，斯諾記述胡金魁在西北和江西兩地職務(wù)皆不完全準(zhǔn)確。1936年在西北紅軍，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時，胡金魁的職務(wù)是“外交部招待處長”（兼中央交際處長）；1939年至1941年皖南事變之前在江西新四軍，胡金魁的職務(wù)是“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br> 圖 1939年5月“亞洲”雜志（ASIA）發(fā)表的斯諾文章《China New Forth Army》（《中國的新四軍》）英文版第258頁，新四軍活動范圍之地圖，及斯諾有關(guān)新四軍辦事處的英文記述，請見紅線處。2024年3月26日朋友劉力群轉(zhuǎn)給立東之欒曉蓉發(fā)給他的頁面。 立東翻譯此頁地圖下面紅線標(biāo)記處，斯諾記述新四軍辦事處的英文：<br><br>“在江西的東北部是新四軍的動員中心，再往南新四軍有聯(lián)絡(luò)和通訊基地?！?lt;br><br>立東注：<br>1，斯諾此處記述的“在江西的東北部是新四軍的動員中心”，見地圖紅線所圈范圍。<br>2，斯諾此處記述的“再往南”，見紅線標(biāo)注的三角形那兒就是上饒，“新四軍有聯(lián)絡(luò)和通訊基地”就是胡金魁主任負責(zé)的“新四軍駐贛辦事處”。該辦事處是上饒唯一的新四軍單位。<br>3，斯諾此處記述明顯比較含糊。原因可能當(dāng)時是為了避免日本的情報收集，而不宜在公開發(fā)表的文章中過于清楚地記述新四軍的有關(guān)部門和駐地等詳情。<br><br>以上說明1936年告別之后，斯諾心里一直惦記著在陜北曾經(jīng)朝夕相處102天的紅軍朋友胡金魁，不但打聽到胡金魁工作變動的情況，還把胡金魁從陜北調(diào)入新四軍之后的情況盡可能詳細地寫進了他的新文章《中國的新四軍》。<br><br>在得知以上《中國的新四軍》信息之后，立東搜索了網(wǎng)絡(luò)，遺憾既找不到中文版《中國的新四軍》，也找不到英文版《China New Fourth Army》。只查到一篇張德明寫的《全面抗戰(zhàn)時期斯諾夫婦對中共軍隊的觀察與書寫》2022-11-25。<br>https://m.fx361.com/news/2022/1125/11625210.html<br><br>其中提到：<br><br>［美］斯諾：《中國的新四軍》，張世表譯，《華美》1939年第2卷第7期，第163頁。斯諾還介紹了新四軍在敵后抗戰(zhàn)中的具體貢獻：“他們給予敵方交通線的損害，比給予敵軍的傷亡還要嚴(yán)重；最重要的新四軍得到民眾組織的協(xié)助，使敵方無法鞏固軍事勝利，進行有效的政治控制與經(jīng)濟掠奪。因為新四軍主力的極端流動性，迫使敵方不能不維持極大兵力，以保持所有的戰(zhàn)略據(jù)點。”<br><br>以上是與胡金魁分別之后的斯諾的故事。<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與斯諾告別之后胡金魁的故事</b></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3><h3 style="text-align: left;"><b></b>“4月6日 偕新四軍南昌辦事處主任黃道等赴江西。</h3>4月上旬 到達江西上饒，代表陳誠參加第三戰(zhàn)區(qū)政治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向顧祝同交涉釋放被國民黨逮捕的新四軍駐溫州通訊處賴大超等八名同志，并到福建浦城忠信街特別監(jiān)獄看望，勉勵他們在獄中努力學(xué)習(xí)。”——周恩來年譜1939年。<br><br>立東注：隨周恩來一起到上饒的有時任新四軍副官處長胡金魁。途中黃道病逝之后，周恩來即電請蔣介由蔣簽署頒發(fā)委任狀，由胡金魁擔(dān)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立東為黃道畫了肖像。載于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br><br>辦事處駐地按蔣介石要求與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部同在上饒。老爹晚年回憶錄音，我們從南昌撤退的途中，總理把蔣介石的回電交給我看，蔣電文：“恩來兄，你的辦事處要設(shè)在我第三戰(zhàn)區(qū)司令部上饒?！笨偫硪野艳k事處設(shè)在上饒城外。<br><br>而新四軍屬第三戰(zhàn)區(qū)作戰(zhàn)序列。胡金魁負責(zé)的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要負責(zé)新四軍軍部與第三戰(zhàn)區(qū)之間的日常聯(lián)絡(luò)。新四軍全軍軍餉由辦事處向第三戰(zhàn)區(qū)領(lǐng)取。當(dāng)然還有其它許多諸如統(tǒng)戰(zhàn)、情報、兵源、物質(zhì)供應(yīng)、宣傳、接待各地來往路過的黨政軍人員等等復(fù)雜的工作，包括通訊在內(nèi)。斯諾對這些不可能完全清楚，所以記述為“通訊總部主任”。<br><br>辦事處確有電臺，胡金魁獨自背記了全套密碼，可直接與軍部隨時進行電訊聯(lián)絡(luò)。<br><br>1941年1月初皖南事變之前的幾個月里，胡金魁最早并多次用電臺向軍部發(fā)出了國民黨軍將圍剿新四軍軍部的情報。<br> 圖 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上校主任胡金魁照片畫像。立東作于2022年，載于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上校主任胡金魁畫像照片。左為胡金魁，右為龍飛虎，合影于上饒。胡金魁腰間所配勃朗寧手槍是新四軍葉挺軍長贈送。槍把上刻有“贈金魁兄 葉挺”。可惜文革時交機要員保管后丟失。<br>龍飛虎時任周恩來副官，隨周恩來到上饒。1955年授少將，后任福州軍區(qū)副司令，著有《跟隨周副主席十一年》。立東也為龍飛虎將軍畫了像，載于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br> 圖 上饒城外水南街下灘頭村楊時喬府邸，明代建筑——新四軍駐贛（上饒）辦事處舊址。立東注：老爹胡金魁曾經(jīng)率領(lǐng)新四軍辦事處在此工作、戰(zhàn)斗過一年多。在1940年底軍部已經(jīng)下達撤退命令之后，仍然無所畏懼地堅持?jǐn)?shù)日為新四軍領(lǐng)取了最后一次13萬銀元軍餉之后，直至1941年1月4日，皖南事變前夜，才率辦事處撤離。<br>在駐此地一年多時間里，胡金魁接待過周恩來、葉挺等領(lǐng)導(dǎo)，并隨同他們處理了各種復(fù)雜問題。也接待了各地往來于上饒的黨政軍干部和指戰(zhàn)員，以及抗戰(zhàn)的各路英雄豪杰，完成了諸多難以想象的艱巨任務(wù)。此文不擬一一詳述。<br>胡金魁在此還親自策反了一位出自清末海軍世家的國民黨海軍要員葉可鈺，并介紹他去重慶八辦，成為周恩來線上的重要地下工作者，后參加策劃多艘國民黨海軍艦艇起義，起義日被定為人民解放軍的海軍節(jié)，為開創(chuàng)我海軍起到直接、重大作用。葉可鈺后來由中央聯(lián)絡(luò)部謝筱迺告訴他有關(guān)胡金魁的消息后，寫長信給胡金魁，提及在上饒新四軍辦事處結(jié)識胡金魁主任之后的不少詳細情況。限于本文主題范疇，不擬在此詳述抗戰(zhàn)期間胡金魁與葉可鈺在上饒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交往的故事。<br> 圖 上饒水南街下灘頭村楊時喬府邸，明代建筑——1939年至1941年期間胡金魁主任負責(zé)的新四軍駐贛（上饒）辦事處舊址，內(nèi)部一瞥。 圖 新四軍江南部隊在父子嶺戰(zhàn)斗交貨勝利品之一部——公歷1940年5月13日攝于上饒。 立東注：當(dāng)時上饒只有老爹胡金魁負責(zé)的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單獨一個新四軍的單位。故，此照片必是在辦事處內(nèi)拍攝。此照片可證辦事處工作內(nèi)容之一側(cè)面。辦事處展出新四軍與日軍戰(zhàn)斗之勝利品，是為了向上饒人民和國民黨第三戰(zhàn)區(qū)宣傳新四軍抗日的成果，鼓舞全民抗戰(zhàn)的士氣。<br><br>此照片既記錄了新四軍駐贛（上饒）辦事處抗戰(zhàn)期間所起作用之一側(cè)面，也記錄了上饒抗戰(zhàn)歷史之一部份。<br><br>老爹胡金魁一生沉默寡言，對子女從來不提自己的過往歷史。直到晚年最后的日子里，在我們再三要求下，勉強作了一個多小時錄音，留下了他一生經(jīng)歷的少部分珍貴史料。<br><br>有關(guān)1936年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訪問，老爹也從來閉口不談。<br><br>立東有關(guān)研究老爹與斯諾交往的所有文章，都是幾十年來靠自己和諸多朋友的熱心幫助，閱讀各種書籍和資料，進行分析研究，一點一滴寫出來的。<br> 圖 胡金魁抄寫的斯諾《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目錄第1頁。原頁上部有藍色油印編碼“000031”。此編碼是老爹自己加注的，即該筆記本之第31項內(nèi)容。 圖 胡金魁抄寫的斯諾《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目錄第2、3頁。 立東注：<br>一，以上兩圖是老爹胡金魁在筆記本上親筆抄寫的斯諾《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目錄，共3頁。<br>二，立東掃描老爹的遺物筆記本之一，這3頁是在筆記本的后部。在他生前我們是不能觸碰他的物件的，根本不知道筆記本里的內(nèi)容。<br>三，從這個筆記本里其它頁面提及“毛澤東在重慶”，“解放軍大舉進攻”，“華沙九國共產(chǎn)黨情報會議”等內(nèi)容標(biāo)題，可以分析判斷，此筆記本使用的時間范圍最遲至1947年或稍后。<br>四，換言之，老爹是在解放戰(zhàn)爭期間抄寫的斯諾《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的目錄?？赏茰y，老爹直到那時才看到斯諾寫的這本書。<br><br>由此抄寫的目錄可見，在老爹胡金魁心中，一直記著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那段非凡的歲月，也常懷念那位朝夕相處過美國記者朋友斯諾。<br><br>老爹親筆抄寫的這3頁目錄，一筆一劃，工工整整，無一處涂改，可作字帖，作書寫模本?？梢韵胂螅谙ば某瓕懨恳粋€字的過程中，當(dāng)年與斯諾并肩策馬陜甘寧102天中的一件一件傳奇般的往事，會一一浮現(xiàn)在他眼前。<br> 圖 1982年2月28日，時任湖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兼湖北省人大副主任、湖北省政協(xié)副主席，原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在武漢參加中國首次紀(jì)念斯諾研討會開幕式時，會見斯諾夫人洛伊斯Lois Snow并與她握手。洛伊斯身后高個露半個頭的是斯諾女婿彼得?恩特爾Peter Entel。立東攝。 立東注：這是老爹胡金魁生前最后一次參加與斯諾有關(guān)的外交活動。當(dāng)時已身患重病，不顧病痛，懷著對斯諾的深厚情感前往參加，并堅持參與了開幕式全程。數(shù)月后辭世。 圖 1982年2月28日，“紀(jì)念中國人民的朋友著名報告文學(xué)家埃德加·斯諾學(xué)術(shù)討論會”開幕式主席臺?！錆h華中師范學(xué)院。2024年3月30日劉力群發(fā)給立東。 圖 1982年2月28日，“紀(jì)念中國人民的朋友著名報告文學(xué)家埃德加·斯諾學(xué)術(shù)討論會”開幕式主席臺，左起洛伊斯、湖北省委副書記黎韋、斯諾女婿彼得·恩特爾、胡金魁、黃剛。——武漢華中師范學(xué)院。2024年3月30日劉力群發(fā)給立東。 圖 1982年2月，“紀(jì)念中國人民的朋友著名報告文學(xué)家埃德加·斯諾學(xué)術(shù)討論會”，右一劉力群（協(xié)助翻譯）、右二洛伊斯?！錆h華中師范學(xué)院。2024年3月30日劉力群發(fā)給立東。這里要說明，見到這張照片之后，立東才知道，因為斯諾，于50多年前竟與力群曾經(jīng)同場，是何等巧的緣份。 圖 1982年2月，“紀(jì)念中國人民的朋友著名報告文學(xué)家埃德加·斯諾學(xué)術(shù)討論會”，與會者在會后的合影。<br>前排左二是立東的母親楊湘君，原湖北省教育廳副廳長。左七是洛伊斯。左六是彼得。左八黃剛。<br>第二排左二是劉力群。左一是華師尹均生老師。左四是胡蘇婭?！錆h華中師范學(xué)院。2024年3月30日劉力群發(fā)給立東。<br> 圖 1980年11月17日，老爹在收到《紅星照耀中國》新書后在扉頁上為妹子簽名“給小五 胡金魁”。老爹在生命倒數(shù)第二年里，以這樣的方式向我們子女確認(rèn)了他與斯諾的關(guān)系。<br>扉頁中間是1982年2月28日洛伊斯在武漢舉行的“紀(jì)念中國人民的朋友著名報告文學(xué)家埃德加·斯諾學(xué)術(shù)討論會”開幕式之后，與胡金魁親屬會見時，給妹子簽名“為了友誼，洛伊斯·惠勒·斯諾 1982年2月8日”。<br> 以上是與斯諾分別之后的胡金魁的故事。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新的線索新的謎題</b></h3> 斯諾寫的《中國的新四軍》，對研究胡金魁與斯諾的交往之歷史課題而言是一條新的線索。仔細分析推敲研究這條線索，立東似又發(fā)現(xiàn)新的謎題。<br><br>謎題一，在從陜北紅軍調(diào)往新四軍的諸多人員中，斯諾是怎樣知道胡金魁也在其中的？<br><br>因為胡金魁濃重的江西口音，把胡Hu說成Fu，所以，斯諾一直不知胡金魁姓名正確發(fā)音，所寫英文一直是按老爹胡金魁的江西錯誤口音記成Fu Chin-kuei。斯諾在寫《中國的新四軍》時亦如是記錄錯音。<br><br>所以，憑斯諾記憶中胡金魁錯誤的發(fā)音Fu Chin-kuei，他竟能發(fā)現(xiàn)、辨別出陜北的胡金魁調(diào)往了新四軍，這實在是難以思議，而這是怎么可能發(fā)生的？<br><br>謎題二，按以上所說，斯諾一直存在不知胡金魁姓名正確發(fā)音的困難條件，憑斯諾自己，是不可能知道胡金魁從陜北調(diào)往新四軍的。所以，一定是有人告訴了斯諾這個信息。<br><br>告訴斯諾信息這個人，則必需具備既熟悉斯諾，也熟悉胡金魁，而且不但要了解胡金魁曾經(jīng)在陜北陪同過斯諾首次訪問，也要了解胡金魁從陜北調(diào)往了新四軍這四個前提條件。而具備這些前提條件的人極少，那么這位人可能會是誰？<br><br>立東分析，最大的可能就是周恩來。只有周恩來既熟悉斯諾，也熟悉胡金魁，既了解胡金魁在陜北接待陪同過斯諾的首次訪問，也了解胡金魁調(diào)往新四軍及新的任職這些所有的前提條件。<br><br>事實上，從1936年初到1941年初這5年時間里，從陜北紅軍到江南新四軍，胡金魁一直是在周恩來的直接領(lǐng)導(dǎo)下工作。<br><br>1936年7月至10月，胡金魁接待并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是直接受周恩來領(lǐng)導(dǎo)。<br><br>1939年胡金魁擔(dān)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是周恩來電請蔣介石委任的。而其后胡金魁在辦事處的工作期間，一直保持著與周恩來的直接聯(lián)系，也多次受到周恩來的直接指揮，如陪同周恩來去監(jiān)獄探視被國民黨逮捕的新四軍人員，并受命于周恩來定期去監(jiān)獄探望，等等工作。此文不擬詳述。<br><br>立東作邏輯推理：<br><br>一，1936年與胡金魁告別之后，斯諾心中一直惦記這位曾經(jīng)給過他許多重要幫助的紅軍好朋友，有機會就想打聽胡金魁的情況。<br>二，斯諾在不知道胡金魁離開陜北調(diào)往新四軍的情況下，只可能向熟悉陜北并熟悉胡金魁的人打聽胡金魁的情況。<br>三，雖然新四軍葉挺軍長和項英副軍長等人也都熟悉胡金魁，但可排除斯諾在知道胡金魁調(diào)往新四軍之前向新四軍領(lǐng)導(dǎo)打聽胡金魁的可能性。而當(dāng)知道胡金魁調(diào)往新四軍之后，斯諾是可能會向葉挺、項英等人進一步打聽胡金魁的情況的。<br>四，而熟悉陜北并熟悉胡金魁，并且是斯諾自己也熟悉的最大可能性的人就是周恩來。1936年7月8日斯諾抵達陜北紅區(qū)第一天，就見到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nóng)和胡金魁，所以斯諾清楚地知道周恩來與胡金魁之間有直接密切的工作關(guān)系。<br>五，斯諾向周恩來打聽胡金魁的情況，恰恰是周恩來親自安排了胡金魁擔(dān)任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于是周恩來告訴了斯諾胡金魁從陜北調(diào)到了新四軍，以及胡金魁的新單位和新職務(wù)。<br>六，這樣，斯諾才有可能在1939年發(fā)表的《中國的新四軍》文章中準(zhǔn)確地記述，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主任）胡金魁，就是在陜北陪同他采訪紅軍并一起旅行數(shù)百英里的（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br><br>以上，應(yīng)可破解前述謎題。<br><br>由此，可以看出胡金魁與斯諾之間結(jié)下的友誼是多么深厚。<br><br>謹(jǐn)以此文紀(jì)念老爹胡金魁與斯諾，紀(jì)念他們之間那段給與中國和世界長久影響的傳奇般的經(jīng)歷和偉大的友誼。<br><br>青青子衿，悠悠我心。<br><br>寫到此，心中回旋起二千年前的古韻。<br><br>回旋，回旋，再回旋成：<br><br>灰灰子衿，頭頂紅星。<br>漫漫歲月，悠悠眾心。<br>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胡金魁與斯諾和海倫故事的延續(xù)</b></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br></b></h3><h3 style="text-align: left;"><b></b>很高興在朋友劉力群的幫助下，2023年底與斯諾夫人海倫的曾侄子亞當(dāng)·福斯特Adam Foster建立了聯(lián)系，亞當(dāng)現(xiàn)任“美國海倫·福斯特·斯諾基金會主席”。</h3><br>亞當(dāng)給立東的英文信：<br><br>I appreciate you taking time to write me, and enjoyed the photographs you included in your letter. Those photographs are wonderful and it’s great to see the relationship your father shared with Edgar and Helen. I’m pleased that our ancestors (your father & my great aunt) had a friendship that transcended nationality, ideology and other challenges, and that our ancestors played role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I know that Helen valued he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ther. The friendship of our predecessors can serve as an example to the peoples of China and the US even todays.<br><br>It appears we both share an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1930s China, and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your father & Edgar and Helen Snow are important to remember in the grand story of US-China relations.<br><br>I would welcome a chance to speak with you virtually, if not in person, and would be happy to discuss your research findings. I look forward to viewing your paintings, and share your hope that through our exchange, we can leave a clearer historical record for coming generations.<br><br>立東翻譯如下：<br><br>我感謝你抽出時間寫信給我，并且很喜歡你信中附上的照片。那些照片太棒了，能看到你父親與埃德加和海倫的關(guān)系真是太好了。<br><br>我很高興我們的祖先（你的父親和我的曾姑母）之間的友誼超越了國籍、意識形態(tài)和其它挑戰(zhàn)，他們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我知道海倫非常珍視她與你父親的關(guān)系。我們前輩之間的友誼可以作為中美人民的榜樣，即使在今天也如此。<br><br>看來我們都對上世紀(jì)三十年代中國歷史感興趣，你父親與埃德加和海倫之間的互動對于中美關(guān)系的宏大故事來說很重要，值得銘記。<br><br>如果不能面對面，我很愿意通過虛擬方式與你交流，很樂意討論你的研究成果。我期待著看到你的畫作，也分享著你的希望，通過我們的交流，能為后代留下更清晰的歷史記錄。<br><br>與亞當(dāng)?shù)穆?lián)系，給了立東繼續(xù)研究斯諾和海倫更大的動力，如亞當(dāng)所說，“我們前輩之間的友誼可以作為中美人民的榜樣，即使在今天也如此?！?lt;br> 圖 斯諾照片畫像。立東畫于2021年。載于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那時紅星照耀中國》畫集。 圖 海倫·福斯特·斯諾照片畫像。立東畫于2022年。載于載于立東創(chuàng)作的《畫說那時紅星照耀中國》畫集。 1936年開始的胡金魁與斯諾和海倫故事，胡金魁與斯諾和海倫的友誼，必將會在他們的后代和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不斷的交流中長久延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