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77年，中斷了長達11年的高考恢復了。高考改變了很多人的命運，也改變了我的命運，我是1979年參加的高考，但我的高考之路可以追溯到我小學畢業(yè)的時候。</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b>1980年代的丁蜀鎮(zhèn)</b></p> <p class="ql-block">我于1974年夏天江蘇省宜興縣丁山小學畢業(yè)。宜興是我國的“陶都”，但實際上主要陶瓷產區(qū)都在丁蜀鎮(zhèn)，鎮(zhèn)上有幾十家陶瓷生產企業(yè)，組成了宜興陶瓷公司。丁蜀鎮(zhèn)由丁山、蜀山、湯渡三個小鎮(zhèn)組成，我就生長在其中最大的丁山鎮(zhèn)，而丁山小學就是鎮(zhèn)上最主要的小學，歷史悠久，到現在已經有百年的歷史。由于當時的知識青年下放政策，我家里已經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姐姐下放去了農村，他們下放的地方我都去過，也看到他們在地里干農活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每天“迎著太陽出，背著月亮歸，沉重地修理地球”。我實在不想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還是希望能接受工人階級的教育，于是就和家里講不想上中學了，想找個臨時工做做，父母親想想也對，反正上了中學還是下放，就同意了。記得當時我們五（3）班還有虞岳仙也沒有上中學。</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另外我還天真地想著，小學畢業(yè)生就一半文盲，總不能算是知識青年吧，或許還能逃脫下放的命運呢，但后來的事實證明我是完全想錯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決心邊打工邊自學中學課程，我對自己的學習能力還是非常有信心的，我在小學的時候，語文和數學（當時叫算術）總是在班里名列前茅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數學通常是100分。當然有時也會有一些意外，記得有一次考試，有一個明顯的筆誤，如果較真的話，是要扣分的，當時數學老師范老師還特地把我叫到辦公室，把這個筆誤用橡皮檫掉。同班的史子春的數學成績也很好，我記得當時我們不僅要考100分，還要互別苗頭看誰第一個交卷。每次考數學，考卷做好后，總是躍躍欲試想第一個交卷。老師發(fā)現后會過來檢查考卷，老師如果不說話，基本上表示沒什么錯誤，可以放心交卷了；老師如果說，有的同學做好了不要急于交卷，再仔細檢查檢查，就表示肯定有錯誤，于是就仔細檢查直到把錯誤改正再交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語文也常常是高分。平時的作文，我記得當時默認的最高分是85分，但我常常能拿到90分，同時作文中的所謂好句子經常被老師用紅筆劃出。以至于后來語文老師薇老師問我怎么能寫出那么好的作文，我就和薇老師講我天天看報紙，聽廣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倒是沒有瞎說，因為當時正值文革如火如荼的年代，我家的門口就安裝了一個高音喇叭，每天從莊嚴的樂曲《東方紅》“報道著祖國的黎明”開始，一直到國際悲歌歌一曲的《國際歌》“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結束，中間連續(xù)地播放語錄歌和批判文章，所以不聽也得聽啊。當然有兩個節(jié)目，確實是我每天必聽的，一個是早上6點半的《新聞和報紙摘要節(jié)目》，一個是晚上8點的《各地人民廣播電臺聯播節(jié)目》，當時所有重大的新聞都是由這兩個節(jié)目先播報的，地位相當于后來的《新聞聯播》。</p> <p class="ql-block">至于為什么喜歡看報，是因為當時喜歡一個小女孩，而她家就住在臨街的圓圓百貨店的樓上，百貨大樓的街對面是郵電局，郵電局的門口有一報廊，我發(fā)現從報廊可以看到她家，所以就天天去那里假裝看報，實際是想偷偷地看她。久而久之，就養(yǎng)成了天天看報的習慣。</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center;"><b style="font-size: 18px;">圓圓百貨店和街對面是郵電局</b></p> <p class="ql-block">后來學校從這個事情得到啟發(fā)，就把我宣傳了一番，并號召學生多看報紙，多聽廣播，要關心國家大事，以便貫徹當時偉大領袖發(fā)出的最新最高指示，“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4年年底的時候，我進了丁山針織廠做學生工，七毛錢一天，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多。這三年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非?？鞓返娜兆?，既不需要學習，工作也很輕松，還有零花錢。好像那時候有一本書叫《工作著是美麗的》，我深有體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丁山針織廠那時候專做外貿出口皮手套，我的工作是操作沖床，通過手套刀模將皮革沖下。一天8小時的定額，我基本上2、3個小時就做好了，其他的時間就自由了，或者聽師傅們吹牛，或者是干一些私活，比如利用零碎的皮革做一些錢包之類的小物件。每天下午三點左右，是我們一天最快活的時候，工友們輪流請客吃點心，每天的點心都不同樣，有油條，燒餅，蘿卜絲餅等，臨近中秋節(jié)的時候，附近的食品廠還有剛出爐的月餅賣，這月餅到手的時候還是溫的，咬一口香甜沁人，是冷月餅不可比擬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6年冬天，“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我也在下放的名冊中，當時由于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捕，國家面臨變局，所以“上山下鄉(xiāng)”的工作也有所松動，不像以前那樣抓得緊了，于是我父母就以我在針織廠出了一個工傷事故，身體有殘疾為由為我爭取到了一個“緩放”的優(yōu)待，而我小學同學中，讀了初中的岳小新，沒讀中學的虞岳仙，都下放了，但是讀了高中的史子春和吉小明，則因為政策有變，不用下放了。我后來又陸續(xù)在父親工作的解放路百貨店以及丁山印刷廠工作了一段時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雖然離開了學校，但平時還是喜歡讀書，我家附近的工人電影院大院內的丁蜀鎮(zhèn)工會的閱覽室和圖書室是我常去的地方。我父親通過和圖書管理員老謝是以前同事的關系，搞到了一張鎮(zhèn)工會圖書室的借書證，那時候的書籍比較少，只有一些馬恩列斯毛魯郭的書，以及一些革命文學作品。當時的情況下，有書讀已經是很幸運了，所以我是有什么就看什么，記得讀過費·梅林的《馬克思傳》、《恩格斯傳》、娜·康·克魯普斯卡婭的《列寧回憶錄》，蘇聯作家中，高爾基的人間三部曲《童年·在人間·我的大學》，肖洛霍夫《靜靜的頓河》、法捷耶夫的《青年近衛(wèi)軍》，當然，還有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四個日本留蘇學生寫的《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還有吳運鐸《把一切獻給黨》，郭沫若《李白與杜甫》等。實在沒什么書可以借了，也借一些馬恩列的原著來讀，《法蘭西內戰(zhàn)》、《哥達綱領批判》、《國家與革命》等等，《反杜林論》一大厚本，實在看不下去，借回家后我二哥對哲學比較有興趣，他拿去看了。</p> <p class="ql-block">我也很喜歡閱讀梁效和羅思鼎等寫的一些大文章，比如《秦王朝建立過程中復辟與反復辟的斗爭》、《讀鹽鐵論》等，當時歷史方面的書很少，好像只有范文瀾的《中國通史》，不通俗，很難讀，所以我就把這些大文章當作歷史來讀。上海的《學習與批判》雜志，也有一些不錯的文章，特別是其中的人物傳記欄目，記得當時登載過《胡適傳》、《拉薩爾傳》、《洋儒李敦白》等，感覺文筆流暢，各種諷刺挖苦，嬉笑怒罵，特別是《胡適傳》中溥儀打電話給胡適和胡適到紫禁城見溥儀一段，讀來令人忍俊不禁。后來知道這些傳記的作者石一歌（十一個的諧音）實際上是一個十一個人的寫作班子，其中就有后來很有名的余秋雨，而《胡適傳》就出自余秋雨的手筆，看起來余秋雨的痞子文風從那時候就開始形成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當時新華書店在我們家街對面還搞了一個租書部，那里邊有很多很多小說可以出租，曲波《林海雪原》、峻青《黎明的河邊》、孫犁《白洋淀紀事》，《新兒女英雄傳》，黎汝清《海島女民兵》、李心田《閃閃的紅星》、浩然《艷陽天》和《金光大道》，以及《桐柏英雄》等，都是從那里租出來看的，其中很多在70年代都拍成了電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那時，我三哥還訂了《人民文學》，上面也能讀到一些比較吸引人的文學作品。記得徐遲《哥德巴赫猜想》和劉心武《班主任》都是在《人民文學》上首發(fā)的。尤其記得《班主任》這篇，一開篇就語出驚人，“你愿意結識一個小流氓，并且每天同他相處嗎？”，我是一邊聞著新書散發(fā)出來的淡淡的油墨味一口氣讀完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那些年做學生工的期間，因為做工有了一些零花錢，所以經常到附近的新華書店去逛，有什么喜歡的書就買下來，主要是一些科普方面的書，如《怎樣識星》，《宇宙的秘密》，《太陽、地球、人類和生命的起源》等。還有就是《數理化自學叢書》的數學和物理的課本，通過《數理化自學叢書》，我開始自學中學的數學和物理課程，數學甚至都學到了微積分。</p> <p class="ql-block">我的微積分教材是和我一起在印刷廠做學生工的邱玉華幫我買的。小邱是鎮(zhèn)委書記邱洪才的女兒，人長得漂亮，性格外向，善良，沒有心機，按照現在的說法，有點“傻白甜”。有一次她去上海玩，我特地讓她幫我?guī)б槐疚⒎e分的教科書，她居然幫我買到了?，F在回想起來，她當時一定費了不少周折，因為她根本不懂什么微積分，對上海的書店應該也不熟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最后一次見到小邱是我離開印刷廠后在丁蜀中學高考補習班復習迎考期間。有一次偶爾在家中看見她從我家門前的街上經過，她也看見了我，但由于比較突然，都來不及打招呼，她就走過去了，于是我趕緊跑到我家的窗口，以便還能多看到她一會。不料她忽然回過頭來，我們的目光再一次接觸，她回眸燦爛一笑，并使勁地向我招手，我有些不自然，感到內心被人參透一般，也動作僵硬地朝她揮了揮手。看著她的背影慢慢消失在川流不息的人海中，心中感到一陣失落，我從離開故鄉(xiāng)上大學就一直沒有見過她，也不知道她現在在哪里，有著怎樣的人生故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想起日本歌謠《紅蜻蜓》的歌詞：“十五歲的小姐姐，嫁到遠方，別了故鄉(xiāng)久久不能回，音信也渺茫”, 感到非常傷感，童年時代的一些故舊，后來也一直沒有遇到過、、、</p> <p class="ql-block">1977年恢復高考后，社會上掀起了一股復習迎考的熱潮，我也心癢癢的，想一展身手，但是轉眼一想，就算數學、物理可以勉強對付，語文、政治、化學怎么辦？所以77年高考我根本不敢考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轉眼到了1978年的高考，我小學同屆的鮑小谷、吳建農等都考上了大學，我的信心也更大了，所以決定參加1979年的高考。但是總覺得自己一個人在家里閉門造車，沒有系統的復習，把握不大，尤其是語文、政治，更感覺無從下手，迫切希望能夠有機會在老師指導下進行系統的復習。</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也是巧了，這時候聽說丁蜀中學為了幫助78年落榜考生進行復習，開辦了高考補習班。補習班招兩個班，一個目標大學，稱為高三（1）班，另一個目標中專，稱為高三（2）班，補習班招生標準是1978年高考的成績，當時補習班已經開始了幾個星期了，我非常渴望能進這個補習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的小學同學吉小明和史子春都參加了1978年的高考，但都沒有考上，他們都有志在79年再度挑戰(zhàn)。史子春順利地進入了高三（2）班，而吉小明由于上一年高考成績不夠進入補習班的標準，正在奔走努力中。打聽到這個消息后，我找到吉小明，希望和他一起到學校找老師再努力一番。吉小明很樂于助人，和老師的關系也好，我們首先去找了高三（1）班的數學老師也是副班主任汪興老師。汪興老師個子不高，板寸頭，看起來精明干練，一口蘇州口音，談性很濃，他詳細分析了我們的情況，建議我們直接去找班主任俞壽松老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于是直奔教師辦公室找到了俞壽松老師。俞老師高大挺拔，面目和善，說話溫和，看起來豪放大度，很好說話的樣子。俞老師詳細詢問了我的學習經歷，他問我是哪個中學畢業(yè)的，我當時撒了個謊，說是勞動中學畢業(yè)的，因為我們鎮(zhèn)上就兩所中學：丁蜀中學和勞動中學，說丁中畢業(yè)容易穿幫，說沒上過中學又擔心學歷過低，被直接拒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俞老師一邊和我們說話，一邊在批改考卷。俞老師是物理老師，當時正在批改剛剛進行的一次物理考試的考卷，這時吳金才校長走了進來，詢問這次物理考試的情況，俞老師向他匯報說這次考試很難，班上只有幾個人及格，最高的也只有80多分，然后俞老師也向他匯報了我們想進補習班的情況。吳校長中等身材，說話簡明扼要，切中主題，一看就是一個做事雷厲風行，講究工作效率的行政干才，知道我的來意后，吳校長豪氣干云，當場承諾只要我能把這張考卷做及格，就可以進補習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說做就做，于是就在俞老師的辦公室，當著俞老師和吳校長的面，做完了這份考卷，用時也就1個小時左右。那時學校的工作效率也真是高，俞老師當場改考卷，結果我考到了80多分，在他們班里可以排第二名。吳校長一諾千金，當時就拍板同意我進入補習班學習，并且被安排在了高三（1）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順利地進入了補習班，但一同去的吉小明卻沒有那么幸運，他最終也沒能進入補習班，但在這幾天的奔波和咨詢老師的過程中，他也明確了自己的目標。由于他的英語成績比較突出，所以他決定在79年的高考中，主攻英語專業(y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進入高考補習班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從此我可以系統地復習高考的各門科目，尤其是比較薄弱的語文、政治和化學。</p> <p class="ql-block">俞老師對我在補習班的座位安排也獨具匠心，他特意安排我和談漢鈞同桌。談漢鈞我是久聞大名了，他素來是班里的尖子生，78年的高考，上了分數線，被一個普通院校錄取，他不滿意就沒去，他在高三（1）班的成績也是數一數二的。俞老師安排我和談漢鈞同桌，可謂用心良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高三（1）班，除了俞老師教物理，汪老師教數學外，張癸群老師教語文，周定一老師教化學，都是當時丁中業(yè)務最強的老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物理課是我最喜歡上的課，這不僅是我最喜歡物理，也是因為喜歡俞老師講課風格。俞老師講課抑揚頓挫，極具感染力，時而拉高聲調，讓你發(fā)揮想象；時而戛然而止，讓你陷入思考，再配上一些肢體動作，就像一個指揮若定的將軍，揮手之間把課程內容以一種生動活潑、幽默詼諧的方式傳授給學生，使我們聽得如癡如醉。我后來物理能考高分，和俞老師的悉心指導是分不開的。</p><p class="ql-block">?</p><p class="ql-block">數學汪老師授課非常認真，看得出每堂課都進行了精心的備課，他的講課風格可以用苦口婆心，諄諄善誘來形容。汪老師的字也寫得很工整，經常是一寫就是一黑板的演化推導，不僅加深了我們的印象，課后還有機會來消化這些解題思路。汪老師是一位嚴師，你做得不好，他批評起來是不留情面的。記得有一次統考，我考得不好，汪老師特別在課上點了我的名，說我不給他面子。由于汪老師的細心指導和嚴格要求，我的數學成績提高得很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聽周定一老師的化學課是一種享受。周老師氣度非凡，極具人格魅力，講課和聲細語，旁征博引，并穿插一些人物軼事和背景知識，使我們不僅掌握了課程內容，也學到了豐富的化學方面的歷史典故。我記得他講到元素周期表中的釙元素的時候，就提到釙元素是由居里夫人與丈夫皮埃爾·居里發(fā)現的，為了紀念居里夫人的祖國波蘭，他們把這種元素命名為釙。在周老師潤物無聲般的精心指導下，我的化學從零起步，獲得了飛速的進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語文張癸群老師具有一種文化人的氣質，他教課一板一眼，有條有理，使我有機會對中學語文課程進行了全面和系統的學習，尤其是古漢語這一塊，我從零起步直到初步掌握。而作文這一塊，經過張老師的點撥，使我的作文在規(guī)范化和寫作技巧方面有了很大提高，尤其對張老師感懷的是，有一次他還把我的一篇作文作為范文在班上宣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轉眼夏天到了，高考也臨近了。那年的高考，一共要考6門，7月7、8、9日考三天，依考試時間安排順序，理科是語文、物理、數學、化學、政治、外語，文科是語文、歷史、數學、地理、政治、外語。外語成績只按10%計入，供重點院校錄取參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一天上午考語文，感覺還可以，基本都做完了。1979 年的作文是閱讀文章《第二次考試》，然后改寫成一篇《陳伊玲的故事》，要求簡單明了，不像后來一些年的高考作文，審題都有困難。于是就開寫，一直寫到交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一天下午考物理。物理是我的強項，而且那一年的物理比較容易，所以不費吹灰之力就順利完成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一天的考試順利結束，感覺不錯，就到我們鎮(zhèn)上的游泳勝地大水潭去游了個泳。大水潭當時的水面很大，水也很清，望著眼前的浩瀚碧波，我心情大好，一邊游一邊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愛這藍色的大水潭”，我也對后面的考試充滿了信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天上午考數學。數學平時成績也不錯，但考試時感覺并不是很好，一直拖到考試結束才交卷，有一題還是沒做出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天下午考化學?；瘜W是1979年最難考的一門課目，試驗方面的題項較多，我們在小地方中學上化學課基本沒做過試驗(很少試驗儀器設備)。78年的題目，我們隨便都能考過90分，所以考前是充滿信心的，誰料進了考場卻如臨深淵，望著考卷，一陣陣無力感不斷襲來?；瘜W也成為我五個科目中唯一一門沒有及格的科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天的考試結束后，感到有一點絕望，又去了大水潭游泳，回來后好像有一點感冒，渾身乏力，吃了晚飯就昏昏沉沉地睡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三天上午考政治。政治就是不停地寫，我記得考試結束時間到了，還一直在寫。老師和前輩的經驗是能寫多少就要寫多少，因為據說評分都是看你的答案有沒有扣到標準答案，你的回答中扣到了某一點，就得分，而不管你說了多少廢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三天下午考英語，都有點不想考了，一是本身英語水平差，二是英語只占考試總分的10%，但最后還是被老師逼著進了考場。進得考場，把一些選擇題胡亂做一通后，就看著考卷發(fā)呆，好像就沒事可做了，就像《平原游擊隊》中吳有貴說的：“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啊!” 所以一看到有人交卷也立刻交卷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全部考試結束后，俞老師叫我們幾個平時在班里名列前茅的人回到學校估計分數。和俞老師對了物理的答案，基本沒錯，當時吳校長也在，他就和校長說，我能考90分以上。其他幾門科目對了答案后，估計總分能到330分左右，這個分數老師認為考上大學應該是沒有問題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然后是一段漫長的等待。由于估計自己能考上，所以這段日子還是很輕松的，白天去大水潭游泳，晚上喝一點小酒，有時也約了朋友騎自行車到太湖去游泳，誰知樂極生悲，突然有一天肚子很痛，到工人醫(yī)院診斷后，說是急性闌尾炎，需要立即動手術。主刀的是張華岳醫(yī)生，上海人，是工人醫(yī)院一把刀，人稱張阿拉。手術很成功，術后繼續(xù)在工人醫(yī)院住院。</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終于有一天，學校通知，說是分數下來了，要到學校取成績單。我弟弟代我到學校去拿的成績單。他拿著成績單到了醫(yī)院，最終的考試成績是：語文73，數學75，物理100，化學50，政治61，總分是359，英語考了10.5分。我弟弟也考到了361分。分數下來了，我也出院了，當時感覺一種從未有過的輕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江蘇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在全國一向較高。那一年是全國統一卷，大專及以上理工科分數線僅288分，但依然排在全國第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然后就是體檢，也很順利。體檢的時候，已經有一些高校的招考老師在體檢點附近活動，希望成績好一些的學生報考他們學校。有一個南京大學的老師找到我，希望我填報南大。我當時天天仰望星空，對天文很感興趣，而南大的天文研究在全國也是首屈一指的，但南大老師認為，南大數天系對數學分數要求極高，所以他建議我報考南大物理系，把握會比較大。我當時也沒有拒絕，答應他考慮一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體檢結束后，就要開始填志愿。填志愿前，學校將上分數線的學生召集起來，由吳校長進行填志愿指導。吳校長仔細分析了江蘇考生分數的分布情況和各高校在江蘇的招生計劃。我聽到的和我有關的情況是，350分以上的考生總共有1000多人，而當年南大和南工在江蘇各招500多人，所以上了350分，上南大或南工基本沒有問題。</p> <p class="ql-block">為了決定到底報考哪個大學，我決定最后再咨詢一下班主任俞老師。俞老師在文革前就帶高三畢業(yè)班，對于填報志愿非常有經驗，據一個文革前考上北大的丁中學長鮑壽柏回憶，班主任俞老師在審查他所填的報考志愿時，親自將他填報的第一志愿改成了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從而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的命運。俞老師在一番斟酌后建議我報考浙江大學。主要的理由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浙大是工科院校，當年考生都喜歡報考工科院校，覺得分配好一些；</p><p class="ql-block">二、浙大專業(yè)門類齊全；</p><p class="ql-block">三、浙大是老牌名校，當時浙大剛剛調整為歸中國科學院和浙江省雙重領導，以中國科學院為主，并且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錢三強新近被任命為浙大校長，國家有意把浙大辦成中國科技大學那樣的頂尖理工科大學。</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其他滬、寧、杭的重點高校，上海交大的專業(yè)主要集中在和造船有關的專業(yè)，同濟主要是和建筑有關的專業(yè)，而復旦和南大則是理科院校，南工名聲要低一些，所以在俞老師的建議下，我決定第一志愿填報浙大，第二志愿我填了同樣是重點大學的山東大學，因為當時經常看山大學報《文史哲》，知道山大教師李希凡在《文史哲》發(fā)表批評紅學權威俞平伯的文章，受到毛澤東的欣賞，同時由于受徐遲《哥德巴赫猜想》的影響，知道山大教授潘承洞曾經在陳景潤之前證明過“1+5”和“1+4”，對山大充滿向往。第三志愿就隨意填了一個普通院校，忘記是哪個學校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至于專業(yè)，由于我對電比較感興趣，所以填報了電機系的發(fā)電廠及電力系統自動化專業(y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至今還是非常感謝俞老師，他指導我選擇了一個好的大學，一個好的專業(y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弟弟的考分是化學比較突出，數學和物理不理想，但他也不喜歡上化學專業(yè)，所以志愿填報頗費躊躇。最后決定填報醫(yī)學院校，這樣選學校就比較簡單了，因為滬、寧、杭地區(qū)僅上海有兩所重點醫(yī)學院：上海第一醫(yī)學院和第二軍醫(yī)大學。最后他的第一志愿填報了了上海一醫(yī)，因為二醫(yī)大雖然也不錯，但由于是部隊院校，管理比較嚴，分配又是到軍部隊醫(yī)院，所以就選擇了上海一醫(y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志愿填報結束后，又是漫長的等待。不過這一次填報志愿是在分數下來之后，所以把握還是比較大的。終于有一天，我弟弟的錄取通知書先到了。又過了幾天，我從外面回到家，看見我弟弟和三哥正滿面春風地從窗口向我招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浙大”，我弟弟說著把一個信封遞給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終于，一顆懸著的心落地了，我如愿以償地被第一志愿浙江大學電機系發(fā)電廠及電力系統自動化專業(yè)錄取。丁蜀中學其他考生也陸續(xù)收到了錄取通知書，蔣志君被復旦錄取，他的考分是我們學校最高的，考了370多分；我弟弟同班的王竹文363分，考上了上海交大，張敬佩350多分，也被浙大錄取。我們高三（1）班，我同桌的談漢鈞，330多分考上了成都電訊工程學院，史庵堂，文科，考上了南大經濟系，任阿順被西安公路學院錄取。</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遙望南天，想象著未來的大學生活，我的心早已飛向了美麗的西子湖畔，心里想的就和歌里唱的一樣，“身體健，體力壯，大家努力來干一場”。同時又想起巴爾扎克《高老頭》中的外省青年拉斯蒂涅在安葬了高老頭后，望著巴黎塞納河畔萬家燈火的美麗夜景，所說出的氣概非凡的一句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現在咱們倆來拼一拼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后來看到衡水中學的高三學生張錫峰在高考前的激情演講：“我就是一只來自鄉(xiāng)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作為過來人，又同為“小鎮(zhèn)做題家”的我，會心地笑了。雖然張同學的豪言壯語聽起來有些土，有些過于直白，沒有陳勝“茍富貴，無相忘！”來得高大上，但那畢竟是是經過司馬遷文學加工過的，我總覺得陳勝這個雇工和另外一些雇工說話，不會那樣文縐縐，所以我更相信陳小二當時是這樣說的：“有一天發(fā)達了，俺們也可以到東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去滾一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現在的高考，也經常被人詬病，但高考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確實是最公平、最公正、最公開的人才選拔形式，也是底層人才向上層精英流動的一個主要渠道，尤其對于農村青年來說，由于城鄉(xiāng)的身份區(qū)分，如果不上大學，即使在城市打一輩子工，都得不到一個城市戶口，也難以得到一個國家公務員的身份，所以，不管高考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還是希望高考能繼續(xù)下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