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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東為斯諾半伸冤 ——辨析巴邊文章及有關(guān)《紅星照耀中國》 (西行漫記)中文版翻譯的一個錯誤

德華

<h1><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立東為斯諾半伸冤</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辨析巴邊文章及有關(guān)《紅星照耀中國》</b></div><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西行漫記)中文版翻譯的一個錯誤</b></div><br></h1><h3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inherit;"><b>胡立東撰文</b></span></h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r></div><h3 style="text-align: center;"><span style="color: inherit;">2023年12月23日(修訂稿)</span></h3><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r><span style="color: inherit;">(前注:立東原創(chuàng)文章,歡迎平面、網(wǎng)絡(luò)媒體和個人引用、轉(zhuǎn)載、轉(zhuǎn)發(fā)。歡迎讀者批評指正。)</span></h3> “讀書”1980年11期刊登署名巴邊落款1980年7月15日的文章<b>《把報道作品和歷史著作區(qū)別開來》</b>,這篇43年前的文章至今整體來看是一篇學(xué)術(shù)性很強的好文章(全文附后)。<br><br>巴邊指出了斯諾著作中的一些問題,其中特別舉例,原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被錯譯成付錦魁的問題,詳細請參閱立東文章<b>《立東不識巴邊,緣何巴邊43年前說“立東告知”——與斯諾重要相關(guān)紅軍外交官姓名錯譯及更正的奇特故事》</b>。<br><br>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受中央毛澤東、周恩來直接委派和領(lǐng)導(dǎo),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了斯諾首次對陜甘寧紅軍的訪問。斯諾記述,訪問還沒結(jié)束,他與胡金魁已經(jīng)成為好朋友。斯諾在1937年出版的<b>《紅星照耀中國》</b>和1957年由哈佛大學(xué)出版的<b>《紅色中華散記》</b>兩部著作中有十幾處記述了胡金魁從頭到尾陪同他訪問的各種生動的情況。斯諾為胡金魁拍攝了單人照片,并留下與胡金魁等三人騎馬的合影,皆載入《紅星照耀中國》。<br> 圖 斯諾1936年訪問陜甘寧紅軍時頭戴紅軍帽照片的畫像。立東作于2021年。原載《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原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1936年7月在保安,斯諾拍攝。原載《紅星照耀中國》。 圖 原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中)與斯諾(右)1936年8月22日于寧夏豫旺堡彭德懷司令部附近騎馬訪問紅軍途中合影。(左位尚待確認)。原載《紅星照耀中國》。 然而,巴邊文章里有一段話是“半冤枉”了斯諾的:“甚至有這樣的事:《西行漫記》中說劉志丹同志只有一個男孩,有人看了懷疑志丹同志的女兒劉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實,《西行漫記》不是一部精確的歷史著作,而是一部長篇的訪問報道作品?!? 圖 劉志丹照片畫像。立東作于2021年。原載《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劉志丹夫人同桂榮照片畫像。立東作于2022年。原載《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劉志丹夫人同桂榮畫像照片,右為劉志丹女兒劉力貞,外表非常符合斯諾英文的描述。1936年斯諾攝于保安。 立東認為從歷史研究、翻譯學(xué)術(shù)等方面看,實在有必要對上面巴邊半冤枉斯諾的這段話作些分析,為斯諾“半伸冤”。<br><br>因受到斯諾英文原著版本修訂變化,與中文翻譯版本在近四、五十年里出現(xiàn)了與斯諾勘誤后的新版互不相符的狀態(tài)影響,使得此文寫作經(jīng)歷了比較曲折復(fù)雜的過程。<br><br>2023年11月22日,立東查核了手中的一個英文版里面寫的是“girl(女孩)”,因此自然而然推想斯諾其它版本的原著不會錯寫成“boy(男孩)”,故寫出初稿《立東為斯諾伸冤——辨析巴邊文章及有關(guān)《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中文版翻譯的一個錯誤》,批評了巴邊讓斯諾背了中文翻譯“男孩”錯誤的黑鍋。<br><br>然而,近日靈光乍現(xiàn)似地,立東突破自己的思維定勢,作出逆向思考,何不再查核手頭斯諾的英文首版和其它英文版本一探究竟,結(jié)果發(fā)現(xiàn)顛覆性的情況,英文首版里確實錯寫著“boy(男孩)”。因此迅即修改11月22日的初稿,成現(xiàn)在的新版《立東為斯諾半伸冤——辨析巴邊文章及有關(guān)《紅星照耀中國》(西行漫記)中文版翻譯的一個錯誤》。<br><br>下面細談為什么新版標題加個“半”字,以及其它有關(guān)意見。<br><br>為何說巴邊“半冤枉”斯諾?因為巴邊指責(zé)斯諾是半對半錯。<br><br>為何要為斯諾“半平反”?因為斯諾英文首版的確寫錯。但后來更正了錯誤,所以要為斯諾更正了錯誤這一半作平反,作澄清。不能讓斯諾一直背著錯寫,甚至中文錯譯的全部黑鍋。<br><br>巴邊指責(zé)斯諾的錯寫,是巴邊對的一半;而斯諾更正了錯誤,巴邊卻沒有贊揚,甚至忽略了斯諾后續(xù)的勘誤,這是巴邊對斯諾指責(zé)不完全得當?shù)腻e的一半。所以巴邊指責(zé)斯諾半對半錯。<br><br>總之,立東寫此文是為了追索相關(guān)歷史事實真相,盡可能對中、英文版歷史演變的客觀事實作出全面、準確的呈現(xiàn),作出公正分析,就后人對斯諾存在的一些誤解,或一些不完全正確的表述,提供更準確恰當?shù)慕忉尯屠斫?。特別是要還斯諾更正了錯誤一個公道,相信巴邊看了此文也會同意其中的公正性。<br><br>分析一,斯諾是1972年去世的,由此作簡單邏輯分析推理,斯諾對《紅星照耀中國》英文版的一些堪誤,包括更正錯寫的“boy(男孩)”為正確的“girl(女孩)”,必然都早于1972年他去世的時間。換言之,1980年巴邊指出的這個錯誤,斯諾必早在1972年去世前就已經(jīng)做出了更正。<br><br>分析二,巴邊指出斯諾這個錯誤,是在斯諾去世后8年。難以理解的是,從事專業(yè)翻譯工作的巴邊為什么在8年時間里都沒有看到過斯諾堪誤的英文新版?如果巴邊看到,定不會這樣寫文章指責(zé)斯諾了。<br><br>立東查核了自己收藏的英文《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首版、1946、1978和1984年4個版本,發(fā)現(xiàn)1937年首版和1946年版皆錯為“boy(男孩)”。而1978年和1984年英文版本,都已更正為“girl(女孩)”。由此可斷,自1978年之后的英文版全都已更正為“girl(女孩)”。遺憾的一點是立東沒有八十六年以來所有的英文版,故暫無法確定在1972年斯諾去世前,最早于何時,于何版本更正的此錯誤。<br> 立東注:以上2圖是立東查核自己珍藏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英文首版封面、及第215頁,上錯寫為“boy(男孩)”。 立東注:<br>1,以上3圖是立東查核自己收藏的1978年英文版封面、出版信息、及第245頁,斯諾已經(jīng)更正為“girl(女孩)”。<br><div><br>2,此書來之有趣。1979年初文革還未結(jié)束,立東到北京見到美國朋友巴爾地摩太陽報駐中國(北京)首席記者伍卓夫正在手不釋卷地閱讀此書,告訴他書里“Fu Chinkuei”是立東的父親胡金魁,作為外交部招待處長于1936年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訪問了陜甘寧紅軍,他聽后驚奇地停止了閱讀,并興奮地一定要把書送給了立東。<br><br>3,他帶著些歉意地笑著告訴立東,是他自己用紅漆涂抹了封面兩個人的臉,“怕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麻煩”。立東當然完全理解。這兩點紅漆——伍卓夫——當時的場景——這本書,從此深深刻在立東的記憶里。<br></div> 圖 立東與伍卓夫80年代初于北京。為了1978年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始終記得并感謝他這位美國朋友。對立東而言,此書內(nèi)涵有老爹胡金魁與斯諾87年前的那段傳奇般的交往,自那時起,中美兩國不同文化一些重要方面開始交融、人民之間互相理解的歷史延續(xù)至今不斷。 立東翻譯上列1978年版本之出版信息:<br>1937年維克多·戈蘭茨在英國首版;1938年在美國出版<br>1968年維克多·戈蘭茨在英國出版修訂版<br>1972年鵜鶘圖書出版進一步修訂版<br>1973年、1977年、1978年重印<br><br>分析三,據(jù)以上版本信息,可知1972年斯諾去世之前作出最后的修訂,于當年被鵜鶘圖書出版,而后續(xù)所有英文版本都是1972年最后的修訂版的重印,包括上列立東自己收藏的1978年版本在內(nèi)。據(jù)此又可分析判斷,或早在1968年甚至更早,或最遲在1972年,英文版已被斯諾更正為“girl(女孩)”。<br><br>分析四,作為出版社的專業(yè)翻譯工作者巴邊,為什么從1972年到他1980年寫文章之時,在8年時間里,看不到斯諾已經(jīng)修訂的1972年版以及重印了三次的1973、1977、1978共四個新的英文版《紅星照耀中國》?<br> 立東注:2023年12月22日朋友資深記者劉力群查核1938年復(fù)社胡愈之等人翻譯首版中文《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發(fā)給立東第258頁,上面中文錯譯為男性“他”。 分析五,1938年復(fù)社中文首版按斯諾英文首版錯寫的英文“boy”而翻譯成中文“他”,無可厚非。但直至今天《紅星照耀中國》多數(shù)中文版本都還在延續(xù)同樣的“男孩”的錯誤翻譯,就很難說得通了。這說明,中國多數(shù)出版社及翻譯工作者對1972年斯諾最后一次修訂《紅星照耀中國》新的英文版,及其后來多次重印的新版都缺乏敏感性,或后續(xù)翻譯只是依葫蘆畫瓢地連帶錯誤照抄前版,致使越來越多新的中文翻譯版與斯諾勘誤的英文版統(tǒng)統(tǒng)脫鉤失聯(lián),因而出現(xiàn)中、英文版中“男孩”、“girl(女孩)”截然相反,互不相符、矛盾對立、令人難解的怪誕狀況。 立東注:2023年12月22日妹子小君查核她珍藏的1979年三聯(lián)出版社出版的董樂山譯《西行漫記》(紅星照耀中國),發(fā)給立東封面、有老爹胡金魁親筆簽字“<b>給小五 胡金魁 80.11.17</b>”和斯諾第二任夫人洛伊斯簽字的扉頁、出版信息、以及第187頁,上面錯譯為“男孩”。 圖1936年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原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時任湖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兼湖北省人大副主任、湖北省政協(xié)副主席于1982年2月28日,在武漢與參加中國首次紀念斯諾研討會的斯諾第二任夫人洛伊斯握手。洛伊斯身后高個露半個頭的是斯諾女婿彼得?恩特爾。胡立東攝。 立東注:這是老爹胡金魁最后一次參與與斯諾有關(guān)的外交活動,當時已身患重病,但仍為了在那狼煙四起民族危亡之際,曾經(jīng)生死與共并肩策馬馳騁陜甘寧長達三個多月的老朋友斯諾的那份情感,興奮地從醫(yī)院前往會場并堅持參加了全程活動,數(shù)月之后如燭盡燃。<br><br>1982年2月28日會后,洛伊斯與胡金魁親屬見面時,為妹子小君在1979年三聯(lián)出版社出版的《西行漫記》這本書的扉頁上簽字<b>“為了友誼 洛伊斯.惠勒.斯諾 1982年2月28日”</b>。此為中美民間交流,民間友誼疊代延續(xù)的一個真實記錄和珍貴的物證。<br> 立東注: 以上3圖是袁西玲2023年12月22日查核并發(fā)給立東2016年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董樂山譯《紅星照耀中國》封面、版本信息、第211頁,上面仍然錯譯為“男孩”。距離1972年斯諾去世前更正此錯誤,起碼已過去44年。這么長時間仍然保持這個錯誤翻譯就很難使人理解了。 分析六,而至2023年的今天,立東可以說不少中國出版社和翻譯們,以及中國研究斯諾的主流學(xué)者們,對斯諾1972年之前更正的《紅星照耀中國》英文新版,或無知,或漠視,或麻木地熟視無睹了起碼已有51年。換言之,中國學(xué)界對斯諾勘誤的新版脫鉤了51年。而即使在1980年寫文指責(zé)斯諾錯寫的巴邊,其實也是脫鉤者之一,他與斯諾勘誤的英文新版脫鉤了8年。否則,相信他不至于在文中那么盲目一味地指責(zé)斯諾。<br><br>分析七,劉力群看到本文初稿后,還發(fā)給立東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李方準、梁民譯《紅星照耀中國》,里面正確譯為“女孩”。說明這二位譯者定是按照斯諾堪誤后的新版本翻譯的。這也就說明在中國還是可以看到斯諾勘誤的英文新版的。更清楚地說明后續(xù)的中文版是否能夠正確翻譯,還是繼續(xù)錯譯,完全取決于中國的出版社和譯者們關(guān)不關(guān)心,重不重視斯諾勘誤的英文新版而已。而繼續(xù)的錯譯當然與斯諾不再有關(guān)。另外,遺憾的是,河北這個版本里面,1936年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訪問的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的名字仍然錯譯為付錦魁沒有得到更正。當然,這是由于斯諾原文中錯記胡金魁的英文名字“Fu Chinkuei”還沒有更正的原因。<br> 立東注: 2023年12月22日劉力群查核發(fā)給立東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紅星照耀中國》封面、版本信息、第167頁正確翻譯“女孩”。 立東注: 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紅星照耀中國》仍然把胡金魁名字錯譯為“付錦魁”。希望今后的中文版能夠把錯譯的“付錦魁”更正為正確的胡金魁。 立東注:以上5圖是朋友世界知名歷史油畫家沈嘉蔚2023年12月23日查核發(fā)給立東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封面、版本信息1、版本信息2、第188頁翻譯為正確的“<b>她(女孩)</b>”、第43頁正確注明“<b>付錦魁:應(yīng)為紅軍戰(zhàn)士<font color="#167efb">胡金魁</font></b>”。這是立東迄今見到唯一對以往兩個錯譯問題都作了正確翻譯、正確校正注明的版本。這也是巴邊文章提及的兩個有關(guān)問題都有了正確答案的版本。該版“版本信息2”上面除了“胡愈之等譯”之外沒有其他新的譯者名字,那么就應(yīng)該<b>特別感謝該版責(zé)任編輯<font color="#167efb">胡曉</font></b>。定是她以個人的高度的智慧和專業(yè)責(zé)任心對待并正確解決了這兩個錯譯的問題,堪為今后此書中文版的典范模板!<br><br>胡曉負責(zé)編輯的2018年版完全吻合了斯諾勘誤后的英文新版,與“girl(女孩)”之間不再有差別矛盾裂隙;更難得的是替斯諾校正注明了胡金魁的名字。立東以為胡曉是一個敢為人先,敢于擔(dān)當,并勇于創(chuàng)新解決問題的偉大的編輯!<br> 立東注:以上5圖是2023年12月26日袁西玲查核發(fā)來“上海譯文出版社”祁壽華主編,陳立青注釋的2022年版《紅星照耀中國》(導(dǎo)讀注釋版)(以下簡稱“上譯祁、陳2022版)封面、版本信息、第517頁“<b>人名對照表</b>”列有完全正確的“<b>漢語拼音<font color="#167efb">Hu Jinkui</font>,中文<font color="#167efb">胡金魁</font></b>”、第63頁“李長林注釋(錯誤)”、第64頁有關(guān)李長林的英文記述。<br><br>這是立東迄今看到年份最新的有關(guān)正確注釋胡金魁中文及漢語拼音的版本,<b>真誠感謝“上海譯文出版社”<font color="#167efb">祁壽華</font>主編,<font color="#167efb">陳立青</font>注釋的這個版本!</b>其實,斯諾所有英文版在最后都附有人名目錄,但是除了“上譯祁、陳2022版”之外,還沒有見過那個中文版本包含了最后的人名目錄。這么重要的細節(jié)內(nèi)容基本都被中文出版社甩掉了,這是對待斯諾原著非常草率的做法。所以應(yīng)該大大贊揚“上譯祁、陳2022版”注釋了斯諾原著最后的人名對照表!<br> 不過,有必要指出“上譯祁、陳2022版”63頁對李長林注釋為四川人是一個錯誤。早在2019年立東就指出過電影《紅星照耀中國》編劇把湖南李長林錯編為四川李長林。立東自己多年苦苦搜索過湖南李長林,但無結(jié)果,只能搜到四川的李長林。所以知道電影和“上譯祁、陳2022版”可能都是基于同樣的錯誤。<br><br>斯諾記述湖南李長林背景很詳細。斯諾記述“第二天晨”老爹胡金魁和李長林陪同他從安塞前往保安的,所以立東對李長林的情況很熟悉。<br>“上譯祁、陳2022版”第64頁有湖南李長林的詳細背景,Hunanese(湖南人),20年代入黨,22年與鄧發(fā)一起在香港搞過罷工,25年被組織派去說服賀龍,而且參加過南昌起義,是一個資格很老的老紅軍。<br><br>而四川李長林是1933年入黨,從未到過湖南,與賀龍沒有交集。所以,四川李長林根本不是斯諾記述的湖南李長林。<br><br>把四川李長林混淆成湖南李長林,無形中在中、英文版本之間生生增加了一個與斯諾原著毫無關(guān)聯(lián)的錯誤。所以,希望此文引起中國出版社和翻譯們的注意,不要繼續(xù)犯這個“<b>湘李冠川李戴</b>”的錯誤。<br><br>至于搜索不到湖南李長林,也查不到他的照片,就只能注明“湖南籍李長林具體情況待考證”。相信只要下功夫,根據(jù)斯諾記述的那么多條信息仔細地去查,查22年香港罷工,查27年南昌起義等等,總有一天會查清楚的。<br><br>另外,需要提醒大家,斯諾的英文記述是“Li Chiang-lin”,與之對應(yīng)的中文并不一定就是李長林,中文版李長林應(yīng)該是音譯。Li可能是李、黎、厲、栗、雷、賴;Chiang可能是長、常、昌、敞、江、疆、將,lin可能是林、霖、麟等,供參考。立東自己已試過成百上千次的組合,外加“湖南老紅軍”,遺憾一直沒有結(jié)果。在獲得《中國共產(chǎn)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lǐng)導(dǎo)機構(gòu)沿革和成員名錄(增訂本,從一大至十四大)》之后,立東查核其中最早的1921-1922年部分,沒有任何有關(guān)香港的信息。若組織出面去查核可能很容易查出Li Chiang-lin的結(jié)果。<br><br>寫到此,雖不知最早更正為“girl(女孩)”的英文版本是1968年或是1972年,但答案對此文已無關(guān)至要(當然還會繼續(xù)查核。也希望朋友們、讀者們給與幫助),因為立東已通過對中、英文版本變化的歷史客觀事實作了盡可能的全面分析、研究、判斷得出“<b><font color="#ed2308">斯諾于1972年去世前已作出勘誤</font></b>”,足可作為本文立論的關(guān)鍵核心要素。因此,對巴邊1980年指責(zé)斯諾半對半錯的這段公案則應(yīng)該可以作一個了結(jié)了。<br><br>據(jù)1937年以來英文版本歷史演變的客觀事實,立東以為,至遲應(yīng)該以1972年為分界線,在1972年斯諾最后一次勘誤之前,英文錯寫“boy”以及中文錯譯“男孩”,責(zé)任在斯諾;但是,或早在1968年,或遲至1972年斯諾生前最后一次勘誤,斯諾錯寫“boy(男孩)”的責(zé)任即應(yīng)歸零;而中文在1972年之后的繼續(xù)錯譯“男孩”也就沒有理由再苛責(zé)斯諾。這是不帶偏袒任何一方秉持客觀的公正分析和評判。<br><br>而由以上評判結(jié)案之邏輯,反觀1972年斯諾最后一次勘誤8年之后,巴邊對已經(jīng)作出勘誤的斯諾進行指責(zé),當然明顯不能完全站得住腳,所以應(yīng)判巴邊半對半錯,而立東為斯諾半伸冤,合情合理,且客觀公正。<br><br>而在本文發(fā)表之后,中文版若再繼續(xù)錯譯“男孩”,那該挨板子負全責(zé)的當然應(yīng)該是中文的翻譯及有關(guān)的中文出版社。<br><br>有關(guān)斯諾原著錯記的“Fu Chinkuei”,希望今后中文版翻譯能夠統(tǒng)一更正為正確的“胡金魁”?;騾⒄丈狭袃蓚€版本,一是參照人民教育出版社版本胡曉編輯的2018年版第43頁注明正確名字應(yīng)為胡金魁之范例作法;二是同時參照“上海譯文出版社”祁壽華主編,陳立青注釋的2022年版《紅星照耀中國》(導(dǎo)讀注釋版)第517頁“人名對照表”加注漢語拼音“Hu Jinkui”和中文“胡金魁”的范例做法,兩下齊用當然是最好。<br><br>對斯諾原著錯記胡金魁為“Fu Chinkuei”,巴邊在他1980年的文章里已經(jīng)明確指出過了(詳請見附后的巴邊的文章里標記為<font color="#ed2308">紅色</font>的第二部分文字),而且當時巴邊所在的“人民出版社”1980年后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中譯文新版里面已經(jīng)更正為胡金魁。為此,立東由衷地感謝巴邊。<br><br>當然,立東更希望如有可能,英國Victor Gollancz出版社和Pelican Book(鵜鶘圖書),美國Penguin Books Ltd(企鵝圖書有限公司),還有美國哈佛大學(xué)東亞問題研究所等等許多出版社的朋友們將來再版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和《紅色中華散記》兩部英文原著時,對其中已經(jīng)長達87年錯記的“Fu Chinkuei”,都一勞永逸地更正為“Hu Jinkui”。<br><br>為中國專業(yè)翻譯者們及有關(guān)的出版社提出建議,應(yīng)該及時跟進外國著作的更新版本。如《紅星照耀中國》這么重要的著作,51年前,甚至53年前已有勘誤更新的版本,主流出版社的中文版本至今并不是全部都對應(yīng)了正確的英文的翻譯,實在是令人遺憾的事情。<br><br>在出現(xiàn)中、英文版幾十年長期脫鉤失聯(lián)互相矛盾的狀態(tài)之外,由以上列舉的1992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1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正確的翻譯版本之后,明顯又出現(xiàn)了中文翻譯正確版本與中文翻譯錯誤版本之間的互相矛盾的狀態(tài),如此中、英文版矛盾;中、中文版矛盾的混亂的局面應(yīng)該停止了。<br><br>而要做到中、英文版重新掛鉤,消除中、英文版本之間的矛盾并不難,一是盡快停止一切照抄胡愈之、董樂山含有錯誤內(nèi)容的舊版行為;二是全都按照人民教育出版社胡曉編輯做的2018年版本即可解決混亂局面。當然,如果能更加精細地、正確地翻譯斯諾1972年之后的新版本則更好。<br><br>希望廣大讀者中有能力的,精心閱讀斯諾1972年后的英文原著,對比中文版,發(fā)現(xiàn)并指出更多的問題,使斯諾原著中還存在的問題盡早得到解決;使斯諾的原著因中文版錯譯而掩蓋的光芒得以完全地閃耀。<br><br><b>最后,非常感謝諸朋友<font color="#167efb">沈嘉蔚、高敏娜、劉力群、袁西玲,</font>并妹子<font color="#167efb">小君</font>對此文提供的寶貴幫助!</b><br><br><br> 附巴邊的文章<br><br>網(wǎng)址:<br>https://m.fx361.cc/news/1980/0715/3958023.html<br><br>讀書1980年11期<br><br><b>把報道作品和歷史著作區(qū)別開來</b><br><br>1980-7-15<br><br><b>巴邊</b><br><br>關(guān)于《西行漫記》答問<br><br>許多讀者讀了《西行漫記》之后,對書中敘述的某些具體情節(jié)與黨史著作不相一致,覺得不好理解,來信要求解釋。我們發(fā)表這篇文章,供讀者參考?!幷?lt;br><br>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原名《紅星照耀中國》),今年初出版了新譯本,具有廣泛的影響。許多同志表示,要不是粉碎了林彪、“四人幫”,這部在全世界風(fēng)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名著,中國讀者是無緣得讀的。<br><br>《西行漫記》之可貴,主要在于它在中國工農(nóng)紅軍經(jīng)過長征到達陜北未久,就能不抱成見,比較真實地報道了共產(chǎn)黨和紅軍的情況,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造謠誹謗。黨中央的領(lǐng)導(dǎo)同志很重視斯諾的這次采訪,許多老同志親自與斯諾晤談,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用十幾個晚上的時間與斯諾連續(xù)談話,追憶生平,使這本書大為生色。但是,在幾十年以后的今天把這本曾經(jīng)起過歷史作用的著作重新翻譯出版,也往往在一些同志中間造成一種誤解:以為這是一部可靠的黨的歷史著作。有的同志認為,既然書中有不少具體情節(jié)是老同志口述的,就是最可靠的史料,可以把它當作“信史”看。<font color="#ed2308"><b>甚至有這樣的事:《西行漫記》中說劉志丹同志只有一個男孩,有人看了懷疑志丹同志的女兒劉力真同志不是他的孩子。其實,《西行漫記》不是一部精確的歷史著作,而是一部長篇的訪問報道作品。</b></font>它的主要意義在于它體現(xiàn)了一位正直的美國朋友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和同情,體現(xiàn)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國際統(tǒng)一戰(zhàn)線政策的偉大勝利。我們說這部著作具有“真實性”,是說斯諾在寫作時不懷偏見,如實地介紹了我黨、紅軍和邊區(qū)人民各方面的情況。而不是指書中所論述的一切事件、人物在細節(jié)上全都準確無訛,因為它畢竟不是一部經(jīng)過精密推敲的學(xué)術(shù)著作。談話人是即席發(fā)言,并未查證資料(也無法查證),不可避免地會有種種訛誤。<br><br>這一點,中譯本編者在出版說明中曾經(jīng)有所交代。我們拿英文本來對照,可以看出中譯本已經(jīng)在一些明顯的地方作了改變。例如,原書第十篇第四章《關(guān)于朱德》,英文本中關(guān)于朱德同志生平的敘述有些錯誤,以后各版也都照印未改?,F(xiàn)在的中譯本用的是斯諾在一九三八年復(fù)社中文版中自己訂正過的文字,就比英文原本來得準確。又如在第一篇第三節(jié)《漢代青銅》中,提到曾經(jīng)在西安接引斯諾的一位地下工作同志“王牧師”,譯者加注說明這就是董健吾同志。斯諾在《西行漫記》英文修訂本中,曾加注說明王牧師為王化人同志,其實不確?,F(xiàn)在用譯者注形式更正這一史實,是恰當?shù)摹F渌鐚h的六大日期的改正,周恩來和鄧穎超同志生平中某些史實的更正,看來也都是必要的。<br><br>但是,在目前條件下出版本書中譯本,不可能把所有的事實出入都更正過來?,F(xiàn)在看來,原書中還存在的事實出入不在少數(shù)。這些事實出入大致包括這幾方面:<br><br>比較多的是斯諾把當時一些沒有根據(jù)的傳聞寫入本書,或者由于他不熟悉邊區(qū)情況而誤記人名、地名、部隊番號,現(xiàn)在看來完全失實。如在第六篇第一章《陜西蘇區(qū):開創(chuàng)時期》中,講到一九三五年陜北的錯誤肅反時說:“八月間陜北來了一個共產(chǎn)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一個名叫張敬佛的胖胖的年輕人……這位張先生有權(quán)改組黨和軍隊,他可以說是個欽差大臣?!薄皬埾壬铝畲逗捅O(jiān)禁了一百多個黨內(nèi)軍內(nèi)其他‘反動派’?!睋?jù)有關(guān)老同志告知:這里說的張敬佛,當指張慶孚同志。張慶孚同志是一九三五年春天,由上海來到陜甘蘇區(qū)的。在當時逮捕了劉志丹等同志的錯誤肅反中,他不僅沒有參加其領(lǐng)導(dǎo)工作,反而是被作為“肅反對象”被捕的。后來,毛主席到了陜北,糾正了錯誤的肅反,他才和許多無辜的老同志一起得救。<br><br>又如插圖第十面上有一張六位同志合攝的照片,據(jù)斯諾原注,這六位同志是:左權(quán)、彭德懷、聶榮臻、陳賡、鄧華、聶鶴亭(左起)。據(jù)當時任一軍團訓(xùn)練科長的孫毅同志回憶:這張照片是一九三六年秋天一軍團在預(yù)旺堡實施連攻防演習(xí)后照的,照片上的鄧華應(yīng)為孫毅。其他同志也有類似回憶。<br><br>斯諾有時為了便于外國讀者了解情況,在記述某些歷史材料時根據(jù)自己理解加了一些注釋,其中誤傳之處也不少。如在記述毛澤東同志關(guān)于黨成立情況的談話時,在一屆中央委員施存統(tǒng)后注明“現(xiàn)為南京官員”。據(jù)了解,在一九三六、三七年間,施并未在南京,也沒當官員。此注當屬失實。<br><br>關(guān)于日期、部隊番號、職務(wù)的錯誤,數(shù)量可能多些。曾參加井岡山時期戰(zhàn)斗的劉型同志,最近熱心地核查了書中的某些史實,據(jù)他告知,單在第四至第八篇中他就發(fā)現(xiàn)了十來處錯誤。例如說彭德懷同志在一九二七年已任國民革命軍“旅長”,應(yīng)為“團長”;“平江起義”后組織了紅軍“五軍團”,實系“三軍團”;一九二九年陳毅同志任“第三軍政委”,實系“第三軍二縱隊政委”;在井岡山反冒險主義斗爭時期,打敗白軍兩次攻占井岡山企圖的應(yīng)是第四軍而非第一軍,等等。<br><br>另一類常見的史實錯誤是由于反復(fù)傳譯造成的。斯諾去陜北時,漢語還不熟練,一系列人名、地名要從漢語譯成英語,現(xiàn)在又從英語譯回漢語,加上當時敘述、翻譯者的方言、口音,難免出錯。一九三八年的復(fù)社版中譯本和現(xiàn)在這個中譯本的譯者看來都為解決這個問題花過不少工夫,但還不能一一全查清楚。<b><font color="#ed2308">在本書第二、三篇中,</font><font color="#167efb">斯諾</font><font color="#ed2308">生動地記述了一位曾經(jīng)陪他去保安的“傅錦魁”同志,書前并且刊印了他的照片。據(jù)</font><font color="#167efb">李一氓</font><font color="#ed2308">同志和</font><font color="#167efb">胡立東</font><font color="#ed2308">同志告知,這個譯名是“</font><font color="#167efb">胡金魁</font><font color="#ed2308">”之誤。</font><font color="#167efb">胡金魁</font><font color="#ed2308">同志當時任外交部招待處處長,現(xiàn)任中共湖北省委統(tǒng)戰(zhàn)部長。</font></b>第七篇第三章提到一位兵工廠廠長“何錫陽”同志,實系“郝希英”之誤。他后來曾在四川工作。又如記述毛澤東同志關(guān)于秋收起義戰(zhàn)士來源的回憶時,說其中包括“漢陽礦工”,顯系“安源礦工”之誤。<br><br>除了上述兩類之外,我們也不能不指出,書中還有一些失實之處是有的老同志在敘述往事時一時記憶之誤。在當時戎馬倥傯之際,很多史實不能核查,單憑回憶,難免不確。例如,毛澤東同志回憶一大情況時,說一大代表為十二人。但據(jù)其他同志回憶并據(jù)最近的研究①,當為十三人。劉型同志最近指出:毛澤東同志在講秋收起義的幾個團的來源時,有不少地方可能記錯。當時的第一團來源是葉挺同志建議成立的警衛(wèi)團,成員來自各地不能立足的農(nóng)民、學(xué)生暴動分子,一部分安源礦工(約一連),武漢失業(yè)工人,以及十二師的一部分老兵,并非如書中所說僅由“漢陽(當系安源)礦工”組成。第二團是一部分安源礦工和一部分永新、醴陵、萍鄉(xiāng)農(nóng)民暴動分子所組成,而書中只寫“由平江、瀏陽、醴陵和湖南其他兩縣的部分農(nóng)民赤衛(wèi)隊組成”。第三團成員包括瀏陽、乎江農(nóng)民自衛(wèi)軍和岳南兩縣部分農(nóng)民梭標赤衛(wèi)隊,第一團還補充了三團一個營,書上卻寫“第三團來自反叛了汪精衛(wèi)的武漢警衛(wèi)團的一部分”。<br><br>在三聯(lián)書店出版《西行漫記》的同時,人民出版社還出版了當時毛澤東同志與斯諾談話時擔(dān)任口譯的吳黎平同志編校的《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一書。對照之下,書中輯自《西行漫記》的論述,在史實上有不少訂正。當初親歷《西行漫記》中所述斗爭的老同志,能夠根據(jù)個人掌握的確鑿材料,寫文章提供情況,訂正《西行漫記》中一些誤傳、誤記之處,對改正《西行漫記》的傳聞失實之處,是很有意義的?!段餍新洝分皇且粋€友好的外國記者根據(jù)采訪而寫出的一本報告文學(xué)作品,在當時擴大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政治影響這一點是很好的,但它不是一部歷史著作,更不是一部正式的黨史著作,這一點也是必須十分明確的。<br><br>① 見《中國社會科學(xué)》一九八○年第一期邵維正:《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和出席人數(shù)的考證》。<br><br>……………<br><b>立東的翻譯:<br><br>在保安,我見到了他的遺孀和孩子,一個六歲的漂亮小<font color="#ed2308">女孩</font>。紅軍為<font color="#ed2308">她</font>量身定制了特殊的軍服;<font color="#ed2308">她</font>扎著一條軍官的皮腰帶,<font color="#ed2308">她的</font>帽子上有一個紅星。<font color="#ed2308">她</font>是那里每個人的偶像。小劉舉止表現(xiàn)出<font color="#ed2308">她</font>就像一位陸軍元帥一樣,<font color="#ed2308">她</font>對<font color="#ed2308">她的</font>那位“土匪”父親感到非常自豪。</b><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