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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p style="text-align: center"><b>胡立東撰文 劉力群核校</b></p><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2023年10月30日<br></div><div><br></div></h3>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標題中人物簡介</b></h3> <b>胡金魁</b>：老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不久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外交部招待處長/中央交際處長（1937年9月6日改任陜甘寧邊區(qū)政府招待處長），本文以下簡稱“外交部招待處長”。1936年7月8日至10月19日期間，受中央和毛澤東、周恩來直接委派，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共計102天。 圖 胡金魁畫像。立東作于2021年。載入《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胡金魁畫像照片。1936年7月斯諾攝于保安，原載《紅星照耀中國》。 <b>斯諾</b>：美國資深記者。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期間采訪了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領(lǐng)導(dǎo)人和廣大紅軍指戰(zhàn)員。為全程陪同他訪問的，也是他采訪對象人物之一的胡金魁拍攝了單人照片，并留下一張在訪問途中與胡金魁騎馬合影照片，但沒有標注此照片有關(guān)人物、拍攝時間、地點等完整信息。胡金魁單人及與斯諾騎馬合影兩照片皆由斯諾載入《紅星照耀中國》，在此書中十幾處斯諾詳細記述了胡金魁陪同他訪問時的各種生動有趣詳細的情景，并說訪問還沒有結(jié)束，他與胡金魁就成為了好朋友。立東經(jīng)45年長期研究，為胡金魁、斯諾騎馬合影照片補充了基本完整的信息，詳細見本文內(nèi)容。 圖 斯諾畫像。立東作于2021年。載入《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斯諾畫像照片。 <b>盧仁燦</b>：經(jīng)過長征的老紅軍。1955年授海軍少將，原海軍副政委。紅四師師長李天佑、政委黃克誠、政治部主任舒同代表紅四師全體指戰(zhàn)員致信斯諾，簽字落款日期是1936年8月19日，紅四師統(tǒng)戰(zhàn)科長盧仁燦受命向斯諾送信并贈戰(zhàn)馬。1982年記者采訪時，盧將軍敘述了當年詳細的送信、贈馬的經(jīng)過，形成文字《我為斯諾送戰(zhàn)馬》。詳細見本文內(nèi)容。 圖 盧仁燦畫像。立東作于2023年。載入《畫說那時紅星閃耀》畫集。 圖 盧仁燦將軍畫像照片。 <b>盧曉濱</b>：盧仁燦將軍之子。與姐姐盧曉清、盧曉渤署名，于2023年7月19日在中旗網(wǎng)發(fā)表“盧仁燦：《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文中附有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與斯諾等三人騎馬合影照片、及盧將軍指認此合影照片中斯諾所騎為紅四師所贈戰(zhàn)馬，并附有紅四師致斯諾信，并記述了參加紅軍主力歡迎斯諾大會等全過程比較詳細的一手史料。詳細見本文內(nèi)容。<br>2023年10月22日經(jīng)韓東山將軍女兒延城——姚喆將軍次子普光——長子普明夫人張小明幫助與立東建立微信聯(lián)系。<br> <b>楊文元</b>：寧夏同心縣（原豫旺縣）黨史專家，已退休。<br>2023年10月5日經(jīng)陜西省斯諾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北大學外語學院英文系副教授袁西玲幫助與立東建立微信聯(lián)系。<br>經(jīng)聯(lián)系，楊文元向立東提供了不少有關(guān)資料和多幅照片，并探討了一些相關(guān)問題。詳細見本文內(nèi)容。<br> <b>劉力群</b>：中國國際友人研究會常務(wù)理事、中國國際報告文學研究會5S+研究院院長、資深記者。原解放軍報社長劉宗卓之子。<br>2023年10月23日經(jīng)姚喆將軍次子普光，和西北大學外語學院英文系副教授袁西玲兩位的分別幫助與立東建立微信聯(lián)系。<br>經(jīng)聯(lián)系，得知劉力群正是盧將軍子女發(fā)表的文章里提到的那位1982年采訪盧將軍記者。劉力群向立東提供了他寫的1982年版《我為斯諾送戰(zhàn)馬》，及不少相關(guān)資料和多幅照片。詳細見本文內(nèi)容。<br> 圖 “1936年8月22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中）陪同斯諾(右) 騎馬訪問紅軍主力途中于寧夏豫旺堡附近合影。<br>與此照片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原紅四師統(tǒng)戰(zhàn)科長盧仁燦回憶文章指認斯諾所騎戰(zhàn)馬是他受命代表紅四師在紅軍主力于豫旺堡西南的南峁歡迎斯諾大會上贈送給斯諾。<br>斯諾受贈戰(zhàn)馬次日繼續(xù)訪問時，興奮地與全程陪同他訪問的胡金魁一起拍下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騎馬合影。左位身份尚待確認。<br> 立東注：<br>上圖標題有關(guān)此合影照片的人物及拍攝時間、地點，以及戰(zhàn)馬來歷，是立東經(jīng)45年研究各種客觀史料所得結(jié)果。詳細請參閱立東所作《四十五年心系老爹胡金魁與斯諾并肩騎馬合影照片》。左邊那位身份尚待確認。<br>本文標題 【“胡金魁和斯諾騎馬合影照片”與盧仁燦《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之密切關(guān)聯(lián)問題” 】恰由此照片而產(chǎn)生。1936年8月21日在寧夏豫旺堡西南的南峁紅軍主力歡迎斯諾大會上，參加大會的全程陪同斯諾訪問的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與受命在大會上向斯諾交信、贈馬的紅四師統(tǒng)戰(zhàn)科長盧仁燦，兩人有了在此同一時空下的交集，并留下難以磨滅的痕跡，這張照片就是歷史留下的痕跡，也是歷史的客觀見證。46年后，記者劉力群于1982年采訪盧仁燦時，盧指認了胡金魁與斯諾等三人騎馬合影照片中，斯諾所騎戰(zhàn)馬就是他代表紅四師贈送給斯諾的。巧的是，在這張照片中的三人里，中間的那位就是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這張照片內(nèi)涵有多重重大歷史意義，其中包括當年胡金魁、盧仁燦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接待斯諾所作的工作。<br>本文內(nèi)容主要圍繞此照片及標題內(nèi)涵相關(guān)問題展開。<br> 圖 45年前，在立東去信指認上列胡金魁、斯諾等三人合影照片里中間那位人物是胡金魁之后，1978年9月4日，文物出版社《革命文物》編輯部復(fù)信給胡金魁轉(zhuǎn)胡立東，答復(fù)立東有關(guān)胡金魁陪同斯諾在陜甘寧訪問紅軍途中并肩騎馬合影照片的陳述，并要求提供更多的有關(guān)斯諾訪問的情況。共2頁。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b>正文提綱</b></h1> <b>一，有關(guān)1936年8月紅軍主力在寧夏豫旺堡西南的南峁歡迎斯諾大會的日期。</b> <b>二，有關(guān)盧將軍回憶斯諾把紅四師誤寫為紅一師，以及對斯諾沒有訪問紅四師表示遺憾的兩個問題。</b> <b>三，關(guān)于劉力群和盧將軍兩篇同名的《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為行文方便，立東分別稱劉版和盧版。</b> <b>四，盧曉濱、楊文元、劉力群對本文初稿的意見。</b> <b>五，結(jié)語。</b>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正文</b></h3> <b>一，有關(guān)1936年8月紅軍主力在寧夏豫旺堡西南的南峁歡迎斯諾大會的日期。</b> 首先應(yīng)根據(jù)紅四師致斯諾信落款日期19日之鐵證，其次應(yīng)根據(jù)當年的當事人盧將軍回憶送信、贈馬過程及所花時間之一手資料，作客觀分析。 <b>準備工作需要幾天時間完成：</b><div>1，紅四師給斯諾寫信、贈馬，由寫信；選馬；選派送信、贈馬人員，三個環(huán)節(jié)組成。是每個環(huán)節(jié)都會牽扯到諸多人員的比較復(fù)雜的工作，三項準備工作必需幾天時間才能完成。<br>2，寫信。紅四師幾位首長寫信不可能草率完成，必須事先鄭重研究討論信的內(nèi)容，然后起草，然后一起確定后，再抄寫成信，需要時間。<br>3，選派送信、贈馬的人員。按盧將軍回憶：“師首長立即決定從每個連和師、團直屬單位各選派一名經(jīng)過長征的同志，由我?guī)ш牬砣珟熤笐?zhàn)員去參加歡迎大會?！?-盧版。而在全師范圍選人，必需一定時間。<br>4，選馬。從眾多戰(zhàn)馬中挑選贈送斯諾的優(yōu)良戰(zhàn)馬，需由專人負責，再由上級確定，需要時間。<br>以上各項準備工作，當然都必須在信的落款日期19日晚之前完成，以便盧仁燦等人20日早出發(fā)實施送信、贈馬任務(wù)。<br></div> <b>實施送信、贈馬的任務(wù)需要時間2天：</b><div>1，盧仁燦回憶是早上出發(fā)，則只能是20日的早上。因為以上所有復(fù)雜的準備工作，包括寫信本身，都必須最遲在信落款的19日晚之前完成。<br>2，相對于在全師范圍選送信贈馬人員及選馬的工作，寫信比較簡單。假設(shè)寫信、簽字、落款以及盧仁燦等人出發(fā)時間都是19日早，也就是說，其它復(fù)雜的準備工作在18日晚之前都已完成，而單單那封信拖延至19日一大早，在盧仁燦等人出發(fā)前才簽字落款，是沒有道理的，也是不合乎情理的。<br>3，根據(jù)信的落款日期是19日，那么寫信及簽字落款，選送信贈馬人員及選馬所有工作都是最遲在19日晚之前完成，所以盧將軍回憶早從駐地出發(fā) 只可能是在20日早。<br>4，盧仁燦等人送信、贈馬的全過程需要2天時間才能完成。<br>盧回憶早出發(fā)，傍晚抵達豫旺堡。這一天只可能是是20日。用時1天。<br>5，盧回憶，第二天參加歡迎大會，當面向斯諾交信、贈送戰(zhàn)馬，這一天只可能是21日。用時又1天。<br>6，所以，根據(jù)紅四師落款19日的信，并根據(jù)盧回憶送信過程所需時間，可以分析判斷出歡迎斯諾大會的日期是1936年8月21日。這是有根有據(jù)、合情合理的客觀分析和判斷。<br>7，立東把根據(jù)客觀歷史資料鐵證研究、分析、判斷紅軍主力歡迎斯諾大會日期為1936年8月21日的簡單邏輯鏈條列下：<br>1鐵證——紅四師致斯諾落款為1936年8月19日的信=19日——2當年代表紅四師向斯諾送信、贈馬當事人盧仁燦回憶早出發(fā)傍晚到豫旺堡，與朱瑞見面、談話=8月20日——3盧仁燦回憶第二天下午參加歡迎斯諾大會=8月21日。<br>此邏輯鏈條完整、清晰、合情合理，建立在確鑿無疑的人證、物證之上。<br>物之鐵證——紅四師致斯諾信落款1936年8月19日?。上有原中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在瑞士接受斯諾第二任夫人洛伊斯贈送此信復(fù)印件之后，在信尾簽字背書。在信尾與陳志方并排簽字的王靜是陳大使夫人。記者劉力群于1982年采訪當年送信人盧將軍時，盧仁燦將軍當面確認此信為真。<br>人之鐵證——盧仁燦回憶送信過程清晰完整。且先有1982年劉力群采訪盧仁燦之后寫出《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后有2023年盧子女發(fā)表盧仁燦回憶兩個版本《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為證。兩個版本附后。<br></div> <b>立東對于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紅軍主力歡迎斯諾大會的各種日期的看法：</b><div>僅據(jù)立東所知道，迄今已出現(xiàn)4個不同的歡迎斯諾大會的日期，分別是16日、19日、20日、22日：<br>1，同心縣黨史記錄為16日，對此日期當?shù)攸h史專家楊文元看過立東分析文章所附落款為19日之紅四師信后已改持否定態(tài)度。<br>2，楊文元又提出某報文章使用的是19日，但某報沒有列出客觀事實根據(jù)。按立東上述分析，不合乎情理。<br>3，劉力群提供奚金芳文章、武際良文章都是使用的20日，但奚、武都不是當年的當事人，只是后來講述歷史故事者，也都沒有列舉出客觀事實根據(jù)。按立東上述分析，不合乎情理。<br>4，立東自己查到“紅云閱讀”“中國共產(chǎn)黨吳忠革命史”使用的是22日，“下午，紅軍總部、紅一軍團又在紅二師駐地豫旺堡的南峁上，為斯諾、海德姆（后改名馬海德）舉行規(guī)模盛大的歡迎大會?！?但也沒有列舉出客觀事實根據(jù)。按立東上述分析，不合乎情理。<br>5，按邏輯律，同一命題出現(xiàn)兩個以上相互的矛盾，必有一真一假，或一真多假；或全假；不可能全真。<br>6，按立東上述分析，在歡迎斯諾大會這個同一命題下出現(xiàn)的16、19、20、和22這4個不同的日期互為矛盾，都沒有客觀事實依據(jù)，也都不合乎情理，故可判全部為假。<br>7，唯一有客觀事實根據(jù)，且合情合理的歡迎斯諾大會日期是1936年8月21日。<br></div> <b>二，有關(guān)盧將軍回憶斯諾把紅四師誤寫為紅一師，以及對斯諾沒有訪問紅四師表示遺憾的兩個問題</b><div><b><br></b></div> 1，斯諾把紅四師誤寫為紅一師：<br>“（斯諾）或許不知道他在匆忙之中將‘紅四師’誤寫成‘紅一師’”。<br> 2，對斯諾沒有訪問紅四師表示遺憾：<br>“遺憾的是，因為時間關(guān)系，兩位外國朋友終究未能到我們四師來看看。”<br> 立東分析盧將軍回憶文章中的這兩個問題： 1，造成斯諾記述是紅一師贈馬而非紅四師之誤差，一個可能是當時翻譯把the fourth（第四）向斯諾譯成the first（第一）口譯錯誤；另一個可能是當時為了保密，為不暴露過多紅軍實力及駐地。 2，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全程陪同斯諾訪問，是受毛澤東、周恩來直接委派，是嚴格按照周恩來1936年7月9日在安塞白家坪交給斯諾的92天采訪日程進行的。<br>而盧將軍文中信息清楚地顯示出，是紅四師聽說斯諾到訪消息后給斯諾寫信并贈送戰(zhàn)馬的。因此可見，紅四師原不在周恩來為斯諾制定的訪問日程之內(nèi)。<br>而紅四師駐環(huán)縣毛居井，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陪同斯諾采訪甘肅、寧夏各紅軍主力部隊往返兩次經(jīng)過環(huán)縣政府所在地河連灣，兩次采訪了陜甘寧省委李富春、蔡暢，并采訪了紅二十九軍和軍長肖勁光。尤返程時間充裕，斯諾返程經(jīng)環(huán)縣時用較長篇幅記述他采訪了一個馬夫，還記述了他在環(huán)縣日常所見百姓的生活，卻的確始終未去環(huán)縣毛居井采訪紅四師。<br>所以，從這些情況可以分析出斯諾記述紅一師贈馬而非紅四師之誤差，以及盧將軍對斯諾未去紅四師訪問感到遺憾，兩個問題之原因應(yīng)該相同，就是為了保密紅四師番號及駐地。因為保密而刻意使斯諾只知紅一師而不知紅四師的可能性較大，大過翻譯口誤的可能性，也大過時間不足的可能性。<br> <b>三，關(guān)于劉力群和盧將軍兩篇同名的《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為行文方便，下列立東分別稱劉版和盧版。</b> 劉版成文在前，發(fā)表于1982年，以劉力群記者的第三者身份記錄盧將軍回憶，但僅有文字，無照片或圖片。<br>盧版成文時間暫無法確定，應(yīng)該是在2007年盧將軍去世之前，因為是以盧將軍本人第一人稱的身份寫就。<br>盧版比劉版晚，但內(nèi)容更多、更詳細，并附多幅照片，其中有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與斯諾等三人騎馬合影照片，并指認此照片中斯諾所騎戰(zhàn)馬是盧代表紅四師贈送給斯諾等重要歷史信息。還附有紅四師給斯諾信的復(fù)印件等照片。而且盧將軍更詳細地記述了從駐地出發(fā)，直到參加歡迎斯諾大會，送信、贈戰(zhàn)馬的兩天全過程情況。<br>劉版促使盧將軍后來又回憶起更多往事，故又有了盧版，合情合理。<br>盧版開始就提到1982年記者采訪的情況。而記者就是劉版作者劉力群。<br>立東以為，《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之劉版是原始版，是盧版的基礎(chǔ)，而盧版則是劉版的加強升級版。兩版都基于盧將軍生前回憶。而后都是盧將軍一段魂思所在。<br>41年里先后出的兩版同名，互證，都具有重要的歷史資料的意義。<br>有趣的是，立東先看到的是盧版，這要感謝黨史專家西北大學特聘教授姚文琦于2023年7月20日斯諾誕辰之際轉(zhuǎn)給立東盧版。<br>劉版作者劉力群看到立東對盧版有關(guān)評論分析文章之后，與立東建立微信聯(lián)系，并于10月25日發(fā)給立東劉版，并附上更清晰紅四師致斯諾的信，及其它更多相關(guān)資料和照片。立東始得以看到41年前采訪盧將軍的報道，感謝劉力群！<br>近三個月內(nèi)，看到41年前至16年前先后兩個版本，更多地了解到與老爹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那段傳奇般的經(jīng)歷有關(guān)的不少珍貴一手資料和照片，幸甚。將全部編入胡金魁傳里。<br> <b>四，盧曉濱、楊文元、劉力群對本文初稿的意見。</b> 2023年10月24日，立東寫出此文初稿，分別與盧曉濱、楊文元、劉力群就胡金魁與斯諾騎馬合影照片的人物、拍攝地點、時間，斯諾所騎戰(zhàn)馬來歷；紅軍主力歡迎斯諾大會的日期；盧將軍對斯諾記述紅一師而非紅四師贈送戰(zhàn)馬的錯誤；對斯諾未訪問紅四師表示遺憾；及盧將軍回憶文章的源頭，進行了交流和探討。 <b>盧曉濱對初稿意見：</b><div>立東你好！文章我已拜讀，挺好，提不出什么需要補充的意見。其實，我是在2007年父親去世之后陸續(xù)聽到他的老戰(zhàn)友、老部下及其子女說到關(guān)于他的一些“故事”，才對自己父親的歷史經(jīng)歷逐漸的有些了解，遠不如你較早時間就開始著手搜集、研究、整理，所掌握的資料更多、更全面。所以，有很多問題特別是一些細節(jié)我恐怕都還講不清甚至不知道。比如，他的這篇回憶文章何時、何處正式發(fā)表過，我現(xiàn)在就說不清。倒是那天我發(fā)到群里，被家鄉(xiāng)的媒體發(fā)現(xiàn)并轉(zhuǎn)載刊登在9月11日的《閩西日報》之上。所以，如有我回答不上來或說不太明白的地方，還請見諒！<b><br></b></div> <b>楊文元對初稿意見：</b><div>根據(jù)2023年10月24日楊文元與立東40分鐘視頻通話整理：<br>一，楊文元說，原《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版把胡金魁錯譯為付錦奎，致使同心縣黨史也一直錯誤，現(xiàn)在看到正確的歷史資料，將為胡金魁寫論文，糾正同心縣黨史有關(guān)錯誤。（立東對楊文元表示高興和感謝。）<br>二，立東根據(jù)盧將軍回憶文章中紅四師給斯諾的信落款為8月19日分析判斷，盧仁燦一早（只能是8月20日早）從駐地出發(fā)，傍晚到達豫旺堡，第二天下午（只能是8月21日下午），于紅軍主力在豫旺堡西南的南峁歡迎美國朋友的大會上，向斯諾轉(zhuǎn)交了紅四師的慰問信，并代表紅四師向斯諾贈送了戰(zhàn)馬。<br>據(jù)此判斷，歡迎大會之后第二天，即8月22日，斯諾騎在紅四師贈送的戰(zhàn)馬上繼續(xù)采訪時，興高采烈地與胡金魁肩并肩拍下了騎馬的合影照片。<br>對此，首先楊文元表示，同心縣黨史記錄一直記錄歡迎大會日期是8月16日，在看到立東的分析中含有紅四師落款為19日的信之后，就此動搖了同心縣黨史原有的歡迎大會16日召開的記錄，而他沒有比19日信更強的根據(jù)。而后楊文元卻傾向以紅四師信的日期19日重新認定歡迎大會日期為19日。<br>立東不同意楊文元重新認定歡迎大會為19日。理由是，如果認定19日，那么勢必與盧將軍回憶提及“一早（只能是8月20日早）…，第二天下午（只能是8月21日下午）歡迎大會…”兩個日期的時間要素發(fā)生邏輯矛盾，勢必會無根無據(jù)地全憑主觀將當事人盧將軍回憶送信、贈馬的兩個時間要素化為烏有。<br>而若認定19日下午開歡迎會，那么信必須是在19日早簽字落款，且盧仁燦必須在19日當天從駐地直接趕到歡迎會場送信、贈馬。<br>那么盧將軍回憶傍晚到達豫旺堡后，“當時的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接見了我們，他聽了我們匯報，看了我們帶給美國朋友的信，非常高興?！?，“第二天下午…召開歡迎美國朋友大會”這些回憶中的過程和內(nèi)容則根本沒有時間進行，盧將軍回憶的這些與必要時間相關(guān)的送信、贈馬過程的重要內(nèi)容則皆成為虛無。<br><br>立東與楊文元還就紅二師為接待斯諾訪問提前制定的計劃進行了討論。詳可見下圖計劃，其中8月16日下午“開歡迎會?！边@與立東根據(jù)紅四師致斯諾落款19日的信，及盧將軍回憶送信、贈馬的過程，分析判斷的8月21日下午開歡迎大會有了5天差別。<br>對此立東推測有可能紅二師于16日先開了一次小型歡迎會，然后紅軍各主力于21日又開了一次大型歡迎會。<br>楊文元斬釘截鐵地說，只開了一次歡迎大會。并說盧將軍回憶歡迎大會的地址，就在紅二師駐地附近。<br>楊文元原話：“南岇就是王家堡子南岇，也就是紅二師駐地，在豫旺南門外，歡迎大會只此一次，會標是‘歡迎美國朋友聯(lián)歡大會’”。<br>據(jù)楊文元意見，立東分析紅二師的接待計劃原定16日，但畢竟只是計劃，歡迎大會改期至21日則完全可能。<br>立東傾向同意楊文元所說只開過一次歡迎大會。除非以后有新的資料可以證明紅二師8月16日先開過一次歡迎會。<br>在此感謝楊文元先生在退休以后仍然能如此嚴肅認真地對待黨史，與立東就有關(guān)問題進行多次交流。<br></div> 圖 紅二師1936年制定的8月16日至21日接待斯諾計劃。 圖 2023年10月24日立東與楊文元視頻愉快交流通話40分鐘。 圖 2023年10月24日楊文元發(fā)給立東，“2006年9月28日在海軍大院拜訪盧仁燦將軍合影。（右盧仁燦，左楊文元）” 立東注：楊文元與立東視頻通話時提及，因為同心縣黨史記錄16日歡迎大會，所以，當年見到盧將軍時，也就沒有想到向他求證歡迎大會日期，現(xiàn)在想起實在是遺憾。 圖 2023年10月24日楊文元發(fā)給立東，“2016年盧曉渤姐妹倆在同心縣紅軍西征紀念館” 立東注：<br>一，高興看到盧將軍兩位女兒盧曉渤姐妹與同心縣紅軍西征紀念館陳列的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與斯諾等三人騎馬合影照片合影。顯證此照片與她們的父親盧將軍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她們這張合影是盧家第二代人對胡金魁與斯諾等三人騎馬合影照片與盧將軍之間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延續(xù)性疊加佐證。<br>二，遺憾的是同心縣紅軍西征紀念館陳列的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與斯諾等三人騎馬合影照片的說明文字，不論對照片中有關(guān)人物，還是時間、地點、背景資料都不完整，也不盡準確。當然，這是因為信息不足的歷史原因造成的。<br> 立東愿同心縣或其它陳列此照片的單位，改用如下文字：<br>“1936年8月22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中）陪同斯諾(右) 騎馬訪問紅軍主力途中于寧夏豫旺堡附近合影。<br>與此照片有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原紅四師統(tǒng)戰(zhàn)科長盧仁燦回憶文章指認斯諾所騎戰(zhàn)馬是他受命代表紅四師在紅軍主力于豫旺堡西南的南峁歡迎斯諾大會上贈送給斯諾。<br>斯諾受贈戰(zhàn)馬次日繼續(xù)訪問時，興奮地與全程陪同他訪問的胡金魁一起拍下這張具有歷史意義的騎馬合影。<br> <b>劉力群向立東提供了與本文相關(guān)的重要信息和多張照片：</b><div>一，劉力群告訴立東，1982年采訪盧將軍后，寫出《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訪海軍副政委盧仁燦同志》的記者就是他本人。<br>此文最早發(fā)表在1982年第二期的“時代的報告”雜志，后來以“黎群”筆名收入在“紀念埃德加?斯諾”一書中。<br><br>二，劉力群向立東提供了更為清晰的1936年8月19日紅四師李天佑師長、黃克誠政委、舒同主任代表全師指戰(zhàn)員寫給斯諾的信如下，共6頁：<br></div> 立東注：<br>一，信尾簽字人是原中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與夫人王靜。<br>二，按立東對舒同后期墨寶字形及運筆的記憶，此信很可能出自毛澤東稱之為黨內(nèi)書法家，此信簽字人之一，時任紅四師政治部主任舒同之手。<br>三，2023年10月28日劉力群看過此文草稿后發(fā)給立東武際良撰寫的《報春燕——埃德加.斯諾》一書中提及1990年當面向舒同了解到紅四師的信是舒同所寫。證實了立東上述判斷。<br>而確定信的書寫人就是紅四師政治部主任舒同，此點對于歷史文物研究的學術(shù)性非常重要，信的真實性確鑿無疑，其歷史物證價值更高。<br> 圖 2023年10月28日劉力群發(fā)給立東武際良撰寫的《報春燕——埃德加.斯諾》246頁，“1990年作者（武際良）見到老紅軍舒同將軍，了解到紅四師給斯諾的慰問信就是由他親自起草的。” 三，劉力群向立東提供了在紅四師致斯諾信尾簽字的原中國駐瑞士大使陳志方大使與斯諾和第二任夫人洛伊斯合影照片如下： 四，劉力群向立東提供了奚金芳、武際良各自寫的有關(guān)紅軍主力歡迎斯諾大會在1936年8月20日召開的文章，但奚、武二人皆非當年當事人，只是后來講故事的人，且奚、武二文并未列出任何真憑實據(jù)，都與落款8月19日的紅四師致斯諾的信和盧將軍回憶內(nèi)容有邏輯矛盾。立東認為皆不能采信。 五，劉力群向立東提供了在寧夏楊家堡子發(fā)現(xiàn)的斯諾在歡迎大會上的演說詞如下： 立東注：<br>一，1936年8月紅軍主力歡迎大會的地點，據(jù)楊文元說是在豫旺堡西南的王家堡子的南峁（符合盧將軍的回憶），楊家堡子距離王家堡子10里。楊家堡子不是歡迎會現(xiàn)場，但距離歡迎會現(xiàn)場不遠，發(fā)現(xiàn)碑文合理。<br>二，在立東印象中，斯諾是一個堅持思想獨立，不參于任何政治派別的專業(yè)素養(yǎng)極高的記者。從碑文內(nèi)容及后面的口號遣詞造句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看，不符合斯諾記者的身份和他的中立立場。例如自律性強的專業(yè)裁判不會在比賽中又當裁判同時又當運動員參與比賽。而此碑文內(nèi)容及口號有不少政治傾向性和參與性極強的詞句都不可能出自斯諾之口。故，立東對此碑文的真實性持高度質(zhì)疑態(tài)度，此碑文只能作為斯諾訪問過寧夏的一個旁證。<br> 圖 2023年10月25日劉力群發(fā)給立東他與楊文元2021年在同心縣的合影。 <h3 style="text-align: center;"><b>五，結(jié)語。</b></h3> 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學界對斯諾的研究至今，對于多數(shù)主流研究斯諾的學者們的視線而言，都存在著一個盲點，或為短板、空門。那就是對與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全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一個具有黨史、外交史重要關(guān)聯(lián)的歷史人物外交部招待處處長胡金魁研究的缺失。<br>例如本文所探討的胡金魁與斯諾等三人騎馬的合影照片，位于C位的人物就是胡金魁，足顯胡金魁在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過程中的歷史重要性。此照片長期以來在寧夏同心縣，在西安八辦等其它地方或媒體懸掛、使用，但各地、各媒體對此照片中的人物、拍攝時間、地點等相關(guān)情況都沒有完整、正確的說明文字，以至于這個C位人物外交部招待處長胡金魁名字缺失?？勺C不少主流學者們對胡金魁長期缺乏認識和研究。<br>而如本文正文開始處所列，早在45年前，文物出版社“革命文物”編輯部在立東去信指認此合影照片中C位是胡金魁之后，于1978年9月4日已給胡金魁復(fù)信確認。<br>其實，胡金魁并不是一個神秘的人物，只不過他自己從不提及過往的歷史，所以世人對他知之甚少。<br>但斯諾本人在《紅星照耀中國》一書中，從頭到尾，對于全程陪同他訪問的胡金魁卻有十幾處詳細而精彩的記述。如果細讀斯諾著作，就不難發(fā)現(xiàn)胡金魁在斯諾眼中的形象和在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的全過程起到的重要作用。<br>不過，卻有一位非主流歷史學者，精通斯諾著作，不但研讀甚至抄寫過《紅星照耀中國》，他是世界知名歷史油畫家沈嘉蔚，早在1987年建軍60周年時，創(chuàng)作出與斯諾著作同名的巨幅油畫《紅星照耀中國》，其中準確地刻畫了胡金魁的形象，并在畫中客觀地表現(xiàn)出了胡金魁與斯諾的緊密關(guān)聯(lián)的真實的歷史關(guān)系，胡金魁與斯諾在畫中的重要位置緊密相鄰，比肩而立。此油畫一直由北京中國美術(shù)館收藏。21年后，于2008年，立東見到有關(guān)此畫的電視紀錄片后與沈嘉蔚相識并成為好朋友。<br>此文草稿立東也發(fā)給了沈嘉蔚，得到他的肯定。<br>在歷史研究的學術(shù)層面，立東看重有真才實學，腳踏實地認真研究問題的人。<br> 圖 2010年沈嘉蔚創(chuàng)作的《紅星照耀中國》油畫的變體畫。畫中手扶小紅軍的是胡金魁，手持照相機的是斯諾。 還有一位是上海復(fù)旦大學教授朱鴻召，不但一直關(guān)注立東的研究，而且長期以來在各方面給予了立東許多寶貴幫助，并一直鼓勵立東盡快寫出老爹胡金魁的傳記。 慶幸的是，在此文的撰寫過程中，不請自來了一位資深記者劉力群，短短幾天的交往，我們互相有了巨量的信息交流，所言，都直切問題的實質(zhì)或要害，得助甚大。我們都已沒有時間過多廢話。立東實有相見恨晚之感。<br>從1978年開始，從青絲到白頭，立東埋頭潛心研究老爹胡金魁一生的歷史，直至最近發(fā)表了幾篇有關(guān)老爹胡金魁接待并全程陪同斯諾首次訪問陜甘寧紅軍時期的有關(guān)文章，引起了學界的注意，感到欣慰。<br>不惟上，不惟親，不惟己，只惟客觀事實，自始至終秉持這個原則，相信研究所得，經(jīng)得起歷史的檢驗和辯駁。<br>希望以文邀會各路神仙，一起掀開更多的歷史帳幕，為后人留下更多客觀真實的歷史精彩。<br><br>附：《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劉版和盧版<br><br>一，劉版：<br>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br>——訪海軍副政委盧仁燦同志<br><br>本刊特約記者劉力群<br><br> 四十五年過去了，他是否還清晰地記得當年代表紅軍向斯諾贈送戰(zhàn)馬的往事呢?當我走進海軍副政委盧仁燦同志的辦公室里時，心中這么愁著。為了勾起這位老紅軍戰(zhàn)士對往事的回憶，我拿出一封1936年8月19日紅軍四師全體指戰(zhàn)員寫給斯諾、馬海德的信，這封信的前兩段是這樣寫的：<br> 親愛的美國同志：<br> 我們?nèi)w聽到你們來到蘇維埃區(qū)域的消息非常的興奮，熱烈的希望你們能來我們駐地參觀，可是因時間關(guān)系不允許了，茲特派盧仁燦同志等前來歡迎，藉表示我們的熱烈興奮的情緒。<br> 我們現(xiàn)處在經(jīng)濟極落后的區(qū)域，找不到什么好的東西送給你們，茲送上乘馬二匹以作永久的紀念，這是不久以前在勝利的戰(zhàn)斗中繳到馬鴻賓部的。<br> 這封信是中國革命博物館最近在籌備“斯諾與中國”的展覽中，從我國前駐瑞士大使陳志方同志那里征集來的。埃德加·斯諾自1936年夏直到1972年逝世，在輾轉(zhuǎn)奔波、縱橫馳騁的生涯中，一直保存著這封信。為了表達他對中國紅軍的懷念，斯諾夫人洛伊斯·惠勒后來將這封信的影印件贈給了陳志方大使。<br> 讀完這封用毛筆工整書寫，由師長李天佑、政委黃克誠、政治部主任舒同簽署的信，盧副政委激動不已。象征友誼的信件歷經(jīng)數(shù)十年被保存下來了，友誼的記憶也深深地銘刻在這位老紅軍戰(zhàn)士的心中。他想起來了，他沒有忘掉四十五年前給斯諾送戰(zhàn)馬的往事。“真沒想到啊，斯諾先生還一直保存著這封信!是的，是我代表紅四師去給斯諾、馬海德送信和戰(zhàn)馬的。那時，我二十一歲，在師政治部抗日戰(zhàn)線科當科長……”盧副政委開始了探情的回憶。<br> 紅四師當時屬于紅一軍團，長征到達陜北后，于1936年2月開始東征，5月從山西回到陜北，經(jīng)過稍事休整，又開始西征，到了隴東地區(qū)。7、8月間，四師在甘肅環(huán)縣的曲子鎮(zhèn)與馬鴻賓的騎兵接連打了幾仗，繳獲了大量槍支彈藥，還有一百多匹乘馬。8月中旬的一天。軍團部通知在寧夏固原以北地區(qū)的四師師部，說有兩位美國朋友冒險從白區(qū)來到蘇區(qū)進行考察，并到西征前線參觀訪問，紅軍前敵指揮部準備在豫旺堡開大會歡迎他們，各師團都要派代表參加。聽到這個消息，四師領(lǐng)導(dǎo)都非常高興，立即決定從所屬各團中選派十幾名經(jīng)過長征的干部、戰(zhàn)士，由盧仁燦同志帶隊代表全師指戰(zhàn)員去參加歡迎大會。<br> 總不能空著手去吧!師首長為此進行了縝密的研究，反復(fù)地討論。他們想，美國朋友冒那么大的風險來到蘇區(qū)，又到了前線，這說明他們對中國人民和紅軍的態(tài)度是極其友好的，是同情中國革命的，他們回去后，一定會客觀地向全中國、全世界反映蘇區(qū)和紅軍的情況。蘇區(qū)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為了美國朋友旅行方便，送給他們兩匹戰(zhàn)馬， 無疑是最理想的禮品。根據(jù)師首長他決定，戰(zhàn)士們精心地從繳獲馬鴻賓部的戰(zhàn)馬中挑選了兩匹上乘的黑色駿馬，配上兩副好鞍子，師部秘書很快寫就了一封慰問信。<br> 盧副政委說：“正像那封信中說的，我和大伙當時的心情真是無比的興奮。我們牽著馬從駐地出發(fā)，經(jīng)過兩天的時間，行程百多里到達豫旺堡，把戰(zhàn)馬和慰問信交給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同志。第二天，紅軍前敵指揮部和紅一、十五軍團指戰(zhàn)員召開了歡迎美國朋友的大會。彭德懷、聶榮臻、左權(quán)、朱瑞等同志都出席了大會。當我被介紹給那兩位美國朋友時，我高興極了。這時我才知道，他們一位是記者，叫埃德加·斯諾，一位是醫(yī)生，叫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這是我第二次見外國人，在此之前只見過德國顧問李德，見了面卻不敢說話。這次我對斯諾和馬海德說，我是受紅四師委托來給你們送戰(zhàn)馬的。斯諾用不太熟練的中國話連聲說‘謝謝！’并通過翻譯反復(fù)向我表示感謝。我代表師首長邀請他去四師參觀訪問，他說只要有時間就一定去。在歡迎大會上，一軍團的戰(zhàn)士表演了隊列、刺殺、射擊等軍事科目，十五軍團的騎兵還表演了馬術(shù)劈刀。斯諾將這些都一一攝人照相機和電影攝影機。會后，斯諾和馬海德高興地騎上我們贈送的戰(zhàn)馬繞場跑了幾圈。看著他們矯健的騎姿，大伙都嘖嘖稱贊說：‘嘿!他們還真有本事！’”<br> 盧副政委說得有聲有色。我仿佛看到斯諾躍馬飛奔的身影，聽見了馬蹄嗒嗒的響聲。我告訴盧副政委，斯諾沒來蘇區(qū)之前就會騎馬，他在北京時經(jīng)常和海倫·斯諾騎著馬在京郊的原野上馳騁。<br> “第二天，斯諾和馬海德參加了一個連以上干部會，彭德懷同志在會上講了話，斯諾也講了話。他問了我們許多問題，對紅軍的兩萬五千里長征表示欽佩，對紅軍旺盛的斗志和嚴明的紀律表示贊揚。從豫旺堡回到四師，我向師首長作了匯報。當我說到美國朋友在歡迎大會上騎著我們贈送的戰(zhàn)馬飛奔的情況時，大家都相顧而笑，都為美國朋友不畏道遠來蘇區(qū)訪問感到高興，也為四師贈送的戰(zhàn)馬感到自豪。聽完我的匯報，師長表示非常希望美國朋友能到四師訪問。遺憾的是，因時間關(guān)系，他們沒有能夠來?！?lt;br> 說到這里，盧副政委提了一個問題，他說在我來之前，他又翻了一下《西行漫記》，怎么沒見提到這次歡迎會以及紅四師向斯諾贈送戰(zhàn)馬的事呢?我告訴他，斯諾1957年還寫了一本書，叫《紅色中國雜記》，里面有一篇他1936年8月26日寫的日記：“早晨，我與彭德懷、李富春等人一起吃過早飯，于7點半離開豫旺堡。這以前，紅一師曾贈送我一匹從馬鴻賓部繳來的小黑馬。乘著這匹良駒，我馳過平坦得好似桌面的原野……?！苯又矣帜贸鏊怪Z夫人洛伊斯·惠勒最近編輯出版的大型歷史圖冊《埃德加·斯諾眼中的中國》，翻到斯諾騎在一匹蒙古馬上的照片讓盧副政委辨認。“是啰，就是這匹馬！”他笑了，我也笑了。我隨同這位老紅軍翻看著斯諾記下的一頁頁歷史篇章，看著他拍攝的一張張歷史照片，心中油然升起對這位辛勤而友好的記者的敬意。他或許不知道他在匆忙之中將“紅四師”誤寫成“紅一師”，可是他留給我們的，卻是不能用“四”或“一”來計算的無價之寶!<br>斯諾先生離開我們整整十年了。老一輩的革命家不會忘記，青年一代不會忘記，我們的子子孫孫也將會記住，在中國革命最艱難的歲月里，曾經(jīng)有那么一位美國記者，他穿著淺灰色的紅軍軍裝，騎著黑色的戰(zhàn)馬，不畏艱險，考察了中國革命的搖籃，首次向全世界作了真切、動人、熱情的報告。<br><br>原載《時代的報告》，1982年第2期<br><br> 二，盧版：<br>盧仁燦將軍回憶文章：<br>《我給斯諾送戰(zhàn)馬》<br>時間: 2023-07-20 <br>作者: 盧仁燦 <br>來源: 中旗網(wǎng) <br><br>今天是著名國際友人埃德加·斯諾先生誕辰118周年紀念日，特在此轉(zhuǎn)發(fā)我父親(盧仁燦將軍）的一篇記載了他與斯諾先生一段交往的回憶文章，以紀念這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紀念那些為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的老前輩?。ūR曉清、盧曉渤、盧曉濱）<br><br>我 給 斯 諾 送 戰(zhàn) 馬<br><br>盧仁燦<br><br>在紀念斯諾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時候（立東注：時為1982年。是年老爹胡金魁辭世。立東遲了41年才看到盧將軍寫的回憶文章。），我接受過一位記者的采訪，他拿出了1936年8月19日紅軍第四師全體指戰(zhàn)員寫給斯諾、馬海德的一封信，信里是這樣寫的： <br><br>親愛的美國同志：我們?nèi)w聽到你們來到蘇維埃區(qū)域的消息非常地興奮，熱烈地希望你們能來我們駐地參觀?？墒且驎r間關(guān)系不允許了，茲特派盧仁燦同志等前來歡迎，借（此）表示我們熱烈興奮的情緒！<br><br>我們現(xiàn)處在經(jīng)濟極落后的區(qū)域，找不到什么好的東西送給你們，茲送上乘馬二匹以作永久的紀念，這是不久以前在勝利的戰(zhàn)斗中繳獲到的馬鴻賓部的。<br><br>同志們！過去國際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人民因隔我們太遠和帝國主義的反動宣傳，對中國人民紅軍的斗爭的內(nèi)容，多少有些懷疑與誤會，我們要求你們將我們的斗爭內(nèi)容與實際表現(xiàn)傳播給國際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人民，以消釋他們的懷疑與誤會。<br><br>中國人民紅軍斗爭的歷史證實，國際帝國主義是在用一切力量（精神的、物質(zhì)的）幫助著中國的反革命鎮(zhèn)壓中國革命與進攻中國人民紅軍，因此，我們要求你們號召國際特別是美國的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人民，在我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斗爭中給予同情與援助，首先反對美帝國主義用金錢和軍火接濟中國的反革命！<br><br>中國已成為國際帝國主義挽救危亡的最后支柱，中國人民的革命勝利，就是國際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勝利，也就是美國無產(chǎn)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勝利！<br><br>我們高呼：<br><br>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與被壓迫民族聯(lián)合起來！<br><br>中美無產(chǎn)階級與勞動人民聯(lián)合起來！<br><br>為推翻國際帝國主義與實現(xiàn)全世界蘇維埃聯(lián)合而斗爭！<br><br>中美無產(chǎn)階級與勞動人民解放萬歲！<br><br>并致共產(chǎn)主義的敬禮！<br><br> 記者告訴我，這封信是中國革命博物館在籌備“斯諾與中國”的展覽中，從我國前駐瑞士大使陳志方同志那里征集到的。 1979年北京叁聯(lián)書店出版的《西行漫記》（左）與201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紅星照耀中國》。 《紅星照耀中國》插圖。斯諾騎著那匹黑馬（右）和胡金魁（中）、李長林叁人一起騎馬的合影。 埃德加·斯諾先生在輾轉(zhuǎn)奔波、縱橫馳騁的幾十年生涯中，一直保存著兩封與中國革命有關(guān)的信件。這是其中一封，還有一封是毛澤東同志給他寫的親筆信。為了表達斯諾先生對中國紅軍的懷念，斯諾夫人洛伊斯·惠勒后來將這封信的影印件贈給了陳志方大使。 聽了記者的話，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靜！當年代表紅軍第四師給斯諾、馬海德送信和戰(zhàn)馬的往事，即刻又浮現(xiàn)在眼前。 盧仁燦將軍 1936年8月中旬的一天，師里接到軍團首長的通知，說有兩位美國朋友歷盡艱險從白區(qū)來到了蘇區(qū)進行考察，現(xiàn)在又來西征前線訪問，紅軍西方野戰(zhàn)軍指揮部準備在豫旺堡召開大會歡迎他們。四師因駐地環(huán)縣毛居井離會場太遠，只能派出代表參加。接到通知，師首長立即決定從每個連和師、團直屬單位各選派一名經(jīng)過長征的同志，由我?guī)ш牬砣珟熤笐?zhàn)員去參加歡迎大會。那時，剛滿二十歲的我在師政治部抗日統(tǒng)一戰(zhàn)線科當科長。<br><br>總不能空著手去吧！師首長為此進行了反復(fù)地討論、認真地研究。大家都說：美國朋友冒那么大的風險來到蘇區(qū)，又到了西征前線，說明他們是同情中國革命的，對中國人民和紅軍的態(tài)度也是友好的，他們回去后，一定會客觀地向全中國、全世界反映蘇區(qū)和紅軍的真實情況。蘇區(qū)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為了幫助美國朋友的考察活動，送給他們兩匹戰(zhàn)馬，無疑是最理想的禮品。<br><br>根據(jù)師首長的決定，戰(zhàn)士們從繳獲馬鴻賓部的戰(zhàn)馬中精心挑選了兩匹上乘的黑色駿馬，配上兩副好鞍子，并且很快寫好了一封表達全師指戰(zhàn)員心意的慰問信。<br> 戰(zhàn)爭年代的盧仁燦同志 能夠作為全師官兵的代表，為國際友人送禮，我深感光榮。那天，我們一早牽著戰(zhàn)馬從駐地出發(fā)，趕了八九十里路，直到傍晚才到達豫旺堡。當時的軍團政治部主任朱瑞接見了我們，他聽了我們匯報，看了我們帶給美國朋友的信，非常高興。<br><br>第二天下午，紅軍西方野戰(zhàn)軍司令部、政治部在豫旺堡西南的南峁召開了歡迎美國朋友的大會。彭德懷、李富春、劉曉、聶榮臻、左權(quán)、朱瑞等領(lǐng)導(dǎo)同志悉數(shù)出席，紅一軍團、紅十五軍團都有部隊參加。當?shù)鼗貪h人民參加大會的約有一千多人，許多人是聽到紅軍開大會歡迎“洋人”，從很遠的地方趕來的。<br><br>大會開始前，朱瑞主任把我介紹給兩位美國朋友，這時我才知道，他們中一位是記者、作家，叫埃德加·斯諾；一位是醫(yī)生，叫喬治·海德姆（即馬海德）。他們微笑著同我握手，雖然語言不通，但感覺十分友好。這是我第二次見到外國人，在此之前我只見過在第五次反“圍剿”時共產(chǎn)國際派來的顧問李德，是個德國人。那個“洋人”面孔有點“冷”，遇到他，我總是遠遠躲開。這次的兩位“洋人”雖然頭一回見面，卻挺親切。我對斯諾和馬海德說：“我是受紅四師首長和全體指戰(zhàn)員的委托來歡迎你們的。”斯諾接過我交給他們的信和戰(zhàn)馬，非常高興地用不熟練的中國話連聲說“謝謝，謝謝”。我們還按師首長的授意，邀請他們到紅四師參觀訪問，斯諾也通過翻譯應(yīng)諾：只要有時間就一定去。<br><br>紅軍西方野戰(zhàn)軍政治部主任劉曉宣布了大會的開始，彭德懷司令員致歡迎詞。當他說到“我們熱烈地歡迎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時，全場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和鑼鼓聲。接著，斯諾也在熱烈的掌聲中作了簡短的講話，對受到的熱烈歡迎表示感謝，對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表示敬佩，并高度贊揚了紅軍旺盛的斗志和嚴明的紀律。<br><br>講話后，騎兵部隊整齊地通過臨時用木板搭成的主席臺，表演了馬術(shù)、隱身術(shù)和噼刀。步兵也表演了隊列動作、刺殺和連進攻演習。斯諾高興得很，把這一切都一一攝入照像機和攝像機。表演結(jié)束后，斯諾和馬海德饒有興趣地騎上我們贈送的黑色駿馬繞場跑了幾圈。<br><br>從豫旺堡回到四師，我向師首長作了詳細匯報。當我說到美國朋友在歡迎會上騎著我們贈送的戰(zhàn)馬飛奔的情況時，大家都很興奮。遺憾的是，因為時間關(guān)系，兩位外國朋友終究未能到我們四師來看看。<br><br>后來，我有幸閱讀《西行漫記》，可是里邊沒有寫這次歡迎會以及紅四師向斯諾贈送戰(zhàn)馬的事。但我在斯諾1957年寫的《紅色中國雜記》里，看到了他1936年8月26日寫的日記：“早晨我與彭德懷、李富春等人一起吃過早飯，于七點半離開豫旺堡。這以前，紅一師贈送我一匹從馬鴻賓部繳來的小黑馬。乘著這匹良駒，我馳過平坦得好似桌面的原野……”。那次，記者又拿出了一本由斯諾夫人洛伊斯·惠勒編輯出版的大型歷史圖冊《埃德加·斯諾眼中的中國》，在這本畫冊上我也看到了斯諾騎在馬上的照片。是的，就是這匹戰(zhàn)馬??！那一刻，我彷佛看到當年斯諾躍馬飛奔的身影，聽到黑駿馬嗒嗒的踏地蹄聲?？粗@張歷史照片，看著斯諾親筆記下的歷史篇章，心中油然升起對這位友好的外國記者的敬意。他或許不知道他匆忙之中把“紅四師”誤寫成“紅一師”，可是他留給我們的卻是不能用“四”或“一”來計算的無價之寶。<br><br>斯諾先生離開我們已經(jīng)多年了。但是，老一輩的革命家不會忘記，青年一代也不會忘記，我們的子子孫孫也將會記住，在中國革命最艱險的歲月里，曾經(jīng)有那么一位美國記者，他穿著淺灰色的紅軍軍裝，騎著黑色的戰(zhàn)馬，不畏千難萬險，考察了中國革命的搖籃，首次將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紅軍的壯舉向全世界作了真實的、熱情洋溢的報告。<br><br>我永遠懷念令人尊敬的美國朋友埃德加·斯諾！<br><br>（盧仁燦同志親屬供圖）<br><br>【責編：中旗網(wǎng)張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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