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山里人家》是劉向東老師歷時多年創(chuàng)作的一部長篇小說。小說藝術地再現(xiàn)了陜北地區(qū)廟臺村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長達50多年的歷史變遷。本人數(shù)讀書稿，深感這是一部具有較強現(xiàn)實意義的堪稱史詩般的小說。</p> <p class="ql-block"> <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首先，這是一部中國農村變遷史的縮影。</b>小說通過對陜北地區(qū)廟臺村三代人曲折命運的描寫，深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以及改革開放事業(yè)給陜北地區(qū)廟臺村廣大農民個人命運帶來的巨大影響。其中，既有對新中國成立給廣大農民帶來翻身得解放的巨大喜悅的由衷贊頌，也有對某些政治運動給廣大農民帶來物質貧困與精神創(chuàng)傷的“實話實說”，還有對改革開放給廣大農民物質文化生活帶來可喜變化的熱情謳歌。不僅如此，小說還對同一時代背景下，陜北地區(qū)廟臺村不同人所持的不同態(tài)度、所作的不同抉擇和所采取的不同行為作了詳盡的描寫，從而使陜北地區(qū)廟臺村的村史更加飽滿，人物更加鮮活和充滿多樣性。無疑，小說用藝術化手法敘寫的陜北地區(qū)廟臺村的歷史變遷，正是20世紀30年代中期至80年代末期我國農村變遷史的一個縮影。</p> <p class="ql-block"> <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其次，這是一部意涵豐富的正能量小說。</b><span style="color:rgb(1, 1, 1);">與多數(shù)小說對歷史敏感話題采取回避的態(tài)度不同。</span>《山里人家》用大量篇幅正面描寫了人民公社化運動、十年文革等政治運動給陜北地區(qū)廟臺村人民帶來的種種苦難。無疑，這種敢于直面歷史的態(tài)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是令人由衷欽佩的。畢竟，歷史不容忘卻。但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作者對上述運動的描寫和所持立場，不僅是客觀的，也是完全符合黨的《歷史決議》的，不存在丑化歷史、離經叛道的問題。不僅如此，作者借用主人翁的話，對上述運動存在的主要弊端所作的剖析，特別發(fā)人深思，令人折服。比如，關于初級社并高級社，小說寫道:“一搭里干活，干多干少都是十個工分，誰還肯多干?！薄熬拖袢思掖罅κ坷钫琢家淮伪扯嗬溩?，有的人連十捆都不背，憑啥和人家掙一樣的工分?！薄斑@樣混在一搭里干活，把勤快人也混成懶漢了?！痹俦热珀P于“吃食堂”，小說寫道：“干部說辦大食堂是為了多快好省，解放勞動力，現(xiàn)在把咱這么多人纏在一起，一整天光做飯了，還咋勞動？”“現(xiàn)在吃一頓飯比過個紅白喜事都費事，真浪費時間！”“關鍵是飯也難做，人多嘴雜，口味不一?！薄袄显捳f‘一家十來口，七嘴八舌頭，你要吃豬肉，他要喝燒酒?！螞r這全村二百多人在一搭里吃飯口味咋能得滿意?！薄坝械娜松挝鐝纳缴匣貋沓缘蔑栵柕?，回家睡一覺又來吃?！薄罢者@個吃法，這糧食恐怕也吃不了多長時間?！敝劣谖母锲陂g頻繁開展的政治運動，給生產所造成的巨大沖擊，小說更是作了淋漓盡致的描寫……諸如此類的描寫，充分說明了世道必須與人心相適應、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相適應、政策必須與國情相適應的深刻道理。而這些道理不僅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至今也具有著極強的警示意義。這就是，我國決不能重走封閉僵化的傳統(tǒng)計劃經濟老路。此外，小說對新中國的成立以及改革開放等給陜北地區(qū)廟臺村人民群眾帶來的可喜變化的描寫同樣符合實際，且富有正能量。比如，在提及新中國成立時，小說寫道：“不久全國大解放，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也給山村帶來新氣象。人們在和平、民主、平等、自由的環(huán)境下過自己的日子，欣然學習新文化，接受新思想，積極參與和支援國家的各項建設，全國上下都呈現(xiàn)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景象?！敝劣诟母镩_放給陜北地區(qū)廟臺村帶來的可喜變化，小說同樣娓娓道來：比如，高考恢復，農村改革，地主成份取消，李兆良等冤假錯案平反，農民脫貧，解決溫飽；李俊良等有手藝的，外出做活，發(fā)家致富；頭腦靈活的趙萬軍、王永強當了企業(yè)家；李學東考上了醫(yī)科大學，到市醫(yī)院工作，等等。這些事實雄辯地說明，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開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國唯一正確的道路。</p> <p class="ql-block"> <b style="color:rgb(22, 126, 251);">再次，這是一部具有較高藝術水準的文學作品。</b>一是作者較好地使用了現(xiàn)實主義的寫作方法。不言而喻，一名優(yōu)秀的作家應該是時代的忠實記錄者，但作家畢竟不同于史學家，虛構應該是作家的基本功。而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現(xiàn)實主義作家，即使虛構，也要虛構得實事求是。對此，該書作者無疑做到了。小說中，作者不僅對長達數(shù)十年的歷史脈絡敘述得十分清晰和準確，而且所虛構的一個個故事讓人讀后有一種真人真事的感覺，這點著實不易。二是小說塑造了眾多色彩鮮明、性格各異、命運不同的農村人物和鄉(xiāng)鎮(zhèn)干部形象。比如追隨劉志丹鬧革命、受傷回家后不辭辛勞養(yǎng)兒育女、望子成龍的老紅軍李培富，擁有木匠手藝、當過大隊會計、為人正直、勤勞肯干、有家庭責任感和良好社會口碑的優(yōu)秀農民代表李俊良，聰明、賢惠、善良、多病、英年早逝的好媳婦閆玉蓮，英俊瀟灑、聰明伶俐、多才多藝、參加過武斗、當過民辦教師、因被定性為“蛻化變質分子”而喪失大好前程的農村知識青年李萬良，有上進心、愛學習、不負眾望考取大學生并最終成長為一名優(yōu)秀醫(yī)生的新一代農村青年李學東，極左路線的執(zhí)行者、逛鬼、當過高級社社長、大隊主任和文革造反司令的反面農民代表王延軍，以及李兆良、張忠文、趙萬軍、桂花、小紅鞋、紅艷艷、王永強、李三寶、胡社長、周國盛、王典、馬部長等。這些人物形象對于出生于上世紀60年代陜北農村的我，頗有似曾相識、倍感親切、如在眼前的感覺。限于篇幅，恕不逐一介紹了。三是小說用一個個生動的故事道出了世事的多變、人性的復雜和人情的冷暖，贊揚了真善美，鞭撻了假丑惡。四是小說具有濃郁的地方文化氣息。比如在內容上，小說對陜北農村長期盛行的弟兄分家、賭咒、抬神樓、算命、賭博、叫魂、過紅白喜事等都有十分細致的描寫；在語言上，小說在盡量避免使用外地讀者聽不懂的陜北方言的前提下，比較多地使用了陜北民歌、順口溜和陜北俗語，從而大大增加了小說的可讀性和趣味性。比如，小說開始和結尾分別使用了歌頌紅軍和劉志丹的陜北民歌《當紅軍的哥哥回來了》和《陜北出了個劉志丹》；小說人物鏈子嘴李寶子編的順口溜“人民公社就是好，食堂頓頓吃得飽。早起白饃晌午糕，晚上還用剁面刀”，等等；以及俗語“蕎麥三棱麥子尖，十里鄉(xiāng)俗不一般”、“偏大向小，剛苦了二小”“會怨的怨自己，不會怨的怨別人”等。五是小說文風樸實，文字優(yōu)美，極富畫面感。僅舉作者對陜北初冬天氣的描寫為例：“農歷十月的陽光無精打采地灑落在光禿禿、白晃晃的山頭上。黃塵夾雜著草木的枯葉隨風在天空漂蕩，羊群在剛收割過的莊稼地里竄來竄去地尋找著可吃的殘枝敗葉。村子周圍的樹木已經被砍光了，沒有多少草木的溝壑里到處裸露著高低不等、新舊不同的大樹茬子?！绷堑箶⑹址ㄊ褂玫锰貏e巧妙。比如作者在描寫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廟臺村時，直接從大躍進和吃食堂開始，而對該村開展的合作化運動則采取了回憶的方式加以敘述；另外，對李趙兩大家族、趙王兩大家族的歷史淵源，統(tǒng)統(tǒng)采取了倒敘的方式，而沒有按照歷史順序與邏輯順序一致的原則進行描寫。七是小說做到了首尾呼應。小說從李培富年輕時追隨劉志丹鬧革命受傷回村開始寫起，到政府給晚年的李培富落實老紅軍待遇、李培富經常在村頭給群眾講劉志丹的故事結束。</p> <p class="ql-block"> 毋庸諱言，像大部分文學作品一樣，這部小說也存在著明顯的不足之處，比如：體量還可以更大一些，因為寫一個村莊數(shù)十年的歷史變遷，沒有數(shù)十萬字的支撐，是很難達到最佳效果的；再如：有些重要人物比如李兆良、好駐村干部王典的形象塑造著筆過少，難以立起來；此外，女性角色小紅鞋、紅艷艷、齊小蘭等，過于注重生活作風的描寫，而對其復雜的性格、多彩的生活、不同的命運刻畫得不多，致使人物形象不夠豐滿等。但瑕不掩瑜，上述不足，絕不影響這部小說獨特的魅力和自帶的光芒。</p> <p class="ql-block"> 該書作者劉向東老師長期在延安大學附屬中學擔任語文教師，后調入延安大學圖書館擔任圖書館員，5年前光榮退休。作為一名退休的老同志，劉老師本可以像大多數(shù)老年人一樣，頤養(yǎng)天年，含飴弄孫。但劉老師沒有這樣，而是繼續(xù)堅持讀書寫作，終于創(chuàng)作了這部凝結著自己大量心血和深厚情感的長篇小說，實數(shù)難能可貴，確實可喜可賀！值此之際，本人作為一名遲到的文學愛好者，特寫上如上的話，以表達本人對劉老師的由衷敬意之情。希望劉老師再接再厲，繼續(xù)在文學領域取得更大的成績。</p> <p class="ql-block"> 作者:徐長玉，陜西省志丹縣人，延安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該文2023年6月8日寫于延安新區(qū)為民中心政協(xié)樓325室，9日修改于家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