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爾諾獲獎演說

蓮湖.紅廟坡

2022諾獎得主安妮·埃爾諾獲獎演說：女性作家的聲音，為更好的世界許下承諾 12月6日—12日，今年諾獎在瑞典學院開啟為期一周的頒獎典禮活動。當?shù)貢r間12月7日，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安妮·埃爾諾現(xiàn)場以法語發(fā)表了題為《寫作中，沒有任何選擇是不言而喻的》的獲獎演說。在演講中，埃爾諾討論了她曾經(jīng)在一系列寫作中為女性寫下的承諾、為何采取平淡而克制的第一人稱敘述，以及女性作家在文學領(lǐng)域應(yīng)起到的作用。 “在寫作中，沒有任何選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不再說父輩語言的移民群體、那些改變自身語言習慣逃離過去階層的群體，使用著其他語言來思考和表達自己，他們面臨著額外的障礙。并且進退兩難?！?lt;/p> 就在演講前一天，埃爾諾也接受了法新社的專訪，她表示獲得諾獎更想獻給“所有受苦的人——那些因這樣或那樣的統(tǒng)治、種族主義以及一切形式的不平等而受苦的人，以及所有那些奮斗著卻不被認可的人”。她也補充表示，雖然自己并不期待獲獎，但這個獎項激發(fā)了她寫作的欲望，“我認為這是一個你可以反思很多事情的時代，對我來說，這當然意味著把它們寫下來?！?lt;/p> 在參加諾獎周的新聞發(fā)布會上，她也犀利指出，當下女性“長期以來接受了我認為絕對不能接受和無法忍受的情況”，她補充表示，“如果男性不了解他們的身體、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行為方式，女性就不會得到真正的解放?！憋@然，這也指向了諾獎歷史上，她的獲獎僅僅是17位女性中的一位，也是第一位法國女作家獲獎。 這些觀點都在后來演講中獲得了進一步展開。演講文本全文在諾獎官網(wǎng)上發(fā)布（對全世界媒體開放發(fā)表許可），英文版由艾莉森·斯特雷爾（Alison L. Strayer）翻譯，本報記者對主要內(nèi)容編譯分享給讀者。 寫作中，沒有任何選擇是不言而喻的 從哪里開始談呢?我長久看著一張白紙，問過自己幾十遍這個問題了。就像我曾經(jīng)需要找到唯一的那一句話，讓我開啟新書的寫作，一舉消除所有的顧慮——就像一把鑰匙。今天，當我再次面對這種情況時，最初的茫然已經(jīng)過去了——“這真的是發(fā)生在我身上嗎?”——我的想象力以一種逐漸使自己恐懼的方式表現(xiàn)出來，我被同樣的需要所壓倒。我需要找到一句能給我自由和堅定的話，讓今晚受邀前來此處的自己，能夠毫不顫抖地表達出來。 為了找到這句話，我不用去太遠的地方尋找，現(xiàn)在它瞬間就出現(xiàn)了。它就像寶石一般耀眼，無可辯駁。六十年前，我在日記里就寫下，“我將寫作，為我的人民復仇?！彼魬?yīng)了詩人蘭波的吶喊：“我永遠都是一個劣等種族?！蹦悄晡叶q，在一所省級學院學習文學，同學大多是當?shù)馗辉ｋA層的孩子。我曾驕傲而天真地相信，寫書，成為一名作家，是為了那些沒有土地的工人、工廠工人和窮困的店主，這些人因舉止、口音和缺乏教育而受到其他階層的鄙視，寫作足以糾正所有與社會階層有關(guān)的不公。我以為，憑借一個人的勝利就可以消除幾個世紀以來的不平等現(xiàn)象，這是當年在學校里我的學業(yè)成就給自己培養(yǎng)出來的一種幻覺。我的個人成就怎么能彌補我所遭受的羞辱和冒犯呢?過去，我總是給自己找些借口，躲避問自己這個問題。 從我讀書起，書籍就是我的伴侶，閱讀是我課余的天然行為，這種嗜好是我的母親培養(yǎng)出來的。比起縫紉和編織，她更喜歡讓我讀書。書籍的昂貴價格，以及學校里人們對它們的懷疑，使得它們更受我歡迎?！短眉X德》《格列佛游記》《簡·愛》《格林童話》《安徒生童話》《大衛(wèi)·科波菲爾》《飄》，以及后來的《悲慘世界》《憤怒的葡萄》《惡心》《異鄉(xiāng)人》等等，能夠決定我讀什么書的只能是機緣，而不是學校的安排。 之后通過選擇文學研究，我選擇留在文學里，文學對我已經(jīng)成為最有價值的東西，甚至是一種生活方式，我得以把自己投射到福樓拜或者弗吉尼亞·伍爾夫的小說中，并真正地活在其中。文學是一片大陸，我不自覺地把它置于我所處社會環(huán)境的對面，在我看來，寫作意味著它擁有改變現(xiàn)實的可能性。 絕非因為我的第一部小說被兩三個出版商拒絕——這部小說唯一的優(yōu)點就是試圖找到一種新的表現(xiàn)形式——而壓制了我的欲望和驕傲。在一個角色被性別界定、避孕被禁止、終止妊娠被視為犯罪的時代里，人們強烈地感受到女性和男性存在著巨大差異。當時，我結(jié)婚有了兩個孩子，也有一個教師的工作，承擔著家庭事務(wù)的全部責任，似乎每天我都在離寫作和為同胞復仇的承諾越來越遠。我讀到了卡夫卡《審判》中的寓言“法律面前”，就像看到了自己命運的模樣：在沒有進入為我量身定做的大門的情況下倒下。 但這是沒有考慮到個人和歷史背景的。后來，我的父親在我回家度假的三天后就去世了，當時我的教職工作是教和我自己背景相似的工人階級學生，但世界各地的動蕩變化把我?guī)Щ匚蚁胍私獾氖澜缰?，遠方似乎有接近我的“人民”的道路，這讓我的寫作欲望具有了一種隱秘而絕對的緊迫性，不再是20多歲時那種虛幻的“無所事事”，而是要深入挖掘被壓抑的記憶中無法言說的東西，讓全世界了解我的同胞是如何生活的。寫作是為了了解那些使我與自己的本源逐漸疏遠的內(nèi)在和外在的原因。 在寫作中，沒有任何選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那些不再說父輩語言的移民群體、那些改變自身語言習慣逃離過去階層的群體，使用著其他語言來思考和表達自己，他們面臨著額外的障礙。并且進退兩難。他們確實感到很困難，甚至不可能用他們所掌握的主流語言去寫作，盡管他們已經(jīng)熟悉了這種語言，甚至能夠在文學作品中欣賞這種語言，那些由描述日常生活、工作和社會地位的感覺和詞匯組成的文本的“第一世界”。一方面是他們用來給事物命名的語言，帶著殘忍和沉默，例如作家阿爾貝·加繆那篇非常優(yōu)美的文章《在“是”與“否”之間》中，一位母親和一個兒子之間的親密交流。另一方面是受人欽佩的內(nèi)化的作品的典范，這些作品使“第一世界”開放，他們?yōu)樽约旱奶嵘械礁屑?，他們有時甚至認為這里是他們真正的家園。對我而言他們包括福樓拜、普魯斯特、弗吉尼亞·伍爾夫這樣的作家。雖然，當我重新開始寫作時，沒有一個人對我有任何幫助。我必須打破“寫得好”和漂亮的句子——正是我教我的學生們寫的那種——來根除、展示和理解貫穿我內(nèi)心的裂痕。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的是一種表達憤怒和嘲笑，甚至粗俗喧囂的語言，一種過度的、反叛的語言，經(jīng)常由被羞辱者和被冒犯者使用，作為他們對曾經(jīng)經(jīng)受蔑視記憶的唯一反應(yīng)。 很快，這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以至于我無法想象有任何其他方式開始——我的社會在我學生時代就已存在的種種裂痕，其中一個就是國家仍然譴責婦女私下墮胎的行為。我想重新審視我女兒的身體將面臨的一切狀況，所以，當時我并沒有意識到，我在1974年出版的第一本書就大致劃下了我寫作的疆域，一個面向社會和女性主義的疆域。從那時起，為我的人民復仇和為我的性別復仇，將是同一件事。 一個人怎么能不反思寫作而僅僅反思生活呢?不去想寫作是否會加強或破壞對存在的公認的事物的表征?在寫作中表達沖擊力和嘲諷，這樣難道不恰好反映了被統(tǒng)治者的態(tài)度嗎?當一些讀者在文化上享有俯視權(quán)力時，他們對書中的人物保持著和現(xiàn)實生活中一樣的威嚴和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因此，為了避免這種凝視，當我講述父親的故事時，我意識到這種凝視是自己無法忍受的。從我的第四本書開始，我決定采用一種中立、客觀的寫作方式，“平淡”在這里的意思是既不包含隱喻，也不包含情感的跡象。沖擊力不再直接出現(xiàn)，它需要來自事實本身，而不是寫作技巧。尋找既包含現(xiàn)實本身又包含現(xiàn)實提供的感覺的詞語，成為了我持續(xù)到今天一直關(guān)注的問題，無論我想寫的主題是什么。 我有必要繼續(xù)說“我”。在文學作品中，第一人稱——在大多數(shù)語言中，從我們會說話的那一刻起直到死亡，我們都是通過第一人稱存在的——在提到作者而不是虛構(gòu)的“我”時，通常被認為是自戀的。需要注意的是，“我”，迄今為止依然是貴族們在回憶錄中敘述自身功績的特權(quán)，直到18世紀之后的法國，意味著可以用來成為普通個人故事的主題，正如讓-雅克·盧梭在《懺悔錄》序言中所宣稱的那樣:“沒有人反對，作為一個平民的人，我沒有什么可說的值得讀者注意……無論我生活得多么默默無聞，如果我比國王們思考得更多、更好，我靈魂的故事就比他們的故事更有趣?！?lt;/p> 并不是這種平民的自豪感激勵了我(盡管我曾說過類似的話)，而是渴望使用“我”——一種男性和女性的形式——作為一種探索工具來捕捉感覺：那些被記憶埋葬的感覺，那些從我們周圍的世界隨時隨地不斷給予的感覺。但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講述“我”的生活故事，也不是要讓自己擺脫生活的隱秘，而是要努力破譯一個個鮮活的情景、一件事、一段浪漫的關(guān)系，從而揭示一些只有寫作才能實現(xiàn)的東西，也許還能傳遞給別人真正的意識和記憶。誰能說愛、痛苦、哀悼、羞恥不是普遍存在的呢?維克多·雨果曾寫道:“我們沒有人有幸過著只屬于自己的生活?！钡牵捎谒惺挛锒疾豢杀苊獾匾詡€體的方式存在——“這是發(fā)生在我身上的”——只有當書中的“我”在某種意義上變得透明，作為讀者的“我”開始占據(jù)它時，它們才能以同樣的方式被閱讀。換言之，這個“我”超越了個人體驗而普遍化。 這就是我對寫作許下承諾的構(gòu)想，它不是為某一類讀者寫作，而是從我作為一個女性和遷移者的經(jīng)歷來寫作。從我對自己生活歲月越來越久的記憶中，我源源不斷地提供給別人形象和文字。我在書中許下的承諾，是基于一種已成定數(shù)的信念：一本書仍然有助于改變個人生活，有助于打破忍受和壓抑的孤獨經(jīng)歷，使人們能夠重新想象自己。 今天，我們在女性的反抗中看到了這一點，她們找到了破壞男權(quán)的話語，并站起來反對這種最古老的形式。然而，在這個時代寫作，我仍然想知道女性在文學領(lǐng)域所占的地位究竟如何。她們還沒有獲得書面作品生產(chǎn)者的合法性。在這個世界上，包括西方知識界在內(nèi)的一些男人來說，女人寫的書似乎根本不存在，他們從不引用它們。如今瑞典學院對我作品的認可，是所有女作家希望的象征。 但我不會把文學寫作與我在各類時事和思想方面采取的立場混為一談。我成長為“二戰(zhàn)”后的一代，作家和知識分子將自己定位于政治生活，理所當然地參與到各種社會爭論中。今天，我們不會說，如果他們沒有曾經(jīng)的大聲疾呼并作出承諾，事情是否會有不同的結(jié)果。但在當今世界，信息來源的多樣性和圖像傳播的速度形成了一種冷漠的形式，專注于自己的藝術(shù)成為一種誘惑。與此同時，在歐洲，一種倒退和封閉的意識形態(tài)正在抬頭，這種意識形態(tài)建立在排斥外國人和移民、拋棄經(jīng)濟弱者、漠視女性的基礎(chǔ)上的。對我和所有那些認為人的價值在任何地方都是平等的人來說，需要承擔起警醒的責任。 我被授予了最高的文學榮譽，就像一盞明燈正照耀著我在孤獨和懷疑中進行的寫作和個人研究。這束光并不未讓我轉(zhuǎn)移聚焦。我也不認為授予我諾貝爾文學獎是個人的勝利。在某種意義上，我把它看作是一場集體的勝利，這既不是出于驕傲，也不是出于謙虛。我與那些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希望全人類享有更大的自由、平等和尊嚴的人一樣感到自豪，不論其性別、膚色和文化。我們都希望，與那些為子孫后代著想的人站在一起，避免一個因為少數(shù)人逐利使所有人的生活越來越不宜居的地球。 如果我回顧二十歲時所許下的為人民復仇的承諾，我不能說是否已經(jīng)實現(xiàn)了。正是因為這個來自我的祖輩們、勤勞的人們的承諾，我得到了足夠的力量和憤怒，有了在文學中給他們一席之地的愿望和雄心。他們的聲音，從很早開始就伴隨著我，讓我接觸到世界的其他存在方式，包括想要改變它，把我作為一個女性和一個社會逃離者的聲音銘刻在一個解放的時空里，這是我所理解的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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