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決心去當兵</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的瘧疾治愈較慢，在不斷發(fā)冷發(fā)燒的時候，思想上十分苦悶，當時前方戰(zhàn)事吃緊，水泥廠的產(chǎn)品沒有銷路，工廠停工了。我思前想后不絕有報國無門之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時醫(yī)院里的兩位外國女傳教士對我非常關(guān)心，時常到病床前給我講基督教義，慨括一句話，就是“博愛”！我有些動心，我想如果日本人能講“博愛”，不是就不會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了嗎？很快我就成了 虔誠的基督教徒，并接受了 “洗禮”。</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久，有一位從美國來的傳教士到處傳道。我一連三個星期日跟他去聽講。在第三次演講之后，我寫了 紙條子問他：我們在這里為抗戰(zhàn)中死亡的同胞祈禱，日本的基替教從在教堂作禮拜時，也為我們的死難同胞祈禱嗎？傳教士未能回答我的問題。從此，我對上帝的信仰就成為泡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是為抗戰(zhàn)回國的，現(xiàn)在該怎樣辦呢？想來想去，想到投筆從戎，對，去當兵！國民黨的兵是不能當?shù)?，想起我親眼見到的拉夫情景，就不寒而栗。當時我常看《新華日報》，雖然對共產(chǎn)黨還不了解，但我知道平型關(guān)大捷的消息。它震動了全國，也震動了我的心，我堅信共產(chǎn)黨軍隊是抗戰(zhàn)的，于是決定去當共產(chǎn)黨的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當時還住在重慶水泥廠，我知道我的“保護人”徐宗涑是不會同意我找共產(chǎn)黨的，所以我決定悄悄搬走。誰知有人告密，第二天一早，廠長突然叫我去談話。他見無法改變我的志向，便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還寫了一封信叫我去找南開大學的校長張伯苓，實際上是想讓張伯苓開導我留下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去拜訪了張伯苓，請求他介紹我到延安去。張伯苓就寫了一封信給周恩來和王明。我把一架德國的萊卡照相機賣掉，籌足路費，到了漢口，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記得是吳克堅接待我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說，“你要去延安，必須先到我們的西安辦事處聯(lián)系”。我同意了，他給了我一封介紹信。就這樣我開始走上新的征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初步考驗</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到了西安，我先在離八路軍辦事處有一、二里路的一家小旅館住下來，隨即到辦事處，交上介紹信，還填了一張志愿表。一位秘書讓我一個星期后再去聽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星期后，辦事處讓我寫一寫對父親、家庭的認識。當時我對馬列主義毫無所知，不懂得階級的概念，只說父親是愛國的、勤勞的、同情勞動人民的實業(yè)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之后，我一連去辦事處好幾次，都說“再等幾天”。我呆在小旅店里，心急如焚。小旅店的條件實在太差了，不但房子破爛不堪，臭蟲也讓人受不了，多得難以想象。我不敢用手去捉，只好用兩個銅板去夾死它們?！暗湶粏涡小?，偏偏我又打起“擺子”來了。但是這一切都沒有動搖我去延安的信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一天，辦事處終于找我談話了。那位同志說;“你有抗戰(zhàn)愛國執(zhí)情是值得嘉許的，不過延安生活很苦，不會是你想象的那樣，你得好好考慮考慮?！蔽液敛华q豫地回答：“我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請相信我吧！”</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沒有表態(tài)，卻問我，“吃得下小米飯嗎？”當時我真的不知道小米什么樣，痛快地回答，“一定吃得來。”他還是不表態(tài)，一連串地提問題，一個勁地說延安如何如何艱苦，最后說：“從西安到延安四百里路，你得自己背著行李走去呀，能行嗎？”說實在的，那時我橫下一條心，不管吃多大苦，算是認定了，一定要去延安。未了，他讓我再等三四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第四次談話時，那位同志臉上露出笑容。他帶有歉意地解釋說：延安地區(qū)貧瘠，老百姓很窮，我們經(jīng)費有限，培養(yǎng)一個“抗大”學生，一個月要花十塊錢，錢不多，可來之不易呀!我們不允許不能堅持到底的人去延安。這是實在話，我聽了很感動。最后他告訴我后天拂曉有商車去延安，讓我到時候帶上行李搭車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出發(fā)前一天，我就帶了行李到辦事處附近的 馬路上露宿一夜。早上天剛亮，我和另外幾個人爬上了一輛裝滿貨物的卡車，離開西安，向延安進發(fā)。我盼望的一天終于到了，當時的喜悅和激動實在是無法形容。盡管當時我對共產(chǎn)主義還沒有什么認識，但我確確實實感到自己是馳向光明，奔向革命。這是1938年6月。</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在延安的日子</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經(jīng)過兩天兩夜奔馳，終于到了延安。進入延安，仿佛進入新天地。手持紅纓槍的孩子們精神抖擻，身著灰制服的青年來來往往，個個臉色開朗，和重慶所見迴然不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被安排住在鐘樓上，睡的是地鋪，吃的是小米飯，十個人一盤沒有油的南瓜，沒有桌子，蹲在地上吃。唱歌幾乎同吃飯一樣，人人都會。這種生活對我完全是新鮮的，雖然艱苦，卻十分愉快。</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八天以后，我被分配到“抗大”學習。“抗大”幾乎是沒有樓舍的露天大學。校長是林彪，副校長是羅瑞卿。全校有一萬多名學生。我們除了上課、操練，學習討論以外，多數(shù)的時間是用在生活的安排上：挖窯洞，上山開荒，生產(chǎn)自救。我向來喜歡運動，體質(zhì)比較好，所有體力勞動都是沖在前面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的排長都是些長征干部。毛主席、周恩來、林彪、羅瑞卿、朱總司令、項英，彭德懷、賀龍等領(lǐng)導同志都給我們做過報告。在這里，我第一次接觸到馬列主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學習中，使我逐漸懂得了什么是階級，什么是革命。除了課堂上吸取思想營養(yǎng)外，日常生活中有些事也不斷給我以啟發(fā)和教育。記得有一次，我為墻報寫了一篇題為 《踏平三島雪我恨》的短文，自以為寫得不錯。哪知指導員把我叫去了，說我的文章的矛頭指錯了，發(fā)動侵略戰(zhàn)爭的是日本軍國主義政府頭頭，而不是一般老百姓。他說：，“你要踏平三島，還想讓日本老百姓活嗎？”我聽了，感到很慚愧。隨著對黨的認識的加深，我盼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為共產(chǎn)黨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十月間，我突然接到我父親拍來的電報，要我到西安同他會面，隊長和指導員問我打算怎么樣？我說，“不去！去了怕回不來?！敝笇T見我意志堅決，就不說話了。過了不久，指導員問我是不是愿意入黨？我興奮極了，立即寫了入黨申請。我的愿望終手實現(xiàn)了，從此我也更加嚴格地要求自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幾個月以后，領(lǐng)導上分配我到新成立的敵軍工作訓練班（是培練一批青年去做敵軍和敵俘工作的）當日語教員。從這時起我當上了干部，我的任務(wù)主要是編教材，教學員日文，我們同事和學員之間的感情都是很融洽的，學員都叫我“劉教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接受新任務(wù)</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39年5 月，領(lǐng)導調(diào)我到新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學研究院工作。研究院領(lǐng)導人是陳康白，有四、五位工作人員。我們當時除了四個空窯洞，什么都沒有。大家開會商量如何開展工作，感到首先要有一些器材和必要的設(shè)備，這在延安是沒有辦法的。我建議派我到重慶去募捐一筆款子購買器材。領(lǐng)導上同意照我的建議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臨行前，當時中央組織部部長李富春同志找我談話，除交待黨的關(guān)系外，指示兩點：一、去重慶的任務(wù)是募捐和購買器材，有人問到延安情況，要如實地講。</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二、黨可能要把你留在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做上層人士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b>到了重慶，為防國民黨特務(wù)，我改名為劉公誠。我先到紅巖村第十八集團軍辦事處找錢之光主任，以后我就由他領(lǐng)導，同他單線聯(lián)系。過了幾天，我才到彈子石去看我的父來。父親不知我回來，感覺很突然，也感到很光榮，很高興。父親曾對他的朋友，美國人 GEORCE FISHER 說：“這是我的兒子，他是抗日軍政大學的教授?！痹谝欢螘r間內(nèi)，父親并不干涉我的行動，我也就放開手腳向父親的朋友募捐，我沒有暴露我的黨員身份。當時父親周圍也有反對共產(chǎn)黨的人，常在父親面前吹冷風。父親從沒有說過共產(chǎn)黨的壞話，但他怕我在外為延安募捐，可能影響他的安全。本來我父親同意和錢之光會面商談在延安投資開辦火柴廠的事，就是因為有人從中破壞，父親不僅取消了在延安開廠的打算，而且還禁止我再向別人募捐。他問我“要多少錢？”我說，“要一萬元，”他說：“我給你”！后來父親大概給了我八千元。我在重慶買不到合適的器材，就想到上海和香港去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對父親說想去上海看看母親，便搭飛機到了香港。在香港正碰到四哥念智結(jié)婚，我逗留了一周，與黨組織接上關(guān)系之后就到了上海。我的二哥念義、三哥念禮等很高興，他們各捐了一二百元。他們告訴我日本特務(wù)在偵察我這個日本留學生的去向。哥哥們怕我有危險，第二天就把我送回香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到了香港，在黨組織的指導和協(xié)助下，很順利地向新亞藥廠買好了一套必要的器材，我很高興。誰知運輸卻成了最大的難題。我心急如焚，整天奔跑，也沒跑出個結(jié)果。拖了幾個月，最后不得不把器材退還藥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0年春未，我回到重慶，把購器材的八千多元全部交給錢之光同志。我辛辛苦苦跑了幾個月，卻沒有完成任務(wù)，心里感到不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此后的幾年，我根據(jù)黨的指示，留在重慶工作，主要是在我父親的企業(yè)里，以便做家庭工作和聯(lián)絡(luò)上層。1945年 5月，經(jīng)組織同意，我到美國留學，學習水泥制造工藝。不久，抗日戰(zhàn)爭就勝利了，隨后內(nèi)戰(zhàn)爆發(fā)。我在國外沒有組織關(guān)系，也很難同黨取得聯(lián)系。雖然能聽到一些國內(nèi)的消息，心里也很不踏實。</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7年父親在上海恢復水泥廠，三哥念禮任經(jīng)理，6月間打電報叫我回國，我高興極了，立即飛回上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0px;">參加護廠斗爭</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在上海仍然沒 有組織關(guān)系，同我聯(lián)系的錢之光、許滌新不在上海，我也不敢貿(mào)然去找別人。我一向知道表兄陳昌吉是思想很進步的青年，有機會就約他一起談?wù)?。我意識到他是共產(chǎn)黨員，但我們都不能暴露身份，彼此心照不宣。有一天他突然來找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說他要立到逃離上海，請我弄些錢，照顧他的妻子和子女。我剛結(jié)婚，手中有大約二千美鈔和金條，便全部交給了昌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8年，曾在延安敵軍工作訓練班學習的戴德(化名王永順）經(jīng)常來找我。他不是來同我接關(guān)系的，而是中原局派來了解我的家庭情況，讓我做好父兄工作，不使他們離滬，還要支持工人護廠。我把解放軍的政策向父兄宣傳，告訴他們共產(chǎn)黨保護私人產(chǎn)業(yè)，請他們放心留滬。我父親召集全家兄弟，開了幾次家庭會議。</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們對我的話半信半疑，去留問題也拿不定主意，我實在著急，就介紹戴德到我家，和哥哥們見面。通過戴德的工作，父兄的留滬信心逐漸堅定下來。哪知上海即將解放的前幾天，幾個特務(wù)半夜里闖進我父母房間，把我父親用半綁架的方式劫走了。我父親到了香港，堅決不去臺灣，直到解放后由周恩來總理邀請，他欣然回到上海，參加新中國的建設(shè)事業(yè)。</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海解放前夕，形勢一天比一天緊張，我為了保護水泥廠，不顧母親哭著攔阻，堅決地回到了工廠，同護廠工人一起生活。當時有些高級職員想離廠，見我留廠，他們也不走了。經(jīng)過一番斗爭，最后，我們終于把這個廠完整地保護了下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9年5 月25日上海解放。錢之光和許滌新到了上海，我把他們寫給我的證明，轉(zhuǎn)送上海市委，經(jīng)過一段時間組織審查之后，同年9月我被正式批準恢復黨組織生活，繼續(xù)負責上海水泥廠工作，同時做團結(jié)教育家庭成員和工商界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56年上級調(diào)我到北京建筑材料綜合研究所(現(xiàn)中國建筑材料科學研究院)擔任研究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的父親是國內(nèi)實業(yè)界屈指可數(shù)的人物，我的家庭是巨富之家，而我卻背叛出身的階級成為無產(chǎn)階級戰(zhàn)士。許多親友對我甘心情愿地舍棄公子哥的生活，踏上艱辛而險峻的道路很不理解。我回答他們只有一句話：為了振興中華。在革命的征途上，雖然也遇到許多坎坷，可我從來沒有喪失過信心。我始終慶幸自己，經(jīng)過長時間的探索，終于找到了一條光明的路——為振興中華，為共產(chǎn)主義奮斗的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84 年7月于北京</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