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i>從讀“商務(wù)”的書，到當“商務(wù)”的作者</i></p><p class="ql-block"> 王宏治*</p><p class="ql-block">我不記得我是從什么時候開始讀商務(wù)印書館書的？上小學、中學時讀“課外書”，從不關(guān)注讀的書是哪個出版社出的。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因身體有病，從插隊的農(nóng)村回到北京養(yǎng)病。因為沒有工作，就在家里看各種雜書，有時間還到琉璃廠的中國書店轉(zhuǎn)轉(zhuǎn)，翻看一些古籍圖書。文革中，圖書市場一片蕭條。林彪“九一三”事件后，有一段時間比較寬松，中國書店拿出一些政治上不太敏感的古籍書供讀者選購。我當時身上錢不多，不敢涉及大部頭書籍，只能翻閱一些零散的雜書，偶爾也買上幾本諸子百家的單行本小冊子。有意無意地買了幾本上海商務(wù)印書館“發(fā)行”的老版本圖書，大多為“國學小叢書”中的“遺珠”，如民國十五年（1926年）初版的，甘乃光著《先秦經(jīng)濟思想史》，有馬君武先生為之序曰：</p><p class="ql-block">同鄉(xiāng)甘君乃光研究國民生計學，湛然學者。近著《先秦經(jīng)濟思想史》，據(jù)近世發(fā)展之生計學說，以解剖我國先哲所有關(guān)于此方面之思想，誠整理國故中一宗大事，甘君乃于短期中成就之，其敏銳尤足異也。</p><p class="ql-block">民國十三年五月四日工學博士馬君武序于寶山縣憶文園</p><p class="ql-block">買時覺得此書無大用，可誰知三十年后，學校讓我給研究生開“經(jīng)濟法制史”的課，有關(guān)“經(jīng)濟”一詞的來路，我在該課程的講義中說道：</p><p class="ql-block">現(xiàn)代意義上的“經(jīng)濟”一詞是從日語漢字轉(zhuǎn)譯來的，其英文原詞是Economy，早年梁啟超曾從英語直接譯作“生計學”，或“富國學”，如“國民生計學”等，1902年曾著《生計學沿革小史》。大約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經(jīng)濟一詞確立。甘乃光著《先秦經(jīng)濟思想史》一書問世，這是近代經(jīng)濟史學的創(chuàng)始之作。從此，現(xiàn)代意義上的“經(jīng)濟”詞匯正式在中國落地生根。</p><p class="ql-block">真是“書到用時方恨少”！</p><p class="ql-block">還有一件奇事，我曾花三毛錢買到一本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初版的“萬有文庫”本，唐人顏師古撰《匡謬正俗》，內(nèi)容多為古代生僻詞釋義，無事常翻閱一下。讀研究生時，導師王永興先生讓我們整理敦煌吐魯番文書卷子，考古專業(yè)宿白先生的研究生也一道參與。在他們的卷子中有“草馬”一詞，都知道草馬即母馬，但出處在哪里，一時誰也說不清楚。我聽到他們的議論，恰好我也帶了《匡謬正俗》一書來校。我就告訴他們，此書可作答，其文曰：</p><p class="ql-block">草馬。問曰：“牝馬謂之草馬何也？”答曰：“本以牡馬壯健，堪駕乘及軍戎者，皆伏皂櫪芻而養(yǎng)之。其牝馬唯充蕃字，不暇服役，常牧于草，故稱草馬耳?！?lt;/p><p class="ql-block">該生見此極為興奮，問我怎么就知道在此書中找答案？我也只能說是它撞在我槍口上了，真可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p><p class="ql-block">商務(wù)印書館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為中學以上文化程度國民編輯出版了一套國文課外讀物“學生國學叢書”，我買到其中的一本《書經(jīng)》，是葉玉麟選注的。葉玉麟（1876—1958年），安徽桐城人，精于古文，著有《白話譯解莊子》《白話譯解道德經(jīng)》《白話荀子讀本》等。此書初版時間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主編者一為朱經(jīng)農(nóng)，另一人的名字卻被墨汁覆蓋。我對著日光可以看出是王云五。當年可能也是因為列入“反動權(quán)威”而不能讓其露面。原書標價為“大洋五角”，我在琉璃廠中國書店花了三毛錢購得。書的扉頁鈐有該書原來主人的私章“梁崇煥印”四字。梁崇煥不知何許人也，但從書中多處的加注、加批看，可知其也應(yīng)該是一位具有深厚國學功底的前輩。本世紀初，我給研究生開課，講授中國古代法學史，涉及法學與經(jīng)學的關(guān)系，此書作者的注釋，包括梁崇煥先生的加注，都令我受益匪淺，最后形成論文《試論中國古代經(jīng)學與法學的關(guān)系》。</p><p class="ql-block">1957年出版的《漢書藝文志》單行本，那時售價僅兩毛二分錢。記得當年有位中醫(yī)朋友，那天上我家玩，可能是正在寫什么文章，需要參閱《漢書藝文志》，不知怎么就跟我提起，說現(xiàn)在找不到這本書。我說我有，他不肯相信，直到我給他拿出來，他又驚又喜，趕緊抄錄了所需的資料，對我感激不盡。</p><p class="ql-block">商務(wù)印書館以出版字典、辭書等工具書見長，我手頭現(xiàn)存的《新華字典》是1962年的修訂重排本，已經(jīng)翻爛了。我記得1966年，商務(wù)印書館還出版了一部開本比較小的《新華字典》，因為趕上文革，沒有來得及發(fā)行，壓在庫中。1973年左右，社會上缺乏字典，新華書店將其拿出來，當做舊書銷售，五毛錢一本，我一下子買了七八本，分別給我在部隊當兵的弟弟、妹妹及朋友寄去，鼓勵他們好好學習。因為我看他們的來信錯別字太多了。我自己留用的兩本《新華字典》，早已翻爛，現(xiàn)在仍在用的是1992年的重排本，那上面還鈐蓋著“商務(wù)印書館購書留念”的印章。不能忽視的是那部大部頭的《辭源》，文革后再版，出版時間拉的很長。從1979年到1983年陸續(xù)出版，我是出一本，買一本，終于湊齊?，F(xiàn)在仍是我不能離手的最重要的工具書。</p><p class="ql-block">再有就是《現(xiàn)代漢語詞典》：1973年，商務(wù)印書館以“內(nèi)部發(fā)行”的形式再版了1965年版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并特意加了前言：</p><p class="ql-block">這是1965年排印的《現(xiàn)代漢語詞典（試用本）》送審稿本，當時印數(shù)不多，送審范圍很小。為了更廣泛地征求意見，同時以應(yīng)廣大讀者的急需，現(xiàn)在用這個稿本的原紙型，增加印數(shù)，內(nèi)部發(fā)行。</p><p class="ql-block">這個稿本是文化大革命前編寫的，不論是政治思想性方面，還是科學性方面，都會存在很多錯誤和缺點。我們誠懇地希望廣大讀者多多提出批評意見，盡快寄給我們，以便參照修訂成書，正式印行。</p><p class="ql-block">該書當時的售價是4.50元。那時北京的王府井和六部口，設(shè)有“內(nèi)部書店”，專門出售為高級領(lǐng)導干部閱讀的“內(nèi)部讀物”，包括文史類圖書和翻譯外國的文史書籍。我用朋友父親的購書證，從中買了幾本急需的工具書，其中就有這部《現(xiàn)代漢語詞典》。1978年，《現(xiàn)代漢語詞典》正式出版，其后屢經(jīng)增改，不斷完善，尤其是收入大量現(xiàn)代新詞，也成為我須臾不可離開案頭的必備書。</p><p class="ql-block">商務(wù)印書館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為配合中國加入聯(lián)合國，以“內(nèi)部讀物”的形式，出版了一批世界國別史譯著。我那時在湖北咸寧插隊，有時到縣城或地區(qū)專署地溫泉辦事，逛逛新華書店，看到書店里居然有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埃及古代史》《阿拉伯簡史》《意大利簡史》等，我毫不猶豫地買下來，每晚在油燈下閱讀。如今重溫這些書，尤其是看到書背面還蓋有“咸寧地區(qū)新華書店?溫泉”的印章，感慨萬分！當時還有些疑惑，為什么咸寧這個偏僻的小地方的書店會有“內(nèi)部讀物”出售？后來才聽說，那時文化部的“五七干?！本驮谙虒幍南蜿柡?，商務(wù)印書館和中華書局的干部、編輯都在這里接受“毛澤東思想再教育”。也許是為了滿足他們的需要，或者還有其他什么原因吧？不管怎么說，這些書為我打開了面向外部世界的眼光。說到譯著，就不能忽視商務(wù)印書館的重頭戲——“漢譯世界學術(shù)名著叢書”。這套叢書規(guī)模之大，品類之眾，印數(shù)之多，可謂空前。我雖然從事的是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但不能不讀漢譯名著，如梅因的《古代法》，古羅馬西塞羅的《國家篇 法律篇》，查士丁尼的《法學總論——法學階梯》，《拿破侖法典》等世界著名的法學著作及法學典籍。這些書為我奠定了法學的理論基礎(chǔ)。</p><p class="ql-block">1984年我研究生畢業(yè)后，分配到中國政法大學從事中國法制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上世紀八十年代，古籍書出版還很少，許多必用之書沒有新版的，我就到中國書店淘換古舊書，先后買到《唐會要》《唐明律合編》，特別是東漢班固撰，清陳立疏證的《白虎通義》，一套三冊，僅花了八毛錢。其他“萬有文庫”本的書還有一些，如陸賈的《新語》，劉向的《新序》等。</p><p class="ql-block">我從教三十多年，讀了不少商務(wù)印書館的好書，尤其是近年，商務(wù)印書館陸續(xù)出版發(fā)行了一套“中國法律史學文叢”，其中有一些是我朋友、熟人的作品，我不禁也有了“什么時候能在商務(wù)印書館出版一本自己寫的書的意愿”。</p><p class="ql-block">我自1988年始為中國政法大學刑法學專業(yè)研究生講授中國刑法史，因為沒有合適的教材，我都是自己編寫講義。1992年后，我開始學電腦打字，于是就親手將每次教學的講義打印出來，發(fā)給每位學生。每年的講義都要根據(jù)教學的情況修改、補充。經(jīng)過近三十年不斷修訂的講義，通過選修過我課的學生們傳播，恐怕不會少于千份，近年來，許多人勸我將講義整理出書。我總是覺得還不夠成熟，不好意思聯(lián)系出版社。2018年，商務(wù)印書館的王蘭萍女史從我校法制史專業(yè)的老師處得知我的授課講義，打電話給我，希望能夠?qū)⑵涑霭娉蓵?。這對我來說如同雪中送炭，我倆一拍即合。王老師又提出了許多具體的修改意見，我又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對原稿作了技術(shù)性的修訂和補充，終于在2019年得以出版問世。此書當年即榮獲《法治周末》2019年度十大法治圖書獎。我的講義《中國刑法史講義——先秦至清代》能夠化身千百，為讀者服務(wù)，確實離不開商務(wù)印書館的扶植和幫助，在此特向王蘭萍、高媛二位女史致謝！</p><p class="ql-block">2020年，王蘭萍老師又致電我，說從我講義的“參考文獻”中看到日本學者富谷至的《秦漢刑罰制度研究》，他們已與作者和譯者取得聯(lián)系，準備由商務(wù)印書館再版，希望我能為該書寫一篇導讀性的“序言”。我欣然接受，并很快完稿，以《秦漢刑法得失說》為名，附于該書作者感言“二十年的歲月”之后。如今此書，也已面世。</p><p class="ql-block">回想這半個世紀以來，我從一個不知該讀何書的懵懂學子，成長為能夠?qū)傥闹鴷膶W人，又從讀商務(wù)印書館書籍的讀者，到當上商務(wù)印書館的作者，真可以說是“商務(wù)”伴隨著我的求學、講學、治學之路。</p><p class="ql-block">2022年6月10日增補</p><p class="ql-block">* 作者系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學研究院教授</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