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我的北關，我的家</b></p><p class="ql-block"><i>?</i></p><p class="ql-block"> 這次回阜陽，聽說北關大橋通車，北關一帶的人民盼望半個多世紀的愿望終于實現(xiàn)，確實是一個好消息。我們家從1964年到1979年在北關住了16年，如今的北關隨著城市的發(fā)展早已經(jīng)面目全非，北關大橋的通車，使得原來的北關和大半個北城的輪廓都改變了，站在現(xiàn)代化的大橋上向南觀看老北關，感慨萬千??！ </p><p class="ql-block"><b><i> 一 北關</i></b></p><p class="ql-block"> 阜陽的老城很小，從北關到南關號稱五里路，東關到西關也就是兩里路吧，尤其是小東門到劉公祠這一段估計就是六七百米的樣子。不過城小，歷史很老，兩三千年之前的胡子國不算，就是這個老城池從唐代武德六年（公元623年）算起，也是1500多年了。宋代國都在開封，當時淮河兩岸還是比較富裕的地方離首都又近所以稱作“京畿”地區(qū)。宋神宗就是被冊封為“潁王”，從潁州這里到開封當皇帝的。這都是阜陽的歷史了。不過為什么后來潁州變成阜陽，史書上只是記載是清乾隆皇帝御筆品賜，其中緣故至今我仍然沒有查到。</p><p class="ql-block">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何況那個年代，阜陽還是一只大麻雀，一座城該有的東西都是有的，所謂“四城五門六關”就是指阜陽城內分為東西南北四城，五門就是東西南北門加上一個小東門，六關就是東西南北關加上東北關，西北關。1964年初我家從專署南院搬到北關的外貿公司的時候老北關，西北關，東北關基本上還是保留著民國時期的輪廓。一條北大街從鼓樓到泉河邊，北大街和東西順河街（就是所謂的東北關，西北關）的路口有一座大躍進時期所建的“躍進門”，據(jù)說這里也就是老北城們的舊址。出了北門口繼續(xù)向北走，大概100多米就到泉河邊。狹義上的北關就是這么一段很短的土路街道和兩側的民房，現(xiàn)在說的北關其實是北關，東北關，西北關加上連家胡同以北的范圍，不過這個范圍很模糊，到到底北關的范圍算到哪里估計永遠是一筆糊涂賬。</p><p class="ql-block"> 記得當時的北關是阜陽城比較繁華的地方。因為靠近泉河，在過去交通以水運為主的年代里，基本上所有物資都要靠水運解決，所以北關外的泉河邊就是一個大碼頭，當年正對著北關外大街“壩埂”就是泉河河堤上就有一個白底黑字的木牌子“第十一碼頭”，這個排行估計是從三里灣潁河那邊往上排的，因為三里灣直到七里河連綿不斷的都是碼頭。</p><p class="ql-block"> 剛剛到了新家就和一幫小孩子去看泉河，說來懺愧，小時候膽子特別小，聽大人說外面“老拐子”多，就不敢離開大院幾步遠的地方。所以在專署南院住了一年多居然沒有到過幾百米以外的泉河。站在“壩埂”上往下看感覺真是百帆云集?。∪永锿M了大小不一的帆船，河道里還有很多上下來往的船只，好像是上下行船只都扯著風帆，不過更多的時候上行的船只是人工拉纖的。后來坐著擺渡船去泉河北，看的更清楚了，都是一些七八十幾歲的孩子到滿臉胡須的老頭在拉纖。每人胸前斜挎著一個纖板（正式的名字不知道）有一寸多寬，一尺多長，板子兩頭有洞，系著纖繩，一根或者多根，一步一步向前拉，這個和后來尹相杰的《妹妹坐船頭》的畫風區(qū)別太大了！好在泉河兩岸都是泥土地有些地方還有積水，所以不管什么天氣，這些老少纖夫們都是赤腳而行。</p><p class="ql-block"> 那個年代作為“水上人家”好像不是一個舒服的生活，反正生活用水我是親眼看見，一邊是用水做飯，另外一邊就是倒排泄物了。每當新的帆船到碼頭以后，大人們忙著卸貨裝貨，船民的孩子們就成群結隊到岸上進城，他們很容易被認出來-不管大小每個孩子背上都背著一個葫蘆，相當于現(xiàn)在的救生圈吧。</p><p class="ql-block"> 當時北關有一種城內其他地方?jīng)]有的職業(yè)，那就是挑水工人。每天天不亮，他們就開始用木桶從泉河邊灌水挑到城內（主要是北關）許多家茶館用來燒茶，為了方便，他們還在泉河邊搭建幾個木頭小碼頭以保證能打到清一點的河水。在沒有自來水的年代在阜陽喝上一口不苦不澀的河水也是一種奢侈。當時專署街口以北駐著很多專署直屬單位，基本上每個單位的辦公室都有很多開水票，在我爸爸的辦公室就看到抽屜里有很多。阜陽北關的這種“茶館”和其他地方的茶館不是同一種類型，類似于上海的“老虎灶”，不是供茶客們喝茶聊天的地方。</p><p class="ql-block"> 記得上三四年級的時候，我們課本上有一篇關于巴勒斯坦游擊隊的課文，里面有一句“約旦河流水潺潺”，這個“潺潺”對我們來說很生僻，某天一個住在北門口的同學就問一個身材高大而又文質彬彬的挑水工人這個字怎么讀，他就瞄了一眼把這個字的意思很清楚的說了出來，我更加驚奇，后來才知道這位挑水夫是解放前夕的大學生，參加解放軍后當了連指導員，抗美援朝期間某次敵軍飛機轟炸收到驚嚇神經(jīng)錯亂了，扔下槍亂跑，結果被遣送回原籍，無業(yè)，只能以挑水為生。</p><p class="ql-block"> 我曾經(jīng)在《阜陽文史資料》上看過李自成攻打阜陽城的描寫，說是李自成從北關主攻，久攻不下。后來就在城外的一棟樓房上面搭建架子，居高臨下向城內發(fā)射弓箭和火藥，最后攻下阜陽城。看過以后很奇怪，當時我認為泉河就是阜陽城的北城河，那么泉河北還有什么樓房嗎？后來想來了，在東西順河街南邊是有一條河，不過到1964年前后已經(jīng)被填了很多，這條護城河南面還有一條“壩埂”其實就是北城墻的廢墟。當時從外貿公司往北去我母親工作的畜產站也是要過泉河的，往北再東有兩條路，一條是泉河河堤，一條就是這個北城河河堤。</p><p class="ql-block"> 文革之前的阜陽城很小，在1960年代出版的地圖上，阜陽是兩個細圓圈，代表阜陽是一座人口5~10萬的城市，以專署大院為圓心，絕大部分專署機關都在方圓500多米之內，北關的專署機構也很多，北關大街以東到專署街口有三條胡同，長度大概都是一兩百米吧。我家住的外貿公司是連家胡同，除了外貿公司，還有中級人民法院和專區(qū)財貿干校。向南是郭家胡同，里面有專署商業(yè)局，再南就是玉石街，專署公安處就在這里，這可是一個大單位，當時是有帶著國徽軍帽的武警站崗的。北大街的東側還有縣被服廠，專區(qū)人民銀行，街西側有專區(qū)煤建公司，新華書店，石油公司，土產公司，工人診所（后來的第五人民醫(yī)院）當時的專區(qū)糧食局在與解放大街平行的一條背街上也就是我上小學的建設街上。東順河街以南到連家胡同盡頭以西，是一個很大的水塘，叫做“黑龍?zhí)丁?，水塘的顏色發(fā)黑，中間很深，好像經(jīng)常淹死小孩子，當時對于我們這個歲數(shù)的小孩子是很可怕的地方。在上中學之前，在北大街西側，我的活動范圍就是泉河以南，連家胡同以北的地方，以小孩子的感覺，這是一塊很大很大的地方，不過北關大橋通車后，我站在橋頭上看已經(jīng)被拆遷后挖成樓基這塊地方，也就是一個稍微大點的水池子而已，而原來感覺很長很長的北大街，也就變成北關大橋的引橋而已。</p><p class="ql-block"> 北大街以西的地方小巷子和建筑物更復雜了。從北門口往西到建設街的方向有西城墻廢墟，匯龍巷，一個叫不出名字的長長的東西向大雜院，后衛(wèi)巷，專署后街。建設街再向西大概幾十米就是西城墻了。建設街的北盡頭向西還有一條很窄的小街道叫做“三義街”，這條街走過很多次，直到九十年代才知道真名。建設街現(xiàn)在是阜陽市規(guī)劃的文化歷史一條街，從最北面算起有阜陽商業(yè)大亨潘慎五的公館，潁川衛(wèi)后衛(wèi)的營房，潁州義倉舊址，不過目前只剩下一片狼藉的大雜院了。值得一提的是匯龍巷盡頭的一個大雜院，上小學的時候天天路過，這里是民國時期阜陽城有名的澡堂子叫做“匯龍池塘”，說有名，是因為這里的地下水含硫磺，洗澡能治很多皮膚病，所以生意興隆。這一帶除了專區(qū)糧食局以外，基本上都是市民居住的大雜院，除了建設街上有兩根石條之外，全是泥路，一下雨就是一片泥塘。冬天上學，穿膠鞋凍腳，穿棉鞋怕水，我奶奶就在我們穿的棉鞋上把我爸爸的大膠鞋套上，走起路來太難了！</p><p class="ql-block"> 當時的北關大街是很熱鬧的，一大早進城賣菜，挑糞，市民買菜的人流如織，早上上學路過大街都要擠著人走。對于小孩子來說，最有誘惑力的還是吃，尤其是在那個沒有油水的年代。我們外貿公司大門口斜對過就是一家國營飯店，說是飯店，還是國營的，其實也不過就是兩三間門面，幾間后堂而已，坐在后面的人吃的是什么，我們看不見，但是門口的馬糊子大桶和油條鍋是天天能看到的。偶爾父母開恩，或者是什么原因有了一毛錢，就去到飯店買一個牌子，排隊喝馬糊子，用筷子夾上兩根剛出鍋的油條，美好的一天就這樣開始了。不過，很多時候家長給點零錢去給家里買油條，這個時候就看運氣了。當時農村生孩子，娘家人要去“送東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八十或者一百根油條。另外，喝馬糊子的人有優(yōu)先從油鍋里夾油條的特權，如果你排隊的前面有一個兩個這樣的主兒，等上個把小時也不一定拿到油條。以當時的生活水平，能喝一碗馬糊子，在滾燙的油鍋里加上兩根滴著油的油條放在碗里，那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美食??！時至今日，我每次回阜陽的時候總是找上一家做馬虎子油條的小吃店，品嘗一下兒時的美食，每次都是一種意猶未盡的享受，其實生活本來就是這樣簡單。</p><p class="ql-block"> 搬到北關居住的時候，我才六歲多點，除了感覺這個地方很熱鬧以外，就是慢慢發(fā)現(xiàn)東西順河街和整個北大街（其實南大街，中大街也是一樣）的門面建筑除了很少的磚石房子以外，都是土坯加上木頭的假兩層建筑，而且樣式也基本一樣。就是樓下是門面，樓上（其實就是閣樓上去之后抬不起頭，我們當時覺得自己的頭都挨著房頂了，現(xiàn)在想一想不過一米多一點而已。）一般是放一些雜物。而且樓下很低，也就是兩米多一點，整個房子高度也就是三米稍微多一點，并且都是草房。當時以為城里了房子都是這樣，到參加工作后出去看了很多縣城甚至是鄉(xiāng)鎮(zhèn)上的房子都是磚瓦房，感覺阜陽的老建筑甚是奇怪。后來還是在《阜陽文史》上看到老阜陽人的回憶，才知道民國時期阜陽城曾經(jīng)有兩次收到大的浩劫，一次是河南土匪“老洋人”張慶萬余匪眾進城燒殺，整個南北大街被付之一炬。另外一次就是1938年4月日本鬼子轟炸阜陽。當時阜陽主要大街的建筑更是所剩無幾，只好臨時用席棚子代替門面?？箲?zhàn)時期，阜陽又是大后方與前線的連接點，江蘇省和山東省的兩個流亡省政府以及收容淪陷區(qū)的中學都在阜陽以及周邊地區(qū)。國民政府的駐軍更是五花八門，有正規(guī)軍92軍（軍長李仙洲），騎二軍（軍長何柱國），有湯恩伯的各種游雜武裝，還有很多為之服務的商人。當時阜陽有“三多”，政府機關多，駐軍多，學校多。另外還應該有一多，就是飯館多。為了滿足眾多機關學校駐軍官長們的生活需要，就在主要大街上建了這樣的簡易房子，樓下是店面，飯店最多，樓上住人，能躺下就行。抗戰(zhàn)時期一切從簡，所以沒有磚石，就用土坯，沒有瓦片就是麥草。不過這樣也好，到北關徹底拆遷的時候，基本上沒有什么古代建筑，政府拆遷起來也省了不少事情。</p><p class="ql-block"> 北關的路和城內其他地方一樣，主要街道也就是北大街鋪地的是石條，一塊塊青石石條縱向鋪上，寬度大概有尺把寬，大街上鋪上石條的路大概也就是一丈來寬吧。背街就是建設街，順河街石條路的寬度可能就是五尺寬左右，胡同里面一般是兩條石條。不論大街小巷，一律沒有下水道，街道兩旁都有“陽溝”，個別院子里面也有一段“陰溝”。一到下大雨，雨水順著陽溝流到附近的水溝，當時北關的水溝很多，除了相隔不遠的東西城河，城內還有老北城河，黑龍?zhí)兜?。在北關住了十幾年，記憶中沒有水淹到屋內的印象。</p><p class="ql-block"> 由于大街兩旁都是草房，冬天的大雪之后的化雪天街道兩側就變成冰柱的世界，一根根從房檐拖下來的冰柱最長能有兩尺多長。到了下午溫度稍微高點的時候，就不斷聽到嘩啦嘩啦的響聲，那是房檐的麥草里的冰化成水了，冰柱的重量就連著幾根麥草一塊落到地上。也許是房子一般都不高，也許那個年代大家都不把這事當做回事情，所以也很少聽到大人讓我們注意頭上的冰柱，不要被冰柱砸到的叮嚀，也沒有聽說過哪個孩子被冰柱砸傷的消息。</p> <p class="ql-block"> 二.我的家</p><p class="ql-block"> 我們家大概是1963春天從鳳臺縣搬到阜陽的。當時父親供職于專署財政局，在現(xiàn)在的老專署大樓后面的一排蘇式雙面平房里辦公。我們家住在專署南院，也就是專署直屬單位的家屬院，按照當時的住房標準，地委專署領導干部是四間房子，縣級干部是三間房子，父親是科級干部，只能住兩間房子，不過更多的人只有一間房子。記得在專署南院里住的是門朝西的兩間平房（那個時候專署南院都是平房），平房的對門還有一間小廚房。在這里住的時間不長，很快父親又調到位于北關的專署外貿公司，所以全家也搬到北關，住在外貿公司的家屬院。</p><p class="ql-block"> 當時的專署外貿公司在北關連家胡同里面，入胡同口東行約二三十米就是一座大宅院，門口兩座石鼓，大門下面還有根高的門檻。再在東就是阜陽專區(qū)中級人民法院，外向東就是專區(qū)財貿干校了。胡同的南墻是專區(qū)人民銀行，記得院墻很高，所以這條胡同一年到頭很少有太陽。 </p><p class="ql-block"> 剛剛搬到外貿公司的時候，住的是大院子最后面的一個“井院”兩間門朝北的房子，因為這個院子里比其他院子低了兩米多，而且有一口手動壓水井，所以我們就叫做“井院”。大概時間不長，又搬到大門口左邊的一個門朝西很高的平房里住，這個房子有三間，一明兩暗。不過面積并不大，每間房子也就是十個平方多點吧。門口的左邊有一點空地，蓋了一間小廚房，這個院子是狹長的，有對門的南房北房，東西約有二十多米，最西面的是兩間油庫，油庫西面窗戶打開就是北大街了。當時外貿公司有一部大卡車，大卡車經(jīng)常停在大街上，駕駛員用木板架在窗臺上把油桶從倉庫里搬到大街上給汽車加油。這大概是1965年初。 </p><p class="ql-block"> 1965年初，當時的單位領導和北面的鄰居“阜陽縣被服廠”達成一個協(xié)議（？）把外貿公司的南半部也就包括我們家住的這個狹長院子和大門口幾間耳房給了被服廠作為家屬院。作為交換，被服廠臨北大街的幾間房子和他們廠的生產車間南面的一片空地給了外貿公司。記得從那時起，整個院子就變成工地，大概用了年把的時間，外貿公司在新址上建造兩排嶄新的西式平房，東北面的一排還帶有寬闊的走廊，紅磚青瓦，一色水泥地，整齊的玻璃窗戶，看上去真的很氣派??！另外還開通了到北大街的通道并修建了當時很氣派的大門。大門到院子的道路就在西南平房的前面，也是紅磚鋪地，中間還修了兩條相隔三四米，寬約一米的水泥路，據(jù)說是為了走汽車。</p><p class="ql-block"> 既然前面的院子給了被服廠，我們家就再次搬家，這次就有一點印象了，好像是放學回來之后才發(fā)現(xiàn)搬家了。那個時候，家里除了公家的一些家具以外，個人的東西很少，估計搬家也不是什么大事，大人當然不會和我們小孩子商量。不過這次搬家，住房條件就比前幾次好多了，三間朝南的青磚房子，雖然仍然是草頂房，但是面積大多了，每間房子大概有十三四平房米，由于前面有個空間，廚房也比過去大多了，廚房后面還有一塊七八平方的空地，能養(yǎng)鴨子養(yǎng)雞。房子的后面則是一個很大的場子，當時就建了一個標準籃球場，不過是夯土地的。從1965年到1979年，我們家就在這里住了14年的時間。</p><p class="ql-block"> 外貿公司改了大門之后，院子里的人出門買菜就方便了許多，另外對門就是一家國營的蔬菜店，南面不遠的街東有一個買豬肉的小鋪子當然，也是國營的。當時買菜做飯洗衣服，收拾家務絕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奶奶自己在做，所以，她老人家買菜也覺得方便了很多。說到這里，我記得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用水，這里離院子里的壓水井很近，洗衣服，淘糧食，都很方便，不過喝開水的水還是要到泉河邊去挑。印象中好像開始是我父親去泉河邊挑水，當我和弟弟稍微大了一些就一塊去抬水。當時每家都備有水桶扁擔，好像木桶當時已經(jīng)變成鐵皮桶，由于當時弟弟比我矮了半個腦袋，所以每次抬水的時候手還要把住水桶上的繩子不讓繩子往前滑動。再后來就自己挑了幾天水，時間不長，專署街口有了自來水，對外買水，一分錢一桶，八分錢一汽油桶。好像當時每個單位都有一部拉水的水車，就是平板車上綁定一只汽油桶，桶上兩個口子，一個在上面為了裝水，一個在下面，放水用的。從有了水車以后，我和弟弟就擔負起拉水的工作，全家吃水的問題才算不費事了。原來吃泉河水的時候，不是所有時間打的都是清水，大部分時間都是不太清，有時甚至就是比黃河水好一點的黃水，尤其是在泉河上游發(fā)水的時候。這個時候我奶奶就要用明礬凈水，當時打的水要經(jīng)過明礬處理靜止一夜才能變清，在沒有變清之前只能是到茶館打水喝，至于燒飯，就用井水好了。大概是我插隊前后，外貿大院（這個時候已經(jīng)改為阜陽地區(qū)外貿局，我父親已經(jīng)在1972年調到地區(qū)糧食局了）才有了自來水。</p><p class="ql-block"> 這次搬家之后，很快就是文革了。此時我也八歲了，“七八九，賽如狗”，而且我們院子里同齡的女孩子極少，一幫天天無所事事的男孩子在一塊能做什么好事??！而且大人還不讓我們和街道上的孩子玩，只能是“內卷”了。于是天天玩打仗，開始用泥巴做槍，嘴巴當子彈。后來用木頭做槍，記得文革開始的那一年，我大哥從北京給我們帶了一支玩具步槍，有拉拴，槍口上是一只塑料塞子，一扣槍機，連著線的塞子就被氣體推出去，發(fā)出“啪”的一聲，很是好玩！后來槍栓也玩壞了，槍筒也玩壞了，就用一段粗細差不多的竹筒代替鐵皮槍筒，而且在后面加裝了皮筋，用筷子當木箭，熱火器又變成冷兵器。不過，男孩子在一塊“玩打仗”，打著打著就變成真打了，然后所有的武器全部失效，使用自己隨身攜帶的拳頭，指甲，牙齒等打成一團。慘叫聲，嚎叫聲亂成一鍋粥。此時坐在辦公室里面的家長們就出場了，各人揪住自家的孩子，訓斥聲與罵聲同喊，耳巴子和鞋底同用。一番折騰之后，大人們各自回到辦公室，孩子們又是勾肩搭背繼續(xù)沒有結束的“戰(zhàn)斗”。</p><p class="ql-block"> 這樣玩了一段時間后，整個不大的院子的地面上在我們這里已經(jīng)沒有任何秘密了。我們又不能挖地道，只能向空中發(fā)展。偶爾一次在一個很狹窄的小胡同里（這種胡同當時很多，一般都是兩個院子或者兩排不同方向房子之間的夾道）發(fā)展可以用腳登著磚墻爬到房頂上去。經(jīng)過多次探險之后，大院的所有房子的屋頂基本上對我們全部開放。我們記得這個院子里有幾棟類似于地主莊園的高大瓦房，瓦房屋頂上用的是我們稱為“小瓦”的“U”型瓦片正面鋪在下面用于流水，反面蓋在用石灰泥土構成的凸顯起來的泥梗上用于接水。由于時間久遠，屋頂上長滿一種叫做“瓦松”的植物。開始覺得上房頂很好玩，不過挨過幾次打罵自己也覺得這是一個很危險的事情，以后也就很少上了。</p><p class="ql-block"> 從八九歲到十來歲，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熱鬧的時期。外貿公司和所管理的兩個廠站也成立很多“革命造反兵團”，開始是斗走資派，后來就是內斗了。我至今對“文革”極為反感就是當時的所謂“挑動群眾斗群眾”。那幾年院子里有幾件空房子，估計都是原來街面后的庫房，很是高大。每天，本單位，北關其他單位的大人們，都在里面開會，主要就是斗爭會。房子里面很簡陋，連小板凳都沒有一個，就用在磚頭上面放上蓋房子用的檁條。所謂主席臺連一張破桌子都沒有，不過好像這并不影響他們的斗爭熱情。小孩子閑不住，哪里有人，哪里熱鬧到哪里去，所以這幾個空房子也是經(jīng)常光顧的地方。記得很多次，大家坐在檁條上，一本正經(jīng)的在聽一個人讀什么文件或者是傳單，突然后面某人喊了一聲“把某某分子某某人揪上來！”然后幾個人上去把某某人雙手扭在背后拉倒前面，呈現(xiàn)所謂“噴氣式”的樣子，學習會就變成“批斗會了！有一段時間好像是批判某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撈政治資本，當時叫做“撈稻草”，于是被批斗的人嘴里也就多了一把麥草（阜陽不種水稻，也沒有稻草）。這種把侮辱人視為兒戲的“批斗會”，其具體情景幾十年以后我仍然歷歷在目！</p><p class="ql-block"> “文革”開始了，學校老師都忙著“革命”，我們這些小學生就整天無所事事直到復課鬧革命，再次走進教室。不過這個時候的上學比農村趕集還要隨便，而且老師的作業(yè)少的可憐，每天在外面瘋玩也有玩膩歪的時候。大概是1967年前后，回阜陽探親的大哥給我們買了幾本兒童讀物。可能感覺我已經(jīng)上四年級了就買了一本《十萬個為什么》的化學分冊，每天我就抱著這本當時看上去像天書一樣的兒童讀物仔細看。有很多生字不認識，父親讓我去請教外貿公司1965年分配過來的一位安徽農學院畢業(yè)的大學生叔叔。哪里知道這位大學生叔叔對“氚”“氘”“鑭”，等化學元素也不是太熟悉，只能是不認識的字就跳過去，知道文章的大意就可以了。院子里的幾個單身的大人看到我喜歡讀書，有時就在整理家務的時候把很多過了期的舊書讓我拿走，記得一位梁叔叔給了我許多建國初期印刷的時事書籍和解放戰(zhàn)爭期間的小冊子，有一本《一千零八十門大炮轟擊太原》至今還能記得這本小冊子的封面。除了這些，最多的就是雜志，雜志中最多的就是《支部生活》，無聊至極的時候什么都能看進去，所以我也算是最早接受我黨組織教育的兒童了。</p><p class="ql-block"> 那個年代，吃不好是常態(tài)，吃不飽是經(jīng)常。不過有紅芋墊底，一般拿工資的職工家庭還是餓不著的，不過想吃好就不容易了。當時安徽省的供應標準在全國來說還是不錯的，記得在文革前一段時間是細糧六成，粗糧四成。細糧基本上都是“好面”也就是標準粉，每100斤小麥出85斤面粉。粗糧就五花八門了，有一段時間是紅芋干或者紅芋面，有時是玉米面，有時則是豌豆。記得有一段時間我奶奶天天煮豌豆下面條，直到現(xiàn)在對豌豆還是不想吃。到了文革前后，粗糧細糧的比例是三七開，而且粗糧是秈米，這個時候就覺得好過多了。至于副食，每人每月好像是一斤肉，每到星期天我就拿著肉票去排隊，至于買到什么樣的肉，完全看買肉營業(yè)員的心情。一周持一次肉，我家兩個半大小子肯定不夠，所以最好是包餃子。那個時候能吃啊，吃完第一碗，第二碗以后才感覺餃子的味道，吃三大碗很輕松。有一段時間我母親工作的畜產站對自己職工買牛皮肉，也就是從鮮牛皮上把邊邊角角割掉，還有牛尾巴，牛耳朵等回來用水洗凈把不能吃的去掉煮開水倒掉后再次加大料煮熟，那個味道和一般牛肉并無兩樣。這一段時間算是解饞了。</p><p class="ql-block"> 其實我們家的生活在阜陽也算是中等偏上人家了，有很多職工家庭因為孩子多，糧食計劃不夠處于半饑半飽的人家多的是。而街道上那些沒有穩(wěn)定工作的更是難過。上小學時候有個同學住在外貿隔壁的大雜院，每天我都到他們家找他一塊上學。某天中午一點多了，到他家還沒有做飯，這同學媽媽給他一個瓢和糧本我們一起去對門的第八糧站。當時我才六七歲，不太懂這些東西感覺很奇怪，過了一會一個大人看到他就走過去那些他的糧本到窗口買了一張“非子”就是出貨單吧，然后出門去后又塞給他一張錢。過了很久我才弄明白怎么回事，他們家沒有錢，要買糧食就得把自己的細糧指標買給農村要用細糧辦事的人，大概每斤兩角錢，然后他拿著這錢去買不要糧食計劃的紅芋干子磨面做飯。那個年代，不管在誰家糧票都比錢還要金貴，一直到我父親掉到地區(qū)糧食局之后，我們家的吃的狀況才走了好轉。</p><p class="ql-block"> 我們家自從1958年大伯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勞動教養(yǎng)五年之后，父親就開始夾起尾巴做人。在一個縣級單位里，官職也不明顯，所以文革初期的多次運動基本沒有受到什么沖擊。對于大伯家的事情，我們還小，不甚懂事，只是覺得大伯很有本事，但是日子過得不好。到了文革后期他被縣里某個小單位雇用，我們也到了該填寫履歷的時候，就忽略他前面歷史直接寫“在某某廠工作”。直到1979年他平反，恢復職務為止。</p> <p class="ql-block"> 那個年代，家里的孩子都多，所以嬌生慣養(yǎng)的是極少的，一般都是很小的時候就開始干家務，我們家也不例外。剛剛能抬水，就和弟弟去泉河抬水，然后弟兄倆一起去專署街口拉水。后來父親到了糧食局，能買到內部價地腳糧，就是混雜著很多泥土的小麥。弄到家后奶奶就用大盆泡著幾遍后晾嗮，用簸箕把小石子和癟麥去掉，然后讓我或者弟弟拉倒泉河邊的打面房打成面粉和麥麩子。面粉和糧站的一樣，麥麩子喂雞，地腳糧用麻袋裝來，極為便宜，所以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家就不吃粗糧了。</p><p class="ql-block"> 除了家務，放假的時候也是糧食系統(tǒng)的孩子們掙零花錢的時候。那個年代工作很是難找，所以做零工也不容易。不過糧食局下面的轉運站用人很多，除了長期雇用的臨時工以外，糧食局的子弟也可以到轉運站做小工。1972年春天開始（當時我不滿14歲）就到火車站糧食轉運組做小工，和其他臨時工一樣干活?；盥凡恢兀褪抢筒?，蓋蓋露天倉庫，給裝卸工發(fā)一發(fā)計數(shù)的竹簽子。但是離家太遠，冬天又冷，為了一天一塊錢，可是吃了不少苦。到了第二年，我們這些職工子弟們就不到火車站了，改到離家約兩三公里的轉運站，工作也大部分在倉庫里面，主要是薰倉庫，縫麻袋等。某天中午遇到一個等著卸車回家的駕駛員，找不到裝卸工，就讓我們給他卸車，并要給我們開卸車費單子，當時貨車一主一拖是七噸，卸車費是3.9元五六個孩子一會就完工每個人分了七八毛錢。這錢來的太快，所以，以后只要中午有貨車進來我們就去卸車最多一天中午卸了兩車，比一天工錢還多！現(xiàn)在回憶當時除了掙錢高興之外還有后怕，一包大米180斤，紅芋干90斤，小孩子都是逞能，從貨車上踏著尺把寬跳板肩上扛著180斤的糧食包，一扛就是將近兩個小時，萬一，萬一壓傷，那就是大事了。有付出也有收獲，從上初二開始到高中每個假期都能掙二三十塊錢。有一年夏天掙了七十多塊錢，要知道，我父親的工資才是不到六十塊錢，所以自己的衣服主要是運動服，文具等都是自己花錢買，自食其力嗎。后來我弟弟也自己去干活，不過他是到下面糧站，可能活路更輕松一點，至于掙了多少錢，已經(jīng)沒有印象了。 </p><p class="ql-block"> 1975年底，1976年底，我和弟弟先后離開家去界首插隊，然后又在1977年底先后考入南京氣象學院和安徽省商業(yè)學校。等我病休回阜陽休息的時候，三里灣糧食局新址上已經(jīng)蓋了聯(lián)排別墅式二層小樓，1979年夏季正當我休學在家的時候，我們全家離開了居住15年的外貿公司大院，搬到地區(qū)糧食局的新住宅樓里，從此告別了北關。</p><p class="ql-block"> 1980年代中期，當時的外貿局為了解決住房，把我家原來居住的院子全部拆除，蓋了幾排樓房，從此原來熟悉的院子不見了，不過位置和大門還在。又是幾十年過去了，前幾年北關解放大街東側玉石街以北，東城墻以西全部拆除，準備建成大型商務居住區(qū)，各種原因幾個施工單位干了幾年，把這一塊地方挖成一個大深坑，然后，沒有然后了。</p><p class="ql-block">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