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劉京東，1959年3月出生于江蘇東臺，1975年白駒中學高中畢業(yè)；當年下放到白駒公社知青點務農(nóng)；1976年擔任公社電影隊放映員；1977年考取華東工程學院（現(xiàn)南京理工大學）。1981年分配到中國兵器陜西咸陽202研究所工作，工程師。1992年后在江蘇連云港市財政局任職。現(xiàn)退休）】</p> <p class="ql-block"> 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考生，我考入的學校名稱幾經(jīng)變化，入校時，華東工程學院的名稱用了十多年，是在1966年由解放軍炮兵工程學院更名而來；1984年后又更名為華東工學院；1993年更名為南京理工大學。按照現(xiàn)在流行的說法，也是一家妥妥的“211”大學。</p><p class="ql-block"> 而回憶我的中小學教育和高考經(jīng)歷，能進入這所學校讀書，可能真有點幸運。</p> <p class="ql-block"> 我出生于1959年3月，雖然六歲就上小學了，但我的中小學十年，正好是“文革”十年，也是高考中斷的十年，在“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的時代背景下，不僅學制很短，而且在學校里學的知識少得可憐。</p><p class="ql-block"> 那時的學校，搞“開門辦學”，課上內(nèi)容簡單，考試開卷進行；還被“學工、學農(nóng)、學軍”，到工廠、農(nóng)村參加社會實踐，占用掉很多時間；為了所謂不脫離實際，中學里也將農(nóng)業(yè)機械納入教學內(nèi)容，如電動機、柴油機、拖拉機和水泵，統(tǒng)稱“三機一泵”是必修課。中學生必須掌握的基礎知識沒有受到重視，當然也不可能在那個應該學習的年齡打下扎實的基礎。</p><p class="ql-block"> 1974年，我隨父母來到白駒鎮(zhèn)，插班進入到了白駒中學高中畢業(yè)班，在那個班上，我度過了最后的高中時光。也就在那里，我的兩位摯友，同學陳華和在白中代課的無錫下放知青喬勁扶老師成了我一輩子的朋友。</p><p class="ql-block"> 說起來，在白中的那段經(jīng)歷，時間不長，對我的影響卻很深。兩位一輩子的朋友來自于中學，我在中學的那點業(yè)余愛好，也與好友一樣，伴隨了一輩子。</p><p class="ql-block"> 我到白駒中學插班，來到的是一個陌生的環(huán)境，我不是那種“自來熟”的人，多數(shù)情況下，我屬于“可有可無”的存在，并不主動與人打交道，早我一年從方強來到這個班級的陳華，不知道是因為對我這種情況有“同理性”，還是我倆家住得很近——當時，我家住在公社大院里，他家就在隔壁，沒過多久，我倆就一同上下學了。巧合的是，我倆的興趣愛好，居然是一樣的，都愛搗鼓“無線電”，這個愛好，讓我們在一起不需要更多的言語，而是不斷琢磨和動手，這個過程中，中學的物理老師陸維元成了我們的“知心大哥”，陸老師與我們形成了“趣味相投”的三人組，我們經(jīng)常在一起，拆了裝，裝了拆，找來舊零件，裝配收音機、單體機，忙得不亦樂乎。這種樂趣，幫助我們度過了那段不堪的歲月。外部世界，與我們似乎沒有任何關系。記得有一次半夜里在調(diào)收音機時，里面突然傳來了“蔣介石死了”的新聞，所以，我們可能是小鎮(zhèn)上最早知道這個消息的，只是我們倒也不以為意。</p><p class="ql-block"> 我是家中老大，高中畢業(yè)，雖然只有十五周歲，但父親是公社干部，我就得帶頭下放、帶頭干活；于是，我就與一同畢業(yè)的同學一起，下放到了白駒公社在民窯大隊設的知青點務農(nóng)，陳華是定銷戶口，這次他沒有“享受”到下放待遇。在這里，我的知青身份保持了兩年半，直到考入大學為止。</p><p class="ql-block"> 在知青點，十五周歲的我不因為年齡小而有特殊，我與其他知青一起，犁地、種植、收割，有一年夏天因過于勞累，還在田里中暑了。</p><p class="ql-block"> 我們還被指派到大豐東部灘涂割蘆葦，記得有一次在東部割完蘆葦回到白駒家中，我的頭發(fā)很長、很亂，臉曬得脫了皮，身上的棉襖臟兮兮的，棉襖上的紐扣都崩掉了，只得弄根麻繩扎在腰間，推門而入，母親愣了好一會兒，才認出是我，隨后，放聲大哭起來。</p><p class="ql-block"> 成為知青一年后，在白駒公社成立電影隊后，公社決定，在知青點中推薦“放映員”，我的突出表現(xiàn)讓我與同為知青的陳勝華被推薦成了放映員，我們與從前在公社放映隊待過的一位吉姓師傅組成了放映隊，輪流在白駒公社所屬的各大隊和小鎮(zhèn)上放露天電影，我們幾位騎著自行車，馱著放映機和膠片，行進于鄉(xiāng)間小道和田埂上，走鄉(xiāng)串村，在打谷場支撐起大屏幕，為農(nóng)民們送去那時的精神食糧。</p><p class="ql-block"> 在那個精神生活極度貧乏的社會里，無論放映什么影片，也無論這影片已經(jīng)放過多少遍，仍然是觀眾如潮；如果偶爾遇到一個新片子，那來到打谷場的，都有幾十公里以外趕過來的觀眾。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對膠片、對音響設備已經(jīng)開始著魔了。</p> <p class="ql-block">（劉京東與大學同學留影）</p> <p class="ql-block"> 1977年10月的一天，廣播里傳出國家決定恢復高考的消息，我們年輕人自然喜出望外，爸媽覺得我在學校學習成績比較好，只要認真復習，應該有信心參加高考。</p><p class="ql-block"> 我父親時任白駒公社黨委副書記，受“文革”左的思想影響，他既鼓勵我學習迎考，又擔心我專注復習影響不好。所以我的高考復習，有時還是得在偷偷摸摸中進行。離開中學兩年半的我重新拾起借來的老高中課本學習。有點小驕傲的是，我自小求知欲強，愛學習，愛琢磨，能夠舉一反三，從前沒有學過的數(shù)學知識點，通過認真比對，能夠融會貫通，這大大提高了學習效率，彌補了課堂上沒有學到知識的不足。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白駒中學喬老師對我的幫助功不可沒。有一段時間，我就吃住在他宿舍，他自己也在復習迎考，還輔導我復習功課。為“避人耳目”，有些日子，我還從鄉(xiāng)下回到東臺老家，住在大姨家，復習備考。</p><p class="ql-block"> 當年11月份，我順利通過了在白駒鎮(zhèn)進行的初考。還記得考試的科目是數(shù)學、語文、理化和政治四門。</p><p class="ql-block"> 12月份，全縣高考在大豐“豐中”設考場，高考4門分兩天進行，第一天上下午考“數(shù)學”、“語文”，第二天上下午考“理化”、“政治”。數(shù)學、理化是我得分強項，回想起來，可能是因為自己已經(jīng)當了兩年多農(nóng)民，資格老得很，所以，心里也沒有太大壓力，似乎沒有感到緊張，考試發(fā)揮也就比較正常。</p><p class="ql-block"> “華東工程學院”并不是我在考前填報的三個學校名單中，所以，等到第二年元月，我收到華東工程學院入取通知書時，特別意外、特別激動，我們一家人擁在一起，以特別愉悅的心情和難以言表的激情表達著我們的情緒。陳華等中學同學也與我一起分享了這個激動人心的時刻。一時間，幾年來，在知青點下放勞動的辛勞；在放映隊風餐露宿、常年奔波在戶外的辛苦，瞬間都化為了烏有。據(jù)說當年高考錄取時，軍工系統(tǒng)院?？梢詢?yōu)先挑選，雖然我并沒有填報華東工程學院，但應該是被“優(yōu)先”了。 </p><p class="ql-block"> 過了1978年春節(jié)，我興高采烈地搭乘一輛去南京送貨的卡車，離開了白駒，來到了南京，開始了我在孝陵衛(wèi)景區(qū)附近的求學生涯。</p><p class="ql-block"> 最先，我就讀于華東工程學院計算機系；但入學不久，學校又進行了一次摸底考試，將成績好的學生，重新分配組合成“數(shù)理師資班”。我居然被分配到了“師資班”，專業(yè)又變成了“物理”——十年文革，大學師資脫節(jié)，急需培養(yǎng)年青教師，學校意圖將這個班打造為將來留校、充實本校教師崗位的班級。班里學生的組成，有20歲以下的應屆高中畢業(yè)生和知青，也有30歲左右“老三屆”學生。那些老三屆同學，有已經(jīng)結(jié)婚，為人父母的；也有工作5年以上帶薪讀書的。我從鄉(xiāng)鎮(zhèn)來，家中弟妹多，人均收入低，所以，享受了最高等級的20元助學金。印象中，班上所有人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讀書機會。大家目標一致，都要將失去的時間奪回來。</p><p class="ql-block"> 按照常理，作為師資班的一員，我注定是要留在華東工程學院教書的，可命運又讓我走了更多的地方。1981年臨近大學畢業(yè)時，兵器工業(yè)部202所到高校里挑選畢業(yè)生，我又被挑中，來到了遠離家鄉(xiāng)的陜西咸陽，成了這所軍工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員。在這座軍營中，我雖然沒有軍籍，但還是處處感受到軍隊的氛圍，也算圓了我一回軍人夢吧。</p><p class="ql-block"> 說起這個軍人夢，其實發(fā)軔于當年高考結(jié)束后——1977年11月份高考前后，我在準備和進行高考過程中，同時也報名參軍了，那叫“一顆紅心，多種準備了”。就在接到大學錄取通知前，也收到了參軍的通知書，按照當年“上大學優(yōu)先”的政策，我跨入了有軍工背景的華東工程學院，如今，終于加入了軍隊系統(tǒng)的研究所。</p> <p class="ql-block">（劉京東與妻子王維彤在西藏）</p> <p class="ql-block"> 常人說，胃，離開自己的故鄉(xiāng)最近。在大西北的咸陽202所工作了十余年后的1992年，應在江蘇連云港工作的老同學的熱情召喚和對連云港建設成“歐亞大陸橋”作出貢獻的期待，還有“腸胃“對回到家鄉(xiāng)的呼應，我和祖籍在興化的妻子，帶著七歲的女兒離開咸陽，來到了連云港，從事電子產(chǎn)品技術開發(fā)和信息系統(tǒng)管理方面的工作。</p><p class="ql-block"> 人，離開了咸陽，但心還對那里有所記掛。在離開咸陽后的若干年里，我似乎成了202所的“編外工程師”，曾經(jīng)一起參與研究和開發(fā)項目的那些同事們，還經(jīng)常打來電話，共同討論研發(fā)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讓我提出些意見和建議，這讓我對沒有終生從事國防科研業(yè)務的遺憾，多少得到些彌補。</p><p class="ql-block"> 如今，當年隨我們來到連云港、長大后就讀了中國科技大學的女兒，她在那里取得生物材料學博士學位后，又去法國格勒諾布市國立理工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并任職法國國家科學院研究院。前些年，她回國任教于華中科技大學同濟藥學院，她在科研和學術方面的成就，令我感到驕傲。</p><p class="ql-block"> 在高考過后的44年后，我再來回顧當年高考的情形，不免感慨萬分。我做過知青和農(nóng)民，當放映員相當于是一名工人；上大學前，與當兵擦肩而過；上大學后，沒做成高校教授，卻成了解放軍的“編外士兵”；上世紀九十年代，下海成了一名企業(yè)人員；50多歲時，通過公務員考試，又回到了體制內(nèi)；算是“工農(nóng)商學兵”都有份了。這種經(jīng)歷，也可能是我們這一輩人，才有可能領受過，對人生，自然也就多了幾種體驗，有了更多的體會。</p><p class="ql-block"> 有意思的是，在中學時代形成了對無線電的愛好，加上在放映隊里對音響設備的癡迷，讓我有了專屬于自己的“成人游戲”。在我的那間鄉(xiāng)間庫房中，各種各樣的音響，模擬信號時代的種種介質(zhì)，重金屬樂器形成的震撼，讓我如癡如醉，也成就了我在連云港的“發(fā)燒友”中的“美名”，沉浸在音響世界里，我仿佛能聽到年代的世事變遷，能耳聞人生的辛酸苦辣，還能悉心體會到人性的種種。今后，如果有家鄉(xiāng)的、白駒的朋友來了，只要大家愿意，我一定與大家一起品鑒和分享，在我的這片天地里，聆聽來自高品質(zhì)音響里流淌出的自然和心靈的聲音。</p><p class="ql-block">（本文初稿劉京東；王維彤、陳華、喬勁扶、劉京明、葛曉燕等提供了不少素材，整理陳谷子）</p> <p class="ql-block">（劉京東女兒劉熙秋博士）</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