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 課文隱藏的歷史真相</b><div>1627年,蘇州百姓搗毀當?shù)匚褐屹t生祠,在原址為一年前因抗擊閹黨而死的五位義士修墓,并由復社領袖張溥撰寫《五人墓碑記》作為墓志銘。在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五人墓碑記》一直是被《古文觀止》和中學語文課本收錄的名篇,從而令讀者和學生都相信五位義士是為了正義而獻身。不過根據(jù)晚明最新史料研究成果,我們可知五位義士的精神雖然符合明朝價值觀,但這件事的本質卻是東林黨和閹黨之間的斗爭,而且至始至終均為東林黨在幕后編排與導演的一出政治大戲。</div><br>首先顏佩韋,楊念如,周文元,沈揚和馬杰這五位義士被后人歌頌,這自然無可厚非。因為從當時的環(huán)境來看,1626年閹黨已全面掌權,且屬于強權勢力,而五位義士敢于同閹黨抗爭,是符合明朝價值觀取向的,也就是張溥在文中所寫的“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br><br>但是張溥作為復社領袖,且復社是東林黨盟友,因而在文中并沒有完全講真話。五位義士確實抗擊閹黨,尤其反對閹黨抓捕前吏部員外郎,東林黨人周順昌。那么周順昌究竟因何被抓呢,從《明熹宗實錄》記載的蘇杭織造提督太監(jiān)李實彈劾前應天巡撫,東林黨人周起元的奏章就能看出端倪,那就是周起元違抗圣旨,擅自減免紡織品袍叚應納稅的數(shù)目,并人為操縱袍叚市場價格,而周順昌雖然已經(jīng)離職,但卻和周起元串通一氣,在背后妄議朝政。至于逮捕周順昌也并非閹黨的主意,而是明熹宗朱由校下的旨意,閹黨控制的東廠所起到的作用是執(zhí)行圣旨,到蘇州抓捕周順昌歸案而已。 其次有關紡織品袍叚需要納稅,這當中又涉及到另外一個議題,那就是1625年戶部尚書李起元提出恢復萬歷年間的榷稅,也就是俗稱的商業(yè)稅征收,對此明熹宗的旨意是“榷稅照舊例量徵,委廉能甲科推官管理?!币簿褪钦f皇帝已經(jīng)有了圣旨要恢復征稅,但周起元卻在下面搞小動作,并上《去蠹七事疏》奏章,與朝廷代表李實唱對臺戲。而另從明朝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可知,周順昌對于收稅更是極度唱衰,表示“蘇民生計仰織造,稅加一分,民窮一成?!彪m然周順昌被抓不像周起元一樣涉嫌腐敗,五位義士反抗閹黨也并非抗稅,但周順昌在背后妄議圣旨卻是不爭的事實。<br><br>第三點就是五位義士的身份,周文元是周順昌的轎夫,但顏佩韋,楊念如,沈揚和馬杰等四人絕非素不相識,綜合明朝遺民陳子龍編撰的《明經(jīng)世文編》和張岱《陶庵夢憶》來看,顏佩韋等四人是打行的結拜兄弟。那么究竟什么是打行呢,從明朝遺民褚人獲《堅瓠九集》可知,打行就是鏢局,同時也能雇傭打手,成員比較復雜,其中“上者即秀才貴介亦有之,中者為行業(yè)身家之子弟,下者則游手負擔里巷之無賴耳?!币虼丝梢赃M行合理推測,那就是除周文元是利益關聯(lián)體外,顏佩韋等四人是受東林黨雇傭的人。<br> 在抓捕周順昌當天,蘇州究竟發(fā)生了什么? 有關這一點張溥在文中已經(jīng)說的很清楚,那就是五位義士出頭抗擊閹黨和圍攻東廠。但是張溥在文中也存在夸張描述成分,那就是遠遠談不上民變,頂多是小規(guī)模聚集圍觀,為此還出現(xiàn)了人群踐踏事件。從事后應天巡撫毛一鷺和御史徐吉上奏的奏章來看,事發(fā)當天“致涌躋踐踏攀援撲跌,幾成狼狽決裂矣?!?lt;br><br>在事情結束以后,朝廷的定性也存在東林黨和閹黨幕后的協(xié)商。其中朱祖文作為跟隨周順昌北上歸案以及死后護送周順昌靈柩南下的見證人,他在《北行日譜》中是這樣回憶,蘇州抗爭事件發(fā)生以后,東林黨人徐如珂幕后運作,通過關系找上了內(nèi)閣首輔顧秉謙,由顧秉謙出面勸說魏忠賢和明熹宗,雖然在當時不能為這件事洗白,但閹黨還是默許了蘇州百姓收尸和紀念五位義士,也默認五人之死屬于“就義”,這才有了張溥文中所寫的“有賢士大夫發(fā)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尸合。”<br><br>因此盡管《五人墓碑記》是一篇千古名文,五位義士在當時確實值得歌頌,收入教材作為經(jīng)典也是應該的。但是這其中鮮為人知的幕后故事應該完完全全講清楚,大家有權了解歷史真相,至于如何評判,就留待學生和讀者自己來思考。 <b> 五人墓守墓人葛成:被人為美化的抗稅英雄</b><div>五人墓旁邊還有一座葛成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nèi),葛成不僅因為給五人墓守墓被歌頌,而且他領導的蘇州抗稅在各類歷史讀物中都是正面形象。1601年7月,為了抵制明神宗萬歷皇帝朱翊鈞的稅收政策,兩千多名蘇州紡織業(yè)工匠在葛成的率領下沖擊當?shù)囟悇諜C構,這就是晚明歷史具有代表性的蘇州抗稅風暴。不過隨著明史研究的深入,越來越多的證據(jù)可以表明,所謂蘇州抗稅是江南紡織業(yè)者和其代言人東林黨精心策劃的一場行動,給當時的明朝朝廷帶來極大損失。</div> 首先紡織業(yè)在明朝是一個利潤極高的行業(yè),不少江南官員的祖上就是依靠著紡織業(yè)發(fā)家致富。其中萬歷年間的吏部尚書張瀚是浙江杭州人,距離蘇州不遠,他的曾祖父張鵬就靠著一張織機起家,成本只有6兩銀子,最后發(fā)展成為擁有一個大的紡織作坊,由他的祖父張紀和四個兄弟共同經(jīng)營,每年分紅,總收入達數(shù)萬兩銀子。正因為家里有錢,所以張瀚從小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25歲就考中舉人進入仕途。<br><br>其次盡管萬歷下旨對江南紡織業(yè)征稅,但實際上稅率極低,紡織業(yè)者根本不會負擔不起。就以葛成領導的蘇州抗稅風暴為例,導火索即為前來收稅的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孫隆規(guī)定,每張織機征收三錢銀子稅收,每件紡織成品征稅三分銀子。要知道前文所提的張瀚曾祖父創(chuàng)業(yè)年代是在明朝中期成化年間,當時織機還不流行,因此每張織機的成本為6兩銀子,可到了萬歷年間,隨著技術的改善,當時每張織機的成本只有不到2兩銀子,可織機所創(chuàng)造出的紡織成品,每件利潤卻達到了5到6兩銀子。按照孫隆的征稅標準,不但不存在橫征暴斂問題,相反還訂的過低。 第三孫隆的征稅行動只會影響蘇州紡織業(yè)作坊經(jīng)營者的利益,并不會影響普通工匠的利益,除非是工匠本人擁有屬于自己的織機,那么才需要繳納每張三錢銀子的稅收。由于萬歷年間蘇州已經(jīng)出現(xiàn)資本主義萌芽,確實有部分工匠擁有自己的織機,但多數(shù)工匠都是紡織業(yè)作坊雇傭勞動者。可是離奇的是,整場抗稅行動均由普通工匠領頭并參與,不見經(jīng)營者出面,甚至葛成提前就弄到了孫隆和稅務官員湯莘,黃建節(jié)和徐成等人在蘇州的住址和收稅辦事機構位置名單,然后有預謀沖擊,將稅務機構搗毀,打死黃建節(jié)等十余人,并導致孫隆逃往杭州。當暴動發(fā)生的時候,孫隆數(shù)次請求蘇州知府朱燮元出動官兵維持秩序, 但朱燮元就是置之不理。相反事件平息以后,以朱燮元為首的蘇州官吏還聯(lián)名向朝廷上折子,為參與工匠求情,并把矛頭對準了孫隆,稱這一切都是由于孫隆貪腐所造成的。 為了避免這場風波鬧大,萬歷皇帝只得妥協(xié),下旨停止向紡織業(yè)征稅,而對于參與抗稅的工匠,只追究葛成一人責任,判處他終身監(jiān)禁。但葛成領導的這場抗稅風暴讓江南紡織業(yè)者以后只需賺錢而不用納稅,因此在經(jīng)營者和東林黨后臺的活動下,葛成得以在獄中好吃好喝供著,直到1614年被特赦出獄。1630年62歲的葛成去世,東林黨人為其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將他厚葬在蘇州閶門外山塘街,由東閣大學士文震孟題寫墓碑,鄉(xiāng)賢陳繼儒撰寫墓志。至于紡織業(yè)者恢復征稅,那是天啟年間魏忠賢執(zhí)掌朝政以后下令征收雜項,當中就包括紡織業(yè)稅收。 其實自從萬歷中后期以來,尤其是援朝戰(zhàn)爭和對后金的戰(zhàn)事,導致國庫常年空虛。不過萬歷的征稅政策諸如礦稅和其他行業(yè)的商稅還是有所成效,起碼在1620年駕崩后為明朝留下了700萬兩銀子的家底,但為了支援遼東前線,從中撥出200萬兩,到天啟初年只剩下500萬兩。對此內(nèi)閣首輔葉向高就曾感慨過,先帝當年下旨征收礦稅等稅收的時候,自己一度大力反對,覺得普天之下都是君王的財富,收那么多銀子完全多此一舉,可真正面臨遼東前線吃緊的時候,終于才感覺到原來先帝才是深謀遠慮。但萬歷在1601年還是迫于壓力免去紡織業(yè)稅收,如果不是葛成領導蘇州抗稅,相信萬歷能為明朝留下更多家底,所以說當資本與權力相結合的時候,才是朝廷所應該予以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