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一</p><p>昨天看到微信群里有人發(fā)的一個視頻，一位女士在街上走，突然被幾個戴紅袖箍的攔住，有人厲聲質(zhì)問她：“你為什么不戴口罩？”那女士也不是個善茬，不耐煩地回答：“我不想戴！”結果這幾個人一直跟著她，邊走邊大聲斥責她。路上總有看熱鬧不嫌大的人，一會兒就圍過來很多人，他們跟在戴紅袖箍的那些人后面，義憤填膺地大聲喊道：“找警察！找警察！快把她抓起來！”</p><p>果然，一會兒就過來三個警察。在警察面前，這位女士依然嘴硬。警察問她為什么不戴口罩，她照舊還是那句話：“我不想戴！”</p><p>三個警察一擁而上，把她的手背在身后當場摁倒在大街上，給她戴上了手銬，推搡到警車上鳴著警笛呼嘯而去。</p><p>不出所料，這個舉動贏來一陣熱烈的掌聲和歡呼聲。</p><p>當我看到這個視頻的時候，我問了兩個問題：</p><p>這位女士錯在哪里？</p><p>如果她買不起口罩、或者買不到口罩怎么辦？</p><p>這個群里的人，文化水平跟我都差不多，即使上過大學，知識體系也需要更新了，況且還有很多黨校畢業(yè)的碩士研究生。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問題，一句話還真說不清楚。而第二個問題則明明白白。且不說偏遠鄉(xiāng)村的農(nóng)人，即使那些生活在城市里像我這樣的普通人，疫情當前也是一罩難求。而我們，恰恰是最需要出門的人。</p><p>讓我們出門的，不是可有可無的生活習慣，而是生存之必需?！翱谡终x”不管有多大的正當性，它也不能碾壓一切。</p><p>那個因買不到口罩而用半個桔子皮做口罩的老人，已經(jīng)快一百歲了。他的作為對我們冷冰冰的政策而言不僅僅是調(diào)侃和嘲諷。中國的口罩生產(chǎn)能力和極大的需求之間的缺口是一個簡單的數(shù)學題，而隱藏在那個缺口里的，大部分是沒有社會資源的窮人。</p> <p>二</p><p>何不食肉糜不是一句荒唐的歷史典故，而是生活的真實。</p><p>我考上大學的時候家還在偏遠的農(nóng)村。那時候總想著考個近點的學校以減輕家里的負擔。所以分數(shù)出來后，我并沒敢報考省外比較好的學校，誰知最后竟被西南政法學院提前錄取了。我沒填報這個志愿，只是在志愿表上填了“服從分配”一項。而作為當時中國唯一的一所重點政法學院，它的法律專業(yè)屬于特殊專業(yè)，可以從高分考生中提前錄取——那年我高出重點線近五十分——陰差陽錯地我來到重慶，這個大西南燠熱的山城。進校之后才知道，有人說它是“稀爛政法學院”一點都不過分。這么跟您說吧，反正在這個學校，最好天天有膠鞋穿。到處是泥水坑，出了宿舍門就是沼澤，估計當年的西南聯(lián)大也就這副德行。后來這個學校的畢業(yè)生占據(jù)中國法學界的半壁江山，估計跟這種勵志的環(huán)境有關。</p><p>其實我沒說遠，學校的爛，跟我的窮有很大關系。那時候?qū)W校只有一臺電視機，放在學生宿舍大樓入口處的大廳里。每天晚上，我們跟打著赤膊的民工一起擠坐在樓梯上，看《大西洋底的來客》和《加里森敢死隊》。電視或者露天電影，是學院僅有的娛樂活動。</p><p>為了豐富同學們的業(yè)余生活，學校組織了歌詠比賽。并要求我們統(tǒng)一穿著白襯衣，藍褲子。我跟著參加了兩三次我們班的合唱訓練，有一次結束后班干部找到我，讓我跟他到班級辦公室去一趟。當時我感到既興奮又惴惴不安。興奮的是，干部還能注意到我；而不安的是，不知道他為什么會注意到我。</p><p>走在路上我想，估計還是我的聲音讓他不安。他曾經(jīng)好心地私下提醒我說，今后我站在合唱隊里只張嘴別發(fā)聲，或者輕輕發(fā)聲就行了。因為——感謝他給我留了一點時間，讓我好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你唱歌的時候，就像火車輪子摩擦鐵軌時發(fā)出來的那種聲音。其實那天我控制得還好，基本沒怎么發(fā)聲。但因為唱的歌跟愛情有關，在高潮時情不自禁地吼一兩嗓子，也不是沒有可能。</p><p>我到辦公室后，看到我們班的兩個女生在旁邊的桌子上抄東西。干部看看她們，壓低了嗓門跟我說話。但他并沒給我談聲音的問題——畢竟還有好幾個來自農(nóng)村的窮學生的嗓門和我差不多。干部說，今天找你，主要是談談你的著裝問題。然后，他關切地問我：</p><p>“你怎么不按規(guī)定穿白襯衣呢？”</p><p>我愣了一下，說：“我穿的就是白襯衣??！”</p><p>班干部露出迷惑的神態(tài)，他親切地摸了摸我的襯衣，又看看自己的襯衣說：“你這是白襯衣？”</p><p>我這才抬頭看他。與他身上的白襯衣做了比較后，便又垂下頭不再說話了。我的襯衣確實曾經(jīng)白過，但我就那一件，晚上用肥皂洗了，第二天早上再穿上，它已經(jīng)在歲月更迭中變了顏色。</p><p>我害怕被那兩個女同學聽見，便小聲地央求他：“我退出歌詠賽算了。本來我就不會唱歌?！逼鋵嵁敃r我想告訴他，如果讓我再買一件白襯衣，我實在沒有能力。但我羞愧得說不出口。</p><p>他好像洞穿了我的心思，沉吟了一下，微微頷首笑了笑說，我的襯衣多，回頭借給你一件！</p><p>我羞紅了臉，唯唯諾諾地退出辦公室。剛剛關上門，屋里兩個女生刺耳的笑聲便擊打著我的耳膜，她們又補了致命的一刀。</p><p>她們說，咱班還有這樣的同學？真沒用！</p><p>真沒用！對一個未滿十六歲的孩子，說出這種六十歲的老人也未必能承受的狠話。</p><p>但她們也的確沒有小看我，我是真沒用。幾十年前，我買不起一件襯衣；幾十年后，我沒能力買到口罩。</p><p>但這句話，成為我后來幾十年奮斗的動力之源和噩夢淵藪。我一直想用事實證明我是個有用的人。</p><p><br></p> <p>三</p><p>在習近平總書記開列的長長的書單中，托馬斯潘恩的《常識》赫然在目。這個深目高鼻的家伙，對世界的影響不可小覷。他是美國的體制之父，世界上最早提出自由民主的人。而由于他將社會與政府的極端對立，又被認為是美國“白左”的鼻祖。潘恩認為，“在任何狀況下，社會都給人帶來很多好處；而政府即使是在最佳狀態(tài)下也不過是一種必要之惡?！闭蔑@這種“必要之惡”的，是軍隊、監(jiān)獄、警察等國家公權力。而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對公權力的依賴，自然成為公民社會發(fā)育程度的標尺——對公權力越依賴，公民社會發(fā)育程度越低。</p><p>公權力的確很好用，尤其是用于彈壓異見。前一段時間網(wǎng)絡江湖上鬧得沸沸揚揚的“227事件”，最能詮釋這個問題。其實不過就是一個耽美文的作者，在國外AO3網(wǎng)站發(fā)表了一篇小說，有點貶損并女性化肖戰(zhàn)。而肖戰(zhàn)的粉絲們就不依不饒，大批量地向我國相關管理機構舉報這個網(wǎng)站。管理機構響應民意，直接就把這個網(wǎng)站在國內(nèi)禁封了。與這個網(wǎng)站的利益相關者和義憤的吃瓜群眾，又把怒火發(fā)泄在肖戰(zhàn)身上，一股腦地把肖戰(zhàn)給滅了。從國外網(wǎng)站被封到最當紅的明星肖戰(zhàn)被滅，僅僅只有幾天的時間。</p><p>在最近發(fā)生的類似事件中，因群眾舉報而被公權力封禁的，從偶像到大學老師不一而足。這種方式已經(jīng)成為發(fā)泄某種情緒最直接、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方式。</p><p>這些被憤怒情緒牽著走的粉絲，以及上面那個視頻中一直叫喊讓警察抓人的，和在文革中高喊打倒的人，本質(zhì)上沒有什么區(qū)別。他們因自己的某種偏好而對公權力的過分依賴，雖然能逞一時之快，但最終不斷削弱的是自己的權利空間。本質(zhì)上，他們也是受害者。</p><p>現(xiàn)在我們可以回答上面我問的第一個問題了：視頻中那位沒戴口罩的女士是在大街上行走，而大街不屬于公共場所，這是一個嚴謹?shù)姆蓡栴}。2019年4月修訂的國務院《公共場所衛(wèi)生管理條例》所列舉的七大類公共場所，顯然不包括大街和通行道路。</p><p>這也就意味著，李克強總理反復強調(diào)的“對于公民，法無禁止既可為；對于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法制理念尚未落在實處。畢竟，沒有任何法律法規(guī)或地方規(guī)章，授權警察可以在大街上抓一個沒有戴口罩的人，即使在疫情期間也不應該有例外。</p> <p>四</p><p>1993年，美國聯(lián)邦國土局為了保護一種名叫莫哈韋沙漠龜?shù)姆N群，頒布了限制在內(nèi)華達州東南部的維京河谷60萬英畝聯(lián)邦土地上放牧的規(guī)定。隨著環(huán)境的變化，莫哈韋沙漠龜急劇減少。根據(jù)美國瀕危物種法案，該物種被列為“受威脅”物種，同時被國際自然保護聯(lián)盟視為“脆弱”物種。</p><p>此后的20年間，該州的牧民邦迪一家一直不顧禁令，在這塊土地上放牧。經(jīng)民眾舉報，聯(lián)邦法院兩度做出對他不利的判決。根據(jù)法院判決，邦迪總共欠下聯(lián)邦政府100萬美元的放牧款。但邦迪拒不執(zhí)行法院判決，他認為他的家族從1877年起便在維京河谷放牧，那時土管局還遠未成立，莫哈韋沙漠龜還未被宣布為瀕危物種。他還認為，根據(jù)美國憲法，內(nèi)華達州才擁有維京河谷的主權，對他的行為，聯(lián)邦政府無權干涉！</p><p>美國聯(lián)邦土管局決定圍捕邦迪的牲畜。但這種政府行為除了遭到邦迪一家持槍暴力抵抗外，大批持槍的人權主義者也從美國各地趕到內(nèi)華達，和邦迪一起與聯(lián)邦執(zhí)法者對峙。他們在邦迪帶領下持槍占領了聯(lián)邦大樓，甚至有人宣布要獨立。最后，美國政府認輸，宣布撤出國土局人員，返還圍捕的400多頭牲畜，從而以和平方式結束了對峙。</p><p>美國公民的擁槍權來自美國憲法的第二修正案。第二修正案提出之時，一些議員和政治家在國會辯論和公開演講中就明確提到過“讓公民擁槍以便反抗暴政”。這個提法來自于《五月花號公約》中“政府需經(jīng)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方可實行統(tǒng)治”的契約精神，因此該法條寫明的“人民持有及攜帶武器的權利不應受到侵犯”從立法意圖上看，個人擁槍權天然包括了個人自衛(wèi)權，以及反抗暴政兩層意義。</p><p>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家，憲法賦予人民的這種權利，是通過手中的槍而具象化的。公民也同樣通過“持槍”這種儀式性的行為，不斷世俗化政府的權力，并最終形成公民社會的共識和基石——政府的權力來自于包括你我他在內(nèi)的所有公民的授權，它敢胡作非為濫用權力，你可以像邦迪那樣朝它開槍，推翻它！</p><p>不可否認，持槍是一種極端手段，在實踐中副作用也不小。況且世界上大多數(shù)發(fā)達國家都沒有允許全民持槍。但他們立國的基石其實是一樣的，政府的權力來自于人民的授予，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并矮化它，就是為了讓暴政的陰影不再籠罩社會上的每個人——無論你手中有沒有槍。</p><p>對公權力的極度不信任，以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放松對政府的警惕，是民主國家自小學開始的公民教育里最基礎的課程。</p> <p>五</p><p>許多年后，在一次同學聚會上，我與罵我沒用的一位女生有過親切交談。不像我一樣混跡于江湖，他們始終不忘初心，一直活躍在法律界。她已經(jīng)是中國數(shù)一數(shù)二一所法學院的博士生導師。我喜歡她，經(jīng)?？此秊槊癖姾粲鯔嗬奈恼?。她確確實實是一個有正義感并且敢于發(fā)聲的人。</p><p>我一直沒鬧明白當年她們?yōu)槭裁茨敲凑f我，是因為我窮還是因為不會歌唱呢？但我也從來沒有問過她們。我想，如果是因為我窮到?jīng)]有合適的衣服穿，我真不怕，畢竟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如果因為我不會唱歌，我確實有話說。恢復高考那一年，我初中畢業(yè)上高中。在此之前和之后，我都沒上過音樂課，因為沒有教音樂的老師。曾經(jīng)上過幾節(jié)體育課，也是語文課老師教的。</p><p>但她們的話確實刺激了我半輩子。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做一個有用的人，不過始終沒有實現(xiàn)雄心壯志。深夜醒來，每念及此我都輾轉(zhuǎn)反側(cè)，再不能成眠。</p><p>這一次在北京同學的聚會上，我還是借助酒勁把藏了幾十年的心事說了出來。</p><p>“真的有這事兒？”她開心地笑著，“有可能啊！那時候我們還都是十六七歲的孩子！”</p><p>她的話并沒讓我釋然，但她的笑打動了我。那樣的笑，清澈而簡單。一瞬間，突然有一種縱馬由韁般的解脫涌上我的心頭：她們有用，是因為她們承擔了對社會的那份責任，她們一直在成長。而我，卻僅僅以為一句無意的話，陷進去幾十年沒有掙脫出來。我一直坐井觀天，看到的只是自己的不幸。</p><p>最后她笑著安慰我說：</p><p>“不過，還是要感謝你給我分享這個故事呢?！?lt;/p><p>“分享”這個詞，更是讓我熨帖。如果當時我把它當成一個笑話分享出去，還有這么多年的郁悶嗎？而且我突然覺得，自己因為學會了分享，已經(jīng)成為了一個有用的人。我真的要特別感謝張小龍，感謝微信。是微信讓我成為了一個有用的人。因為有了朋友圈，我可以天天為他們的成功點贊，為他們的作為喝彩。我知道，我的贊賞，不管力量大小，也都是他們所看重的。同時我還在更多的朋友圈里分享他們的文章。他們對法律的敬畏和熱愛，他們對人民權利的看重，他們對弱者的襄助，他們對不公的鼓呼，都常常感動著我，鼓舞著我，也鼓舞著看到我轉(zhuǎn)發(fā)的那些人。那些人可能和我一樣，一輩子都活得沒有多大用處。但因為被他們所倡導的權利意識所照拂，會活得更自信，更滋潤，也更有尊嚴。也可以換一句話說，如果每個人都天然地擁有法律所賦予的權力，那這個社會上就沒有無用的人。</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