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span style="-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父親王一平1914年出生于山東榮成的一個海邊漁村，1932年就讀于文登鄉(xiāng)村師范時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投身革命，棄筆從戎，戰(zhàn)爭年代成長為我軍一名高級政工干部，在淮海戰(zhàn)役時任華東野戰(zhàn)軍八縱政委，八縱后來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6軍，父親任第一任軍政委，率部參加了渡江戰(zhàn)役和解放上海戰(zhàn)役。1952年年初，時任第三野戰(zhàn)軍第八兵團政治部主任的父親由陳毅老總親自點將，奉調(diào)轉(zhuǎn)業(yè)到上海任市委組織部長，涵泳于海派文化的這片沃土，父親在工作之余也逐步與海派藝術(shù)收藏結(jié)下了后半生的不解之緣。</span><br></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1、 浮沉無悔系收藏</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解放初期的十里洋場上海百廢待興，父親脫去軍裝滿懷豪情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但是，也許父親自己也不會想到，在工作了不到一年時間就主動辭職了。父親剛到職時，全國正在開展一場轟轟烈烈的“三反”、“五反”打老虎運動，身為組織部長的父親自然成為市“三反”、“五反”運動領(lǐng)導小組成員。由于中央批評上?！按蚧ⅰ辈涣?，外地老虎是越打越多，上海卻越打越少，市委緊急開會，把打老虎指標從3500人提高到8000人，并嚴厲督促各級干部加快打虎步伐，以完成指標。父親對此提出不同意，認為老虎應該有多少打多少，不能預設指標。但是在當時的政治氛圍下，父親的意見沒有被采納，是違心地工作，還是不忘初心、實事求是？父親選擇了后者，向市委提出辭去組織部長，并獲準離職休養(yǎng)。</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看來父親與收藏是有緣份的，工作之門的暫時關(guān)閉，卻打開了收藏之窗。在家休養(yǎng)的父親因為有了空閑時間，就經(jīng)常到文物市場閑逛。當時上海廣東路、河南路一帶經(jīng)營文物的店鋪和商販鱗次櫛比，每天各種各樣的文物在這里被交易，面對這一熱鬧場景，父親觸摸到了藝術(shù)收藏的跳動脈搏，從而走上了漫漫的收藏之路。當然，收藏機緣的到來并不只是因為有了空閑時間。早在1935年冬，父親因參加膠東暴動失敗被通緝追捕而離家出走，來到北京山東會館，與同鄉(xiāng)和同窗好友谷牧同住一處，山東會館離琉璃廠文物市場很近，兩人抽空經(jīng)常去閑逛，喜愛收藏的種子可能在那時就已植入心田，親炙海派收藏的沃土，自然就生根、開花、結(jié)果了。父親心中一直蘊藏著對中國歷史、文化和藝術(shù)的熱愛使他與收藏結(jié)緣，并且鍥而不舍。父親曾告訴我，他買的第一張畫是揚州八怪之一黃慎的人物畫，賣畫的攤販是個獨眼老頭，信誓旦旦地說如果畫是假的，把他另一只眼也挖去。父親買下畫后不久去北京開會，抽空去天津博物館參觀，發(fā)現(xiàn)展品中一張黃慎的畫與自己買的畫是雙胞胎。返滬后父親找到了這個攤販說了這個情況，獨眼老頭很是尷尬，父親并沒有為難他，而是把黃慎畫退了，并在他的畫攤上又挑了一張。黃慎是揚州畫派中最接地氣的畫家，全靠鬻書賣畫為生，同一題材和構(gòu)圖，畫2張或者更多都是可能的，但從此事可以看出父親初涉收藏是慎重的，不是玩票性質(zhì)而是以收藏真品為起點的。父親還講過，他曾在畫攤上買過一張徐悲鴻的貓，價格8元錢，他感到貓的眼睛畫得傳神，沒還價就買下了，攤主很是感激，硬要再送他一張畫，他不喜歡就沒有要。在這段離職休養(yǎng)期間，父親從文物市場選購了第一批書畫收藏品，也結(jié)識了朱念慈、薛貴笙、莊澄璋等文物經(jīng)營者。公私合營后，林林總總的文物店鋪和商販都被歸口到上海文物商店和朵云軒，他們也成為這兩家文物藝術(shù)品經(jīng)營單位的業(yè)務骨干，成為父親在今后收藏中經(jīng)常打交道的良師益友。</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在父親離職休養(yǎng)，專注于收藏的過程中，政治形勢也發(fā)生了變化。全國各地“三反”、“五反”運動普遍出現(xiàn)了擴大化，上海也不例外，中央及時通知各地開展甄別工作，經(jīng)過甄別，上海的老虎由8000多人下降為1000人左右，糾正了一大批冤假錯案，如著名書畫家、鑒定家謝稚柳僅因為被舉報有過書畫買賣行為，差一點被打成大老虎，經(jīng)甄別才幸免于難，否則一顆海派藝術(shù)的巨星將過早地隕落。父親曾笑著告訴我一件事，在市委“三反”、“五反”運動總結(jié)會上，并沒有分管運動的陳毅市長說了一段話：“在運動開始階段，老虎越打越多是對的，到運動后期甄別階段，老虎越打越少也是對的?！标愐氵@段充滿中庸式政治智慧的總結(jié)，既平衡了運動中各方意見，又含蓄地肯定了父親意見是對的。不久，父親又重新被任命為市委組織部長，開始了繁忙的工作。但此時收藏已成為父親不可割舍的愛好。在休息時，父親時常會去文物商店或朵云軒選購收藏品，工作中有時開會回家很晚了，父親會在客廳兼書房的沙發(fā)上坐一會兒，欣賞墻上掛著的書畫，稍事放松后才去休息入睡。父親請篆刻大師方介堪刻了一方閑章“聊借圖畫怡倦眼”，正是他在繁忙工作之余享受收藏的愉悅，怡情自樂的寫照。</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樹欲靜而風不止，1956年春天，一場反對胡風反黨集團的政治運動來臨，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被北京最高層定為胡風分子。上海市委緊急開會，作出立即逮捕彭柏山的決定。時任市委常委、組織部長的父親堅決不同意在證據(jù)不充分的情況下先逮捕彭柏山，提出先審查而后依審查情況再作組織處理。父親的意見被否定后，不得已又一次辭去組織部長和彭柏山專案組負責人的職務，離職休養(yǎng)。彭柏山被捕入獄后曾自殺未遂，應他本人要求并經(jīng)市委批準，父親到監(jiān)獄與他談話，談什么不得而知，但彭柏山放棄了自殺念頭，后來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殘酷毆打致死，文革后才得到平反，這是后話。父親在離職休養(yǎng)期間，出人意料地作出一個抉擇，向市委申請兼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同樣令人意外的是，市委批準了他的申請。以省級黨委常委的身份到當時僅是處級單位的博物館任館長，這種工作錯配在黨內(nèi)干部任用上是絕無僅有的。我猜想，在經(jīng)歷了多次政治運動后，是政治上的無奈和對文物收藏的熱愛，使父親選擇了到上博工作，而不只是想過渡一下。上海博物館是在陳毅市長親自關(guān)心下組建的，之前只有副館長，實際上父親成了第一任館長。1957年6月父親上任伊始，全國反右運動也接踵而來，市文化局向上博派來工作組，楊寬副館長等一批專家、學者被劃為“右”的范疇，有的定為“極右”，父親親自組織調(diào)查，找群眾了解知識分子狀況，認為文管會、博物館老同志對文物征集、保護有功，對上博建設有很大貢獻，有時聚在一起聊天、僅是談工作、交流學術(shù)問題而已，發(fā)些牢騷是有的，但不涉及政治問題。父親憑借市委常委的特殊身份挺身而出，審閱并否定了工作組整理的“右派”材料，把文化局下達的“右派”指標頂了回去，保護了上博的專家、學者。知識分子成堆的上博沒有一個專家、學者被劃為“右派”，這在當時政治風暴的形勢下是極為罕見的，經(jīng)歷此事的上博老同志都稱贊此事是王一平館長對上博最難能可貴的一大貢獻。由于父親熱愛文博事業(yè)、尊重專家、學者，他在上博的領(lǐng)導工作是得心應手，卓有成效的，為上博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而通過在博物館的這一段工作，父親也極大地豐富了自己的文博知識，收藏境界也更高了。</h3><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h3><p style="caret-color: rgb(0, 0, 0); color: rgb(0, 0, 0); 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font-style: normal; font-variant-caps: normal; font-weight: normal; letter-spacing: normal; orphans: auto; text-align: start; text-indent: 0px; text-transform: none; white-space: normal; widows: auto; word-spacing: 0px;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webkit-text-stroke-width: 0px; text-decoration: none;"> 1958年，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運動又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父親奉調(diào)離開上博，重返市委領(lǐng)導工作崗位，但僅僅工作了幾個月，一貫講真話的父親對市委機關(guān)大鐵門被拆去大煉鋼鐵等狂熱、浮夸、浪費現(xiàn)象提出批評意見，結(jié)果不但沒有被采納，反而被批為思想“右傾”，又一次被迫離職休養(yǎng)。直到三年嚴重自然災害后的1962年初，國家開始實行“調(diào)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國民經(jīng)濟方針，糾正左傾錯誤，父親才再一次重返市委領(lǐng)導工作崗位，先后擔任市委秘書長、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這一段時期，全國沒有搞政治運動，國民經(jīng)濟穩(wěn)定恢復發(fā)展，父親盡管工作繁忙，但是心情舒暢，對收藏依然樂此不疲，藏品也不斷有新的收獲，陸續(xù)購入了明林良《古樹寒鴉圖》等重量級藏品，收藏也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就在父親花900元購買林良《古樹寒鴉圖》后不久，發(fā)生了一件當時在干部隊伍中有較大影響的事，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在一次市委干部會議上嚴厲批評說：“有的領(lǐng)導不去基層調(diào)查，卻去淘古董，你們要風流，這是玩物喪志?！钡谝粫浽跁h上公開批評另一位書記是很罕見的，與會每個干部都清楚他批評的誰。一石激起千層浪，這件事很快傳遍了全市干部圈，很多搞收藏的干部不免憂心忡忡，人人自危，把收藏停下來在觀望，母親也勸父親說：“柯老批評得這么嚴重，以后不要再買書畫了?！备赣H卻泰然處之，回答說：“我用自己的工資買畫，也沒有占用工作時間，違反黨組織的哪一條紀律？”不久后在一個周末，父親繼續(xù)到文物商店觀看選購字畫，可能柯慶施也感覺到批評有失偏頗，就再也沒有提及此事，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不久就消失于無形了。許多觀望的干部收藏愛好者又恢復了收藏活動，而更多原來不知收藏為何物的干部經(jīng)過這次風波，也紛紛加入收藏，干部參與收藏的人數(shù)反而更多了。在60年代中早期到文革發(fā)生前這三四年，是上海老干部收藏十分活躍的時期，如果說父親是上海老干部收藏隊伍的領(lǐng)頭人，相信沒有人會對此持有異議。</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父親從50年代初轉(zhuǎn)業(yè)至上海任職到1966年“文革”發(fā)生這15年左右的時間，政治運動接二連三，父親因?qū)r局政策持獨立觀點而多次離職休養(yǎng)，正常工作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半。無論是工作還是休養(yǎng)，父親都心系收藏，工作之外大部分時間都用于收藏，或到文物商店、朵云軒選購藏品，或與老干部藏友或書畫家們一起談書論畫，觀賞品鑒新購入的收藏品，或查閱資料辨識藏品真?zhèn)巍Ｊ詹亟o他帶來了工作疲勞的放松和審美的愉悅，以及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政治運動后的心情平復，陪伴他度過了十幾個風云跌宕的春秋。在專注于收藏的同時，父親還不斷鼓勵熟悉的干部參與到收藏中來。原海軍政委李耀文是父親的同鄉(xiāng)和親密戰(zhàn)友，戰(zhàn)爭年代曾長期在一個部隊共事，解放后父親專業(yè)到上海，他留在部隊工作，在父親的帶動下，他也喜歡上收藏，成為軍中為數(shù)不多的軍隊干部收藏家。1969年1月，我回鄉(xiāng)插隊落戶，途中經(jīng)濟南住在他家，李耀文時任濟南軍區(qū)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他愛人于峰阿姨因病休息在家，與我聊天時說：“我家老頭都被你爸帶壞了，用花紙頭換破紙頭?！闭f明李耀文也花了不少錢用于購買古代書畫。之后父親又介紹他結(jié)識了謝稚柳、陳佩秋等海派書畫家，收藏了不少現(xiàn)代海派書畫家的作品。老干部收藏家、原市委常委、財貿(mào)政治部主任李研吾的兒子李效樸常常談及他爸爸是如何在父親的鼓舞下涉入收藏的，李研吾喜愛書法，他收藏的古代書法作品成系列，很有特點。老干部藏友、原市政府副秘書長張耀輝的兒子張軍對我說過，父親對他爸爸說：“干部有了工資，不買田，不買房，就是要買書畫。”張耀輝也因此成為老干部藏友之一。在60年代前半期，上海的老干部收藏隊伍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成為藝術(shù)收藏的一股新力量。上海素有“收藏半邊天”之稱，工商業(yè)者和文人知識分子中很多人都有熱衷收藏的傳統(tǒng)，但經(jīng)過解放后的一連串政治運動，不少工商業(yè)者和文人知識分子受到打擊和傷害，海派收藏也隨之在50年代末跌入谷底，沉寂下來。后來他們看到共產(chǎn)黨干部也在搞收藏，那還有什么好擔心的，也就慢慢把懸著的心放下來，重新又拾起了收藏這個心頭所好，使海派收藏在60年代前半期又漸漸蔚成風氣，活躍起來，這一進程直到1966年“文革”運動開始才戛然而止。</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二、 相逢有味是偷閑</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1966年“文革”運動不期而至，在“破四舊”和抄家風中，大量文物被損毀和封存，傳統(tǒng)文化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摧殘，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收藏隨之也如泥牛入海，無聲無息了。到了70年代初期，運動開始時被打到的老干部和受沖擊的文化藝術(shù)界著名人士陸續(xù)得到了“解放”，盡管政治上依然被邊緣化，但都有了自由活動的空間。1972年父親被“解放”并擔任了一個有職無權(quán)，僅負責知青工作的市革會副主任（相當于副市長），不用每天上班。空閑在家的父親看到一大批身懷絕藝的書畫大師們被冷落在家，一份對藝術(shù)和收藏割舍不下的情感促使他開始挨家挨戶的串門走訪。在當時的政治環(huán)境下，這種往來是小心謹慎、如履薄冰的，如果說有些像地下工作也不為過。著名文化記者鄭重撰寫的《文化大革命中的畫家和收藏家》一文中提到，父親一般都是晚上出門，約上另一位老干部藏友韓去非，輪流到謝稚柳、唐云等家走訪。由于韓去非是文革前剛從山東調(diào)入上海，對上海市民來說是生面孔，每到一個書畫大師家，就由韓去非先進去探視，如沒有外人在，再出來告知后父親才進去。剛開始的訪問只是互致被批斗后的問候，聊些身體和家務瑣事，以后走訪次數(shù)多了，也開始聊些書畫和收藏的事，這樣的交往和溝通多了，猶如春風化雨般使這些書畫大師們逐漸擺脫了文革初期受批斗、沖擊的余悸，重新有了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沖動和欲望。于是，水到渠成，在那個特殊年代，一群對藝術(shù)創(chuàng)作和收藏有共同愛好和追求的老干部和書畫大師們頻頻舉辦起了“筆會”。</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老干部和書畫家的聚會大都在父親的老干部藏友曹漫之家中。曹漫之是解放后上海首任民政局長，在“三反”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被撤職并開除黨籍。文革中在造反派眼里，他已是“死老虎”，在他家聚會，不會引起造反派的注意，這在當時是一個相對安全的選擇。曹家在衡山路，離上海中國畫院很近，畫家們來往方便。他夫人姓蔡，人高膚白，外號“大白菜”，包白菜豬肉水餃更是一絕。快到中午時，謝稚柳夫婦和唐云等會輪番過來，與先期到達的父親等老干部相會，大家先飲茶聊天，不一會兒，熱氣騰騰的白菜豬肉水餃端上來，大家一邊吃水餃，一邊交流溝通，氣氛十分愜意和熱烈。飯后，就由老干部出題材或命題，書畫家潑墨揮筆，創(chuàng)作出一張張精彩紛呈的作品，真可謂“煮餃論書畫，揮筆寫華章”。這是海派收藏史上不曾有過，將來也不會再發(fā)生的場景，一群被政治邊緣化的老干部和先被沖擊、批斗、然后被冷落的書畫大師們聚會在一個避人耳目的場所，讀書論畫、創(chuàng)作和收藏藝術(shù)，完全沒有半點功利心和金錢利益，有的只是對藝術(shù)的樸素崇尚和虔誠追求。父親曾請篆刻大師陳巨來刻了一方閑章：“相逢有味是偷閑”，原意是形容在工作之余，有共同愛好的人們相會相知所獲得的輕松和愉悅，這句話中的“偷”字原本是抽象的，而用在眼下這個場景，則被賦予了具象的含義，一個“偷”字活畫出藏友們頂著壓力，不畏風險，追求藝術(shù)和收藏的情懷。書畫大師們被壓抑了多年的藝術(shù)才情在這種氛圍下迸發(fā)出來，化為一張張內(nèi)容豐富、筆墨燦爛的藝術(shù)作品，正如鄭重撰文中所指出：“書畫家在文革期間的作品，多是藏情之作，有親情、友情、孤寂郁悶之情，流溢于筆墨之間?！弊⑷敫星榈淖髌吠蔷手?。父親在“文革”前主要是收藏古代字畫和古董，“文革”開始后，文物收藏完全被禁止，灰飛煙滅，而歷史機緣又給了父親等老干部收藏當代書畫大師作品的時代機緣，父親收藏的當代書畫大多數(shù)是“文革”1972年至1976年這段時期的作品，精彩多姿。在那個惡劣的政治、文化生態(tài)中，反而綻放出更加鮮艷的藝術(shù)之花，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收藏奇跡。父親等老干部與書畫家們的筆會肯定不如蘭亭修楔和西園雅集那么恢宏和浪漫，卻同樣充盈著崇尚藝術(shù)的情懷，在現(xiàn)代海派收藏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相逢并不是都是歡快的、熱烈的，有時也充滿了苦澀味。1972年12月，在林風眠被關(guān)押釋放后不久的一個晚上，父親悄悄地走訪了他。這一次父親沒有像往常一樣請韓去非陪同，而是由母親陪同來到林風眠當時在南昌路的住處。父親讓母親先上二樓探明林風眠是否在家，然后再單獨上去與他會面。他們見面談了些什么無人知曉，但氣氛肯定是壓抑的。林風眠是留學法國有國際視野的畫家，他的畫融匯中西，極具藝術(shù)開創(chuàng)性和感染力，父親非常喜歡。從50年代初到“文革”前，父親主要收藏古代字畫，并不刻意收藏當代書畫，但林風眠的畫是例外，父親不僅收藏了他的多幅畫，客廳兼書房也輪流掛著林風眠的《秋林村舍圖》和《蘆塘歸雁圖》等，父親還特意請林風眠畫了一張斗方大小的“仕女撫琴圖”，線條流暢、顏色淡雅，非常別致。因這類題材在當時容易引起非議，父親把它掛在臥室里，不對外示人，當時這也是為了保護林風眠。據(jù)母親說，當晚父親與林風眠會面不超過半小時，看著一位天才的藝術(shù)大師不僅沒有受到社會應有的尊重和推崇，反而遭受牢獄之災，受到常人難以想象的屈辱和痛苦，父親此時的心情除了痛惜，我想還有歉疚之情，就像他當年獲準到獄中探望被當做胡風分子無端被逮捕的市委宣傳部長彭柏山時的內(nèi)心感受。父親自己也是執(zhí)政黨的成員，看到同志或朋友遭受冤屈，被殘酷打擊，雖想出手相助，卻無力回天，所能做的就是向受害者提供自己力所能及的幫助。當時林風眠不能賣畫，完全斷了保障生活的經(jīng)濟來源，父親利用市革會副主任的身份和自己在上海干部中的聲望，設法說通有關(guān)部門批準，允許林風眠每年可寄8幅畫給他在法國巴黎的夫人，他夫人賣掉后留下生活費，再把多余的賣畫錢寄回給林風眠，這樣每年8幅畫的收入勉強維持了林風眠兩端的生活開銷。父親又撮合把林風眠的人事關(guān)系轉(zhuǎn)到上海中國畫院，不清楚有沒有工資，但醫(yī)療是有保障了。1976年10月“四人幫”剛被打倒，林風眠第一時間就提出了出國探親移民的申請，當時國門還沒開放，出國移民似乎是一件不可能實現(xiàn)的事。此時父親已恢復職務，重新?lián)问形瘯?，主管組織和宣傳。父親同情林風眠的坎坷遭遇，理解他的心情，想方設法把林風眠的申請轉(zhuǎn)呈至中央高層，最后由林風眠的梅縣同鄉(xiāng)，德高望重的葉劍英委員長親自批準。所以，林風眠也幸運的成為“文革”結(jié)束后出國移民第一人。臨出國前一天，父親請林風眠吃飯，由浙江美院院長肖峰陪同，浙江美院前身是由林風眠創(chuàng)辦的杭州國立藝術(shù)院。第二天，父親又親自為林風眠送行，林風眠臨走時贈送父親一幅“紫藤小鳥圖”，并對父親說這是他昨天晚飯后回去連夜趕畫的，畫11只小鳥是祝賀黨的十一大召開和父親當選為中央委員。林風眠帶著憂傷感離開了他所摯愛的祖國，我理解父親竭盡所能為他做的一切，不僅是對他藝術(shù)成就的珍愛和尊重，也是想彌補他在國內(nèi)所受到的不公平遭遇和心理創(chuàng)傷。林風眠走后不久給父親來信，除了表達謝意外，還在信中表態(tài)把他留在上海中國畫院的一百余幅畫捐贈給國家，這批畫的藝術(shù)價值至今是不可估量的。</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在收藏當代書畫過程中，父親與當代海派書畫家林風眠、劉海粟、謝稚柳、朱屺瞻、唐云、來楚生、陸儼少、關(guān)良、陳佩秋等都有密切的關(guān)系并成為藝術(shù)上的知音，除謝稚柳夫人陳佩秋外，這些畫家的年齡都比父親稍大或相仿，父親與他們交往更多的是一份敬重，而父親與比他小十多歲的北派畫家黃胄的忘年交，則更多了一份隨性和率真。父親曾對我說過，黃胄要給他畫畫，他都不讓，他喜歡到黃胄畫室中挑他的練畫稿，往往畫得更加隨意、生動。有一次，父親到北京開會期間，抽空到黃胄畫室，挑了一張畫稿，畫的是臥驢，看上去一團墨黑，卻隱然筋骨肌肉可辯，父親回滬后把它掛在書房，書畫大師謝稚柳看到了都嘖嘖稱贊。父親曾請黃胄畫了一張千古佳人《洛神圖》，反映了他們之間不同尋常的書畫情緣。記得是1974年，父親途徑濟南，在會見了濟南軍區(qū)諸多老戰(zhàn)友后，專程走訪了同為書畫好友的老部下濟南鐵路局黨委副書記宋承德，宋承德曾長期在北京鐵道部工作，與喜歡喝酒的黃胄關(guān)系甚密，經(jīng)常在一起喝酒論畫。宋承德向父親出示了一幅黃胄畫的《洛神圖》，上款人是他夫人“辛穎”，不無炫耀地說這是黃胄畫過的唯一一幅“洛神”，畫中的洛女臉型微胖、服飾簡單。很顯然，極少畫古代仕女的黃胄畫“洛神”是借鑒了傅抱石畫的“湘夫人”，當時我也陪伴在旁，父親并沒有發(fā)表評議。以后在一次到東北慰問上海知青返滬途中，父親在北京作短暫停留，專程走訪了黃胄。當時正值“四人幫”批黑畫，黃胄與潘天壽、李可染、黃永玉等一起被批為“黑畫家”，封筆閑賦在家。老朋友的到訪使他極為高興，父親提及了在濟南看到那幅“洛神畫”，話題自然就從楚王好細腰，趙飛燕得寵漢宮，談到東漢三國時期應沿襲前朝纖細為美的世風，“洛神”不該像堯舜農(nóng)耕時期的“湘夫人”那般壯碩，后來到了唐代才開始“以胖為美”的風尚。父親鼓勵黃胄應大膽跳出傅式仕女的畫法，畫出新意，父親還風趣地對黃胄說：“如果洛女像湘夫人，又怎能讓風流才子曹子建患相思病，寫下千古名篇《洛神賦》呢？”黃胄深受啟發(fā)，當即要揮筆為父親畫《洛神圖》，父親讓他不必急于下手，先研讀“洛神賦”后再畫。因為當時正是“四人幫”肆虐批黑畫，黃胄受批判并被封筆，父親特地囑咐黃胄不要題畫名，繪畫時間題10年前即1965年作，體現(xiàn)了一位老干部對藝術(shù)家的關(guān)心和呵護。不久，黃胄就精心畫完了“洛神圖”，父親囑咐他把畫送到谷牧副總理處存放，沒想到當谷牧托人把這幅畫轉(zhuǎn)給父親時，風云際會的歷史機緣竟使這幅畫成為特殊時期的聯(lián)絡信物。1976年10月，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為了穩(wěn)定“四人幫”大本營上海的局勢，迫切需要了解掌握上?！八娜藥汀庇帱h的動態(tài)，為此中央迅速抽調(diào)干部組成工作組，以檢查經(jīng)濟工作為名赴上海收集情報。國家建委干部、曾任谷牧秘書的曹大徵是工作組成員之一，臨出發(fā)時谷牧向他交待，到上海一定要盡快與老干部王一平碰頭，才能搞到情報。為避嫌疑，谷牧把黃胄這張《洛神圖》交給曹大徵，讓他到上海就以送畫名義與父親見面。當晚曹大徵搭乘末班飛機到上海，在機場打電話給父親，說谷牧有一幅畫托他轉(zhuǎn)交，從而擺脫監(jiān)控，從機場連夜趕到父親住處，向他通報情況，傳達任務，幾乎可以肯定，父親是上海第一個知道“四人幫”被隔離審查消息的人。為了盡快了解中央急需的“四人幫”上海余黨的動態(tài)，父親找到老部下，曾經(jīng)也是老干部藏友，“文革”中賣身投靠“四人幫”，擔任市委常委、辦公廳主任的張敬標。當時市委書記馬天水已被中央調(diào)到北京“開會”，徐景賢、王秀珍仍在上海坐鎮(zhèn)。父親不顧個人安危，秘密約見他，向他進行路線交底，并曉以大義，陳明利害，在形勢逼迫下和出于對父親的尊重和信任，張敬標雖猶豫再三，終于毅然反戈，戴罪立功，向父親透露了“四人幫”上海余黨已經(jīng)秘密安排向民兵發(fā)槍，企圖武裝暴亂的重要消息，并將有關(guān)會議紀要副本交給父親。這一重要情況立即被傳遞到北京最高層，為中央穩(wěn)定上海的決策提供了精準情報。1976年12月，已恢復市委書記職務的父親率團到北京參加全國會議，會議結(jié)束后，父親邀谷牧作陪，請黃胄在北京飯店吃飯，答謝他的精彩畫作《洛神圖》。三人劫后重逢，相談甚歡，當談及《洛神圖》不僅畫得好，而且在粉碎“四人幫”的特殊時期作為聯(lián)絡信物也立有一功，黃胄異常興奮，執(zhí)意要付飯錢，父親打趣地說：“這頓飯可不便宜，要花費你一頭驢?！秉S胄風趣地回答：“今非昔比，現(xiàn)在驢已漲價，一條驢腿足矣。”三人開懷大笑，充滿了對政治和文化藝術(shù)的春天即將到來的期盼和喜悅。當我第一眼看到黃胄的這幅“洛神圖”不禁暗自驚嘆：用中國畫技法竟能把一個女人畫得如此之美，慣于以速寫和潑墨入畫的黃胄施展了他從未展現(xiàn)過的工筆細描技法，但見佳人發(fā)髻高聳，頭飾精美，臉呈柳葉，細眉彎月，秀目顧盼，朱唇微抿，說不盡的美艷，而服飾則以黃胄擅長的速寫筆墨迅疾揮筆而成，寥寥數(shù)筆繪出洛女的窈窕身姿。顯然，此畫是黃胄在細心研讀了《洛神賦》后，佳人神情了然于胸，激情飛揚一揮而就。可能是耗費了太多的心神和精力，之后黃胄再沒有畫過這類題材，此幅“洛神圖”堪稱是黃胄繪畫中綻放異彩的絕版之作。</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父親與書畫家們的交往并不只是始于“文革”中，早在50年代初父親剛涉入收藏不久，就開始了與海派書畫家們的相知相交。書畫家中多數(shù)也是收藏家，精于鑒賞，共同的興趣愛好使父親與他們往往都是一見如故，成為知心朋友和藏友。父親最早認識的書畫家是沈尹默、謝稚柳、沈劍知等。沈尹默是解放后陳毅市長第一個拜訪的文化人，1954年陳毅奉調(diào)到北京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臨走時交待父親要好好關(guān)心沈老的工作和生活，父親遵囑踐行始終。謝稚柳和沈劍知都是文管會顧問，父親因收藏古代書畫而與他們相識交往，1957年兼任上海博物館館長后打交道就更多了。謝稚柳精于古代書畫鑒定，在古代書畫收藏方面給予父親很多幫助和指導，他和夫人陳佩秋后來也為父親創(chuàng)作了不少精彩書畫作品，其中一些重量級精品，父親以后都捐贈給了上海博物館，他們夫婦是父親收藏生涯中的書畫知音和知心朋友。沈劍知遠不如謝稚柳那般如雷貫耳，但他精于書畫鑒定，學董其昌的字和畫水平很高，很少有人能及，他個性張狂，恃才傲物，甚至對鑒定泰斗級專家謝稚柳都不服氣，被陳巨來在《安持人物瑣憶》一文中點評為民國十大狂人之一。父親到上博任館長后，與他有較多的接觸，時常向他請教一些書畫鑒定問題，有時也與他一起談論一些對書畫藝術(shù)的看法，父親謙和的態(tài)度，不俗的見解，使他大為折服。他以楷書為父親寫了一幅毛主席詩詞，書后題跋：“姜白石謂鐘王真書皆瀟灑縱橫，以平正為善者世俗之論耳。平公論書畫每有神辭，于姜說云何幸有以教之?！币陨騽χ目癜列愿瘢@應該不是阿諛之詞。父親在離開上博返回市委工作崗位之后，還每月把配給他的香煙票托人轉(zhuǎn)交給他。父親在50年代收藏的書畫都是由沈劍知用一筆娟秀的董字題寫的簽條。</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1961年底，父親在杭州休養(yǎng)期間，專程去拜訪了國畫大師潘天壽，兩人談書論畫，聊得很開心。父親回上海幾個月后，竟意外收到了潘天壽托人送來的畫，是一張大尺幅的指畫老鷹站在巨石上，水墨淋漓，張力十足。父親感到很突然，因為他并沒有請潘先生畫畫，我想一定是潘天壽在與父親的交談中感到父親是一個懂畫愛畫的人，所以才用心畫了這樣一幅不可多得的精彩之作。潘天壽的指畫老鷹這類畫在“文革”中被江青公開批判為把老鷹畫得像特務，潘先生也被批為黑畫家，“文革”中被造反派迫害致死。父親精心保存了這張畫，經(jīng)常掛出來觀看欣賞，并在后來捐贈給上海博物館。</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除了與藝術(shù)家們的來往相聚，父親與老干部藏友之間的聚會也是一樁其樂融融的事情。在官場中有一條不成文的規(guī)矩，擔任領(lǐng)導工作的干部在工作之外一般都不談論工作，不相互來往，但有著收藏愛好的老干部則打破了這種潛規(guī)則，在周末時間經(jīng)常相聚在一起，或三、五成群結(jié)伴到文物商店等處選購藏品，或各自帶著新得到的藏品在一起交流品賞。當時周末老干部相約一起經(jīng)常去的地方是虹橋俱樂部（即現(xiàn)在的龍柏賓館），父親有時也帶孩子一起去，里面有英式別墅和很大的花園。老干部藏友聚會經(jīng)常會發(fā)生的一件事是分享，這在其他收藏家之間是不會發(fā)生的。有時覓到一本冊頁，但因價格較高，一個人經(jīng)濟上負擔不起，于是十來個老干部藏友約定一人一開，按總價平均分攤在挑選冊頁時，父親往往都是第一個挑選自己心儀的一開，然后大家一人一開依次挑選，挑選排序與資歷、職務沒有關(guān)系，可能與參加干部收藏圈子的時間先后有關(guān)，是大家內(nèi)心都自然認定的一種默契。父親收藏的徐青藤、陳老蓮、石濤等冊頁單頁，都是通過這種方式收藏到的。</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父親的老干部收藏圈并不只限于上海，與北京的康生、谷牧、李初梨、孫大光、李耀文、徐平羽等都有收藏方面的往來和互動?？瞪氖詹匾猿幣_、碑帖拓本、古籍善本為主，格調(diào)很高。對書法水平自命不凡的康生把自己覺得寫得很滿意的兩條14言集句條幅贈送給父親，兩條幅可單獨掛，也可像對聯(lián)一樣成對掛，分別寫毛主席七律詩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間正道是滄桑”和“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習懷素狂草法，筆勢連綿，一氣呵成，書法功力確實不凡。谷牧與父親是同鄉(xiāng)，同庚，同學，同時參加革命，同時進上海，他任宣傳部長，父親任組織部長，他們同樣都熱愛收藏。早在1935年冬，他們同在北京的短暫時間內(nèi)，就曾多次一起去逛琉璃廠文物市場。1955年谷牧調(diào)北京工作后，父親每逢到北京開會，都會抽空與谷牧相約一起去榮寶齋等處選購書畫、文玩，在那里經(jīng)常會碰到北京老干部藏友和書畫家等，父親與北派著名書畫家李可染、李苦禪、黃胄、崔子范等相識都是經(jīng)由谷牧介紹的，而谷牧收藏百梅圖冊，由一百位畫家各畫一開梅花，其中海派畫家畫的十幾開梅花，都是由父親和曹漫之在上海為谷牧收集的，后來谷牧把百梅圖冊捐贈給黃胄創(chuàng)辦的炎黃藝術(shù)館，成為該館的鎮(zhèn)館之寶。大約是1963年前后，毛主席秘書田家英收藏到清代著名書法家鄧石如的一幅隸書對聯(lián)，內(nèi)容是“海為龍世界，云是鶴故鄉(xiāng)”，田家英把對聯(lián)給主席看了，主席大加贊賞。消息在干部圈傳開后，很多干部都聞風而動，到處尋購鄧石如的書法。恰逢谷牧到上海出差，父親陪他到文物商店去，看能否找到鄧石如的字，正巧店里有一張鄧石如的隸書橫幅“是清風明月之廬”，字好、內(nèi)容好、品相好，谷牧很喜歡，但一時湊不夠錢。谷牧和父親雖同為7級干部，但北京和上海有地區(qū)差別，工資比上海低，谷牧除了5個子女要養(yǎng)育外，還有老母親奉養(yǎng)在家，經(jīng)濟一直比較拮據(jù)。谷牧讓父親先墊付錢買下來，等他湊夠錢后再來取。父親把字帶回家后掛起來欣賞，越看越喜歡，因為這幅橫幅不僅字好，而且內(nèi)容與客廳兼書房的文人氣息十分契合，過了幾天父親打電話給谷牧，讓他不要湊錢，自己想買下來，谷牧在電話里說：“老王，你這是奪人所愛?。 贝蠹叶脊恍α酥?，這件藏品的歸屬就這樣簡單地解決了。因為對他們來說，都是文物的保管者、傳承者、誰收藏都是一樣的。文物藝術(shù)收藏品是一種牽掛，把藏家們的心拉得更近了。</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三、得遣由我皆隨心</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物歸其所，問心無愧”，這是大收藏家王世襄有關(guān)收藏的一句名言。得即收集藏品，遣即遣送或處置藏品，是收藏全過程的兩端。父親與王世襄素不相識，而且父親主要收藏書畫，而王世襄只收藏雜件，但他們對收集藏品的執(zhí)著、熱愛和遣送藏品的理性、豁達，卻有相通之處，體現(xiàn)了收藏文化的精髓。</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從上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二十多年，經(jīng)過在上海這塊海派收藏沃土上的不斷耕耘，父親也建立起了初具規(guī)模的藏品體系，主要是三個部分，一是古代書畫，這是父親耗費心血收藏的重點，約有藏品一百余件，其中有宋人佚名“雪竹圖”、元倪瓚“汀樹遙岑圖”、趙孟頫行書詩等宋元畫，明清書畫是收藏重點，有明四家沈周、文征明、唐寅、仇英的書畫、扇面等，以及夏昶、宋克、林良、周臣、王寵、徐渭、陳淳、陳洪綬、董其昌、朱耷、石濤、弘仁、“四王”、高鳳翰、華巖、“揚州八怪”等明清書畫；二是近現(xiàn)代書畫，一部分是購買收藏的吳昌碩、齊白石、徐悲鴻等人作品，僅齊白石作品父親就買了十幾幅，另一部分是現(xiàn)代書畫如沈尹默、林風眠、吳湖帆、賀天健、謝稚柳、白蕉、朱屺瞻、唐云、來楚生、關(guān)良、陸儼少、賴少其、陳佩秋等海派大師的作品以及外地部分有代表性的書畫大師的作品，如杭州黃賓虹、潘天壽、南京傅抱石、林散之，北京李可染、李苦禪、黃胄，廣東關(guān)山月、黎雄才，濟南于希寧，天津?qū)O其峰等。我認為現(xiàn)代書畫家們的作品是父親收藏體系中的亮點，因為父親喜愛書畫、懂繪畫和書法，并與這些大師結(jié)為平等相處、互相知心的摯友，所以收藏的都是大師用心創(chuàng)作的精彩之作；三是文房雜件，父親并不刻意收藏，藏品數(shù)量較少，但也不乏精品，如唐三彩馬，明青花大罐，朱三松款竹雕盤松水盂，清乾隆鄭板橋畫竹，潘老桐刻竹雕筆筒，羅兩峰書畫周牧山刻黃花梨筆筒，鄧渭書并刻行書竹雕大筆筒，鄭板橋、高翔銘琴式臂擱，高鳳翰銘玉帶池端硯，清嘉慶伊秉綬銘半壁端硯，高鳳翰、吳湖帆銘宋坑小方壺觀賞石等。其中一塊清乾隆東園生（華新羅）畫叢竹，佚名刻竹雕臂擱通體棗紅色，包漿錚亮，刀工極佳，據(jù)上博研究竹雕的專家施遠鑒定，應是清乾隆著名篆刻家、竹刻家楊謙所刻。上博藏有一件清西泠八家之一趙次閑摹刻此臂擱的藏品，圖案和刀法幾乎一模一樣，而趙次閑正是畫師法華新羅、刻師法楊謙。楊謙竹刻作品傳世極少，目前僅在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有一件。父親收藏的現(xiàn)代文房雜件數(shù)量更少，但也有亮點，其中林風眠、謝稚柳、陸儼少、朱屺瞻、陳佩秋、劉旦宅等大師繪畫、燒制的一套藝術(shù)瓷盤，謝稚柳、錢瘦鐵、唐云、張景安、徐素白、徐孝穆、方去疾、朱積誠等八位書畫篆刻家合作的圓形歙硯、謝稚柳畫梅，徐秉方刻紫檀筆海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品。有些遺憾的是父親沒有收藏瓷雜類的大項——瓷器，據(jù)父親說，他去文物商店選購書畫時，副經(jīng)理兼瓷雜部經(jīng)理、瓷器專家薛貴笙經(jīng)常勸他買些瓷器，那時候瓷器收藏機會很多，價格也很便宜，父親覺得干部調(diào)動多，瓷器搬運時易碎，所以一直沒買。我想除此原因外，父親認為瓷器是工匠之作的工藝品，而非藝術(shù)家的創(chuàng)作品，這可能也是他不買瓷器的原因。</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收藏的第一要素是“真”，即收藏品首先必須是真品，父親在這方面是十分較“真”的，依靠專家行家?guī)椭?，自己學習研究，對每件藏品都嚴格把關(guān)，寧缺毋濫。買明清書畫時大多請老法師朱念慈掌眼，而買吳昌碩、齊白石等近現(xiàn)代書畫就請朵云軒莊澄璋把關(guān)，此外，如有疑問，則經(jīng)常請教書畫家中有很高鑒賞水平的謝稚柳、唐云等。一般情況下，明或以前的請精于古畫鑒定的謝稚柳解疑釋惑，而清八大、石濤、華新羅、揚州八怪等書畫則請精于此道的唐云幫忙鑒定。其實，父親在收藏過程中一路注重學習和研究，自己也有較高的鑒賞能力，通過重重把關(guān)篩選，父親的收藏品幾乎沒有贗品。父親對收藏品較“真”的事例不勝枚舉，以下僅列舉二、三例。父親曾收藏一件明雙勾蘭花圖長卷，畫工極好，卷后原有薛素素款，薛素素是明代著名藝妓，善書畫，名氣很大，但父親經(jīng)過仔細研究，認定薛款是后添的偽款，可能是書畫商覺得原作者名頭不大，換薛款冀以售得重金，所以在裝裱時父親要求把偽款裁去，以無款佚名作品收藏。還有一件“揚州八怪”之一李復堂的蘭花斗方，上面詩堂為鄭板橋書法，但父親自己研讀了詩文內(nèi)容。發(fā)現(xiàn)鄭板橋的書法雖真，但詩文與畫不搭界，是后來加上的，所以還是把它揭去，請章汝奭教授為畫另題詩文，補為詩堂。還有一個事例更加叫絕。80年代初，父親請篆刻大師陳巨來刻了一方章，但不久之后在一次參觀書畫展時，有位中年篆刻家走過來對父親說：“王書記，我為您刻的那方章還滿意嗎？”父親并沒有讓他刻過章，問過后才知道，原來請陳巨來刻的那方章是由徒弟代刻的?；氐郊腋赣H馬上就把這方章找出來，在砂紙上打磨，把印面磨去。我問父親是刻得不好嗎？父親說刻得蠻好，陳巨來年事已高，刻元朱文還不一定能刻得這么好。我問那為什么還要磨掉？父親一本正經(jīng)地說：“這方章有陳巨來的邊款和我的上款，如果不把印面磨掉，以后流傳下去，假品會變成真品而誤導后人?！蔽衣犃撕笕珲囗?，無言以對，感到父親的收藏境界和認知，遠非我輩常人所能企及。</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精”和“新”也是父親對收藏的一貫追求，“精”即收藏寧精勿濫，重質(zhì)不重量。父親有很扎實的傳統(tǒng)文化基礎(chǔ)，注重學習研究，對藝術(shù)史上有成就、有創(chuàng)造性的書畫名家都了然于胸，在收藏中堅持自己的藝術(shù)和審美標準，非名家精品不收?！靶隆奔床仄返钠废嘁?。父親收藏的古代書畫，除了在選購時注重品相，幾乎每一張都要重新裝裱過，請裝裱大師嚴桂榮進行精心裝裱，費工費料，當時裝裱價格要占一般書畫價格的三分之一以上，但父親從不吝嗇裝裱，所以他收藏的古字畫每張都品相完好，煥然一新。</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父親在收藏現(xiàn)代書畫時，一般都尊重藝術(shù)家自由創(chuàng)作的意愿，輕易不出題目，不提要求。有一次，我在老干部藏友白叔章家中看到一套謝稚柳畫的十開紅色革命圣地冊頁，十分新穎和精彩，回家我告訴了父親并問為什么沒有請謝老也畫一套同類冊頁，父親回答說，“謝老并沒有去過這些地方，我不想讓他畫他所不熟悉的題材。”但在某些特定的非常時期，父親偶爾也會出題目讓畫家畫，以表達自己的心境和情懷，這些書畫收藏品也留下了明顯的時代印記。在“文革”中“四人幫”猖獗之時，父親全然不理睬造反派的威逼利誘，拒絕賣身投靠，在1974年、1975年，先后請謝稚柳畫了“松鷹圖”、“五松圖”（隱喻五大夫松）、“荷花圖卷”等，表露了自己堅貞不屈、不趨炎附勢，出淤泥而不染，寧折不彎的氣節(jié)。在1976年夏天天安門事件后，“四人幫”搶班奪權(quán)，甚囂塵上，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到了十字路口，父親憂心忡忡，請人物畫大師方增先畫了一張“橫眉冷對千夫指”的魯迅坐像，并配魯迅“無題”詩一首，最后二句：“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直接表達自己憂國憂民，對“四人幫”極左勢力絕不妥協(xié)的心境。本來父親已請書畫家陳佩秋題寫了這首詩，后擔心詩意太直白，會給書寫者帶來政治風險，就自己親筆寫了這首詩，與魯迅畫像合裱后掛在客廳，如此直白地用書畫表達自己的心境和政治取向，這在父親的政治生涯中是唯一一次。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父親第一時間請書畫大師關(guān)良畫了一大一小二幅《孫悟空三打白骨精》，表達了對粉碎“四人幫”的喜悅之情。后來聽說此畫面世后，到關(guān)良家求畫的人踏破門檻，這一題材關(guān)良畫了不下一百幅，成為他戲劇人物畫的一件經(jīng)典作品。</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相對于現(xiàn)代書畫收藏，父親在收藏現(xiàn)代文玩雜項過程中，與作品創(chuàng)作者互動更多，參與度更高，可以說是個玩家，玩得不亦樂乎。父親曾請制硯大家張景安制作了一方圓形歙硯，圓徑盈尺，硯材、做工俱佳，又先后請錢瘦鐵在硯壁上篆書并刻毛主席詠梅詞，硯沿上由方去疾行草書毛主席七律梅花詩并刻，硯底由唐云畫梅花，徐孝穆刻，紅木硯盒蓋由謝稚柳畫梅花，徐素白刻，硯盒底朱積誠刻“數(shù)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元朱文印，一方硯臺由父親構(gòu)思并請八位藝術(shù)大師名家聯(lián)手參與創(chuàng)作，這在古今硯臺中也是不曾見過的，可以說是玩到了極致。還有一方端石隨形古硯，石質(zhì)細膩，硯面有十幾個活眼，父親經(jīng)過深思熟慮，請張景安在硯面和硯底略施刀功，添了薄意云海紋，再請白蕉在硯底書毛主席七律詩句“四海翻騰云水怒”，由徐孝穆刻，最后由錢瘦鐵在老紅木硯盒蓋上書寫鐵線篆“星天云海硯”并刻，含義與硯臺十分相符，只見硯上十幾個眼似星星閃爍在天空，與云海相呼應，一方普通的舊硯經(jīng)過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發(fā)生脫胎換骨的變化，觀賞和收藏價值也不可同日而語。父親的老干部藏友曹漫之見了愛不釋手，借回家賞玩，直到他去世后才由其女兒送還?！拔母铩敝衅?，父親擔任分管知青工作的市革會副主任，利用到江西走訪慰問上海知青的機會，順道到景德鎮(zhèn)瓷器研究所訂購了一整套7件瓷文具，又要了青花釉里紅釉料，回到上海，父親請謝稚柳嘗試用釉料在整套瓷器文具上都畫了不同姿態(tài)的青花釉里紅的梅花圖案，并在其中的筆筒和筆洗上分別書寫梅花詩，再請瓷刻家朱榴生對謝老書法進行瓷刻，然后請人用電爐進行燒制，另外又請人給筆洗配了紅木天地蓋，蓋子上由海派四大花旦之一的張大壯畫梅花，竹刻家徐孝穆刻，經(jīng)過父親如此這般的創(chuàng)新探索，并牽線組織多位藝術(shù)家進行藝術(shù)再創(chuàng)造，一套再不通不過的瓷文具蛻變成一套可觀賞可實用，也不可多得的藝術(shù)收藏品。在父親收藏的現(xiàn)代文玩中，最珍貴的是一套名家繪制的藝術(shù)瓷盤。父親選購了一批規(guī)格適中的瓷盤，分別請書畫名家林風眠（畫蘆塘歸雁）、謝稚柳（畫青綠山水和綠梅各一件）、陸儼少（畫紅葉山水）、朱屺瞻（畫牡丹）、陳佩秋（畫蘭花）、劉旦宅（畫洛神和花鳥各一件）等用國畫顏料在磁盤上作畫，再經(jīng)電爐燒制，創(chuàng)造出這套圖案精美、顏色斑斕的藝術(shù)瓷盤，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一套以前不曾有過，今后也不會再產(chǎn)生的藝術(shù)收藏品，因為作畫的這些大師除陳佩秋先生外都已仙逝，即使今后還會有大師出現(xiàn)，也沒有如此的人脈關(guān)系和感召力，把這么多大師撮合在一起，用創(chuàng)新的顏料和繪畫方法在特殊的材料上進行創(chuàng)作，他們的藝術(shù)價值和豐富內(nèi)涵是無法用金錢來衡量的。</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收藏是一個很花錢的愛好，父親購買收藏品的經(jīng)濟來源完全是工資收入，每月工資三百余元，扣除黨費、房租水電費和保姆工資，余額兩百余元幾乎全用于收藏，而全家節(jié)衣縮食，由母親一人工資（140多元）維持日常開支，如果說父親的一半收藏是母親從家用開銷中摳出來的，也一點不為過。“文革”初期，造反派批斗父親，從政治上打倒沒能得逞，就想從經(jīng)濟上打開缺口，認定抄家抄出的古董字畫是父親貪污受賄得來的，父親拿出所有購買收藏品的發(fā)票，全都一清二楚，讓一心想斗倒父親的造反派也無話可說。大約是1963年，文物商店向父親推薦了一張明早期花鳥畫家林良的紙本《古樹寒鴉圖》，畫工精彩，品相完好，而且林良作品以絹本為多，紙本極為罕見，父親看了很喜歡，決定買下，但此畫價格高達900元，相當于父親三個月工資，父親當月工資再加全家儲蓄，錢也湊不夠，父親就拿了吳昌碩《秋菊圖》等兩幅畫到文物商店出售，因兩張畫已購買多年，有一定升值，文物商店給出的收購價格高于原購買價格，父親出示了購買發(fā)票，執(zhí)意讓文物商店按原價平價收購，使文物商店很是為難，在父親堅持下才按原價收購。父親就是這樣一個人，不惜用高價購買精品，卻在最需要錢的時候放棄正常溢價可以得到的錢。用今天市場經(jīng)濟的觀點看，父親的做法似乎不近情理，但父親是一個黨員干部，在收藏過程中是以高于一般收藏者的標準來嚴格自律的。90年代初，我陪父親到南京西路美術(shù)館參觀一個“吳昌碩紀念畫展”，觀展中父親發(fā)現(xiàn)了當初出讓的這張《秋菊圖》，觀展結(jié)束出了大門后，父親不無得意地對我說，“整個畫展中，還是自己出讓的這張秋菊圖最好”。言語中也透露出對此畫的不舍。</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老干部收藏類似歷朝歷代都有記載的“官員收藏”，雅賄似乎很難避免，但在這一點上，父親真正做到了“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70年代末，父親收藏到一塊文化觀賞石“宋坑小方壺”，此石原為古董商、大收藏家錢鏡塘所藏，他曾請吳湖帆為此石配了一幅畫，先拓后畫，并題有長跋。錢鏡塘得知父親收藏到“小方壺”，便攜畫上門看望父親，要贈送此畫，讓石、畫合璧。父親婉言謝絕了錢鏡塘的好意，請他把畫送到文物商店，由文物商店估價收購后再加利潤出售。錢鏡塘是父親多年的藏友，相交相知，理解父親的做法，就照此辦了，然后父親到文物商店購買了此畫，完成了石、畫合璧。70年代中期，我從部隊回家探親，正逢錢鏡塘由孫女陪同來拜訪父親，父親不在家，錢鏡塘就與我聊了幾句，臨走時對我說，“小兄弟，有空到我家坐坐”，并把地址給了我。父親回來后，我告知他錢鏡塘來過，而后隨口說了一句，他讓我有空到他家去玩。沒想到父親一聽馬上板下臉來，很嚴厲地對我說：“你不許到他家去”。我有些吃驚，再一想，父親是怕我到錢鏡塘家后，他會送些東西給我。父親就是這樣在一點一滴上也不放松，清白做人，清白收藏。</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到了80年代中后期，年事已高的父親先退居二線，后完全退休，本來是有更多的時間可以玩收藏的，但隨著我國經(jīng)濟改革和對外開放，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文物藝術(shù)品價格也水漲船高，以父親的工資收入是無力再買入收藏品了，當然，以他的人脈關(guān)系和多年交情，向老朋友書畫家們要幾張畫肯定是有求必應的，但父親說現(xiàn)在書畫值錢了，開口要字畫就是要錢了。此時父親基本停止了所有收藏行為，轉(zhuǎn)而開始自己動手整理收藏品，少部分未裝裱過的書畫出錢請人一一裱過；有部分書畫還未題簽條的，父親都毛筆親筆題寫了簽條，特別是父親收藏的幾十方名家篆刻印章，父親都請人一一補做了印章盒，并仔細用蠅頭章草標注了印文和篆刻家姓名。父親收藏有一件沈尹默草書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手卷，是沈尹默晚年所書，通篇老筆紛披，與其平時秀麗婉約的書風完全不同，父親珍如拱璧，專門請人做了紫檀木盒，又請擅長寫刻毛主席書法手跡的著名篆刻家徐孝穆在盒邊上刻了毛主席手跡七律長征詩，使這個盒子本身就成為一件難得的藝術(shù)收藏品，書櫝合一，更顯珍貴。整理收藏品的過程也是賞玩的過程，父親把過去因工作繁忙未能好好欣賞的書畫都輪流掛出來，仔細觀賞，客廳和餐廳是相通的，掛著各種書畫幾十幅，像個小型書畫展。這期間還發(fā)生了一件有驚無險的趣事，當時父親住的別墅鄰興國賓館，花園后門與賓館相通，平時不鎖門，有段時間興國賓館在建造一批用于出租經(jīng)營的進口木結(jié)構(gòu)別墅，施工人員很多。一天早上家里發(fā)現(xiàn)放在餐廳的金星彩電被偷，冰箱里牛奶面包等食品也被一掃而空，據(jù)分析是賓館內(nèi)搞建筑的民工深夜從花園后門進來，因房門未鎖，入室內(nèi)偷了東西后從前門溜走。當時我已由部隊轉(zhuǎn)業(yè)，在家住在一樓，記得很清楚，客廳掛著文征明畫和王鐸書法，清鄧石如隸書橫幅，還有吳昌碩、齊白石、徐悲鴻、林風眠、黃賓虹等近現(xiàn)代書畫共10幅左右，餐廳里掛著吳湖帆、李可染、謝稚柳、陸儼少等四五幅鏡框畫，小偷卻都視而不見，父親得知后幽默地說一句：“幸虧來得不是雅賊”。因為損失很小，父親怕驚動公安，不讓報案，此事就不了了之了，不過從此以后，晚上花園后門和房門都不會忘記鎖上。</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在整理和賞玩收藏品的同時，可能父親已經(jīng)在思考如何處置自己的收藏品。對于父親來說，處置絕不會是用收藏品來換取金錢利益或名譽，而是一種無償遣送或回饋，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有意有序或隨意隨機地展開，一切都是那么自然，順理成章。上海文物商店主管古代書畫經(jīng)營的朱念慈鑒定明清書畫經(jīng)驗豐富，眼光老辣，父親收藏以明清書畫為主，與他打交道比較多，得到他不少指點和幫助。90年代初，一天父親把他請到家里，問他當代畫家最喜歡誰？他回答是林風眠，父親就拿出一張林風眠畫贈送給他，表達對他多年服務的謝意。當時我也在場，朱念慈很是高興和感動。80年代中后期，書畫收藏熱興起，父親不少老戰(zhàn)友知道父親喜歡收藏書畫，紛紛來信托父親向某些指定畫家要畫，由于書畫價格大幅上升，父親早已不開口要畫，于是就借整理之機，從已有的收藏品中挑選出幾幅畫，請畫家補寫上款后再給他們捎去。記得有位姓徐的河北省人大副主任，是1936年夏父親在東北軍學兵隊的戰(zhàn)友，他曾給父親來信要畫，恰逢他來上海出差，父親在家請他吃飯，并以畫相贈，但他喝酒喝高了，走時忘了帶畫，第二天父親讓司機到賓館把畫送給他。原上海市副市長趙行志是父親在抗日戰(zhàn)爭初期就在一個部隊工作的老部下、老戰(zhàn)友，解放后也轉(zhuǎn)業(yè)到上海工作，后調(diào)到外交部駐外使領(lǐng)館工作，粉碎“四人幫”后隨中央工作組進駐上海并留滬工作。他出身于大戶人家，也喜歡收藏，父親先后送了他三張齊白石畫。送第三張畫的情景很有趣，那是1998年下半年，父親剛向上海博物館捐贈收藏品不久，住在我家隔壁小樓的趙老步行到我家，一進門就大聲嚷：“老王，聽說你捐畫了，能不能給我留一張?。俊备赣H聽了笑了笑，就在捐贈后準備留給家人的畫中抽了一張齊白石畫給他。1993年，著名書畫家唐云去世，唐云生前經(jīng)常陪父親到文物商店選購字畫，在收藏方面很投緣，后來父親聽說唐云后人要捐畫籌建杭州唐云藝術(shù)館，就從收藏品中挑了一幅唐云畫《桃花雙鴝圖》給我，囑咐我在唐云藝術(shù)館建成后把此畫捐給他們。數(shù)年后，唐云藝術(shù)館在西湖湖畔落成，父親受邀不顧80多歲高齡，由我陪同乘車赴杭州參加開館儀式，但囑咐我不要帶畫捐贈，因為這次是唐家后人捐畫，不要搞在一起。兩年后，唐云銅雕像在藝術(shù)館落成，父親因年事已高，不便赴杭，就讓我代表他赴杭州參加雕像落成儀式并捐畫，了卻了一樁心愿。不少朋友參觀唐云藝術(shù)館畫展后都來電詢問此畫，并說這是藝術(shù)館里唐云作品最出彩的一幅。著名篆刻家童衍方在澳門籌辦唐云畫展時也意外發(fā)現(xiàn)此畫，在現(xiàn)場打電話告知我。后來唐云公子唐逸覽專門摹畫此圖贈送給我，成就了一段兩代人的書畫情緣。</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90年代后期，父親因小中風跌了一跤，住院治療后病愈回家，身體本無大礙，但父親還是加快了對收藏品的最后處置。這段時間，我陪同父親多次到上海博物館參觀，有一次在上博觀看明清書畫展出來，父親突然對我說一句：“上博展出的那張林良不如我收藏的這張好”。我心里明白，父親收藏的這張林良紙本《古木寒鴉圖》肯定是要捐贈的。父親到博物館反復觀展的目的就是衡量和確保捐贈給博物館的藏品都能達到館藏標準，或者說凡是能達到博物館館藏標準的收藏品都要捐贈給國家。父親把他的收藏品進一步整理后歸位三大類：第一類是父親認為應該捐贈給國家博物館收藏的，主要是古代書畫和古董雜項，這是他收藏品中的精華部分，其中有6張膠東籍古代書畫家的作品捐贈給青島博物館，其余的都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在博物館派人來家接受捐贈時，父親向他們提出幾個“不要”：不要搞儀式，不要作宣傳報道，不要捐贈證書，不要獎金，不要捐贈清單，展出時不要寫捐贈者姓名等，表現(xiàn)出一個共產(chǎn)黨員的高風亮節(jié)。第二類是未捐贈給國家，準備傳承給子女的古代書畫，當時正是1998年夏季，南方爆發(fā)特大洪水災，父親從電視上看到軍民抗洪救災的壯烈場面，十分感動，想以一個普通黨員的名義捐贈一百萬元用于抗洪救災，但苦于自身財力不支，就讓我籌集。因時間緊迫，父親提出可以以一部分古代字畫傳承給我，由我先行支出100萬元。為了讓父親實現(xiàn)捐贈巨款的心愿，同時我也很樂意收藏這批古代書畫，就在三天內(nèi)多方籌集了一百萬元給父親捐出。所以說父親雖然把這批收藏品留給了后人，但其實已經(jīng)用他的特有的方式，以貨幣形式把這批收藏品捐贈給了國家。后來報紙報道，在這次抗洪救災中上海市民捐款額最高的是一位民營企業(yè)家，捐款一百萬元，其實父親的捐款額是并列第一的，只不過是父親不允許對此宣傳報道罷了。第三類是當代書畫，父親本來是要把這批有自己上款、體現(xiàn)與當代書畫大師們交往和深厚情緣的作品留給子女作紀念的，后來上博有關(guān)同志在上門接受古代字畫、古董雜件捐贈時，父親聽他們說上博也需要收藏當代書畫，就臨時改變主意，從本來準備留給子女的這批現(xiàn)代書畫中挑出最精彩的部分作品再次捐贈給上博，其中有齊白石《貝葉草蟲圖》、《秋瓜墨蟲圖》、《豆架鳴蛩圖》，潘天壽指畫《鷹圖》，吳作人《藏原奔牦圖》，李可染《暮韻圖》，李苦禪巨幅《菏塘清夏圖》，劉海粟《青綠山水圖》、《葡萄圖》，謝稚柳《松鷹圖》、《五松圖》、《荷花圖卷》、《花鳥》冊頁，陳佩秋《蓮鵝圖》，黃胄《南海少女養(yǎng)雞圖》、《臨石濤畫米芾圖》等。</h3> <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至此，父親完成了他把收藏品中的精品捐贈給國家博物館的心愿。可是，一次不速之客的來訪卻促使父親又一次捐贈了他所鐘愛的文化觀賞石“宋坑小方壺”。此石出于東海水中，又稱“嶗山海底玉”，通體黝黑泛綠，造型有致，右側(cè)有清乾隆高鳳翰題銘“小方壺”，并銘刻“丙寅秋日南阜左手刻”，紫檀底座上有吳湖帆題“宋坑小方壺”并題銘“南阜舊藏宋坑小方壺石濃翠欲滴宋坑中奇品也。鏡塘兄獲之為數(shù)青草堂益友。”吳湖帆應錢鏡塘之請，又畫《宋坑小方壺圖》，父親購得此石和配畫后，好友謝稚柳來訪，觀賞后大為贊賞，乘興又在畫上寫長題識，最后兩句很有意味：“一平籍膠東，南阜亦膠州人，可謂楚弓楚得矣”。父親大悅，對此石更加珍愛有加，二十多年來一直在放在客廳顯眼處每日觀賞，還把齋名取為“小方壺石室”，請多位篆刻名家刻了若干方收藏印。98年下半年，在父親把最后一批當代書畫精品捐贈給上博后不久，有位胡女士來訪問父親，因她是近現(xiàn)代著名藏石家、嘉定古漪園藏石樓樓主胡兆康之女，父親會見了她，她坐下寒暄了幾句就直奔主題，要購買宋坑小方壺，出價五萬美元。她介紹說，是美國一位著名藏石家在看到哈佛大學“東方文化”?？沁@塊被譽為“江南第一文化石”的小方壺圖片和介紹后，委托她來購買的，父親自然是婉言謝絕。當時我在旁作陪，胡女士后面說的一段話觸動了父親，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她說：“王書記，這位收藏家已經(jīng)快70歲了，還有心臟病，世界上能出5萬美元買一塊石頭的人不會超過三四個，如果他去世了，不會再有人出這么高價錢來買一塊石頭”此言一出，我隱然感到父親內(nèi)心有一絲反感和不快，但仍然平靜地回答：“我的藏品是不賣的”。胡女士見沒有結(jié)果，悻悻離去。接下來發(fā)生的事情讓我感到突兀，胡女士剛出門離去，父親馬上拿起電話打給上博說：“我是王一平，有件東西要捐贈，馬上送到?！彪S后讓駕駛員小李開車帶上小方壺石和吳湖帆畫立馬送到上博去。據(jù)駕駛員回來說，他到上博是馬承源館長接待的（馬館長好像當時剛退休，還參與上博工作），馬館長到我家來過，見過這塊小方壺，他對小李說這是王書記最喜歡的石頭，讓他帶回去。小李打電話給父親，父親在電話上大聲回答：不收你就不要回來。馬館長無奈，只好收下。在我的印象中，父親處理事情都是沉穩(wěn)謹慎、深思熟慮的，但小方壺石的捐贈卻好像是一次突發(fā)的激情行為，很少見。我明白是胡女士的那番話觸動了父親在收藏方面的底線，即收藏不能以金錢利益為目的。聯(lián)想到當今，收藏大都是為了投資升值，成為投資工具，不過此一時，彼一時，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在捐贈現(xiàn)代書畫和小方壺石后不久，父親親手把剩余的現(xiàn)代書畫整理好搭配成幾組，讓子女以摸彩的方法公平地分給了每個人。</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盡管從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的十幾年時間，父親幾乎沒有收藏過一件新的藏品，有的只是陸陸續(xù)續(xù)地遣送藏品，但是父親遣送藏品的過程也成為他精彩收藏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追尋父親遣送藏品的軌跡，不外乎是捐贈國家，贈與朋友和家人，有時看似不經(jīng)意間，卻總體考慮周祥，兼顧到了方方面面；雖然是按部就班地有序進行，卻也不乏隨意偶然之舉，真可謂隨心所欲而不逾矩，遣送藏品做到了物歸其所，問心無愧。</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在散盡了幾乎所有的藏品之后，父親似乎忘了收藏這回事，而是讓我陪同，專心致志地參加各種橋牌活動。2000年前后，社會上橋牌熱興起，各類橋牌比賽活動經(jīng)常不斷，父親作為上海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常被邀請參加，父親也是有請必到，樂此不疲，收藏對于他來說仿佛已成為過眼煙云而煙消云散。但我覺得，此時身無一件收藏品的父親已由一個虔誠的收藏愛好者升華為收藏家，一個純粹的收藏家。</h3><p style="font-family: -webkit-standard; white-space: normal; -webkit-tap-highlight-color: rgba(26, 26, 26, 0.301961); -webkit-text-size-adjust: auto;"> 2007年2月，父親以93歲高齡走完了一生。他的革命一生是精彩的，因收藏而更加精彩。革命一生之精彩不在于父親戰(zhàn)爭年代擔任過縱隊政委、軍政委，解放后擔任過組織部長、市委書記，當選過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而在于父親面對洶涌而來的各種政治運動，不隨波逐流，保持了堅貞黨性和獨立人格；收藏人生之精彩不在于父親收藏了什么寶貝，捐贈了多少藏品，而在于父親對文化藝術(shù)的不懈追求以及他在收藏過程中體現(xiàn)出來的價值取向和人文精神。父親捐贈給博物館的收藏品相對于博物館浩瀚的藏品只是滄海一粟，微不足道，但父親的捐贈品有時也被博物館專家從數(shù)以萬計的館藏品中挑選出來，出現(xiàn)在上博的各種展覽中，如明清書畫展中明林良《古木寒鴉圖》等，以硯作田——明清古硯精品展中清伊秉綬銘半壁端硯等，竹鏤文心——竹雕精品展中清鄧渭行書并刻竹雕大筆筒，吳湖帆鑒定藏品特展中宋坑小方壺及配畫等。當我看到眾多觀眾駐足觀看這些標注為無名氏捐贈的展品時，眼眶不禁有些濕潤，我明白了收藏的真正意義所在。</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