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color:rgb(128, 128, 128); font-size:15px;">于桐、〔德〕艾伊娜、特木勒南京大學(xué)歷史學(xué)院</span></p> <p class="ql-block">一、問題的提出</p> <p class="ql-block">2014 年大象出版社和梵蒂岡圖書館合作出版了《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第一輯。其中第一冊影印收錄了順治八年（1651）漢文《恩綸》敕諭刻本、順治十年（1653）滿漢文合璧《特錫嘉名》刻本、順治十四年（1657）漢文《御制天主堂碑記》刻本和順治十八年（1661）《碑記贈言合刻》。這些都是中國天主教史、中外關(guān)系史研究的珍貴史料。首先引起我們注意的是滿漢文合璧《特錫嘉名》?！秴部肪幷哐埲~農(nóng)先生為《特錫嘉名》撰寫的《提要》說：</p><p class="ql-block">《特錫嘉名》，清世祖福臨撰。清順治間刻 本。梵蒂岡館藏號：RACCOLTA GENERALE-ORIENTE-II 163.2。本書為清順治十年（1653）三月初四日清世祖福臨賜耶穌會士湯若望“通微教師” 詔書之刻本。其開本 31.2 厘米×19.5 厘米。板框高 24.5 厘米，寬 17.4 厘米。半頁四行，行九字。白口，四周雙邊，無魚尾。文字四周有龍形花紋裝飾。版心上方題“敕諭”。卷首有纂書大字“奉天敕諭”四字，每字一面，共四面。全書朱文。書中前半部分為漢文，后半部分為滿文，內(nèi)容同。封面朱題書名， 旁有后人加注之拉丁文說明文字。此本之外，陳倫緒《羅馬耶穌會檔案處藏漢和圖書文獻目錄提要》亦著錄一部，系《湯若望誥封及碑記贈言》之一。黃一農(nóng)《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載奧地利國家圖書館亦藏一部。［1］</p><p class="ql-block">《特錫嘉名》滿漢文敕諭早在刻印之時可能就有封面，漢文封面題“特錫嘉名”。這個漢文封面與敕諭應(yīng)該是收藏在一起的，所以在收入《叢刊》第一冊第 67—91 頁時也被置于漢文《特錫嘉名》的首頁，梵蒂岡圖書館在漢文封面上題寫的拉丁文跋文所描述內(nèi)容也是對題的。滿文《特錫嘉名》在本冊第 92—110 頁倒排，未見有封面。但是，在順治八年的敕諭《恩綸》之前，也就是該冊第 27 頁，我們驚喜地發(fā)現(xiàn)了一頁滿文封面，題寫的滿文為“cohome sain gebu bume temgetulehe”，恰意謂“特錫嘉名”。梵蒂岡圖書館工作人員或因不諳滿文，將該頁誤以為是《恩綸》封面，在上面題寫拉丁文跋文“順治八年皇帝賜予耶穌會士科隆湯若望及其父母、祖父母的恩榮”云云，［2］與《恩綸》內(nèi)容相合。滿文《特錫嘉名》的封面被當作《恩綸》封面，張冠李戴，導(dǎo)致跋不對題、封不對誥。還需要說明的是，漢文封面寫有“II”，滿文封面寫有“I”，這兩個序號如果是刻印時就有的編號，那么滿漢文合璧的《特錫嘉名》應(yīng)該是滿文在前，漢文在后， 與清文清語作為清朝國語的順序恰相契合。</p><p class="ql-block">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是明末清初來華耶穌會士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是中國天主教史、中國天文歷法史、中外關(guān)系史上十分重要的歷史人物，終順治一朝和康熙初年屢獲皇帝封贈，“可謂知遇之極隆矣”。作為研究課題，湯若望受到中外學(xué)者持久而廣泛的關(guān)注。本文討論《特錫嘉名》的內(nèi)容，為了行文方便， 現(xiàn)引《特錫嘉名》的全文如下：</p><p class="ql-block">皇帝敕諭：太常寺卿管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事湯若望，朕惟國家肇造鴻業(yè)，以授時定歷為急務(wù)，羲和而后，如漢洛下閎、張衡， 唐李淳風(fēng)、僧一行諸人，于歷法代有損益，獨于日、月、朔、望交會分秒之數(shù)錯誤尚多，以致氣候刻應(yīng)不驗。至于有元郭守敬，號為精密，然經(jīng)緯之度，尚未能符合天行，其后晷度亦遂積差矣。爾湯若望來自西洋，涉海十萬里，明末居京師，精于象緯，閎通歷法，其時大學(xué)士徐光啟特薦于朝，令修歷局中。一時專家治歷，如魏文奎等，推測之法實不及爾。但以遠人之故，多忌成功，歷十余年，終不見用。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爾姓名， 為朕修《大清時憲歷》，迄于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 盡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謂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諸人，不既優(yōu)乎？今特錫爾嘉名為通微教師，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歷，補數(shù)千年之闕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爾其益懋厥修，以服闕官，傳之史冊，豈不美哉？故諭。順治十年三月初四日，制誥之寶。［3］</p><p class="ql-block">《特錫嘉名》末尾所署時間為順治十年三月初四日。敕諭的核心內(nèi)容“今特錫嘉名為通微教師，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歷，補數(shù)千年之闕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句，滿文寫為“tuttu ofi cohome tung wei hiyoo sy seme sain gebu bume temgetulehe kemuni da songkoi tu?an de bisu abka sain niyalma be banjibufi aisilame hūwangli be toktobuha:ududu minggan aniyai eden be niyecefi emu jalan i amba bithe be ?anggabuha:ja akū babe temgetulehe ”。其中，漢文“通微教師”，滿文寫為“tung wei hiyoo sy”，完全吻合。黃伯祿《正教奉褒》成書于光緒三十年（1904）。此書收錄了這篇敕諭的漢文全文，內(nèi)容與上引《特錫嘉名》完全一致。但是，黃伯祿在《正教奉褒》之“順治十年三月，上賜湯若望號‘通微教師’”條之下稱：“謹案，世祖皇帝賜號，本系‘通玄教師’，后于康熙朝，因避廟諱，遂改為‘通微教師’?！保?］認為湯若望起初的賜號是“通玄教師”，到了康熙朝以后為了避諱改成了“通微教師”。黃一農(nóng)先生可能看到了維也納奧地利圖書館“現(xiàn)藏的一本未題書名的刻本”，但是他的文章《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引文止于“朕承天眷定鼎之初，爰咨爾姓名，為朕修《大清時憲歷》，迄于有成，可謂勤矣！爾又能潔身持行，盡心乃事，董率群官，可謂忠矣！比之古洛下閎諸人，不既優(yōu)乎？”句，［5］緊接著他說“之故，特敕錫湯若望為‘通玄教師’”。他的史料根據(jù)是一件誥命，“此一誥命原是分以滿、漢文繕寫在周邊雕有雙龍戲珠花樣的木匾上”。這個木匾的照片在魏特《湯若望傳》原書第 203 頁有收錄。查檢《湯若望傳》原書，木匾上滿漢文合璧的誥命左右對向并列。左邊滿文，正文由左到右共 19 行，在第 16 行有“tung wei giyoo sy”。右邊漢文，正文由右到左共 16 行，在第13—14 行有“通微教師”。圖中缺“奉天敕諭”四字，其他文字與《特錫嘉名》完全相同。木匾上的文字是“通微教師”，［6］但是黃一農(nóng)先生據(jù)以得出的結(jié)論卻是“通玄教師”。他認為“湯若望原敕錫的‘通玄教師’號中因含圣祖玄燁廟諱中上一字，故在新帝登基后不久，他亦奉旨改錫‘通微教師’號”。［7］這應(yīng)該是受到了《正教奉褒》的影響。</p><p class="ql-block">順治十四年二月，皇帝曾經(jīng)到訪宣武門內(nèi)天主堂，親自題寫匾額。關(guān)于題寫匾額的緣由、過程和匾額的題字，《叢刊》所收錄的《御制天主堂碑記》說：</p><p class="ql-block">若望素習(xí)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祗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歷三品，仍賜以通微教師之名。任事有年，益勤厥職，而都城宣武門內(nèi)向有祠宇，素祀其教中所奉之神，近復(fù)取錫賚所儲， 而更新之。朕巡幸南苑，偶經(jīng)斯地。見神之儀貌，如其國人。堂牖器飾，如其國制，問其幾上之書，則曰：此天主教之說也。夫朕所服膺者，堯、舜、周、孔之道，所講求者，精一執(zhí)中之理， 至于縣笈貝文，所稱道德、楞嚴諸書，雖嘗涉獵，而旨趣茫然。況西洋之書，天主之教，朕素未覽閱，焉能知其說哉？但若望入中國，已數(shù)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微佳境。而為之記。［8］</p><p class="ql-block">順治皇帝仍說賜給湯若望的名號是“通微教師”，給天主堂題寫的堂額是“通微佳境”?！墩谭畎肥珍浟恕队铺熘魈帽洝返娜模屈S伯祿在引文之前加了一句“順治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上賜御書堂額，曰‘通微佳境’”。然后加按語說“謹案，世祖皇帝賜額，原系‘通玄佳境’，后于康熙朝，因避廟諱，遂改為‘通微佳境’”。［9］他認為，順治皇帝給宣武門內(nèi)天主堂題寫的匾額是“通玄佳境”，進入康熙朝以后為了避諱才改成“通微佳境”的。前揭黃一農(nóng)先生文章說“十四年二月，上巡幸南苑，偶經(jīng)位于宣武門內(nèi)新修的天主堂”，之后引《御制天主堂碑記》的文字“若望入中國已數(shù)十年，而能守教奉神，肇新祠宇，敬慎蠲潔，始終不渝，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人臣懷此心以事君，未有不敬其事者也，朕甚嘉之”句，并用他自己的話說“而賜親書的‘通玄佳境’堂額一方以及御制的〈天主堂碑記〉一篇”。至于“通微佳境”，他也注意到了《正教奉褒》收錄了碑記全文以及奧地利國家圖書館藏有此一碑記的刻本，但是他說：“此本顯然非順治朝所刻，因其中將‘通玄教師’及‘通玄佳境’均改為‘通微教師’及‘通微佳境’，又將‘玄笈貝文’ 改避成‘縣笈貝文’?！保?0］這里受《正教奉褒》影響的痕跡清晰可見。</p><p class="ql-block">以往學(xué)者篤信湯若望起初的賜號是“通玄教師”，宣武門內(nèi)天主堂起初獲賜的堂額是“通玄佳境”，至康熙朝為避諱而紛紛改成“通微教師”及“通微佳境”之說。這種認知在學(xué)界流傳已久?！墩谭畎返陌凑Z可能直接影響了陳垣先生。1938 年他在《湯若望與木陳忞》第三章“湯忞二人之比較”之“二人之榮典”一節(jié)里說：“即以賜號賜衣而論，木陳等所賜，不見實錄。湯若望賜衣見順治九年（1652）實錄，賜號見順治十年實錄，可謂榮矣。若望賜通玄教師，木陳賜弘覺禪師，玉林賜大覺禪師，后晉國師，憨璞賜明覺禪師。同一賜號，而木陳等之賜號是弘教，若望之賜號是賞功，賞其治歷之功也，各有敕書之言為證?！保?1］文末之“本事年表”也說：“癸巳順治十年帝年十六西紀一六五三三月初二日賜湯若望通玄教師號?！保?2］認為湯若望之賜號是“通玄教師”。方豪神父《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之《湯若望傳》采納陳垣先生的觀點，節(jié)錄陳垣先生文章中的年表，還說：“順治帝除賜若望通玄教師名號外，又賜御制天主教匾額一方曰‘通玄佳境’，（兩玄字，康熙后避諱，改微字）并御制天主堂碑記，有云：‘若望入中國已數(shù)十年，而能守教奉神，敬慎蠲潔，始終不渝， 孜孜之誠，良有可尚?！保?3］可見方豪神父認為湯若望的賜號是“通玄教師”，御賜匾額之題字為“通玄佳境”，到康熙朝，為避廟諱而改為“通微教師”“通微佳境”。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正文第八章說順治“十年三月上賜號‘通微教師’”，還說順治“十四年二月初一日，上賜御書堂額曰‘通微佳境’，敕送恭懸宣武門天主堂；又御制天主堂碑記”。［14］但是在附錄“中國圣教掌故拾零” 之一“通微教師——湯若望”中又說“順治皇帝待湯若望非常優(yōu)渥的。一六五三年，送他一‘通玄教師’匾額，匾之外圍，環(huán)有二龍；此匾由法公使館獲得，贈與獻縣耶穌會保存?！趾蟾臑椤ⅰ?字；因康熙名玄燁，及其即位，不便用此字，但此徽號由順治賜予， 康熙不能擅改；湯公自己仍上疏求改的”，［15］他認為“通微教師” 湯若望得了個“通玄教師”匾額。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和德國學(xué)者魏特的專著《湯若望傳》都采信“通玄教師”說。［16］</p><p class="ql-block">我們要提出的問題是：湯若望起初所獲賜號究竟是什么，真的是“通玄教師”嗎？“通微教師”是到了康熙即位以后為了避諱才有的嗎？百余年來學(xué)者們都漫然接受“通玄教師”一說，似乎從來未曾懷疑過。學(xué)界的湯若望研究在這個問題上仍然停留在黃伯祿《正教奉褒》的時代。黃一農(nóng)先生《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綜觀湯若望在明末和清初所受榮典，但對他受賜之嘉名方面并未能很好地解決史料之間的差異?！秴部返谝惠嬍珍浀捻樦问隄M漢文合璧敕諭《特錫嘉名》、順治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記》碑文和康熙元年敕諭《恩榮四世錄》為回答上述問題提供了新的依據(jù)。此外， 康熙初年“歷獄”期間刑部審訊涉案者而形成的《滿文密本檔》有幸在清宮檔案中保存下來，近年也被漢譯出版。綜合這些新的證據(jù)， 我們可以在前人基礎(chǔ)上更深入地考察湯若望的賜號。疏漏錯誤在所難免，祈望方家指正。</p> <p class="ql-block">二、湯若望之賜號是“通微教師”</p> <p class="ql-block">梵蒂岡圖書館所藏順治十年《特錫嘉名》、順治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記》以及康熙元年《恩榮四世錄》在《叢刊》影印出版的意義在于，大批中國讀者得以看到這些敕諭或誥命的刻本原文?！抖鳂s四世錄》是“康熙元年（1662）二月二十五日清圣祖玄燁贈耶穌會士湯若望四位親屬（曾祖父、祖父、父親為光祿大夫，曾祖母為一品夫人）品爵詔書之刻本。因涉及湯若望一家四世，故題為《恩榮四世錄》”［17］。其中所收錄的四件詔書無一不是“敕賜通微教師、加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頂帶加一級，掌欽天監(jiān)印務(wù)湯若望”［18］。順治皇帝賜給湯若望之嘉名，四件誥命都寫作“通微教師”，無一例外。前輩學(xué)者大多未能參考這份《恩榮四世錄》，包括《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的作者黃一農(nóng)先生，這似乎是個缺憾。但是即使黃一農(nóng)等前人學(xué)者看到了《恩榮四世錄》，也會更加堅信這是為避皇帝廟諱而改稱“通微教師”的，因為這個刻本所署時間是“康熙元年二月二十五日”，當時康熙皇帝已經(jīng)即位。需要注意的是，《特錫嘉名》也是刻本，所署時間是順治十年三月初四日，其中出現(xiàn)的湯若望嘉名是“通微教師”?！队铺熘魈帽洝芬嗍强瘫?，所署時間是“順治十四年歲在丁酉二月望日”，其中出現(xiàn)的嘉名和堂額是“通微教師”和“通微佳境”。如果這些都是為避諱而改換過的版本， 那么這些刻本應(yīng)該都是康熙年間刻印的，而對末尾所署時間都未進行改動；或者是直接在順治年間的刻版上改挖以后重印的，就像黃一農(nóng)先生所懷疑的那樣，“顯然非順治朝所刻”。</p><p class="ql-block">《閱世編》約成書于康熙三十年（1691）前后，書中所記大多是作者親歷親聞。該書卷 1 記：“若望錫號通微教師，官加通政司使，又加一級，仍掌欽天監(jiān)印務(wù)，可謂知遇之極隆矣?！保?9］《欽定日下舊聞考》卷 49 收錄了《世祖御制天主堂碑記》全文，其所抄錄的碑文為“若望素習(xí)泰西之教，不婚不宦，祗承朕命，勉受卿秩，洊歷三品，仍賜以通微教師之名……朕甚嘉之，因賜額名曰通微佳境”，［20］與梵蒂岡圖書館和奧地利國家圖書館所藏《御制天主堂碑記》的文字竟然完全相同。我們不免產(chǎn)生這樣的推論：湯若望起初獲賜的稱號就是“通微教師”，宣武門內(nèi)天主堂所獲堂額的題字原本就是“通微佳境”，并非為避諱而改換的結(jié)果。</p><p class="ql-block">康熙三年（1664）三月，“江南徽州歙縣民楊光先首告‘通微教師、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品又加一級，掌欽天監(jiān)印務(wù)湯借修歷為名， 行其邪教，傳惑天下之人’等語首告到部”，公然稱天主教為邪教， 歷獄案發(fā)，湯若望和很多天主教徒被牽連入獄，受到審訊。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滿文密本檔”卷 137 中有一份康熙三年十二月“歷獄”期間負責(zé)審訊的官員對湯若望等人的訊供記錄，其漢譯本被收錄在《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中，題為《刑部題為審理傳布天主教及閏、立春、依西洋新法等案事密本》。這是殘本，卻保存了極珍貴的信息。審訊的官員羅列了湯若望十三宗罪，擬文將“通微教師、通政使司通政使加二級又加一級、欽天監(jiān)掌印務(wù)湯若望擬已革職，交刑部議”。［21］其中明白寫為“通微教師”。被牽連入獄的中國天主教徒徐謙稱“世祖皇帝令修天主堂，賜湯若望以通微教師之稱，又賜碑匾，況皇上常臨天主教，頌揚此教”，說得也非常明白。湯若望自己的陳述也很清楚：“皇上褒揚小的，賜名通微教師， 又賜通微佳境堂額，恭懸于天主堂門?！边@里的“皇上”所指當然是順治皇帝。由此可見，康熙初年湯若望本人的認知也是“通微教師”。湯若望在順治朝獲賜之嘉名就是“通微教師”，而不是什么“通玄教師”，這是滿文檔案的記錄。相關(guān)漢文檔案中也有記載?？滴跷迥辏?666），湯若望去世，禮部就恤典一事向皇帝請旨，說：“湯若望通微教師之名既復(fù)行給還，照伊原品級賜恤。”“復(fù)行給還” 四字說明，湯若望原本的名號就是“通微教師”。［22］</p><p class="ql-block">康熙十年（1671），清朝為“歷獄”中受冤枉而被殺、被發(fā)配的人平反?！抖Y部題稿》援引康熙八年（1669）五月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等人的奏疏說：“天主教是可大可久之教，故明萬歷間西士利瑪竇東來創(chuàng)宇行教，已八十余載，其著書立言，大要以敬天愛人為宗旨。世祖章皇帝數(shù)幸堂宇，賜銀修造，錫湯‘通微教師’。若系邪教，先帝圣明，豈不嚴禁？今乃為楊光先所誣，將若望擬死， 使忠魂含恨九泉?！弊h政王貝勒、大臣、九卿、科、道等官奉旨會議， 得出的結(jié)論是：“湯等建造天主堂，供獻天主，系沿伊國之例供獻， 并無誘人作大惡，結(jié)黨亂行之處，只因供獻伊國原供獻之天主緣由， 將湯等之官職并賜嘉名革去，事屬冤枉。且所賜湯通微教師之名，因通曉天文歷法賜給。應(yīng)將湯通微教師之名復(fù)行還給，該部照伊原品級賜恤其安葬。”［23］會議的結(jié)論非常明確，順治皇帝是因為湯若望“通曉天文歷法”才賜給他“通微教師之名”。由于楊光先的誣告，清朝將湯若望欽天監(jiān)掌印之官職和“通微教師”之嘉名都革去，“事屬冤枉”。提議“應(yīng)將湯通微教師之名復(fù)行還給，該部照伊原品級賜恤其安葬”。將一度革去的通微教師之名“復(fù)行還給”一句恰恰說明，湯若望的嘉名原本就是“通微教師”，因為被誣告而一度被剝奪， 康熙十年平反以后，又被恢復(fù)。本不存在所謂避諱之說。</p><p class="ql-block">至此我們應(yīng)該可以得出結(jié)論了。順治十年三月的滿漢文合璧敕諭《特錫嘉名》記錄為“通微教師”。順治十四年《御制天主堂碑記》所記也是“通微教師”，堂額文字是“通微佳境”，原本就是如此。康熙元年《恩榮四世錄》四次提到“通微教師”?？滴跞辍皻v獄”案發(fā)，湯若望的稱號在刑部官員審訊問答以及刑部與禮部官員、湯若望和中國天主教徒的供詞中都是“通微教師”，順治皇帝賜給的堂額也是“通微佳境”。到康熙五年湯若望離世，再到康熙十年平反昭雪，“通微教師”之名被“復(fù)行還給”，是將剝奪的名號“還給” 已故的湯若望，而不是因避諱而改稱。所有的證據(jù)都顯示，湯若望所獲賜的名號本是“通微教師”。梵蒂岡圖書館所藏誥命敕諭和碑記刻本，與清宮滿文檔案以及《日下舊聞考》等書的記載完全吻合。宣武門天主教南堂院內(nèi)矗立著《御制天主堂碑》，其題記說：“然今日現(xiàn)存之碑言‘通微佳境’，并稱湯若望為‘通微教師’，由此可知此碑應(yīng)為康熙年間重刻之物，故因避諱而改‘玄’為‘微’。而原碑何在已不得而知?！笔獠恢摫琼樦文觊g的原碑。無所謂避諱。</p> <p class="ql-block">三、關(guān)于“通玄教師”的蠡測</p> <p class="ql-block">有一個問題當然無法回避：如果“通玄教師”只是誤解，那么這個誤解是怎么來的？我們在《治歷疏稿》第三集中找到了答案。順治十年三月初二日，大學(xué)士范文程等面奉圣諭“太常寺卿管欽天監(jiān)監(jiān)正事湯若望，應(yīng)給褒獎敕諭及優(yōu)養(yǎng)俸祿，爾等擬議來奏”。范文成等人“隨議湯若望，擬名通玄教師。其應(yīng)照太常寺卿原俸加一倍具奏”。順治皇帝的批示意見是著戶部“照伊太常寺卿原俸加一倍給與”。［24］關(guān)于優(yōu)養(yǎng)俸祿，皇帝批準了范文程等人提出的方案。但是關(guān)于名號的方案，皇帝未置可否。綜合研判史料，我們可以斷定順治皇帝對賜號和嘉名做了修訂，在范文程“面奉圣諭”的第三天，也就是三月初四日，湯若望即被敕錫“通微教師”?！吨螝v疏稿》所載湯若望的奏疏中，順治十一年（1654）的職銜是“敕錫通微教師，太常寺卿，掌欽天監(jiān)印務(wù)，臣湯若望謹題”，順治十二年（1655） 的職銜是“敕錫通微教師，加二品頂戴，通政使司通政使，管欽天監(jiān)事，臣湯若望謹題”。順治十三年（1656）三月以后的職銜都是“敕錫通微教師，加二品頂戴，通政使司通政使，掌欽天監(jiān)印務(wù)臣湯若望謹題”。職銜有變化，但是名號始終是“通微教師”，“通微教師” 在禮部和湯若望的奏疏中出現(xiàn)至少三十次之多，而且都是“敕錫通微教師”。這些足以證明《特錫嘉名》所署時間和內(nèi)容的真實性。范文程草擬的方案“通玄教師”未被皇帝接受，但是信息卻流傳開來了?！秴部愤€影印收錄了順治十八年刻印的《碑記贈言合刻》， 其中《碑記》部分稱湯若望為“通玄教師”，［25］而在《贈言》部分有三篇祝壽文分別稱他為“通微教師”或“通微師”。［26］看來，在順治朝末年確有一部分人曾經(jīng)以為他的名號是“通玄教師”。</p><p class="ql-block">范文程等人給出的方案是“通玄教師”，順治皇帝敕錫的嘉名則是“通微教師”，這確定無疑。還有一個有待回答的問題是《清實錄》中出現(xiàn)的“通懸教師”?？滴趿辏?667）十月，皇帝命巴泰等為纂修官，開始修纂《世祖章皇帝實錄》，“據(jù)事詳書，幾易稿而成編，四閱載而竣事”云云，也就是說，順治實錄開始纂修的時候，湯若望“通微教師”之名已經(jīng)被革去，且“歷獄”尚未平反。需要引起注意的是，《特錫嘉名》所署日期是順治十年三月初四日，《世祖章皇帝實錄》的日期卻是順治十年三月丁卯，這一天是初一日，也就是《特錫嘉名》所署的日期延后了三天。實錄所收錄的敕諭的大部分文字與《特錫嘉名》相同，唯獨有一句改為：“今特錫爾嘉名為通懸教師。余守秩如故。俾知天生賢人、佐佑定歷。補數(shù)千年之闋略。成一代之鴻書。非偶然也?！保?7］此處赫然出現(xiàn)了“通懸教師”。筆者認為這是《世祖實錄》館臣為避“歷獄”之禍而“創(chuàng)造”出來的。［28］《續(xù)文獻通考》卷采納了《清實錄》的記錄，說：“國朝德人湯若望以歷學(xué)受世祖寵，遇掌欽天監(jiān)事，尊為通懸教師?！保?9］之后編者又按，湯若望始尊為“通玄教師”, 繼避康熙廟諱改“通懸”后，被楊光先參劾，出獄后又改“通微”。筆者認為這些都是以訛傳訛，不足憑信。最后一些問題是：范文程為什么提議“通玄教師”，順治皇帝又為什么否決了這個提議，最后又為什么賞賜了“通微教師”這一稱號？“通玄”與“通微”之間的差異有什么玄機？這些問題留待以后進一步研究。</p> <p class="ql-block">四、附錄</p> <p class="ql-block">為讀者對照閱讀方便，筆者特將《特錫嘉銘》滿文進行拉丁轉(zhuǎn)寫，制作表格，將滿文與對應(yīng)的漢文句子一一對照排列，體現(xiàn)其對應(yīng)關(guān)系。與此同時，將《清史稿》的相關(guān)內(nèi)容也排列進來，體現(xiàn)其與《特錫嘉名》之間的關(guān)系。滿文拉丁轉(zhuǎn)寫采用莫倫道夫轉(zhuǎn)寫系統(tǒng)（P. G. von Mollendorf System）。</p> <p class="ql-block">注釋</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15px;">［1］ 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 冊，大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68 頁。［2］ 按，黃一農(nóng)先生在法國巴黎的國家圖書館（Bibliotheque Nationale, Paris）曾見到一題為“敕諭”的刻本（編號 BNP1324），此書所收即是順治八年八月二十一日頒賜給湯氏的三封誥命。筆者認為黃一農(nóng)先生所見三封誥命與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恩綸》是相同的刻本。［3］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 冊，第 68—112 頁。［4］ 黃伯祿：《正教奉褒》，載周燮藩主編，任延黎分卷主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總第 56 冊，據(jù)光緒三十年上海慈母堂鉛印本影印，黃山書社 2005 年版，第6—552 頁。另見陳方中主編：《中國天主教史籍匯編》，輔仁大學(xué)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486 頁；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中華書局 2006 年版，第 282 頁。［5］ 黃一農(nóng)：《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中華文化》1992 年第 2 期，第 162 頁。［6］ S. J. Alfons Vath,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Verlag J.P. Bachem G.M.B.H., 1933, p. 203.［7］ 黃一農(nóng)：《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第 163 頁。［8］ 《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 冊，第 125—130 頁。［9］ 黃伯祿：《正教奉褒》，載周燮藩主編，任延黎分卷主編：《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總第 56 冊，第 6—560 頁。另見陳方中主編：《中國天主教史籍匯編》第 487—488頁；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第 285 頁。［10］ 黃一農(nóng)：《耶穌會士湯若望在華恩榮考》，第 163 頁以及第 168 頁注 43。［11］ 陳垣：《湯若望與木陳忞》，《輔仁學(xué)志》第 7 卷第 1、2 期合輯，1938 年， 第17 頁；該文也收錄在《陳援菴先生全集》第 1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3 年版，第 332—333 頁。［12］ 同上文，第 25 頁；另見《陳援菴先生全集》第 15 冊，第 342 頁。［13］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中冊，中華書局 1988 年版，第 9、11 頁。［14］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商務(wù)印書館 2015 年版，第 149—150 頁。［15］ 同上書，第 234 頁。按，法國公使館索還匾額之事發(fā)生于同治元年（1862）。《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元年八月記恭親王奕?等奏言：“臣等恭查內(nèi)務(wù)府成案，有世祖章皇帝頒賜西洋人湯若望敕書一道，當時刊成匾額，系恭懸天主堂內(nèi)。旋因禁絕天主教，將匾額移存內(nèi)務(wù)府庫。今法國傳教士孟振生來總理各國事務(wù)衙門謁見談及，伊即懇為賞還。臣等亦以為牢籠之一端，當即允許，現(xiàn)在內(nèi)務(wù)府庫內(nèi)查出，法國哥士耆已由臣衙門祗領(lǐng)?！保ㄖ腥A書局 2008 年版，第 1 冊，第 372 頁）匾額竟然在內(nèi)務(wù)府的倉庫找到了，但是該文沒有說明匾額上所題寫的是什么字。［16］ 費賴之：《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及書目》上，馮承鈞譯，中華書局 1995 年版，第 176 頁；魏特：《湯若望傳》，楊丙辰譯，知識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7 頁。［17］ 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 冊，第 134 頁。［18］ 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 冊，第 143、148、157、162—163、171 頁。［19］ 葉夢珠：《閱世編》，中華書局 2007 年版，第 9 頁。［20］ 于敏中、英廉奉敕編：《欽定日下舊聞考》，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497 冊，商務(wù)印書館（臺北）1982—1986 年版，第 789—690 頁。［21］ 安雙城編譯：《清初西洋傳教士滿文檔案譯本》，大象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32 頁。［22］ 韓琦、吳旻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種）》，第 77 頁。［23］ 鐘鳴旦、杜鼎克主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第 12 冊，臺北利氏學(xué)社 2002 年版，第 351—368 頁。［24］ 《治歷疏稿》三集，載陶飛亞主編：《漢語基督教珍稀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2 冊，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50—351 頁。［25］ 張西平、任大援、馬西尼等主編：《梵蒂岡圖書館藏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文獻叢刊》第 1 輯第 1 冊，第 204 頁。［26］ 同上書，第 213、230、241 頁。［27］ 《清世祖章皇帝實錄》卷 73，中華書局 2008 年版，第 2069 頁。［28］ 黃伯祿《正教奉褒》收錄《御制天主堂碑記》時，特意將“懸”字挖改為“玄”，以為這才符合原貌，卻不知原文恰恰是“懸笈貝文”。［29］ 《清朝續(xù)文獻通考》第 1 冊，商務(wù)印書館 1995 年版，第 8496 頁。［30］ 筆者認為此處滿文書寫有誤，應(yīng)為 forgon，限期之意。</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