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79年秋天，我剛滿十六歲，在遂昌二中求學。</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從來不說，去遂昌二中，是第二次高復，那段經(jīng)歷從未提及。由于年紀尚小，每次參加高考， 別人都當我是應屆生，我也不加更正。高復像個斷片，被我刻意折疊起來，因為我很在意，兩次沒考上大學，很不光彩，很丟人。</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當然現(xiàn)在的我，已經(jīng)釋懷，跟自己達成了諒解。哦，我當年是考了三次才上的大學，沒關系，我是努力的，沒有蹉跎歲月。而即使考了三次，在大學里我也還是年齡小的一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一次高復的經(jīng)歷，可能折疊得太好太久，已經(jīng)徹底的忘了，不屬于我了。沒有了記憶，也就既無風雨也無晴。不過第二次高復記憶猶新，仿佛就在眼前。</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并不怪應屆考不上的客觀原因。童年遭遇文革，社會動蕩，父母工作調動頻繁，我也跟著不停的易地安家，沒辦法安穩(wěn)讀書。事實上，我小學二年級之前是拿了課本自學完成的，真正的自學，沒有父母幫助，雖然他們也都算有點文化。之后，在樟溪公社肖周大隊的禮堂學了三年，直到小學畢業(yè)去公社辦的中學讀初中?？陀^說，肖周大隊是沒有辦學條件的，既沒有教室，也沒有宿舍，更不要說食堂運動場之類，好在學生都是附近四個自然村的，老師的家也在附近，差不多都能半小時內到家，沒有安全問題，也沒人意識到安全問題，那時候農村孩子命硬且賤。這種條件下要辦學，只能因陋就簡，利用大隊禮堂，在進門的左邊辟出一角，聊作教室。由公社調配了一名老師，年輕未婚女，長發(fā)及腰，每天不辭辛勞梳成兩根粗辮，教所有年級的所有課，語文和算術。為配合禮堂做學校，大隊在背陰處挖了一個茅坑，經(jīng)常有偷糞的農民把糞池攪的臭氣熏天，滴瀝一地。也經(jīng)常有低年級孩子踏空掉下去，爬起來自己去外面田埂的溝渠里洗洗，就又坐在教室了。在這所大禮堂，我接受了三年一根扁擔le le le ，三個年級共用一個教室的混合教育。在粗辮子老師給其它年級上課的時候，我還被任命為小老師，管自己年級的領讀，聽寫，甚至批改作業(yè)，偶有差錯，被精明的同學發(fā)現(xiàn)，差點被打成反革命。禮堂的其它地方，照樣發(fā)揮著各種功能，堆肥，堆稻草，開村民大會，演革命樣板戲，等等，最溫暖的記憶，是和小伙伴一起，在堆到房梁那么高的稻草垛里打滾，捉迷藏。。。也記得追著看過的樣板戲，《紅燈記》中李鐵梅的唱詞唱腔，鐵梅雙手拽著辮子，怒目發(fā)誓：打不盡豺狼絕不下戰(zhàn)場。。。</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七十年代初，身處貧困山區(qū)，跟著農村孩子一起，就是這么讀書的。好在沒過幾年，這個禮堂里的小學就辦不下去撤掉了，沒有繼續(xù)誤人子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沒有問過我的父母，當年有沒有重視子女的教育問題。當年文化大革命，階級斗爭搞的人人自危，大人們自顧不暇，哪里還管的上孩子的學習，也沒有所謂人生起跑線的認識。時間輪回，當我自己的孩子上學之后，我本能的送她到本市最好的學校就讀，哪怕跨地區(qū)接送遠學費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高考又一次名落孫山之后的1979年，我離開母校，去了遂昌二中。回想一下，高中同屆畢業(yè)的6個班300多人中，應屆生僅考上了三個，這幾位當時無異于神童和天才，美名四處流傳，成為母校的驕傲。高復一年之后又考上了五個！現(xiàn)在看，對于一所縣中學來說，這樣的升學率實在是很低。也難怪，一直都以為自己高中畢業(yè)就要下放，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了，畢業(yè)的時候竟然恢復了高考，可以和全國的莘莘學子同考一張卷，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心理沒準備，學習沒到位，措手不及，考不上是大概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可窮鄉(xiāng)僻壤的孩子，改變命運的途徑，就是考上大學。我也是，兩次沒考上，并沒有就此破罐子破摔，而是越挫越勇，意志堅定，非考上不可。</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幸運的是，79年到了二中，遇見了一群恩師，非但對我們這些回爐重修的外地孩子沒有偏見，還拿我們當寶貝，格外傾心栽培，關愛有加。二中的教學風氣比我母校三中開明，清朗，老師們事業(yè)心和責任感更強烈。二中的恩師們，為了把學生送進大學門，恨不能掏空自己，上課大嗓門，激情飛揚，喊的嘶啞，下課還要在教室呆很久，隨時輔導，答疑解惑。我很想知道，我的恩師們，當年您們講課時，想過要把關鍵知識點藏好，等待開輔導課待價而沽換錢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二中的下半個學期，密集的模擬考試，幾乎每個星期都在做，在拼，一直拼到高考前一周，戛然而止，學校不再上課，放大家各自準備。</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現(xiàn)在回想起那段經(jīng)歷，如同參觀古戰(zhàn)場，看似云淡風輕，內心壯懷激烈。過去的一切，都融入了人生，留存心底的，還是那些特別溫馨美好的片段。</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記得一年一度的學校運動會，我以另一種方式參與其中，當廣播員。這是我的班主任王老師給我找的美差，對我無異于一份至高榮譽。雖然我曾經(jīng)有過幾次廣播員的經(jīng)歷，在樟溪公社代播過幾次開會通知，下轄村名至今深刻在腦海，脫口而出：力農，力溪，高岸，下馬坑，饅頭山，谷山壟，鐘家，蘭家，陸家，大徐，肖周，徐山，金村，包村，溪下，黃田，球坑，楊嶺腳，西源。。。按地理順序用松陽話播報，這些村名，如同我的一個個時光抽屜，珍藏了我少年放飛的疆域和版圖。當運動會的廣播員，要頻繁播報運動員的比賽成績。不知當時有沒有人注意到，我播錯了一個跑步成績，通訊稿寫的比較簡單，成績都是用一撇兩撇來表示分和秒，播報的時候要仔細轉化，分后面是秒，秒后面不用念單位，比如一分二十秒三二，我卻錯念成了一分二十秒三十二分，有一種進入死循環(huán)的節(jié)奏，意識到報錯了，卻慌亂的忘了應該糾正重報，當然這名運動員并沒找我碴，而此事也成為了一個記憶點。</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記得二中校門的左手邊有一排櫥窗，是學校公告欄，學期結束評選出來的三好學生在此張紅榜刊登，我也有幸忝列其中。公告欄里貼的照片，我穿著花棉襖，頭發(fā)恣意蓬亂，表情憤世嫉俗，簡直一無是處，沒辦法，身上只有這張照片，重照要錢。對于那些經(jīng)常被評上三好生的人而言，可能無所謂，但對我意義非凡，這是我高中以來獲得的最高榮譽，極其珍貴，它給我自信和勇氣，給我永不言敗的精神力量，樹立更遠大的理想， 努力成為更好的自己。</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每個人在漫長的一生中，總能獲得些獎勵與肯定。在關鍵的時刻獲得的獎勵和肯定，是可以影響終生的，盡管我工作之后，也曾多次獲獎，精神的榮譽，物質的獎勵，獎房獎車，但都不值一提。唯獨上大學之前的那個三好學生獎，銘記并影響至今。在二中，一年的學習時間不長，卻鑄造了內心的質地，奠定了人生的基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也記得當年二中附近的油餅攤，電影院，門前那條河，河對岸的山，都是那么好那么美的存在，現(xiàn)在想起來都會心頭一熱。猶記得，在縣政府上邊，通往人民醫(yī)院的街口，有一家面習（餛飩）店，是神一樣的存在，成為我閃閃發(fā)光的記憶點。在許多個熄燈就寢的夜晚，我放下書本，抱起搪瓷杯，獨自奔走在空曠的街道，奔向這家面習店。那高高的臺階，熊熊的灶火，凜冽寒風中，氤氳熱氣里，一杯滾燙充滿能量的面習，是給異鄉(xiāng)求學自己的犒賞，是對辛勞一天的身體的慰藉，以緩解一整個冬天寒夜苦讀的艱辛。</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79年，我十六歲，在遂昌二中復習備考，1980年，我考上了大學。</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以此文紀念在二中求學的歲月，紀念回不去的青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