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作者：王殊</p> <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歷任蘇皖邊區(qū)教育廳編審室編審，華東野戰(zhàn)軍衛(wèi)生部醫(yī)學(xué)院教員，新華社第三野戰(zhàn)軍總分社記者，新華社中國人民志愿軍總分社記者，新華社國際部南亞組副組長，新華社駐巴基斯坦、幾內(nèi)亞、加納、馬里、古巴、聯(lián)邦德國分社記者，駐聯(lián)邦德國大使館參贊、大使，《紅旗雜志》總編輯，外交部副部長，駐奧地利大使兼駐維也納聯(lián)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正文</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南美洲春節(jié)匆匆溜過</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在南美的厄瓜多爾度過了1962年的春節(jié)，與其說是度過，還不如說匆匆從我身邊溜過去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61年底我從非洲回到北京后，總社要我立即參加由老前輩梅益同志率領(lǐng)的新聞代表團訪問拉丁美洲。代表團要參加1962年1月1日在哈瓦那舉行的古巴解放三周年紀念大會，并且進行一周的訪問，然后再去智利和巴西。</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國記者協(xié)會鑒于當(dāng)時拉美各國除了古巴以外同我國都沒有外交關(guān)系，平常來往也不多，所以要我們多去幾個國家。我們離北京前聽到厄瓜多爾發(fā)生了軍事政變，比較開明的阿羅塞門納就任了總統(tǒng)，就用代表團名義發(fā)了一個電報給他，希望得到簽證前去訪問。</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瓜亞基爾風(fēng)光</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剛剛到了哈瓦那，厄瓜多爾使館就電話告知總統(tǒng)歡迎我們訪問，要我們?nèi)マk理簽證。我們結(jié)束在古巴的訪問后，在1月下旬乘飛機經(jīng)過巴拿馬到了厄瓜多爾最大的海港瓜亞基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厄瓜多爾赤道紀念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到后很謹慎，也有些緊張。因為就在幾個月前，我國青年代表團應(yīng)邀前去訪問，在機場就被警察扣留送進了監(jiān)獄，經(jīng)我代表團一再交涉，邀請單位也提出嚴重抗議并且要發(fā)動群眾游行，警察第二天才把代表團放出來并驅(qū)逐出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拜訪了一些新聞單位的負責(zé)人，并且參觀了市容和一些旅游景點。我們在瓜亞基爾住了三天，沒有發(fā)生什么事，就在新華社當(dāng)?shù)氐膱髮?dǎo)員羅曼的陪同下乘飛機去東北安第斯山高原上的首都基多，快到目的地時看到了安第斯山的一座活火山在夜空中一片火光沖天的壯觀場面，令人驚嘆不已。</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在基多的賓館吃過晚飯后，正在梅益同志的房間里商量這里的安排和拜會阿羅塞門納總統(tǒng)的事，忽然有一個中年男子敲門進來，從口袋里拿出他的證件，說他是警察局的便衣警察，要檢查我們的護照。我們說我們是應(yīng)總統(tǒng)邀請前來訪問的，而且有厄瓜多爾駐哈瓦那使館發(fā)給的有效簽證，在瓜亞基爾機場上已檢驗過了，如果他還有什么疑問，可直接同總統(tǒng)府聯(lián)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不聽，一定要看我們每個人的護照。他拿了我們的護照后，說要到外面的電話間去請示警察局的領(lǐng)導(dǎo)。我們怕他把護照拿走了不還，我和另外一個同志也跟了他到電話間去。他打了好幾個電話，最后說他的領(lǐng)導(dǎo)同意還給我們護照，連一聲“抱歉”也沒有說就走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當(dāng)然，我們也很難弄清這件事是警察局有意制造的還是個別人的胡作非為。羅曼勸我們不必過于擔(dān)心，但我們相約在基多的三天里要提高警惕，不給這些便衣警察任何借口。</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第二天，總統(tǒng)秘書忽然來電話通知，總統(tǒng)不是在首都基多而改在瓜亞基爾接見我們，也沒有說明原因。</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當(dāng)時在首都又盛傳要發(fā)生軍事政變，看來總統(tǒng)受到的壓力很大，他能否接見更使我們的訪問蒙上了陰影。我們第三天傍晚乘飛機回到了瓜亞基爾，令人高興的是，總統(tǒng)按預(yù)定時間友好地接見了我們，對我們的來訪表示歡迎，希望加強兩國之間的接觸和往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總統(tǒng)本來是個很健談的人，但我們可以看出他這次談話非常小心謹慎，不想談實質(zhì)性的問題。我們很理解他的處境，這次接見也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們本來準備好的一些問題也沒有提，一個多小時后就告辭出來。當(dāng)天晚上我們就乘飛機去智利首都圣地亞哥。</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上了飛機坐定之后，我們中有一個人說：“啊喲，春節(jié)過去了?！蔽覀儾畔肫鹎皫滋焓谴汗?jié)。這些天來大家工作和思想都有些緊張，把春節(jié)忘得一干二凈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三個“冒牌教授”西德過春節(ji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69年11月，新華社領(lǐng)導(dǎo)通知我在年底之前趕到西德首都波恩去，接替項前同志擔(dān)任常駐記者，因為他在那里檢查身體，發(fā)現(xiàn)患了癌癥，要很快回國來開刀。幾個月前，周總理要求新華社盡快恢復(fù)從“文革”開始以來記者都已回國參加“革命”、工作幾乎完全停止的國外分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任德國大使期間的王殊</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知道領(lǐng)導(dǎo)要派我再去國外工作，但沒有想到要去西德。當(dāng)時兩國還沒有建交，我不懂德文，也不熟悉德國問題，困難是會很多的。我馬上做各方面的準備，經(jīng)過巴黎辦好簽證趕往一線。</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在維也納工作了近6年，除了擔(dān)任駐奧地利的大使外，還兼任我國駐聯(lián)合國維也納組織的大使，其中最重要的是國際原子能機構(gòu)。</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國際原子能機構(gòu)總部大樓</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這個近些年來顯得越來越重要的機構(gòu)是在1957年成立的，任務(wù)一是開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二是防止核擴散。第三世界希望大國幫助他們和平利用原子能，而美國的主要興趣是在防止核擴散、保持核壟斷的地位，因此內(nèi)部爭吵很多。</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國是在1984年6月參加該機構(gòu)的，我擔(dān)任了首任駐該機構(gòu)的代表?；貒?，部內(nèi)要我擔(dān)任國際問題研究所的所長，從而開始了學(xué)者的生活。</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在多年擔(dān)任駐外記者和駐外大使時，曾到過亞洲、非洲、歐洲和美洲等四大洲，沒有去過大洋洲。研究所的工作主要是同北美、西歐和蘇歐的關(guān)系，我想今后到大洋洲的機會可能很少，甚至沒有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不料，我到研究所以后不久，我國參加了亞洲太平洋合作會議。這是一個由學(xué)者、工商業(yè)者和研究人員三方組成的非政府組織，參加的有本地區(qū)的一些國家和地區(qū)，臺灣是作為地區(qū)參加的。參加國家和地區(qū)都有自己的合作委員會，一般都設(shè)在本國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里，因此，我國的合作委員會也設(shè)在我主持的研究所。</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會長是曾任社會科學(xué)院副院長的外交家、著名國際問題評論員宦鄉(xiāng)同志，副會長有多位各界代表人士，我也是其中之一。合作會議每次大會結(jié)束時選出一個主權(quán)國家作為下屆輪值國，在大約一年半的大會期間召開兩三次理事會，另外還有幾個專門委員會。</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過了兩年多，正好由新西蘭擔(dān)任輪值國，因此我有三次機會去新西蘭參加會議。當(dāng)時去新西蘭一般都經(jīng)過澳大利亞或日本，所以我也去過兩次澳大利亞。理事會一般開會兩三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臺灣的代表是辜振甫老先生，他的夫人是我國早期的著名學(xué)者、翻譯家嚴復(fù)先生的孫女。辜振甫先生是著名的工商業(yè)家和學(xué)者，我在擔(dān)任副會長期間，每年同他一起開會兩三次。</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93年4月27日，首次會談前，汪道涵（右）與辜振甫握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他是一位很和靄和很有禮貌的老先生，后來被推選為臺灣海基會的會長，合作會議開會的事就由他的侄子辜廉松代替了。他作為?；鶗L，同我方的海協(xié)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和上海舉行了汪辜會談，達成了著名的“九二共識”。他還訪問了北京，受到了中國領(lǐng)導(dǎo)人的接見。不幸，他和汪老都先后去世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惠靈頓市容</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在1988年初，我到新西蘭首都惠靈頓參加理事會時，正好趕上了春節(jié)。新西蘭位于南半球，我們的春節(jié)在那里正是盛夏。惠靈頓是個人口很少、生活安靜的城市，同最大的海港城市奧克蘭不一樣。我們住的旅館周圍當(dāng)時只有幾家很小的中國飯店，老板是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地來的華人，而且可能是由于新西蘭盛產(chǎn)有名的牛羊肉，所以幾乎家家門口都標明有涮羊肉火鍋。</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除夕晚上，我們穿了短袖襯衣到一個比較干凈一些的小店去吃涮羊肉。開始時大家都覺得新西蘭的羊肉很好，又白又肥又嫩，可是吃了一陣，感到味道不怎么樣，比北京的涮羊肉差得多。我們中有一個人最早發(fā)現(xiàn)，說新西蘭的羊肉一點羶味也沒有。吃涮羊肉羶味太大當(dāng)然不好吃，可是一點沒有羶味也一樣不好吃，沒有什么羊肉的味道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我們雖然飽餐了一頓，仍感到很遺憾，吃得沒有很過癮。我們都知道，新西蘭和澳大利亞生產(chǎn)的牛羊肉質(zhì)量很好，只是沒有羶味，以后再去那里只吃紅燒羊肉，不再吃涮羊肉了。不過，這次吃沒有羶味的涮羊肉火鍋過春節(jié)，卻常常記在我們的腦海里。至此，我五大洲也走遍了。</p><p class="ql-block">- END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