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span></p> <p class="ql-block">在張掖古城區(qū),以鐘鼓樓為中心,四街八巷,一千多年來一直保持著原有的城市歷史格局?,F在,四街里面唯有南大街不是筆直的,街道在張掖山西會館門前擺出了一條弧線,關于這條弧線還有一段佳話。</p><p class="ql-block">1996年,張掖南大街因城市建設改造升級需要拓寬。其中,山西會館山門占壓紅線14米,被納入拆除之列。由于事關重大,政府邀請全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委員會顧問、同濟大學教授阮儀三等專家,專程到張掖,就山西會館山門是拆遷,還是就地保護,召開了專題會議。專家們一致認為,文物古跡一旦拆除,不可再生,即便是遷建他處,也失去了其原真性;南大街拓建應避開文物,拐彎建設,對山西會館施行原址保護。此舉,在1996年全國歷史文化名城韓城分片年會上,被傳為佳話。</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山門</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明九邊重鎮(zhèn)(圖片來自網絡)</span></p> <p class="ql-block">張掖山西會館,位于南大街中段西側,大佛寺東北角,坐西面東,是目前張掖保存最為完整的會館,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p><p class="ql-block">所謂會館,就是特殊人群聚會、交流、客居的場所。顧名思義,山西會館就是專供山西商賈逗留聚會住宿的所在。</p><p class="ql-block">那么,山西人緣何將會館建到了張掖呢?</p><p class="ql-block">這要從明朝建立九邊重鎮(zhèn)說起。</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一</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1368年,明朝洪武元年,徐達率軍北伐,元軍大敗,重新回到他們熟悉的草原。明初,中原大地百廢待興,而回到草原的蒙古騎兵,也始終沒有放棄復辟圖謀。</p><p class="ql-block"> 1403年,退守漠北的北元政權經歷了五代大汗后,分裂成韃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落。明王朝與蒙古部族數次開戰(zhàn),盡管明軍戰(zhàn)績不錯,卻始終無法將對手徹底消滅,這樣北部邊患問題就成了一塊心病。為了保護來之不易的江山社稷,明王朝決定加強北部的軍事防務。</p><p class="ql-block"> 1369年,明王朝在推翻元朝的第二年,朱元璋即下令開始修筑自山海關,到河北宣化一線的長城。經歷了明成祖朱棣,到明憲宗朱見深六代皇帝70多年的修筑,到16世紀中期,明朝建成了東起遼東鴨綠江邊的虎山,西至甘肅河西走廊嘉峪關,全長17700多里的萬里長城。并從明永樂初年到正德年間,用了100多年時間,先后在北部邊境建立起了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太原、延綏、寧夏、固原和甘肅九個軍事防御重鎮(zhèn),被稱為九邊重鎮(zhè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磚雕</span></p> <p class="ql-block">明朝自建國起,國防重心就一直以北方邊鎮(zhèn)為主,明軍與蒙古騎兵沿長城形成長期對峙??梢哉f有明一代,其北方與蒙古部族的邊患就從未停止過,直到亡于李自成。</p><p class="ql-block"> 九鎮(zhèn)之中,甘肅鎮(zhèn)總兵駐扎在甘州衛(wèi),也就是今天的張掖市。管轄駐守長城約800多公里,東南起自今蘭州黃河北岸,西北至嘉峪關討賴河一帶。至今明長城遺址在張掖境內還時斷時續(xù),有多處遺存,保存最為完整的在山丹縣境內,是與漢長城并存的一段。永樂時期,甘肅鎮(zhèn)駐軍兵力約9.6萬人;崇禎時期,駐軍兵力約4萬人。甘肅鎮(zhèn)以居河西走廊一線之路,孤懸千里的特殊地理位置,承受著來自邊防的巨大壓力。當時,北方行蹤不定的韃靼部落一直虎視眈眈,西北方向快速崛起的東察合臺汗國,屢屢襲擾甘肅鎮(zhèn),試圖控制河西走廊。</p><p class="ql-block"> 九邊重鎮(zhèn)派駐的總兵力,在明朝各時期有較大變化。從永樂年間至明末崇禎皇帝時期,連馬匹帶兵丁,其兵力從四十多萬到近一百萬不等,龐大的軍隊駐扎,吃喝便成為令朝廷頭疼的問題。為了解決戍邊將士的軍需和糧餉,明王朝將鹽引(換取鹽的憑證,俗稱鹽票)大規(guī)模地運用到邊防,以解決邊境戍邊軍隊的軍糧儲備問題,史稱“開中法”。</p><p class="ql-block"> 1370年,明王朝首先在太原、大同兩鎮(zhèn)實行“開中法”,鼓勵商人們運送糧食到邊塞,以糧食換取鹽引,賦予商人販賣食鹽的資格。鹽,自春秋齊國管仲起,基本歷朝歷代大都是國家專營的。沒有鹽引被視為販賣私鹽,是殺頭之罪。而“開中法”,放開了對食鹽的控制。</p><p class="ql-block"> 1371年,明王朝制定的“中鹽例”,規(guī)定一至五石糧食可換取一小引,約200斤鹽,后來隨著糧價高低而不斷調整變化,每年的鹽引數量在8萬引左右。這是一個巨大的市場,給近水樓臺的山西太原、大同商賈帶來了歷史性商機,也因此成就了晉商五百多年的商業(yè)傳奇!</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主殿</span></p> <p class="ql-block"> 靠近邊關的山西商人捷足先登,他們迅速組織販運糧食到就近的邊鎮(zhèn),以換取鹽引。然后憑鹽引到政府指定的鹽場換取食鹽,再運往指定的地方進行銷售,從中獲取高額利潤。剛開始他們只是通過收購販運糧食到邊鎮(zhèn),但因為成本高,擠壓了利潤空間。為獲取更加豐厚的收入,一部分晉商開始在各邊鎮(zhèn)周邊直接雇傭勞力墾田種糧,就地換取鹽引,從中漁利,史稱“商屯”,商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強和穩(wěn)固邊防的作用。</p><p class="ql-block"> 當明政府頒布開關互市令后,山西商人又得以與關外各民族開展貿易,互通有無。就這樣,他們和后來的部分陜西、河北京客,抓住天時地利,依靠販鹽發(fā)財興旺起來??梢哉f,明“開中法”的實施,讓晉商淘到第一桶金,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晉商藉此漸成氣候,躋身于中國十大商幫之首。 也為之后山西商人的茶葉之路鋪平了道路,積累了商業(yè)資本,更為走西口打下了基礎。</p><p class="ql-block">山西地少人多,歷史上就有重商從商的傳統(tǒng)。這一傳統(tǒng)促使很多優(yōu)秀的人才走向商道,他們憑借“開中法”,以艱苦奮斗,誠實守信的精神把生意越做越大,最后基本覆蓋九邊重鎮(zhèn)。</p><p class="ql-block"> 1496年,明代中期,戶部尚書葉淇于弘治五年,廢除了‘’開中法‘’,實行“折色法”?!罢凵ā睆U除了鹽商向邊關運送軍糧換取鹽引的制度,改為直接向鹽產地用等值銀兩購買鹽引的制度。自此,山西、陜西等地的鹽商為了生存紛紛搬到徽州、揚州一帶,促使邊關的軍糧再度出現嚴重的供給矛盾,引發(fā)明朝后期的邊關問題,并最終亡國。</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牌樓</span></p> <p class="ql-block">1644年,清順治元年,清軍攻入北京,明王朝覆滅。長城內外,漠南漠北,遠至蒙古的薩彥嶺和恰克圖,重新成為中華封建帝國的領土。</p><p class="ql-block">長城則成為清政府分治蒙漢民族的藩籬,為此建立了嚴格的查驗制度,明文規(guī)定長城內外,蒙古人不許隨便進邊墻,漢人則不許隨便出邊墻,如有犯者,抓住就是死罪。</p><p class="ql-block"> 清朝康熙三十一年,長城解禁,山西商人也開始了長達260多年走西口的歷史。歷史上的“走西口”,亦稱“走口外”,是指山西、陜西等地百姓前往長城以外的內蒙古草原墾荒、經商的活動。</p><p class="ql-block"> 清康熙年間,走西口的規(guī)模達到高峰。到清光緒三年至五年,山西等地大旱三年,這時的山西商人已不再是風光的往邊關運糧,而是為了生存走西口。走西口,有數條線路,主要的目的地是現在的內蒙古境內,后來發(fā)展到新疆、歐洲、俄羅斯等地。其中,經殺虎口進入歸化城,西行至薩拉齊,過包頭,穿寧夏,越甘肅這一線,張掖、酒泉、敦煌成為必經之地,然后到達今天的烏魯木齊、伊犁等地。最終,晉商用牲口馱運等傳統(tǒng)方式把生意做出了國外,成了縱橫歐亞大陸500年的大商邦。晉商最輝煌的時候,清朝戶部國庫,王公貴族的家產,都交給他們經營打點,甚至在慈禧西逃的時候,路費也是由晉商所出。</p><p class="ql-block"> 明永樂時,甘肅茶馬司設在甘州。清初,設陜西洗眠、河州、西寧、莊浪、甘州等茶馬司。至圣祖康熙四年,茶馬政策一直延用明朝制度。因此,清代的甘州府商業(yè)貿易非常繁榮,是河西走廊馬市和茶市的交流中心。與此相關的商貿交往均在此集結,承接著東來西去的商隊,來自山西、陜西的大商巨賈不斷涌現在甘州街頭,路上車馬商販,南來北往,時有駐足。</p><p class="ql-block"> 縱觀歷史,無論是做為九邊重鎮(zhèn)的駐地、還是西北重要的茶馬互市、亦或是“走西口”的重要驛站,甘州都是晉商、陜商等各路商賈必到之地。每逢交易旺季,四方商賈云集甘州府,全國各地商人紛至沓來,催生了甘州的繁榮,這種繁榮一直延續(xù)至清中后期。</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主殿</span></p> <p class="ql-block">乾隆十八年,王學潛所作《甘州賦》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其都市之間,衢(qu)衖(xiang)連延,廛(chan)市周環(huán)。逆旅傳舍,輪蹄錯盤。酒旗當壚(lu),茶灶蜚煙”,“百物繁顆,爭珍斗妍”,“擊轂(gu同轱)摩肩,袂(mei)云汗雨,熙攘往還”,“檀板紅牙,?。╣ong)籌縱橫”,“馬牧金埒(lie),矢射蒲姑”。</p><p class="ql-block"> 《甘州府志》載:“紅燈夜市,依稀檻外之旗亭;畫角秋聲,隱約城中之簫鼓?!庇纱丝梢钥闯?,當時的甘州府,不僅商業(yè)繁茂,人員湊集,百業(yè)旺盛,而且文化娛樂活動也十分熱鬧。</p><p class="ql-block"> 甘州府各大旅店飯莊經常人滿為患,一鋪難求,遠道而來的商人們穿梭于古城甘州,甚是熱鬧,甘州成為河西商業(yè)中轉和交易的中心。但同時,也有一些初來乍到者,人生地不熟,不要說做生意,有時甚至吃住都是大問題。</p><p class="ql-block"> 一時間,富裕起來的各地商賈,尤其是晉商,在重要的商貿重鎮(zhèn)修建會館蔚然成風。一方面是為了解決同籍商戶在異地經商的諸多不便,同時也成為他們擁有財富的象征。</p><p class="ql-block"> 張掖山西會館、陜西會館、民勤會館、武涼會館,包括酒泉的山西會館,都是在這一歷史文化背景下修建的。</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二</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自古以來,為了生存、為了積累財富、為了出人頭地,有無數商賈拋下妻兒,背井離鄉(xiāng),遠赴關外,奔走于漫漫絲路商道,此一去千山萬水,或許只能是山河入夢了,畢竟關山迢迢。獨在異鄉(xiāng)為異客,對大多數人來說,心中都有永遠揮之不去的鄉(xiāng)愁,離開故鄉(xiāng)越遠越久,鄉(xiāng)愁就會越醇厚越濃烈。所謂“逢人漸覺鄉(xiāng)音異,卻恨鶯聲似故山”,漂泊在外,總是故鄉(xiāng)音最動聽,總是故鄉(xiāng)人最親近。</p><p class="ql-block"> 這些往返于遙遠商道的商賈們,對鄉(xiāng)愁可以說是深有體會。且不說千里商路上的困苦寂寞,縱使是富可敵國,吃穿不愁、錦衣玉食,但客居他鄉(xiāng)的綿綿思鄉(xiāng)之情卻是任何東西都無法替代的。</p><p class="ql-block"> 趙世貴是一名遠居甘州府的成功晉商,經過多年打拼,已在甘州擁有多處商號。在經商歷程中,他一直以樂善好施著名,經常出資幫助遇到困難的同鄉(xiāng)。在甘州扎穩(wěn)腳跟之后,趙世貴對故鄉(xiāng)同道仍是充滿關注。他深知山西人在千里從商途中的不易,更是體驗過背井離鄉(xiāng)的苦痛,對在外奔波的故鄉(xiāng)人沒有可以容身之事,一直念念不忘,便思索著如何讓他們在長途跋涉到河西邊塞時能獲得最大的便利,于是萌生了在甘州籌建會館的想法。一日,他將心中所想告訴了同在甘州做生意的弟弟趙繼禹和同道張朝樞,三個人一拍即合,于是,向當時在甘州做生意的山西籍商界人士發(fā)出籌建倡議,很快得到了積極的響應。不出手則以,出手就是大手筆,為了興建張掖山西會館,趙世貴、趙繼禹、張朝樞等前前后后的晉商,總共投入費用數千兩。</p><p class="ql-block"> 雍正二年(1724年),在趙世貴等晉商的共同努力下,歷時六年,將張掖大佛寺東北角的一座關帝廟,于雍正八年,改建為忠義會館。</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匾額</span></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重修山西會館大殿捲棚廂房牌樓碑亭記</span></p> <p class="ql-block">在現會館南耳房的院棚下,有一塊立于民國九年(1920年),重修山西會館大殿捲棚廂房牌樓碑亭記記事碑。根據碑記載,山西會館當時叫忠義會館,由晉商創(chuàng)建于雍正初年。宣統(tǒng)二年(1910年),會館的大殿、捲棚、廂房、牌樓等,因年久失修已是岌岌可危。于是,甘州的協(xié)同慶、同積永、義同泰、起盛永、大德隆、三和玉等二十五家商號和個人,捐助白銀1397兩,錢16千文,從二月開始,至九月初,歷時半年多,重修了正殿的捲棚,南北獻殿六楹(間),廂房十楹,牌樓三楹,同時新修碑亭三楹。</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重修山西會館碑記</span></p> <p class="ql-block">另一塊重修山西會館碑,則記載了對會館的一次修葺:“山西會館創(chuàng)于清雍正間,自乾嘉道咸同光以來,其間善造加飾,先后非一人歲月,費一時均之。經始于丙辰(1916年)季春,落成于丁巳(1917年)仲夏,需時逾一年之久,用款近六千余金?!?lt;/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span></p> <p class="ql-block">與張掖毗鄰的酒泉山西會館,則修建于清朝乾隆十一年(公元1747年),是在當時駐肅州的川陜總督黃廷貴主持下,也是在原關帝廟的舊址上,由在肅州做生意的山西人出資修建的。 </p><p class="ql-block"> 關帝廟以供奉三國大將關羽而興建,因關羽是山西人,更為世代晉商所推崇,其忠義誠信之精神是他們經商的座右銘。因此,國內外所有的山西會館,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以關帝廟為主體建筑,尊奉關羽,逐步形成了晉商在關公信仰中的獨樹一幟。這種文化也隨各地的山西會館,將中國傳統(tǒng)的商業(yè)文化推動到了一個新的境界。</p><p class="ql-block"> 山西會館整體完工之后,看到山西人千里而來者息肩投足,至若家居,鄉(xiāng)語喧嘩,往其為客的情景,趙世貴不由心生感嘆!意識到山西會館的修建,已經不僅僅是為漂泊在外的晉籍商賈提供了一個可供安歇的所在,更是凝聚了一種精神、一種對家鄉(xiāng)強烈的自豪感。成為此后百余年間往來于山西與張掖之間,羈旅之人的蔭蔽之所,為身在異鄉(xiāng)的晉商找尋到了一個精神家園。</p><p class="ql-block"> 會館的建成,使山西商人的精神為之一振,在趙世貴等故里先賢的感召下,更多晉籍商賈紛紛千里迢迢來到甘州駐足從商;或做短暫休整后,繼續(xù)西行前往遙遠的新疆甚至歐洲。會館的建成,同時也體現了晉商在甘州府的實力,大大提高了他們在河西地區(qū)經商的影響力,一時間晉商在河西實力日強,并聲名遠揚,對后來不斷客居在此的晉籍商賈們,又是莫大的激勵和榮耀。</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張掖山西會館戲樓</span></p> <p class="ql-block">到了清中期,甘州已經匯聚了大大小小數家會館,會館名稱大多以具體的州府地名為名,專門接納本籍同鄉(xiāng)。會館的大小、條件好壞,則大多與此地行商人數的多寡和情懷相關。經常光顧會館的,除了同籍商賈,還有一些有商務往來的各地客商,畢竟商場險惡,世俗喧囂,惟故里鄉(xiāng)音能夠讓人稍感欣慰,會館的大門就像是通往故鄉(xiāng)的捷徑,門里是淳樸的鄉(xiāng)情,門外則是繁雜薄涼的世俗。</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三</p><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 張掖山西會館的山門,是一座造型華美的建筑。兩側是磚砌的六米長“八字”墻,墻中央分別有“忠”、“義”大字楷書磚雕,山門中間高掛匾額“山西會館”。</p><p class="ql-block"> 進入山門,南北兩側各有耳房數間,為生活用房,有通道可以分別進入院內;同時,兩側還分別設有木梯可以上到二樓,入口上方分別有“出將”“入相”兩塊匾。正面是深約十米的一個甬道,兩側設木柵欄,柵欄內原來有鎮(zhèn)牛鬼蛇神的諸神塑像若干。穿過甬道來到會館院內,通道上面二層與山門背向面西,是一座巧奪天工的戲臺,其一層兩邊各書有一個大字“財”“祿”。</p> <p class="ql-block">戲臺正前兩側,建有對峙的上下二層看樓,各為七開間,寬約二十米,進深三米有余。觀戲樓建筑為單面坡頂,前檐柱間,置有木構花欄,廊柱間施雀替。當年看樓使用時,樓上應該設有雅座,為上賓就坐觀戲區(qū),樓下及中院應為次賓及大眾席。站在中院,面向戲臺,仿佛置身當年,樓上樓下商賈云集,高朋滿座,在絲弦鑼鼓聲中,臺上臺下互動叫好,貨郎穿梭其間,晉劇、秦腔、豫劇、昆劇、花腔輪番上演,好不熱鬧!在無意間,晉商將中原戲種帶到了河西走廊,并通過各地的山西會館,將傳統(tǒng)戲劇劇種推廣傳播到大江南北。</p><p class="ql-block"> 迎面是牌坊樓,牌樓建筑為三門四柱,柱底部兩面均施夾桿石,石面雕有吉祥圖樣。中間嵌板上,高懸藍底金字匾額“威震華夏”。牌樓左右兩側,分別是鐘樓與鼓樓,樓前擺放石獅一對,建筑為兩層攢尖四面坡,或南或北中間開門,進入鐘鼓樓上二層,可通向觀戲樓二層。</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span style="color:rgb(237, 35, 8);">位于張掖南大街的張掖山西會館</span></p> <p class="ql-block">極目仰觀,牌樓為三門四柱三樓式,中間樓高達十米有余,牌樓之上,斗拱層疊,達六層之多,并逐層增大,呈倒梯形,歇山頂,樓頂青瓦覆蓋,兩層飛檐,隨著一陣微風,檐角風鈴發(fā)出幽遠悅耳的聲音。</p><p class="ql-block"> 穿過牌樓,便是主殿,主殿前為抱廈,抱廈面闊三間,進深十米有余,寬約十四米,卷棚頂覆青瓦。抱廈中間懸牌匾“關帝廟”,透過抱廈南望,可見張掖土塔秀美的身姿。</p><p class="ql-block"> 正殿面闊三間,進深約八米左右,卷棚頂,前檐大額坊雕有各種卷草花紋,殿角為砌磚方柱,上端磚雕花鳥蟲草,走獸珍禽,其雕刻形象生動,惟妙惟肖。正殿上方懸匾額“乃大丈夫”,為閻錫山所題。大殿門柱掛木刻楹聯(lián):</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漢朝忠義無雙士,</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自古英雄第一人。</p><p class="ql-block"> 為四川省書協(xié)會員、中華書法研究會江祥章所書。進入大殿,正上方供奉關公夜讀塑像。</p><p class="ql-block">在主殿內可以明顯的看出,當時會館由關帝廟改建的痕跡。當時的會館,日常除了按時舉行祭拜關帝的儀式外,其重大集會議事都在主殿舉行,其他事務則在附屬建筑進行。 會館整體建筑布局為合院,建筑搭配起伏開闔,疏密相間,錯落有致,整體院落渾然一體。其間的木雕、磚雕、石雕都十分考究,而考究只是古人精于工藝的一種反應,是一種美學的表象。每每漫步于會館之中,除了欣賞建筑本身的美,更加吸引我的是這里的木雕、磚雕、石雕所呈現的內容,用當下的語言叫“滿滿的正能量”。 會館最大的兩塊磚雕在山門南北兩側。南面的磚雕內容為“錦繡山河”,巨幅磚雕的周邊雕刻有琴棋書畫、牡丹荷花等傳統(tǒng)紋樣。北面為“百荷圖”,寓意和合,以和為貴,周邊雕刻有花瓶,寓意平平安安,還有琴棋書畫等精美的傳統(tǒng)紋樣。</p><p class="ql-block">其實,古人的生活智慧全部藏在建筑中!只是,當下的人們總是腳步匆忙,很難停下來,細細品悟。不由心生感慨,帶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傳統(tǒng)建筑,才是中國人應該住的房子,住在這樣的房子里豈會焦慮?住在這樣的房子里,才不會讓我們忘記從哪里來,又將去往何方。會館處處滲透著傳統(tǒng)文化,是中國傳統(tǒng)建筑之集大成者。 山西與張掖相隔千里,而在這千里之外,山西會館鄉(xiāng)情存焉,來此可一解思鄉(xiāng)之愁。到清末民國時期,會館還曾開辦義學,供同籍商家子弟入學讀書。明清年間,山西商人幾乎遍及全國,在全國各地甚至國外建有五百余家山西會館,張掖山西會館是其中之一。這些遍布的會館,是晉商當年艱苦創(chuàng)業(yè)、闖蕩天下的歷史見證,是他們創(chuàng)造輝煌商業(yè)奇跡的縮影,也成為傳播三晉文化的重要載體。 四 從雍正二年到民國初期,這座地處河西走廊商賈重鎮(zhèn)的會館,曾居住過無數山西商賈,這里成為他們事業(yè)和人生的中轉站,而經由張掖山西會館走出的山西商人,又對后輩鄉(xiāng)親多有幫襯。百年間,張掖山西會館承載著山西人的鄉(xiāng)愁,也在遙遠的河西維系著山西人的文化血脈。</p>